西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影响机理及推进路径

王永香 王心渝

摘 要：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平衡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推进民营企业家有序有效政治参与，正确引导民营企业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在西部地区制度环境、营商环境、文化环境的现实基础条件下，民营企业家自身综合素质是有效政治参与的关键启动要素，地方政府服务态度和专业水平是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直接评估途径和政治信任来源，其涉企服务效能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行为方式有直接影响，是民营企业家有序政治参与的激励引导变量。引导西部民营企业家有序有效政治参与，需要以组织参与和党建引领相结合创设积极参与环境，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推进亲清政企互动，以思想教育和精神培育相结合实现企业家政治社会化，以全民数字监督和“直播+”创新民营企业家网络参政方式。

关键词：政治参与；西部民营企业家；政企互动；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D621；F276.5

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j.cnki.sxsx.2023.03.002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Promotion Path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China：

——Take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Yong-xiang， WANG Xin-yu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Expanding citizens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order to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teadi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bal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c process， promote orderly and effe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correctly guide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contribute wisdom to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realistic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is the key starting factor for effe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service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e direct way for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evaluat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urce of political trust. Its enterprise-related service efficienc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and behavior patter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To guide the orderly and effe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wester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an active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 by combining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Party building guidance， promote the pro-clean government enterprise interaction by combining “effective market” with “promising government”， realiz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s by combin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spiritual cultivation， and innovate the network participation mode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by nationwide digital supervision and“live broadcast +”.

Key word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western China;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政治现代化包含着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1］35。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新时代，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推动创业就业和政府职能转变、引领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开拓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家数量不断增加，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参政意愿日益强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3］，多次强调要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消除顾虑、大胆发展，鼓励倡导民营企业家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印发，标志着西部大开发正式进入3.0时代，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需要民营经济助力引擎和民营企业家贡献智慧。通过实证调研研究当下西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影响机理及推进路径，对推进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引导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和区域协调发展，开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民营经济的韧性是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是构建高质量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2022年共有145家中国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其中内地民营企业共有50家，西部民营企业3家^［5］。《中国企业综合调查报告2018》称，民营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比例为29.9%，19.9%有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经历，35.3%是中共党员^［6］。十八大代表中有34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全国党代表，十九大代表中有27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其中5位代表来自西部^［7］。根据广东省女企业家协会与中山大学的调查数据，近年广东女企业家中共党员的比例为24.9%，比2004年调查数据增长21.4%个百分点；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女企业家占24.6%，比2004年增长19.9个百分点^［8］，民营企业家逐渐通过各种方式登上政治舞台。引领民营企业家制度化政治参与，正确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政治参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手段，在参政议政过程中，西部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品质和政治素养可以得到进一步培养和发展。另一方面，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需要平衡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推进民营企业家有序有效政治参与。如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贯彻“两个健康”和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是各级党委政府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西部地区政府作出了大量有益尝试，例如青海省政协组织召开民营企业家与省长面对面协商议政座谈会，邀请民企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青海民营企业发展的重难点问题与省长对话交流^［9］；陕西省政府以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年、营商环境突破年、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为抓手，出台《陕西省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清单》和《大力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深化“放管服”改革，助推政企亲清互动^［10］。诚如访谈中有企业家提到，“企业家参政议政非常有意义，只有企业家群体能把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最为实际的问题表述清楚，而这正是政府需要且热烈欢迎的。”

针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现实状况、影响因素及推进策略，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多省份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现状调查与实证分析。例如有学者针对广州^［11］、浙江^［12］、江苏^［13］、河南^［14］等地的新阶层政治参与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中部地区（如河南）与东南沿海省份（如浙江）企业的政治行为进行比较研究^［15］，但少有针对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问题进行深度访谈的实证调查和质性分析。二是关于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影响因素分析。黄冬娅从国家中心视角出发，认为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政策变迁决定了企业家影响地方政策过程的方式及其影响力的大小^［16］。吕鹏则通过多元回归研究探讨了经济实力、政治身份、社会责任、慈善投入和高等学历对私营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影响途径和程度^［17］。王永香通过实证调查探讨了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影响^［18］。三是扩大民营企业家有序政治参与的政策建议。董明提出规制性和规范性要素的二维合法性机制分析框架，以新制度主义分析视角提出加强正式制度供给的“稳”“准”“狠”和实现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从“功利”到“權利”的现代性转向^［19］；阳春花、庞邵堂基于亲清政商关系视域和嵌入理论，探讨民营企业家应如何选择与调整政治参与策略以有效影响决策过程，并考虑到了政府在政商互动中的规范、引导、回应和支持作用^［20］。

学术界对规范民营企业家有序参政的问题研究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理论思辨居多，也不乏实地调研，但提出的对策路径偏向宏观，不够细化或可行性较低，鲜少考虑地区发展差异。此外，现有针对西部地区政治参与现象的调查研究对象集中为农民和少数民族，缺乏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实证研究，及对其政治参与进行分类，并解释因果要素间的作用机制。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民营企业家普遍认为政企间地位不对等，沟通形式化，协商渠道单一，且西部人才短缺，区位劣势难以突破。可见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既存在普遍共性问题，也有西部地区独特的个性问题，需要结合影响因素对当前困境作出深入分析。同時，在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行为机制并作出正确引导和策略创新。

二、西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及阐释

本文实证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及所在团队自2020年起开展的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政企互动及商协会协商制度化课题调研，最终面向陕西省民营企业家回收有效问卷247份，面向西部商协会成员回收有效问卷139份，共访谈45人次，获得了累计50余万字的访谈资料。作为西部五省龙头和“一带一路”的优势省份，陕西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近些年经济也呈现持续恢复、结构向善、动能蓄积、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2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绩效考核结果，陕西位列西部13个省份第一名^［21］。但与之对比，陕西省民营企业家的参政议政情况并不亮眼，政治文化和政商关系极大程度上反映了西部地区的整体问题。

基于对调研资料的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通过进一步文献研究和讨论拓展，从环境因素、地方政府因素和企业家自身因素三个范畴搭建出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意识具有能动作用，西部民营企业家作为政治参与主体产生参与意识，结合自身认知，根据参与动机、参与能力及参与效能感的不同选择构成不同类型的参与行为。基于此，企业家自身因素构成了西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关键启动要素。环境因素是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所面对的制度建设、营商环境、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和现实基础。地方政府因素本质上反映了客体政治系统的基本状况，不仅表现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服务态度、专业水平和行政效能，还构成民营企业家主要的政治信任来源、直接评估途径与激励引导角色。环境因素和地方政府因素则分别作为现实基础条件和激励引导变量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主体提供了客观层面的限制约束与发展空间。

（一）环境因素是民营企业家积极政治参与的现实基础条件

汤普森使用“任务环境”来说明组织执行具体任务时所处的环境，同时指出不同类型的文化也深刻影响着组织^［22］。本研究中的“任务环境”应具象为营商环境。此外，环境因素还包括制度环境与文化环境。

制度环境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提供政策依据和法治保障，同时建设形成一整套参与机制与平台作为规制。由于地域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访谈时部分企业家和商会负责人表示，较之江浙地区政府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层面营造的良好制度环境，西部地区政府的参与制度供给、落实与监督情况还有待提升，立法方面也并未体现对民营企业的更多关注，正式制度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渠道设计，未能跟进企业的发展需要。此外，虽然民主、法制的建立为每个公民自由、公开、平等地表达观点提供了法律保障^［23］，但不同地域的民营企业家基于成本分析和利益选择会有不同的政治参与行为。例如浙江民营企业更认可利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公开参政议政，而河南民营企业则倾向于应政府邀请以咨政或顾问身份参与座谈，和官员私下见面等小范围或稍隐蔽的方式与政府沟通^［24］。

营商环境通过经济与市场直接作用于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对我国28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环境相对较好，东北以及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改革相对滞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三方评估也表明，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之间，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贯彻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进展不平衡，差距明显^［26］。在此条件下，民营企业家将更专注于企业自身运营与发展，保证激烈市场竞争下存活的第一要义，而无暇参政议政。但访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和商协会负责人对陕西省的营商环境给予了肯定，认为近年来政府服务态度和效率有很大改善，提案议案反馈等已形成常态化制度机制，能进一步促进自己的政治参与意愿。此外，当民营企业本身发展壮大的时候，企业主会自然而然地走近政治。但在资本的利润逻辑和政治的权力逻辑存在冲突时，民营企业家往往更看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上的追求，出现行贿寻租等非制度化参与行为，对整体营商环境造成破坏。

文化环境通过熏陶濡染影响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一方面，受“和合文化”传统的影响，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家采取政治吸纳和整合策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特别注意少数民族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意见代表。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民营企业家权利意识、民主诉求、法治意识等得到发展，政治参与意愿逐步增强。但受制于地理硬约束，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观念在西部地区仍然根深蒂固，部分地方政府管理理念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的进程尚未完成。同时，部分私营企业主民主意识有待加强，一昧地在商言商，不愿或不敢提出政治权利主张。同一区域同一群体，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利益诉求等差异也形塑了企业主各自的特殊趋向，即政治亚文化^［27］。此外，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28］影响，人的潜意识里亲密关系比制度层面的规范更加可靠，从而导致个人联系、权钱交易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有悖于民主政治精神。

（二）地方政府因素是民营企业家有序政治参与的激励引导变量

政府在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与政企良性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访谈中多数企业家对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表示认可与信任，而对地方政府的落实与推行情况颇有微词。现实中，中小微企业主的对接对象多为地方政府行政系统，其服务态度、专业水平和行政效能直接影响了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心态和行为，是民营企业家有序政治参与的激励引导变量。

地方政府服务态度和专业水平是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直接评估途径和政治信任来源，其涉企服务效能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行为方式有显著影响。为了胜任新时期新要求，指导民营企业发展，管理部门的干部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29］6。同时，在区域竞争中，行政服务效能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竞争力，切实提高涉企服务质量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家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与信任^［30］。访谈中有企业主在对比陕西和浙江地方政府的服务态度差异后，流露了想要搬迁企业的想法。在改革进程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相对低于其他地区，推行保守主义，求稳不争变，人才流失严重，行政审批制度复杂、流程不清等情况在影响政府行政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政府权威和社会信任，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与公共责任意识。

地方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回应效能是决定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企业家逐利的本质决定了其在参政的过程中无法摆脱对速度和效率的执念。当政府的行政效能无法与效率型企业的诉求相匹配时，企业家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效能感都将大幅减退。面向商协会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只有10.1%非常赞同“政府会对我们组织的建议有所回应”，7.2%非常赞同“针对我们的建议，政府的回应很快”，79.6%和73.4%都保持中立态度。访谈中很多民营企业家表示座谈会中提出的诉求或建议“要么没有回应，要么模棱两可”。同时，问责制度发展相对不健全。42.5%的商协会成员对“协商结果的贯彻落实能否得到有效监督”打分为3分及以下（满分5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情况，西部地区的外部监督难以做到全面，行政监督制度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缺乏力度。责任追究以权力问责为主，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缺少同级或者异体的问责，缺乏程序性且有人为操作的空间。在监督约束机制之外，正向激励的促进引导作用一样不容小觑。无论是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的民营企业家，亦或对政企互动作出积极贡献的地方政府官员、基层工作人员，对他们给予一定的声誉激励、物质激励等现实奖励，将对完善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机制、提高参与效能具有重要价值。

（三）企业家个体因素是民营企业家有效政治参与的关键启动要素

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是对其社会地位、所处环境以及制度安排的直接反映，因个体特征和企业特质不同而千差万别。调研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家身份代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的差异与其政治参与效能存在着显著关系，行业领域和企业规模则决定了企业在与政府互动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秦海霞在对辽宁省某市民营企业家的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中国南北方民营企业家在处理与政府关系的重视程度和行为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北方民营企业家更加依赖政府，而南方民营企业家更加注重同乡关系网络的构建^［31］。黄金辉提出老一辈民营企业家更多追求优惠政策，而不是谋求制度性权利保护；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则具有更清晰的自我定位，不把处理同执政者的关系作为最优先事项^［32］。

企业家个体因素作为民营企业家有效政治参与的关键启动要素，通过参与动机、能力、效能感三方面嬗变分化出不同类型的参与行为。一是根据参与动机，将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分为自利参与和公共参与。自利参与是为自身企业获得利益或寻求庇护；公共参与即以公共福利为意旨，代表群体意志，践行社会责任。二是根据参与能力，将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划分为轻形式参与和高质量参与。部分民营企业家由于个体能力的限制，不具备理性表达和系统阐述自身利益诉求的条件，这时的参政议政是一种轻参与、浅参与，是作为普通观众或边缘人士的形式参与。而具备一定政治高度、政治素养和沟通技能的民营企业家则可将自身的特长能力运用到政治参与中，达成高质量参与和良性政企互动。三是依据参与效能感与反馈情况，将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分为一次性参与和常态化参与。政治效能感可分為两个维度：一是自我认为对政治和制度的影响能力（内在效能感），二是自我评价政府对其诉求做出反应的可能性和程度（外在效能感）^［33］。问卷中通过 “我的政治参与行为对政府决策是有一定影响的”“政府不会关心我的想法”调查民营企业家内在效能感，通过“政府不会回应自己的建议”“即使政府接纳意见，也不会回应得很快”调查外在效能感。最终对内外效能感不满的民营企业家比例各超过五分之一。追溯其参与意愿和积极性答项，多为“不愿意”和“不是很积极”，政治认同和参与意识降低，由此产生了一次性参与和常态化参与的行为分化。

三、西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行动逻辑和影响机理

何为政治参与？亨廷顿和纳尔逊给出了“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动”^［34］的定义。进一步解释，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以参与动机和参与心理为前提，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而且无论成功与否^［35］。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6］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源于参与意识的能动作用，通过其政治行为得以体现和实践。以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既要分析其影响因素，更要透过表象深挖其隐含的思想脉络和行动逻辑。

基于前述因素分析和经验观察，梳理得到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行动逻辑和影响机理（如图2所示）。民营企业家作为政治参与主体，在综合考虑自身及企业特征的前提下，基于利益需求及环境感知刺激生成政治参与意愿和需求，对地方政府从服务态度、专业水平、行政效能等方面进行评估，结合自身政府认同和政治信任情况选择政治参与方式及渠道。例如政治信任高、对政府认同感强的民营企业家多会通过座谈会、提案议案等制度化渠道参政议政，而对地方政府服务和能力欠缺认可的民营企业家更偏向与官员私下接触，认为这样效率更高。作出参与行为选择后，受个体能力差异和客观政治系统影响，会导致不同的参与效能感与建言献策转化结果，从而进一步改变民营企业家主体认知，影响下一次的政治参与心理和行为。各要素、各环节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西部特有的环境、文化、政企关系基础上共同构成了从引发参与意愿与需求到作出行为选择再到改变主体认知的完整链条。

在上述“意识—行为—认知”的闭环框架下，结合西部地区现实困境和制约因素进一步讨论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行动逻辑和影响机理。

其一，西部资源禀赋劣势制约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与动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无法自给自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组织之外的物质资源、人才资源、信息资源、权力资源等外部资源^［37］。聚焦于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除了自身及企业的经济资源、关系资源、能力资源，还有赖于长期生产生活的外部环境，及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交换以换取与政府部门和其他主体协商的资源。西部地区仍处于营商环境建设低洼地带，政治参与氛围不浓，发展潜力大但区域短板亟需补齐。

其二，西部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足，涉企服务效能欠佳。访谈中有些企业家业务范围广，对各地区地方政府评价不一，直言“西部有些领导干部态度不积极且过于保守，政策制度等与市场脱节，企业家表达建议缺乏有效渠道”。此外，同一省内不同地区政务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西安市“15分钟政务服务圈”在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第三方评估中顺利出圈，被列为创新举措大力推广。而咸阳市一位企业家在调研访谈中愤慨表示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缺乏对企业家的基本尊重，地方政府作为任重道远。

其三，西部民营企业家综合素质不强。一方面，由于政策感知与沟通能力受限，企业家精神不足。例如有企业家在访谈中坦言，“利潤是企业的第一目标，人员招聘、企业营销、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处理，而国家建设党群文化或区域发展与自己关联度不大，没有精力去参政议政，为社会发声。”另一方面，在缺乏正规参与渠道和组织运行机制弱化的条件下，关系就成为一种影响政治和政治决策的方式^{［29］187-188}。西部民营企业家尤为注重人情联系与资源置换，法治意识相对淡薄，倾向于选择与官员灰色交往或越过雷池。

其四，西部地区思维定式根深蒂固，主体认知正向调节还处于初始阶段。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公民在决定是否参与某项政治行为时，其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该项行动预期结果的评估。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结果转化情况与参与效能感对主体认知起到建构调节作用，但部分企业家“我说话没有用”“少和政府打交道，不给自己找麻烦”的思维定式和地方政府组织座谈、聆听意见，重视流程、不问落实的行为定式根深蒂固，亟需猛药良方清除沉疴积弊，创新泉流潮涌新的活力。

四、引导西部民营企业家有序有效政治参与的推进路径

前文以陕西省为例总结分析了制度环境、营商环境、文化环境等环境因素，服务态度、专业水平、行政效能等地方政府因素，个人及企业特征、参与动机、参与能力、参与效能感等企业家个体因素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行动逻辑和影响机理。新时代新格局下扩大西部民营企业家积极有序有效政治参与，可以对应地从创设积极参与环境、推进政企良性互动、培育企业家精神、创新参与方式等方面入手。

（一）以组织参与和党建引领相结合创设积极参与环境

亨廷顿指出，每一个没有被妥当纳入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1］5-6。随着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表现出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趋势，但这一过程需要以集体行动和组织层面为载体来实现^［38］。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呼吁并支持组织参与方式。访谈中有企业主明确表示，在组织的纪律约束与引导下，参政议政能力得以大大提升。另一方面，西部当前商协会存在大量僵尸组织，不能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规范自治和监管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加强重视商协会在政商交往中的中介作用，探索高效灵活的组织化政治参与方式。

加强党建工作，拓宽民营企业家组织参与渠道，一是要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互动机制。建立党组织与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等部门的联系沟通机制，实现党组织与董事会联席会议常态化，在提升企业绩效水平和治理效率的同时，增强政治互信，使党组织成为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常态路径。二是要重视人才吸纳和培养。加强党员培训的同时，将企业内部非党员的生产、经营、管理骨干和青年人才吸纳入组织开展引导培训，为企业生产性活动和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工作提供人才储备。三是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培育融合。预留党建专项经费和活动阵地，积极开展云端党史课堂、党群职工运动会和文化艺术节等活动。通过党组织的关怀和支持，使民营企业家及其员工对政府产生认同感和向心力。四是探索推广“楼宇党建”模式，建立党建引领下的楼宇治理共同体，自上而下形成“街道党工委—楼宇党委—企业党组织—党员群众”的纵向传导链，围绕楼内公共事务、行业事项、市域重大活动共商共议。

（二）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推进亲清政企互动

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取决于政企双方的互动，而政府承担着主导责任。地方政府不仅需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调研、政府联系企业制度、征求意见等形式把民营企业家政治诉求和意见纳入决策过程中，还要增强对中小微民营企业家的重视程度，学习发达地区先进经验，端正服务态度，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涉企服务效能，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实现实质性政企互动。

实现以上目标，首先要获得企业家的信任，认真倾听企业家声音，提高其话语权以促进积极参与。政府要切实了解企业需求，定期联系走访企业，加强对企业的公共服务和政策引导。与此同时，实地调研应不限规模不限行业，深入一线开展座谈征询意见，达成互动。其次，通过学习先进经验提升政府自身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水平。一方面，派遣干部去经验丰富、营商环境良好的沿海地区学习先进经验，精准对接服务，主动探索适合本地发展的道路。例如南京出台文件规定重大涉企政策必须有企业家参与制定，起草部门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问卷调查、书面发函、个别访谈、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广泛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安徽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利用涉企信息共享、行业学习推介、业务宣传交流、政企资源对接等四大政社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商协会联系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引入先进发展理念，吸引其他地区企业家来设立异地商会，促进跨区域链接资源和开放合作。另一方面，破除官僚主义和地方思想局限性，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充分实现专业对口与人才优化，提升政策专业化水平与政府公信力。最后，政府内部应注重监督问责机制和基层公务人员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让基层行政人员工作有切实幸福感，提高与民营企业家双向互动的质量，从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效能。

在“有为政府”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与民营企业的沟通联系、有效整合企业诉求、提升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专业化水平、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功能、完善落实相关监督机制等做法，切实促进“有效市场”的构建，增强地方民营企业发展活力，提高企业家政治参与积极性与效能感。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还有赖于民营企业家的支持配合。从民营企业家的角度讲，应该自觉提升自身政治站位和法律意识，杜绝非法政治参与行为和不正当市场竞争手段，积极寻求各类渠道，以社会化、组织化的方式常态化表达其多元利益和政治诉求，实现从政治冷漠到政治关心的转变。

（三）以思想教育和精神培育相结合实现企业家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理论主张人们因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经历不同的政治社会化，从而形成类型迥异的观念与态度^［39］。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其政治社会化更趋于自由、民主，因而其政治态度亦更趋包容和开放。民营企业家政治社会化，具体而言是指企业家通过多种途径的政治学习与社会实践，形成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价值观，并以积极正向的政治态度、信念等践行政治准则。共同富裕的发展导向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更大的诉求，因而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实现民营企业家政治社会化，不能仅靠利益驱动的单项作用，还要树立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学习意识，着重通过思想教育和精神培育途径实现理念和价值认同。

民营企业家思想教育和精神培育工作需要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是提供多样的学习平台和外出交流机会。通过行业协会和特色商会开展政策宣讲，通过各级党校、社会主义学院进行党性培训，借助高校资源和网络平台开设线上线下课程讲座，发挥各地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企业家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访谈中有商会负责人表示外出学习交流非常必要，但名额却有限，应考虑适当扩充。二是丰富学习形式和内容。除了开展政治参与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增进企业家对政治体制、公民权利、政治活动规则和个人政治行为后果的认知，还要重视民营企业家的理想信念教育，由政府牵头联合商协会持续开展针对民营企业家的思想教育活动和参政议政动员，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红色资源、科教资源与精神宝库，通过各类比赛和评优调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积极性。三是做好正面典型的舆论宣传。结合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官方平台和企业家宣讲团、商情直通车、行业议事厅等形式建立立体信息传播框架，增强宣传吸引力和感染力，营造参与氛围。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2）》显示，我國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呈现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由高到低呈阶梯状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在入选《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2022）》的8位企业家和21家企业中，有2位西部民营企业家，2家西部企业，且主要来自重庆^［40］。西部企业家自身要突破保守意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政治素养，传承企业家精神。一要关注时事，培养使用“学习强国”、浏览新闻时事的良好习惯，了解最新行业动态和国家政策，积极报名各类政策宣讲和技能提升培训会、报告会。二要积极参与光彩事业等公益活动，履行社会责任。“达则兼济天下”，民营企业家应当树立起义利兼顾、德行并重的价值观念，将企业自身建设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关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自觉践行共同富裕理念。三要珍惜参政议政的发声机会和提案权利，高质量履职，杜绝作假、代笔等不良行为。

（四）以全民数字监督和“直播+参政”创新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方式

随着民主化、信息化和数字政府的不断发展，技术赋权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创新已经提上议程。麦克卢汉曾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41］。所谓全民数字监督，即指民众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投诉信箱、热线、网站等举报渠道以及各种舆论媒介，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对国家、社会和个人进行监督，对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表达信念、意见和态度的过程，推进西部地区监督问责主体由单一化向社会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家通过参与全民数字监督，受全民数字监督，形成了政府舆情监管机制之外的社会动态监管，可有效规制规范其政治参与行为，同时实现参与渠道的拓展和参与方式的创新。

创新民营企业家网络参政方式，一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技术平台。为了实现政企之间的有效沟通，应当建立理想的沟通情境并对沟通有效性做出要求。学界和商界可以开展合作，在政府牵头下构建供民营企业家自由讨论的开放性社区空间，以实名注册的方式限定企业家参与，在公开话语场域形成具有公共理性的公众舆论。二是要培育合格的企业家意见领袖。结合调研数据，筛选出主体能力突出的民营企业家对其进行系统指导，从而培育出能够获得公众和政府部门信任的网络舆论意见领袖，作为形象代表整合民营企业家群体诉求，在信息洪流中输出有意义有辨识的观点和意见。三是推进政府智能转型，提升数字技术驱动能力。深化政府数据开放利用，鼓励各部门开放信息资源，统一数据编码、交流、共享体系，重视提高公务人员信息素养，强化数据信息技术人才支撑，更实更快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四是探索“直播+”政务公开与政策解读。利用抖音、微博直播受众面广、关注度高、方便快捷的优势，开启审批业务和惠企政策的直播讲解 “云课堂”；对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和停车场情况进行动态实时直播，实现政务大厅“云分流”；利用微信视频号、政务抖音号等政务新媒体，以轻松幽默的风格或多元化手法拍摄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家代表参政议政事迹的短视频，评论区双向互动征集意见，让科技手段与官方担当同接地气，建言献策蔚然成风。

五、结语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本文以陕西省为例，总结分析了西部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行为逻辑和影响机理，并针对引导西部民营企业家有序有效政治参与提出推进策略和建议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42］。新时代民营企业家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新阶层的逐渐成熟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扎实推进，他们的政治参与活动将更加频繁，方式变化多样，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政府作为与民营企业家自身努力，全社会也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帮助与支持，助力民营企业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西部政企良性互动，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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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