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孝廉等字残碑》伪刻考

解树明

摘 要：学界普遍认为《举孝廉等字残碑》为汉代《张寿碑》原石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举孝廉等字残碑》乃是后人伪刻之物，与现存《张寿碑》上碑残石并非同一刻石，实为伪刻者以《金石萃编》中《张寿碑》录文及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重新伪刻。

关键词：《举孝廉等字残碑》 《张寿碑》 辨伪

《举孝廉等字残碑》因刻石中有『举孝廉』三字， 故名。此残碑最早见于《汉碑全集》，[1]而后《汉碑残石五十品》《两汉残石精粹》亦收录此碑拓片。[2]又有学者如施永安研其书法，[3]董宪臣、王立军考其用字。[4]与此同时，《举孝廉等字残碑》的缀合问题，也得到学界重视。《两汉全书》虽未将此残碑收入，但于《张寿碑题记》中认为《举孝廉等字残碑》为《张寿碑》原碑之一部分。[5]此后，张翼飞、叶克勤亦持此观点。[6]从《举孝廉等字残碑》文字内容来看，为《张寿碑》一部分是没有疑问的，但《举孝廉等字残碑》是否为《张寿碑》原石，或者说与《张寿碑》上碑是否為同一刻石，值得研究。

伪刻缘由

《张寿碑》，碑凡十六行，行三十八字，隶书，东汉建宁元年（一六八）五月立。元代时，《张寿碑》因盗贼扑折，后为邑人重新竖立，[7]而此碑上截后来被截作碑趺。目前所能见到者，即为中间凿有趺眼的《张寿碑》上截，残存文字共十六行，行十五字，趺眼损十行四十字。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成武县知县林绍龙重立残碑于孔庙敬一亭壁中，且于趺眼中嵌木块，刻题跋于其上，以识重树原委。[8]残碑现藏山东成武县博物馆。

《举孝廉等字残碑》系后人伪刻，那作伪者为何要伪造《张寿碑》残石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该从汉碑研究史，更具体地说应该从《张寿碑》研究史回答此问题。汉代石刻，尤其是汉碑，为历代金石学人所青睐，清孙承泽《闲者轩帖考》称『汉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9]叶昌炽则认为：『金石刻词，昭示无斁。秦汉诸碑，炳焉与《雅》《颂》同文。』[10]历代学者对汉碑的高度关注，一方面促使汉代石刻研究的发展，另外也促使汉碑伪刻丛生。自宋及清末民国，汉碑重刻、伪刻，代代无穷。[11]

而《张寿碑》以其经学、文字学、史学等方面的重要价值，为历代金石学家如宋代洪适、娄机，清代顾炎武、钱大昕、王昶等所推崇。另外，《张寿碑》的书法地位，亦为学者、书家所重视。

牛运震在《张寿碑》跋文中说：『书法隆于汉代，得片石犹将尊彝崇之。』[12]方朔则评价《张寿碑》为『汉隶中之妙品』。[13]清代隶书大家邓石如更是痴迷于《张寿碑》方正古朴的隶书风格，邓氏尝言『三十年专学此碑，日日临写，始略得趣』。[14]由于《张寿碑》在经学、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加之其仅存上截残碑的独特存在方式，促使作伪者锁定这一目标。

伪刻证据

《举孝廉等字残碑》作为《张寿碑》下部残碑伪刻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碑文行款与传世著录不符。关于《举孝廉等字残碑》行款问题，叶克勤先生存有疑问，叶克勤称：『《举孝廉等字残碑》，《汉碑全集》所载末行缺「澄」字（即《张寿残碑》八行第三十三字），余藏原拓尚存「澄」之「登」部（与洛阳藏家王恒所藏原拓同），而前后两拓「君」后「澄」前均未见有「微（或谓『彻』）」字，与《张寿碑》著录释文「君微（彻）澄清」不符。』[15]从存字多寡来看，叶藏本传拓时间早于《汉碑全集》本，叶藏本『前将放滥，君澄』，『君』下『澄』字尚存『登』字上半部，《汉碑全集》本则将此『澄』字残存部分刻石敲去，因此拓片『君』下无字，这又是何故？『君』下残存『澄』字一部分，恰恰是辨伪的重要考据点。因为『君』下有『澄』字，与传统金石学家对《张寿碑》录文不符。《张寿碑》原碑十六行，每行三十八字，『君』字若直接与『澄』字相连，则此行少一字。作伪者应该是发现残碑与《张寿碑》传世录文不符，故而将『澄』字敲去，以达到消灭作伪证据的目的。但是，幸好有两种拓本存世，这一破绽还是败露而出。

第二，汉隶字形与历代字书所摹迥异。由宋至清，学者对《张寿碑》的研究，主要从录文、编纂字书、证经补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在碑文录入方面，尤以洪适《隶释》为最早，洪氏为保留《张寿碑》隶字结构，用楷书笔法摹写隶书结构。而清人马邦玉《汉碑录文》则以通行楷书过录《张寿碑》隶字，对于字体结构则缺乏足够重视。因此，有专门摹录汉隶字形编纂字书者，如娄机《汉隶字源》、刘球《隶韵》、佚名《汉隶分韵》、顾蔼吉《隶辨》，以上诸家均对《张寿碑》文字有所摹录。经统计，《隶韵》收录《张寿碑》十七字，《汉隶字源》收录三十一字，《汉隶分韵》收录四十四字，《隶辨》收录二十七字。传世字书所摹《张寿碑》字形与《举孝廉等字残碑》字形相比，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同：一是文字所从部首不同。如『教民树艺』中的『艺』字，《举孝廉等字残碑》作『藝』，从『云』部，《汉隶字源》《汉隶分韵》《隶辨》均作『』，从『土』部，《隶辨》于此字注曰『《张寿碑》「教民树」，按，即「艺」字变云从土』，[16]不仅《汉隶字源》等字书『变云从土』，《隶释》明清刻本均从土部。[17]不仅字底不一致，就字头艹部而言，《举孝廉等字残碑》中的『艺』亦与传世字书不符。

另外还有『厉疾不行』的『疾』字，《举孝廉等字残碑》作『』，从日部，与《隶释》所录字形不同。以上所提到的两个字，均为《张寿碑》碑文中出现两次者，而《张寿碑》书丹者在同一字出现两次时，第一次用通行字体，第二次则改变其形体结构，多用异体或俗体字。如『登』字，第一次出现在『登善济可』中，正常书写，第二次出现在『登斑叙优』中，作『』。『艺』字与『疾』恰恰符合此特点。『教民树艺』中的『艺』字为第二次出现，从土部；第一次出现在『兼综六艺』一句中，从云部。『厉疾不行』中的『疾』字为第一次出现，碑文用通行写法，第二次出现在『遘疾无瘳』中，从日部。这几个字在《隶释》明清刻本中均作区别。另外，『有孔甫之风』的『孔』字，《举孝廉等字残碑》作『』，从子从卜，与传世文献著录不一，《隶释》明刻本从人部，清刻本改为通行写法。但是历代字书，如《汉隶字源》《隶辨》均作，而且这个『孔』字是撇短捺长，此种写法《衡方碑》亦如此。顾蔼吉在《隶辨》中云：『《衡方碑》「疑问芬」，按《张寿碑》「有孔甫之风」，孔亦作。』[18]二是字形结构与传世著录有差别。如『前将放滥』的『滥』字，《隶释》明清刻本均为左中右结构，汉隶字书如明汲古阁刻本《汉隶字源》『』，宋拓本《隶韵》『』，[19]元刻本《汉隶分韵》『』，《隶辨》『』均为左中右结构，而《举孝廉等字残碑》『』为左右结构，虽然此字已残缺，但右侧『监』字清晰可见为上下结构，从臣部，与传世著录从『』不同。

第三，文字写法与时代不符。如『廉』字，《举孝廉等字残碑》作『』，与汉人写法不符。汉代『廉』字写法多从灬部，如《乙瑛碑》『』《曹全碑》『』，即使不从灬部，但兼部都会呈现出手持双禾的形态，且突出禾头部分，如《马王堆帛书》中『』字，又如《娄寿碑》『』《袁良碑》『』。[20]我们搜集了存世的汉代简帛、石刻文献，未见『』字如此写者。其他如『野无淫寇』的『寇』字写法，《举孝廉等字残碑》从女部，这是受『寇』另一种写法从攵影响而从女部，攵、女字形相近。但在此处，『野无淫寇』的『寇』字正确写法是『』，首先《隶释》的两种刻本均如此，可知明清《隶释》刻本有所本；其次，钱泳在鉴定吴江翁广平赠送的双钩本《燕然山铭》时，认为此本『是后人重模，如西之作卤，『』之作氏，『』之作寇，铄之作烁，夐之作『』，皆非汉人字体』，[21]可知《举孝廉等字残碑》作『?』，不符合汉人书写习惯。

第四，书法风格与上碑有别。《举孝廉等字残碑》中『君』字共出现两次，《张寿碑》上截『君』字共出现三次，且首笔横折均呈现横画左高右低的形态，而《举孝廉等字残碑》中『君』字首笔横画均呈现水平态势。另外《举孝廉等字残碑》过分强调撇画末端向上勾起的写法，如『厥』字第二笔长撇，『君』字长撇，『外』字第二筆横撇，『廉』字第三笔长撇，『用』字、『内』字第一笔竖撇。

以《金石萃编》为伪刻底本

虽然《张寿碑》至清代已为残石，但王昶《金石萃编》则全文录入《张寿碑》。[22]与洪适、马邦玉不同的是，《金石萃编》对秦汉石刻多以石刻本身字体摹录，未见拓片者则以楷书录文，因此《张寿碑》上半截有拓片传世，则以隶书摹写，下半截无残石拓本流传，则以楷书录文。另外，《金石萃编》作为中国金石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他的集成性主要体现在集目录、录文、题跋、文字摹录等方面。《金石萃编》辑录历代金石学家题跋，各有侧重，[23]如辑录洪适《隶释》（侧重碑刻基本信息介绍），叶奕苞《金石录补》（侧重字形研究）等。《萃编》的集成性，尤其是录文和题跋辑录，为作伪者提供了作伪的极佳素材，录文可以用来直接书丹，题跋集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对照伪刻是否符合原碑概貌。

首先，伪刻《举孝廉等字残碑》的行款问题，可以参照《萃编》录文情况，现存《张寿碑》上截，每行第一字为原碑第一字，每行之中的其他文字可以根据《萃编》录文依次排列，因而《举孝廉等字残碑》的行款不成问题，但是伪刻者在书丹时还是将第八行第三十二字『微』字脱落，以致露出伪刻的破绽。

其次，伪刻《举孝廉等字残碑》的字形结构问题。

《萃编》辑录叶奕苞《金石录补》关于《张寿碑》用字问题的研究，如『孔』字，叶氏称『为孔』，[24]《萃编》在刊刻时作『』，与《金石录补》的几种刻本不同，但是《金石录补》刻本写法却与《汉隶字源》《隶辨》基本一致。可知，伪刻者误刻『孔』字从卜，或是受《萃编》影响所致。又『疾』字，叶氏称『为疾』，前文我们提到《张寿碑》中两次出现『疾』字，写法不同，第一次出现在『厉疾不行』句中，用通行写法，第二次出现在『遘疾无瘳』中，从日部，用异体字。伪刻者将从日之疾误刻入『厉疾不行』句中，这是受叶奕苞未摘例句影响，伪刻者以为《张寿碑》文中之『疾』均作『』。

再次，关于《举孝廉等字残碑》误字的刊刻。

《举孝廉等字残碑》误刻『野无淫』为『 』二字，乃是受《萃编》楷书录文影响，《萃编》刻作『』，伪刻者将《萃编》录文以隶书笔法书写，但是楷书字形仍然保留，并且将从攵的『』字误刻为从女之『?』。另外，『行将放滥』的『滥』字，亦是以楷书结构写隶书。

综之，《举孝廉等字残碑》并非《张寿碑》原石一部分，作伪者以王昶《金石萃编》录文和题跋为伪刻依据重新伪刻《张寿碑》残石。这种伪刻相对容易操作，因为有文本可以参照，只需要在字体、行款等方面伪刻的与《张寿碑》上截残石一致，并且符合前人研究成果即可。同时，作伪者为避免出现伪刻破绽，多以残石残碑为伪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