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类封建承袭到诸房并重

强晓林 王晓霞

摘 要：中古时期，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變化，从魏晋南北朝的类似封建承袭形态演变成了隋唐的诸房并重形态。魏晋南北朝，士族家族累世数代居官上品，血缘亲疏关系对任官影响较大；东晋以降，士族在姓望内逐渐分化出房支；隋唐时，大士族往往有数个主系并列，这些主系又经历了盛衰变化。河东裴氏“三眷五房”的分化是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典型案例。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昭穆疏远后的自然分化，“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战乱、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催化。

关键词：中古士族；河东裴氏；仕宦；姓望；房支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23）05 — ０114 — ０6

中古士族，发轫于两汉，蕴积于魏晋，勃兴于南北朝，最终消融于唐宋之际。许多大士族源于两汉或魏晋，若干代以后，昭穆疏远，分房分支的现象常常发生；降至唐朝，各大士族分房分支更为普遍。［1］65基于这样的发展趋势，我们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经历了由魏晋南北朝时类似封建承袭形态，到隋唐时诸房并重形态的演变。其演化过程也是中古时代社会阶层与时代变迁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历史缩影。

一、从类封建承袭到诸房并重

从长时段观察，中古士族产生于一个“断裂”之后。周代世卿世禄传统，因战国秦汉的剧烈政治转型而出现断裂。［2］96东汉所见世家大族，即“世吏两千石”，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3］315西晋户调式规定“士人子孙”有荫族特权，从而确定士之为族，士族的名称也就在此时开始出现。［4］67在几个世纪中，若干大士族长盛不衰、垄断权势，形成了魏晋南北朝耀眼的政治景观。迨至隋唐，士族已绵延数百年十余世之久，枝繁叶茂、子孙众多；此时在政治社会上具有实质意义的是郡望之内的房支［1］187。

（一）魏晋南北朝：类似封建承袭形态

西周的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等可看作是封建承袭。宗法制下，大宗“百世不迁”［5］914，世代不变；小宗“五世则迁”［5］914，随血缘关系的逐渐疏远而不断更新。世卿世禄制下，某一官职世代都由同一家族的人担任。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仕宦就呈现为一种类似封建承袭形态，即家族累世数代为达官显宦，并且家族血缘亲疏也会影响任官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士族累世数代担任上品官（三品及以上）的现象比比皆是。荥阳郑氏，郑浑为魏少府大匠，郑浑子郑崇为晋荆州刺史，郑崇孙郑随为扶风太守，郑随子郑略为后赵尚书，郑略子郑豁为后燕太常卿、济南公，郑豁子郑温为太子詹事；郑浑从子郑袤为晋司空、密陵侯，郑袤子郑默为大司农，郑默子郑球为尚书右仆射、平寿公，可谓是簪缨世胄。吴郡陆氏，吴末帝孙皓时期，一宗在朝“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6］302，以致孙皓发出“盛哉”之叹；晋宋之际，陆玩、陆玩子陆始、陆始子陆万载、陆万载子陆仲元，祖孙四代都曾任侍中，门高清要。东晋一朝，先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王、庾、桓、谢等门阀，自是累世显贵，簪缨不替，毋需多言。颍川荀氏，自荀淑开基，到荀彧、荀攸等并归依曹操，门户已成，魏晋时期则臻于鼎盛。据统计，汉末到南北朝史书中有记载的颍川荀氏子弟有十一世百余人，记有官爵者72人，其中记爵未记官者8人，记有官职者64人。［7］这64人中，一品5人，二品2人，三品20人，四品7人，五品16人，六品10人，七品及以下4人。其中三品以上27人，约占42.2％；五品以上50人，约占78.1％。这可以说是当时第一流士族鼎盛时期仕宦的一般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士族不仅累世为官，身份显贵，而且一人得势家族共荣，士族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仕宦与家族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主要表现为，政治上显赫者近亲属仕宦也较优。这一时期，家族子弟蝉联一职的情况屡见不鲜，推荐近亲属仕宦的事例不胜枚举，这在东晋的陈郡谢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永和二年（346）至升平三年（359）的十余年间，谢尚、谢尚从弟谢奕、谢奕弟谢万相继担任豫州刺史；太元二年（377）前秦军压境，朝议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谢安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6］223，谢玄遂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太元八年（383），前秦大发兵南进，东晋征讨大都督谢安石“假弟石为都督，举冠军将军谢玄为前锋元帅，西中郎将桓伊、辅国将军谢琰等总戎八万拒秦军于淮南”［8］270，其中谢石为谢安弟，谢玄为谢安从子，谢琰为谢安子；太元十年（390），孝武帝“论淮肥之功，追封谢安庐陵郡公，封谢石南康公，谢玄康乐公，谢琰望蔡公”［9］235，谢氏一门四公，臻于鼎盛。

可见，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家族发展与政治地位紧密关联，家族内部结构因仕宦与家族血缘关系相关，形成了类似于封建承袭制的形态，也是中古时期较为特殊的社会阶层形态。形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这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化后的自然结果。每一家族子弟的乡品由其祖先特别是父祖决定，因此，很多近亲属共享同一乡品。第二，这来源于家族子弟的相互提携。

（二）东晋以降：姓望内逐渐分化出房支

中古士族，多是在曹魏和西晋形成门户；至东晋南北朝，已是绵延数世，族大枝繁。此时，族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可能差别很大，有的显赫，有的式微；再加上血缘远近形成的亲疏之别，士族在姓望之下便逐渐分化出了房支。琅琊王氏，在南朝初年就有了“马粪巷”和“乌衣巷”之分。马粪巷是王导一支，贵盛显赫；乌衣巷是王导再从子王羲之一支，子孙中衰。当时士族高门多不任宪台之职，马粪房的王僧虔被任命为御史中丞，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10］601。可见此时两房地位差别之悬殊，乌衣房已无法与马粪房相比。此外，马粪巷的王导孙王珣为晋卫将军，王珣子王昙首为宋侍中，王昙首子王僧绰为侍中，王僧绰子王俭为齐中书监，王俭子王暕为梁尚书左仆射，王暕子王训为侍中，六世居官上品，成为东晋南朝琅琊王氏的主干房支。

北魏崔浩、崔模、崔賾同出清河崔氏，但三人別祖，崔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常欺辱崔模、崔賾二人。后来崔浩被杀，“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11］826，但是崔模、崔賾“二家获免”。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魏书·崔浩传》称清河崔、范阳卢、太原郭、河东柳等皆族诛，但是细细考察可发现，被诛者并非整族全部子弟，而是与崔浩关系亲近的房支；第二，崔模、崔賾两家因与崔浩关系不睦又房分不同而幸免，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北魏已经认可清河崔氏内部存在的房支之别。

（三）隋唐时期：诸房并重形态

诸房并重，是指隋唐时期的大士族，通常没有绝对的主干房支，一个大士族中往往存在几个到十几个著房著支，它们在政治社会中的门第地位都被认可。

有唐一代，大士族往往有数个主系并列，当然这些主系还存在着盛衰变化。吴郡陆氏有丹徒支、太尉支、侍郎支这三个著支。东晋南朝时期丹徒支、侍郎支仕宦不显；太尉支则累世显宦，前文提到的“四世侍中”就是出自此支。丹徒支，隋唐之际率先兴起，太宗朝获得巨大的政治声望，高宗朝达到鼎盛，但玄宗以后便走向衰落。太尉支，唐初发展缓慢；武周、玄宗朝迅速崛起并达到鼎盛，先有陆元方相武后，后有陆元方子陆象先相睿宗，此外不少子弟出任州刺史等，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唐后期，较少出现高品官员，政治实力已经衰减。侍郎支，唐前期默默无闻，唐中后期始兴；玄宗朝至昭宗朝，代有显宦，并且成员多数担任中央官。

唐代士族内部不同房支的地位也会随着政治变化起起落落，盛支与衰支间的分化很明显。房支的盛衰和本支子孙的仕宦情况息息相关，有的房支多年没有成员出仕或者多世担任低品级的官吏，它的政治社会地位就会下降，与主房无法相比，唐初即“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12］3842。在南朝，兰陵萧氏家族的兴起源于皇舅房，之后齐梁房的萧道成、萧衍相继建立齐、梁，使得家族成为第一流士族。到了唐朝，兰陵萧氏家族内部是齐梁房占据绝对优势，齐梁房内部则是萧衍一支最为兴盛，曾出现“八叶宰相”［12］3963的盛况。萧衍支的萧嵩及其子孙更是“六世七相”：萧嵩为玄宗朝宰相，萧嵩子萧华为肃宗朝宰相，萧华孙萧俛为穆宗朝宰相，萧华孙萧倣为僖宗朝宰相，萧嵩孙萧复为德宗朝宰相，萧复孙萧寘为懿宗朝宰相，萧寘子萧遘为僖宗朝宰相。

唐代曾有针对士族家族的“禁婚家”，高宗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12］3842；中宗申明旧诏“五姓婚媾，冠冕天下，物恶大盛，禁相为姻。陇西李宝之六子，太原王琼之四子，荥阳郑温之三子，范阳卢子迁之四子、卢辅之六子，公之八代祖元孙之二子，博陵崔懿之八子，赵郡李楷之四子，士望四十四人之后……”［13］4740-4741。这里的“五姓”“七姓”“十家”“四十四子”，其实就是士族的“姓”“望”“房”“支”。禁婚家的五姓七望十房四十四支就是唐代山东士族著房著支的代表。再将“禁婚家”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山东士族的“定著房”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大多数禁婚家也是定著房，但也有少数禁婚家不属于定著房，这或许是由于初唐与晚唐间房支盛衰的演变；同时，也有少数定著房不属于禁婚家，这是由于它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也有人物，但未达到禁婚家程度，入唐以后因官宦甚隆，而渐渐提高房支地位，成为定著房。需要说明的是“禁婚家”体现的是初唐士族各房支的地位，而“定著房”反映的是整个唐代士族各房支的地位。

二、河东裴氏内部结构的变化

河东裴氏，祖居河东郡闻喜县，魏晋之际开始兴起，唐末五代时期趋于衰落，六七百年间绵延二十余世，为关中郡姓第一流望族。

魏晋之际，河东裴氏始兴，初即为高门华胄，人才辈出，名声显赫。裴潜为魏尚书令、清阳亭侯，裴潜子裴秀为晋司空、钜鹿郡公，裴秀子裴濬为散骑常侍，裴濬弟裴頠为侍中、尚书左仆射，裴頠子裴嵩为中书黄门侍郎，裴嵩弟裴该为散骑常侍；裴潜弟裴徽为魏冀州刺史，裴徽子裴楷为晋侍中中书令、光禄大夫、开府，裴楷子裴宪为后赵太傅、安定郡公。《晋书·裴秀传》有言：“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绥，绰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导，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9］1052康、楷、绰皆为裴徽子，瓚、遐皆为裴徽孙，頠、邈皆为裴徽从孙。观以上裴氏三世的簪缨冠冕与名士风流，可见此时河东裴氏家族之强、人物之盛。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接踵而至，河东裴氏遭遇严重打击，子孙罹难者颇多，家族发展陷入低潮。此时家族子弟四散迁播，或留居本土，或远走河西，或北投慕容，或南渡江左。裴徽子裴黎之后，流寓河西，子孙多仕于西凉，即“西眷裴”；裴辑孙裴嶷、裴嶷从子裴武避地辽东，仕于慕容燕，即“东眷裴”；如此河东裴氏遂有东西二房。之后，前秦苻坚克河西，裴黎三世孙裴慬复归桑梓，迁于解县洗马川，即“洗马裴”。再后，鲜卑拓跋兴起，河东入魏，裴黎四世孙裴奣及子孙多仕于北魏，即“中眷裴”。裴黎六世孙裴叔业，初仕南齐，后投北魏，即“南来吴裴”。如此，河东裴氏的“三眷五房”遂成。

晋末“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9］1746，河东裴氏却鲜有渡江者。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对峙时期，河东裴氏特别是裴徽子孙，多数属于东海王司马越、琅琊王司马睿阵营。然而裴盾、裴邵、裴遐、裴邈等与司马越、司马睿亲近者都在战乱中身死家破，难成渡江之行。裴松之的父祖较早南渡而仕于东晋，但他们世代以儒史为业，与江左尚玄之风相左，因此声望难显，难成高门。晋末裴氏渡江者，或直迁寿阳，或先徙襄阳、复迁寿阳；因南渡较晚，“晚渡荒伧”的身份又使得他们为清途所隔，不得不以将略武功求显达；这无疑是摒弃玄谈风流之传统，而更具地方豪族之色彩。永嘉乱后，裴氏留居北方者，分仕于后赵、前凉、前燕等国，后苻秦东灭前燕、西平前凉，统一北方，避居河西、辽东的裴氏子弟又先后复归桑梓。留居北方的裴氏房支，数代繁衍生息，保留并发展了宗族势力，为其在之后的再度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世纪初，鲜卑拓跋氏先令河东入魏，再统一北方，河东裴氏诸房支遂仕于北魏。这一时期，裴氏在政治上显赫者主要有裴骏支、裴延俊支等；北魏分裂后，河东裴氏大多数子弟归向西魏北周。江左入南朝后，裴松之一支得以入传，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不在政治而在文化。晚渡江左而徙居寿阳的裴氏子弟，至裴叔业、裴邃时，已成当地举足轻重的豪族。裴叔业历仕刘宋、南齐，战功卓著，后受南齐东昏侯猜忌，于是与从子裴植投北魏，从此继续在北方发展。裴邃曾随植北徙，后又主动南归；裴邃及诸子侄，在南朝发扬了兵学传统，多任将军、刺史、太守，将门有将，代不乏人。

6世纪末，在隋统一全国的历史大潮中，留居南方的裴氏成员，或审时度势、主动北归，或战败被俘、被动北返；他们与留居北方的裴氏子弟一样，积极谋求家族的发展，共同造就了河东裴氏在有唐一代的全盛。

唐代河东裴氏有五著房：西眷裴，洗马裴，南来吴裴，中眷裴，东眷裴。［12］2244现统计各著房入唐八世官居上品（三品及以上）者的人数，以观察其盛衰变动。

通过上表可知，河東裴氏任上品官者，除第三世有20人，第八世仅有2人外，其他时期均为10人左右，有唐一代几为全盛，这是就姓望而言。具体到诸房，它的形态又是不断跳动的。为进一步说明此情况，现在再以中眷苞支为例，具体观察。

河东裴氏中眷苞支，每世平均1人任上品官，但是较少是父子关系，多是从子或再从子关系。入唐第一世为裴玄本；入唐第三世的裴循己、裴远均为裴玄本从孙；入唐第四世的裴郁、裴鄅均为裴循己、裴远从子；入唐第五世的裴乂为裴郁、裴鄅从子；入唐第六世的裴坦为裴乂子；入唐第七世的裴贄为裴坦三从子。

三、中古士族家族结构变化的原因

中古士族于汉末魏晋间兴起，至唐末五代退出历史舞台，其间绵延数百年、二十余世，多数大士族经历了从类似封建承袭形态到诸房并重形态的演变。这其实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昭穆疏远后的自然分化，“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战乱、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催化。

（一）昭穆疏远后的自然分化

“士族”的特征是“士”与“族”的结合。“士族”就是士人官僚的家族，他们通过雄厚文化而世代居官，由此建立了崇高门望。［2］95士族的门望包括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要依靠家族的簪缨冠冕，社会地位主要依靠家族的婚姻网络。但这有一个前提：士族首先得是大族，非族大人众，不足以构建家族的政治权力与婚姻网络。因此，我们在史书中所常见到的士族高门，多是世系繁茂，子弟众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家族世系繁衍，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也在逐代疏远，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族人间关系的亲疏，再加上因仕宦等造成的家族成员在政治、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姓望内再分化出房支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支、房、望、姓，体现的既是家族成员血缘的由亲及疏，又是家族成员关系的由近及远。荥阳郑氏，在北魏以前，世系传承以某一大宗为主；自郑温以后，出现了“房分”之别，开始了多个房支并行的世系传承。先是郑温三子分为三房，即郑晔为北祖房，郑简为南祖房，郑恬为中祖房；后是北祖房郑晔子郑茂的七子又分为七房，即郑白麟、郑胤伯、郑叔夜、郑洞林、郑归藏、郑连山、郑幼麟七人的子孙分别为南祖大房至南祖七房。

（二）“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

从类封建承袭到诸房并重，也是中古士族家族“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尤其是在王朝鼎革之际。永嘉之乱前夕，王衍“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9］1237－1238这就是常为论者所鄙的王衍“狡兔三窟”之计。其实，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14］。两晋之际，裴嶷在兄长裴武去世后，与武子开扶丧回乡，到辽西后，道路不通，裴嶷意欲投靠慕容廆。他的侄儿裴开很不理解，裴嶷解释道：“慕容公修行仁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15］2798于是叔侄二人一起投靠了慕容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裴嶷的基本意图是“庇宗族”，而后求“立功名”。慕容廆虽是胡主，但礼贤敬士，可以保全宗族、延承家业，所以为裴嶷所依托。裴开子孙多仕北朝，被称为“东眷裴”，成为唐代著房。6世纪中叶纷乱政局中的博陵崔氏也是如此。从六镇之乱到尔朱氏与高欢、东魏与西魏的一系列争夺，使得博陵崔氏无法继续维系在地方势力与中央事务间寻求平衡的政治策略，很多崔氏成员被迫在担任官职和维系地方身份之间作出抉择。［16］87于是，博陵崔氏家族便分化为两部分。一小部分崔氏成员出仕西魏北周政权，另外更大一部分仍留守东部。留守东部的崔氏，有些房支从历史记载中消失，许多崔氏人物迁出博陵；但居住长安的崔氏则成功重建了枝叶繁茂的世系，并一直绵亘到唐代。

（三）战乱、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催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大分裂时期，三百多年间战乱相继，政权更替频繁，即使在同一政权内部，也时有政治斗争。每一次的战乱与政治斗争，都使得当时的士族家族不得不选择支持的政权或势力。各不相同的仕宦情况、个人旨趣等，使得同一家族不同成员的政治抉择往往不尽相同，这样也会促使士族家族内部产生分化。京兆杜氏杜预有四子，杜锡、杜跻、杜耽、杜尹。两晋之际，社会动荡，中原士族四散迁徙，京兆杜氏亦在其列。杜预四子及各自的子孙在此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杜锡子杜乂、杜耽的子孙选择南渡，杜跻、杜尹留守北地。这其实和他们的仕宦地有很大关系。杜乂在中央任官，与晋皇室关系密切，于是随之南渡；杜耽为晋凉州刺史，后就近仕于前凉，直至前秦统一北方，杜耽的子孙回到关中，后又南迁；杜跻为晋新平太守，所以其孙杜胄仕于前秦；杜尹为晋弘农太守，就近在宜阳一泉坞留守。当时国家四分五裂，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政权，后逐渐演变为不同的房支。东晋后期，孝武帝与会稽王主相相持。孝武皇后为太原王氏王蕴之女，王蕴及其亲属自然支持孝武帝。会稽王妃为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子王国宝的从妹，王坦之的后人自然支持会稽王司马道子。这样太原王氏内部就分化出了两派，当然这两支后来都告覆灭，若不然，应该也会分化出两房支。河东裴氏的裴顗为刘宋奉朝请，其宗人裴惠昭将被齐王萧道成立为世子妃，需用外戚谱，裴顗因宗刘宋，坚决不给，于是裴妃家族与裴顗“分籍”［17］920，即割裂为不同房支。

中古士族在兴起之初，是类似封建承袭形态，后随着世系繁衍，血缘逐代疏远，自然会有家族分化的趋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多战乱、政争，它们使得家族不断面临政治抉择，进一步催化了家族的分化；再加上士族本有的“为门户计”心态，这些因素的合力，最终促使中古士族家族在姓望内分化出房支。这是中古士族家族结构变化的最关键一步。此后，有些房支衰落了，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也会有些房支保持兴盛，这就造就了隋唐时期大士族诸房并重的局面。

四、结语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中古士族谱系中的层累构造及其郡望的伪冒、攀附，甚至虚构等现象；具体到河东裴氏，其汉魏六朝祖先多源自正史，实有其人；然而，五房之中，无论是横向的房支，还是纵向的世系，层累建构的痕迹明显。［18］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中古士族姓望房支的探寻、对河东裴氏三眷五房等著房著支的研究已经失去意义或价值大打折扣了呢？其实并非如此。透过这重重滤镜，我们将能探寻到历史缝隙中的别样图景，揭示它背后所蕴含的意识结构与政治文化意义等。中古时期，大士族的分房分支，确有其事。欧阳修、吕夏卿等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对河东裴氏“三眷五房”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唐代裴氏各类谱系资料进行重构的结果。他们通过对史料有意识地择别、剪裁、编排，构建出他们需要的历史叙事，带给了后世一个作为整体的河东裴氏千年来仕宦显赫与世系绵延的历史记忆，以此来回应宋代宗族重建的时代要求。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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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