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洲经济
——新领域及其新问题

[日]平川均

一、前言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可能被定位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阶段。俯瞰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一带一路”可能处于亚洲地区发展路径延伸线上，是乘“时代之势”的新思路。的确，它受到的批评也很强烈。国家利益优先、霸权主义、“债务陷阱”等各种批判声浪高涨，支撑的论据也不乏事例。但是，评价应从多方面进行。除了对倡议本身的考察之外，还需要从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以及该政策的国际意义及其批评的合理性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判断。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本文首先考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诞生的过程、背景和意义，并从两个方面论述其作为对外政策的特点；其次，概述沿线国家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再次，阐释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机制中的作用；第四，探讨近年来高涨的对“一带一路”的批评；最后，基于日本和美国对该倡议的应对，思考“一带一路”的未来。

（一）习近平主席和“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 年提出的以国外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国际发展理念。同年9 月和10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并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例，宣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构想作为“一带一路”，在2014 年11 月的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公布。但当时国际社会对这一构想的关注度并不高，“一带一路”构想在海外受到关注是在第二年以后。

2015 年3 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共建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在同年10 月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在2016 年3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明确为同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中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

2012 年11 月，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重要讲话。2017 年10 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下，到2035 年经济科技实力进入世界一流国家行列，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被定位为中国的最高政策。

西方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看法的较多。但考虑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在建国100 周年的前夕，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再次成为一个领先的世界大国，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但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一带一路”作为对外政策更应受到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潜力如何？它将给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带来什么？这是重要的国际问题，需要审慎探讨。

（二）“一带一路”倡议诞生的背景及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汇集了之前的多种因素、政策和项目（伊藤，2015；伊藤，2018；大橋，2016）。它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种：（1）自上而下的构想；①即上文（一）的内容，故而下文从（2）开始论述——译者注。（2）经济的大国化，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对外资本输出；（3）资源的安全保障；（4）国内生产过剩和新常态下的对策；（5）应对TPP 的措施；（6）国内少数民族发展策略，新版西部大开发政策（平川，2017c；平川，2018c：89—90）。

（2）2005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12 年，当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时，其规模达到3.9 万亿美元，比日本1.268 万亿美元的3 倍还多。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1 世纪初的20 亿美元左右，于2013 年达到1,078 亿美元，2015 年达到1,457 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投资国。20 世纪90 年代末中国采取“走出去”战略，而“一带一路”是“走出去”战略的延伸。

（3）发展带来的资源消费量也急剧上升。2000—2014 年，中国在全球资源消费所占的比重，铁矿石从18%增至57%，煤炭从29%增至51%，铜从13%增至57%，石油从6%剧增至12%（内閣府，2015：28—29）。

资源保障是中国经济增长生死攸关的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图1 显示了2000 年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可以看到，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周边国家、中亚和非洲国家的依赖程度急剧上升，因为中国的资源进口激增。根据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世界能源发展金融分析，2000—2018 年中国能源开发资金总额达2,442 亿美元，其中1,863 亿美元即76%，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18 年比例为93%（GCI,2019）。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去集中于资源开发，“一带一路”和资源安全被认为是合二为一的。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的所谓“珍珠链”战略，以及与巴基斯坦、缅甸的经济走廊建设，都与能源供应通道的资源安全保障密切相关。

图1 主要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2000 年、2010 年、2014 年

（4）2008 年末，中国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采取了4 万亿元（6,000亿美元）的国内经济刺激政策。当时，它甚至被认为拯救了世界经济，但其后遗症是以基础设施行业为中心的国内生产过剩。中国制造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率从2007 年的79.4%下降到2014 年的71.0%；在基础设施相关行业中，黑色金属加工从81.2%下降到66.1%，玻璃和水泥等非金属矿物从80.7%下降到66.8%，以及有色金属加工，如铝，从80.7%降至69.4%，运输，如船舶，从78.9%降至73.1%（内閣府，2015：11）。“一带一路”为这些产业提供了另一条出路。而且，中国的经济至2010 年代初期连续30 年保持10%左右的增速。而从2012 年开始，增长率连续3 年在7%左右。“一带一路”也具有应对这种“新常态”的功能（佐野，2016）。

（5）它也成为应对TPP 的举措。2009 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加入TPP 谈判，4 个原成员国（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加上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5 个国家，共9 个国家的谈判进展顺利。2012 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入，2013 年日本加入，成为TPP12 国，2015 年10 月达成大致协议。虽然因特朗普总统的上台而受挫，但TPP 作为奥巴马总统“重返亚太”政策的一环，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图。为了避免在太平洋上与美国发生冲突，北京大学的王缉思于2012 年提出了“向西进军的西进论”（山本，2015：6）。“一带一路”在这方面也是应对TPP 的策略（青山、天児，2015）。

（6）“一带一路”倡导的6 个经济走廊，也是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等的开发。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发展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等相对贫困地区，这是始于2000 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延伸。

实际上，“一带一路”包含了这些国内国际因素。而且，政策的侧重点和对象的范围也随情况而变。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伊藤亚圣说：“一般的说法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暂定65 个，但这种说法既没有确凿的论据，也没有连贯性，而且没有相应的政策……极其笼统”（伊藤，2018：18—19）。①中国国家通信中心2017 年版报告提到的是64 个国家（国家信息中心等，2017）。另外，最近有很多报告指出是70 个国家。非洲一开始就被包含在“一带一路”中，2017 年5月，拉美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加入了合作范围。2018 年1 月发表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将北冰洋路线称为“冰上丝绸之路”，并纳入倡议。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仅仅是拼凑的口号吗？大国化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一带一路”象征性地界定了这种发展方式。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两面性——霸权和公共产品

在本节，我们将首先从《愿景和行动》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概念。

《愿景与行动》指出了丝绸之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利）和基于《联合国宪章》的五项原则（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以及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双赢和互利关系。“一带”包括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波罗的海）、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中国—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等路线，“一路”指的是中国沿海港口—中国南海—印度洋—欧洲和中国沿海港口—中国南海—南太平洋的开发路线。经济走廊包括建立经济和贸易产业园区、通过建设交通、能源基础设施来实现互联互通、促进技术标准化等，而且也有提及环境方面。

然而，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所设想的走出去机制。末广昭指出，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是“贸易、投资、援助‘三位一体’的开展，或者是贸易、投资、援助、对外经济合作‘四位一体’的开展”（末廣，2018：107）。这种开发方式让人想起从日本援助经验中看到的东亚发展结构。自21 世纪以来，日本形成了“作为成功案例的日本模式”，这是一个三管齐下的方法，通过援助发展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然后由私营部门投资，以增加贸易。另外，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设立出口加工区和接受直接投资的出口主导型发展，形成了引进外资政策和投资以及贸易发展的链条。这些东亚经验，被运用在“一带一路”上。发挥援助机构作用的是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下文提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以及国家政策性银行。

虽然《愿景与行动》的表述很模糊，但上述发展方式也包含了以沿海开放为杠杆的中国发展经验，它似乎在这一构想中有所体现。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工业园区的设立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扩大了贸易，形成了富有生机的增长模式。它是在国际发展合作的框架内推动的。

除了与各国的双边合作机制，中国还开展了与地区组织的合作，如上海合作组织（SCO）、东盟+中国（10+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CASCF）和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发展合作。

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效果，有可能发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经济学家估计，中国政府将在“一带一路”上支出1 万亿美元（Shivshankar,2017）。麦肯锡和野村控股公司也估计，“一带一路”的投入将达到每年1500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Guardian,May 12,2017; Nomura Asia Special Report,April 16,2018）。因此，“一带一路”也被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洲的巨大复兴援助。中国政府公开否认这一表述，但《南华早报》援引一位IMF 前经济学家的说法，推测“一带一路”支出额是马歇尔计划的12 倍，占中国GDP 的9%（The South China Moring Post: SCMP,August 8,2016）。

另外，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英文表述，中国政府选择了Initiative，而不是Strategy。这被认为是淡化中国的主导性，采用了中立的表达（Xie,2015）。另外，用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代替了一般使用的OBOR（One Belt One Road）。OBOR 强调“一个”，据说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而进行的替换（Una,2016）。据悉，在“一带一路”研讨的过程中，2014年就举办了数百次会议（Xue,Xu,2015）。“一带一路”是经过精心考虑构想出来的政策，足见领导人的重视和倡议的重要性。

另外，在倡议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从一开始中国就提出“一带一路”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习近平主席在2014 年11 月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为亚太提供“公共产品”，而王毅外长在2016 年3 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一带一路”的成就，称已有70 多个国家和组织愿意合作，30 多个国家签署了协议，称其是国际公共产品。2017 年5 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自由贸易，其中明确指出“一带一路”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East Asia Forum,May 15,2017）。在2018 年12 月的国际研讨会上，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又与50 多个国家和组织达成了合作，签署了140 多项协议，他提到了习主席的讲话，“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Wang,2018）。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前所长河合正弘也注意到“一带一路”被视为国际公共产品，并对中国的行动寄予厚望（河合，2016；Kawai,2017）。

归根结底，“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国内政策，又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既是经济政策，又是政治外交战略。这是具有两面性的国际发展合作构想。不过，任何国家都或多或少在对外政策上追求国家利益。一个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无可厚非。“一带一路”具有中国利益和对外贡献的两面性。正因如此，才能强调双赢合作和互惠互利。问题在于国际公共产品论的说服力，包括未来的可能性在内，需要慎重考虑。

二、沿线国家和“一带一路”倡议

（一）亚投行和新兴国家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象地区现已达到70 个国家，遍及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欧和非洲等。这些地区对这一倡议反应如何，它带来了什么？在回应这个问题之前，先探讨被视为“一带一路”融资机构的亚投行。

亚投行成立之初，只有3 个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决定不加入，理由是缺乏透明度等问题。然而，第二年即2016 年8 月，加拿大决定申请加入。2015 年12 月成立时成员国数为57 个，2017 年6 月增至80 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19 年3 月达到93 个，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的67 个成员国。

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中国发起设立该机构的背景是，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营不满，但最重要的还是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2009 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2010—2020 年期间，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总额为8 万亿美元，年均7,000 亿美元的巨大缺口（ADB,2009）。①2017 年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6—2030 年基础设施需求总额为26 万亿美元，维持增长所需投资额为每年1.7 万亿美元（ADB,2017）。这为中国成立亚投行提供了依据。亚投行与现有国际机构合作并行，而非竞争。亚投行的构想是满足新兴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二）沿线国家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实际上，沿线国家虽然各自存在问题，但总体上都积极认可“一带一路”的益处。东盟部分成员国虽然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但对于亚投行的成立从构想阶段就持欢迎态度，并参加了2017 年5 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已故东盟前秘书长苏林2017 年底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符合东盟国家对基础设施资金的需求，明确指出“东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马凯硕也表示，在中国避免公开追求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大部分亚洲国家肯定回答愿意合作”（日本经济新闻，以下简称日经，2017.12.5）。

2015 年9 月，在雅加达至万隆的高铁建设招标中，印尼新总统佐科决定让中国企业中标，令日本大为不快。这条铁路建设之后麻烦不断，但总统的决定背后隐藏着庞大的基础设施资金问题。虽然现在融资方式受到质疑，但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基建需求。

中亚也是如此。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国家于1991 年独立，并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探寻发展之路。首先，中国牵头与俄罗斯一道，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并建立了“上海五国”合作机制，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加入使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作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0 年主导建立了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关税同盟，加上亚美尼亚，它们于2015 年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EEU），吉尔吉斯之后也参与其中。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实力为背景的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就是“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合作。

对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中国来说，中亚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供给地区。2009 年底土库曼斯坦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成，对华贸易迅速扩大。在盛产石油和铀的哈萨克斯坦，中国石油（CNPC）在2005 年收购了加拿大企业哈萨克石油公司，次年开通了连接里海和新疆的全长3,000 公里的输油管道。在此之前，该地石油大部分运往欧洲，之后便开始供应给中国（ミラー，2018：80）。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参与管道、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乌兹别克斯坦也开始对中国出口天然气。原本与中国存在竞争的俄罗斯因2014 年初的乌克兰问题激化了和欧洲国家的对抗，而在经济和外交上深化了对华关系。

因此，2015 年7 月，第七届金砖国家峰会、第十五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欧亚经济联盟最高理事会在俄罗斯的乌法先后举行。此时，还举行了中国—蒙古—俄罗斯首脑会议，三国就建设对方的旗舰项目——经济走廊达成协议，还就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的启动达成协议。①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在2017 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成为正式成员国。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开展较为复杂。自从2015 年4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CPEC）开始建设。中国把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旗舰项目，推进瓜达尔港建设、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规划等。从瓜达尔港横跨巴基斯坦到新疆喀什的公路和铁路通道开始施工。但是，中巴经济走廊将经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由于对所谓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感到不安，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越来越抵触，拒绝参加2017 年5 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次年6 月，中国在不丹声称拥有主权的多克拉姆高原修建公路，印度军队与中国军队因此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对峙。对印度来说，中巴经济走廊是国家安全保障上的危机。

进入21 世纪以来，由于本国的发展，印度一直在推进与中亚和欧洲的连接计划。2000年，它与伊朗和俄罗斯共同建设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通过船舶、铁路和公路从波斯湾经过中亚和俄罗斯，是以多种方式复合连接印度和欧洲的计划。后来，土耳其和中亚国家加入这一计划。印度还于2009 年开始与伊朗合作建设经由伊朗恰巴哈尔港进入阿富汗的基础设施，这个计划绕过巴基斯坦。2013 年2 月，印度也参与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EC）构想，这个构想以中国为起点。印度在“一带一路”之前就参与了这个计划，足以显示印度对东南亚的高度关注。

此外，中亚和西亚各国也在着手建设自己的基础设施。《阿什哈巴德协议》（Ashgabat Agreement）是中亚和波斯湾之间的国际多式联运运输走廊建设方案，于2011 年在阿曼、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尔之间开始实施，后来在卡塔尔退出后，哈萨克斯坦加入该协议。协议在2016 年4 月生效，巴基斯坦于同年10 月加入，印度在2018 年2月加入。

东欧各国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波兰于2012 年3 月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始了以贸易和企业准入为目的的“Go China”计划。中东欧16 国与中国（CEE16+1）首次首脑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原本就对中国持抵触心理，对CEE16+1会议的召开更是不满。因此，波兰等少数国家被视为破坏欧盟团结的中国盟友（Par 207）。但在此之前，欧盟的对华政策以权宜之计为主急需制定共同的对华政策，因为中东欧16国中有11 个是欧盟成员国。2015 年6 月，欧盟在外交40 周年的欧中峰会上强调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合作，互认欧洲投资计划和“一带一路”为旗舰项目。①然而，直到成书时间，欧盟也没能推出一个统一的政策。除东欧国家外，在欧债危机中出让比雷埃夫斯港管理权的希腊也选择加入“一带一路”。2019 年3 月，意大利也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期间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针对这些情况，法国与德国产生了疑虑，要求中国与“统一的欧盟”建立“一带一路”合作关系（日经新闻，2019 年3 月26 日）。

中国自2000 年起每3 年与非洲国家举办一次中非合作论坛（FOCAC），每三届举行一次首脑会议。2015 年的峰会标志着中非“一带一路”合作的开始，会上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宣言》，肯定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承诺在农产品出口、海上运输、港口和工业园区建设、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项目等方面进行合作，还承诺将中非发展基金从50亿美元扩充到100亿美元。会上，习近平主席不仅强调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成就——至2014年中国在非投资额达到1,010 亿美元，共3,100 多家公司——而且承诺在到2018 年的3 年内提供总计600 亿美元的支持。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北京峰会，共有53 国参加，中非双方分享了发展经验，并承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构建减贫对话体系，并在未来3 年再次提供总额600 亿美元的支持。

21 世纪以来，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急剧增长，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同时，中国为非洲铁路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供融资。非洲也是一个商业交流和发展前景广阔的地区。

三、在世界经济中发展的亚洲经济和中国

（一）东亚增长三角

本文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放在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的框架中来理解，这才能明确中国“一带一路”的历史性、阶段性意义。

世界经济结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处于巨大的变化中，亚洲促进了这一变化。在东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率先成长和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承担起这一角色。图2 显示了以美国为基准的东亚、印度和欧盟经济的相对规模变化。欧盟正在美国的90%到130%之间浮动。但是，东亚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一路追赶美国，90 年代后半期差距一度缩小，之后再次进入追赶过程，并于2010 年超过美国，之后差距不断拉大。2010 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东亚地区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图2 以美国为基准的各地区经济（GDP）相对规模变化

那么，这种发展机制是什么？一般来说，现代世界经济是由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先行而后带动贸易，贸易是投资的延续。亚洲新兴经济体通过引进海外资本和技术，找到了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学理论所阐述的比较优势，是由企业创造出来的。

图3 显示了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增长率与人口的相关性。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将1960—2014 年分为3 个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高增长的国家或地区正从人口较少的NIES 转向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NIES的发展始于20 世纪60 年代后半期，主要通过接受日本和美国的直接投资，利用其发展低劳动成本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消费市场以发达国家为目标。中国还通过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为1990 年代的快速工业化铺平了道路（ADB,2015）。这样一来，东亚就实现了从NIES 到东盟再到中国的地区性连锁发展。但是，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会崛起，经济学未能充分说明。①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迪顿称，为什么金砖集团这样的人口大国会发展，这是经济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金砖集团”一词不是一个学术概念（Deaton,2013: 254；末廣，2014：5-6）。

图3 亚洲主要国家或地区各时期人口规模和GDP 平均增长率

但是，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观察，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机制浮出水面。图4 是以生产和市场（消费）为坐标轴划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矩阵表，通过该表的阶段式分析，可以呈现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路径。第一象限是发达国家传统的相互投资的生产发展模式。第二象限是跨国公司在新兴经济体生产并出口的NIES 型生产发展模式，第三象限是PoBMEs 生产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跨国企业在不断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中寻找潜在的市场，并在当地生产和销售其产品。新兴经济体的本土企业在这一机制中获得了竞争力。

图4 根据生产和市场布局划分直接投资驱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

然而，低工资是NIES 发展的基础。这种情况下，成功的条件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其发展催生了国内市场。高供给能力的人口大国会被视为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目的地，逐步向第三象限的发展模式过渡。在此，首先探讨日前备受关注的“人口红利论”。人口红利是指就业人口相对非就业人口的比例较大的经济状况。然而，这一论点忽视了人口规模，无从解释中国等金砖国家紧随NIES 发展的原因。

BRICs（金砖国家）一词的诞生确有根据，但只包含了4 个国家，即便增加南非也未实质改变，具有同类潜力的国家会被排除在外，而合成词PoBMEs（Potentially Bigger Market Economies）可以弥补其缺陷（平川，2017a,b）。

（二）世界经济中的亚洲和中国

亚洲也发生了结构变化，经济引擎从NIES 转移到中国、印度这样的BRICs。回望1990年代之前的东亚经济，存在由日本—NIES—美国组成的增长三角结构。日本提供关键的资本和中间产品，这些产品由NIES 制造并出口到美国市场。然而，进入21 世纪以来，这一结构升级为由日本和NIES—东盟、中国—欧洲和美国组成的新三角。随着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市场也相应产生。

图5 显示了19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变化。从该图中可以看出，不断发展的中国正处于“双重自立”过程中。贸易比例在2006年达到64%的峰值后，至2015 年已下降近30 个百分点。外资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在2006年达到59%的顶峰，至2015 年减少了10 个百分点以上。外资占国内工业生产额、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也呈现相同趋势。

图5 中国的贸易比例和外资在经济中的指标

不仅如此，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将扩展东亚中心的贸易网络。从东亚国家贸易伙伴的结构来看，20 世纪90 年代，美国是第一大伙伴，占贸易总额的50%左右；日本直到90年代初是第二大伙伴，占总额的20%左右。但到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中国超过了日本，2005 年超过美国，成为东亚贸易第一大伙伴。2005 年的贸易额，中国占38%，美国占37%，日本为25%（平川，2007：7）。中国已成为东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另外，东亚国家贸易的最大特点是以零部件和加工品形式存在的中间产品贸易占压倒性多数。图6 显示了东亚、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三大经济圈内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东亚地区零部件的市场份额急剧增加，而消费品的份额减少。在NAFTA 和欧盟，消费品的市场份额没有变化。这意味着企业生产过程间的国际分工扩大了东亚的贸易（木村，安藤，2016）。

图6 1990—2016 年三大经济圈区域内贸易类别构成变化

于是，“一带一路”成为东亚发展路线上的新政策。在东亚的区域内分工结构下，PoBMEs 顺势发展。在全球化时代，东亚已经形成了复杂的贸易和生产网络以及超越国界的价值链。亚洲地区培养出了中产阶层，支撑着广大的市场。这个阶段中国将成为中心，并将贸易扩展到欧亚大陆，增加了一个广阔的泛亚经济圈形成的可能。

四、“一带一路”批评意见的考察

（一）对“一带一路”批评声音高涨

到了2010 年代中叶，由于南海问题等因素，国际社会的“中国威胁论”急剧升温。2015 年中国企业获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43 年租借权，2016 年获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35年管理经营权，2017 年租借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99 年，随后在阿曼的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等等。

然而，到2017 年末，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合计达200 亿美元的水电大坝建设项目相继被取消。理由不尽相同，提出的问题包括：项目缺乏透明度、抵押品要求过高、无视法律法规、破坏环境和中国利益优先等等（Voice of America,November 5,2017; Voice of America,December 5,2017; The Irrawaddy,January 29,2019）。2018 年3 月，美国全球发展中心（CGD）发表“一带一路”融资项目评估报告称，68 个实施项目的国家中有23 个国家存在偿债风险，其中8 个国家被评估未来尤其严重（Hurley,Morris,Portelance 2018）。同样在3 月，《日经亚洲评论》和《银行家》杂志也发表了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共同调查，指出项目与当地就业没有联系，以及对无法管理的债务的依赖等问题。印尼60 亿美元的高铁建设项目被推迟，成本也急剧上升。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老挝对华债务庞大，偿还风险很高。有人认为，中国更关注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NikkeiAsian Review,March 28,2018）。4 月，欧盟28 个成员国中的27 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提交联名信，指责中国影响自由贸易（Heide et al.,2018）。

中亚国家的债务也在增加。2018 年夏天，土库曼斯坦因对华债务增加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塔吉克斯坦也为了换取巨额贷款而向中国企业“转让资源开发权”。新闻报道称：“中亚作为连接亚欧的‘一带一路’的要冲，依赖中国的‘陷阱’也凸显出来。”（日经，2018.8.14）

这样一来，认为中国有意在位于地缘政治枢纽的小国催生债务问题的“债务陷阱”论在世界迅速扩散。2018 年5 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领导的在野党联盟在大选中战胜时任总理纳吉布领导的执政联盟。马哈蒂尔就任总理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减少本国的巨额债务，中止与新加坡之间的吉隆坡—新加坡高铁建设计划，并重新审视已经开工的东海岸铁路建设。东海岸铁路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持项目。7 月马哈蒂尔政府逮捕了前总理纳吉布，指控其涉嫌在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基金（1MDB）巨额贪污，随后对其同谋高盛公司提起诉讼。

然而，2019 年初，人们发现，中国政府在2016 年帮助了因1MDB 问题而动摇的总理纳吉布，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铁路和管道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回报。340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大部分由中国的银行提供贷款（WSJ,January 8,2019)）。2018 年7 月，缅甸也宣布将缩减前政府签署的皎漂经济特区大型港口开发项目（日经，2018.7.5）。在9 月举行的马尔代夫总统选举中，亲中派政党落败，斯里兰卡也在2018 年末诞生了亲印度派政府。

“一带一路”的问题，不限于“债务陷阱”。扩大对华贸易有助于新兴经济体GDP增长，但也有可能导致制造业衰退（丸川，2018）。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构来看，其已分化为水平贸易和垂直贸易（宮島，大泉，2018）。新的挑战正在出现。

（二）批评的合理性

批评者以“债务陷阱”为由对中国施压。路透社报道，在2018 年4 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驳斥了“一带一路”是“中国阴谋”的论调（Reuters,April 11,2018）。的确存在巨额还款问题的国家不断出现，但这能断定是阴谋吗？

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 年），中国企业掀起了开发海外资源的热潮，但矿业投资（M&A）的失败率竟然超过95%（中国经营报，2014.5.31）。2016 年，泰国和中国关于修建连接泰国曼谷和该国东北部的呵叻的高速铁路的谈判，因贷款利率问题产生分歧，最终将技术提供给泰国（三浦，2017：34）。利用40 亿美元贷款建设的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货运铁路在2018 年投入运行后，因偿债问题不得不进行重新协商。因为电力不足，铁路无法运行。

分析这些失败案例时，三浦提出了3 个因素：政府主导的方式导致了对项目的宽松评估，外国对中国的防范意识，以及中国公司善用权宜之计（三浦，2017：34，38）。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顾盈利能力，实施超出其能力的项目，或者中方强行放贷，目的都是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岡崎研究所，2017）。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SINOSURE）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的很多海外计划都很草率，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并呼吁中国的开发公司和金融机构应加强风险管理（SCMP,November 16,2018）。

由于这样的事实，中国开始关注投资失败的原因。有研究指出，其原因是投资决策的问题、对不同文化理解的不足等。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篇评论认为，中国企业有充足的国内经验，但缺少海外运营经验，而相较于硬件，软件更是影响成败的决定性因素（Cainey,2018）。批评是有根据的。但是，批评者也需要自我反思：是否将自己的价值判断绝对化而进行批判？

在此回顾近半个世纪前的日本，就会发现对日本的批判与现在对中国的批判相当程度是重合的。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和企业的进军都受到了来自海外的强烈指责。争议确实是有根据的。经验不足，中国政府和企业凭借有限的经验自作判断，都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是，中国将从这些教训中积累经验（Cainey,2018）。

实际上，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国已经开始敏感地改变模式。王毅外长在2018年3 月的巴黎演讲中表示“一带一路将‘尊重国际规则，按照市场规则运作’”。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意识到了贷款过多的风险。投资企业也在众多的指责和失败中，逐渐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中国一位匿名官员表示：“中国当局认识到失败的事例，正在对全球基础设施计划进行微调。他们对粗放实施项目损害中国声誉并招致怨恨的可能性保持警惕。”（Marlow,Li,2018）在2019 年4 月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承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遵守国际规则”，并考虑受援国的财政可持续性。

2015 年5 月，中国国务院公布了李克强总理构想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际产能合作），6 月李克强总理在法国提出国际产能合作。这涉及中国的钢铁、有色金属、铁路和汽车公司以及其他企业在进入第三国时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合作。在非洲，中国企业与英国政府和企业实施工业合作，这应该能够弥补中国企业海外经验的不足。

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应对也呈现积极的态势。在2017 年10 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主席宣布“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2018 年10 月中国和法国举办首届中法绿色金融国际会议，两个月后与英国确立“一带一路”绿色化原则。世界能源研究所的一份文件指出，目前中国的能源投资与低碳政策相悖，但如果政府资金优先进行绿色投资，则可以期待其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Zhou,Gilbert et al.,2018）。

自《愿景与行动》发布已经过去5 年，①本文写于2019 年初，故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2013 年算起为5 年——译者注。期间“一带一路”进行了大规模发展。与此同时，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批判声浪随之高涨。如今，“一带一路”项目已经从双赢合作的话语阶段转向行动阶段、质变阶段。中国可以通过经验教训积累知识，面对挑战，按照国际社会的规则增加透明度。这将是“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走向成功的道路。实际上，中国正在实现这种可能性。

结语：日本、美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展望

日本和美国未加入亚投行，而是以亚投行成立为契机采取了对抗性政策。时任首相安倍从2015 年底开始实施“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援助。他宣布了一项政策，要在2016—2020 年间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提高到1,100 亿美元，比过去5 年增加30%。2015 年10 月，安倍访问中亚5 国，承诺为该地区创造超过3 万亿日元（约250 亿美元）的商业机会（日经，2015.10.22）。

在2016 年5 月的G7 伊势志摩峰会上，安倍将一年前计划的1,100 亿美元的融资提高到2,000 亿美元，同年8 月出席第六届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提出非洲“对未来的投资”项目、2016—2018 年政府与民间共300 亿美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印太战略”由安倍提出，之后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采用，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平川，2018a,b）。与此相关联，2016 年日本官方开发援助总额的72%投入到印太地区（日经，2018.8.14）。

至于“一带一路”，安倍首相在2016 年6 月由《日经新闻》主办的“亚洲的未来”晚宴上表达了对该倡议的期望，但前提是接受国际社会的标准。2018 年5 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时，中日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了协议，同年秋天还举办了第一届官民联合委员会和第一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论坛约有1,500 人参加，签署了52 份合作备忘录（JETRO 专题，2018.10.28）。日本的合作条件有4 点：（1）开放性；（2）透明性；（3）经济性；（4）财政健全性。然而，日本政府不认为这种合作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相馬，2018：19），但可看作是实质上的合作。

另一方面，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的关系来看，他于2018 年3 月以削减对华贸易赤字为由，发起了“美国第一”的贸易战。两国于同年7 月、8 月和9 月分3 个阶段进行了“3 轮”加征关税的谈判，美国对总计2,5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对总计1,100 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随后，从12 月初的“习特会谈”到次年3 月初，美国对2019 年初加征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品25%关税的计划处于保留状态，2 月底确定推迟原定于3 月的期限，4 月再次推迟，然后在5 月实施。截至2019 年7 月，对所有剩余进口产品实施的“第四轮”制裁在上月底（6 月）的一次首脑会议上被推迟，但随时可能加征关税。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 年7 月底厌倦了部长级贸易谈判，于8 月1 日宣布，他将从9 月1 日起对所有剩余的进口产品征收10%的“第四轮”额外关税。然而，8 月13 日，这些产品的60%被推迟到12 月，以避免影响圣诞购物季（日经新闻，2019 年8 月15 日）。

此外，从华为副董事长被捕和其间其产品被禁可以看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已经转变为中国的技术权利问题，它包含着短期谈判无法解决的中国经济结构上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所谓“经济制裁”正在切断横跨太平洋的全球企业贸易网络，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和施压被称为“脱钩”（Luce,2018; McGregor,2018; Bradsher,2019）。事实上，一些全球领先的企业因为顾虑在中国生产的风险，也在考虑应对这种“脱钩”的准备。

中美贸易战不会因某种突发事件而逆转，这促使中国政府更加坚定地支持自主研发技术，同时减少美国在中国贸易结构中的比重，强化与新兴国家的贸易网络。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对美国的“脱钩”，“一带一路”政策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这样的事态最终增加了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产生新疆界的可能性。2017 年11 月特朗普总统在与安倍首相的会谈中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据报道，2018 年2 月，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共同举行会谈，推进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同年7 月，除印度外的上述3 国就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达成了协议。

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引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对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与此同时，与中国对抗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兴起。着眼于经济方面，这种竞争关系可能会影响印太和亚欧非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融资，使地区经济基础向更高水平发展。新的经济领域作为竞争前沿的可能性正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