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下元代格里芬纹样的起源及艺术特征

兰泽　张婉莉　张毅

摘要： 格里芬最早见于公元前三千纪的两河流域，形象概括为多兽组合的带翼神兽。通过对格里芬纹样东西方起源说的分析，按照最早出现具备格里芬纹样特征的文献资料、出土文物，文章梳理出多元文化下格里芬纹样在东西方文化中有翼神兽的形象，以及对元代纺织品中格里芬纹样进行整理。分析认为，格里芬纹样是中国本土化的遗留，具备“麒麟、天禄、辟邪、飞廉”等形象特征，同时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多元文化交融结合的纹样，可以窥见其中的亚述文化、伊斯兰装饰艺术风格、萨珊艺术等。格里芬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元代王朝的多元文化并存，对内思想观念的日渐浸染，对外精湛技艺的继承保留。格里芬纹样的流行是源于元代统治者对外来文化接受程度比较高，以及对精致艺术的推崇，从元代前后就开始体现出民族大融合的标志。

关键词： 格里芬;神兽;元代纺织品;多元文化;传统纹样;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K876.9 文獻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3）080133－08

引用页码： 080302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3.08.016

格里芬纹样的出现最早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两河流域［1］。“格里芬”的特点为由禽、兽局部特征组合起来带翼“怪兽”纹样，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有翼”。目前国内对于翼兽纹相关的研究，根据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翼兽纹的历史探究;中国古代翼兽的源远问题;对于某种载体的分类，研究对象主要围绕石刻或石像有翼神兽展开;翼兽纹的兴起与原因探析。针对格里芬的起源问题，相关学者主要有如下观点：1） 格里芬纹样是受外来影响但又与中国的艺术长期共存，是一种经改造的、文化保留的、极具神秘色彩的纹样［2］;2） 早期格里芬可分外来和传统两种样式，到西汉以后呈现出融合及风格化的态势［3］;3） 中国为格里芬的独立起源区［4］。在格里芬的归类问题上，刘珂艳［5］将其归纳为元代禽类纹样。国内对格里芬纹样主要集中在石像、石刻、青铜器方面，缺乏对纺织品中格里芬纹样的研究分析，其文化内涵与造型特征尚有待整理与考证。本文试图透过梳理格里芬纹样的本土化遗留和外来文化介入的因素，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对格里芬纹饰相关实物资料进行分析阐释，深入探讨本土织物中翼兽纹样交融及嬗变过程。目的在于追溯织物中有翼对兽纹兴起的原因及历史渊源，在中西亚文化视域、多元文化视域下，从形制、艺术特征上分析外来文化对本土有翼对兽纹样的影响。经本文调研总结，归纳元代纺织品中具备格里芬纹样装饰特征的实物资料图有十余件。

1 “格里芬”的东西方起源说

格里芬纹样是元代的流行纹样之一，同时也是多元文化的代表纹样之一，在长期的文化交流演变中，形成了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纹样特征。通过对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整理，将具备格里芬纹样特点的“有翼”神兽进行比较。梳理出时间点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对比同一时期各民族的流行文化元素和格里芬纹样文化的相似异同，探讨其起源和发展的问题。

1.1 “东方起源说”为中国本土化遗留

中国本土具备有翼形象的出土文物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两件青铜器，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现藏河南省博物馆的立鹤方壶和故宫博物院的莲鹤方壶（图1），两壶质量相同，壶体四面皆饰有神兽，兽体肩生双翼。丝织品中，最早见于汉晋时期出土的一批吉祥语文字的织锦，如新疆民丰尼雅遗址1号墓出土的“五星出东方中国”经锦（图2），饰有仙鹤、辟邪、孔雀、龙、虎纹样;同一墓葬中出土的“讨南羌”锦，其纹样题材和织造手法相似，都具备极强的吉祥寓意［6］。与西方寓意不同的是，中国的“格里芬”多与其他装饰纹样结合，正面积极寓意浓厚。

“麒麟、天禄、辟邪、飞廉”是中国文化中寓意吉祥的瑞兽，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本土的有翼神兽。值得注意的是，麒麟的存在没有明显的外力作用，天禄、辟邪、飞廉或多或少有溯源上的争议。《尔雅·释兽》解释麒麟是一种麋身、牛尾、有角、足似马蹄的多兽结合的瑞兽，雄曰麒，雌曰麟，与格里芬的构成本质一样，都是多兽结合的神兽［7］。天禄、辟邪以石雕为载体流行于东汉年间，现于墓葬石像中，宗教意味浓厚，为成对的翼狮或狮子形象，具备格里芬形象特征，属于格里芬构成种类的一种。《三辅黄图》中：“飞廉……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8］麒麟、天禄、辟邪、飞廉都与格里芬的构成形式相似，被认为是中国本土化的有翼神兽。

《山海经》中，有诸多具备格里芬形象的传说神兽。以《山海经·西山经》英招、孰湖及《山海经·中山经》化蛇最具代表性［9］。“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亦，询于四海，其音如榴。”天神英招，马身人面，全身覆盖虎纹，有一对巨型翅膀，司管理之责，遨游四海，传递天帝旨意（表1中1#）。“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孰湖是人面马身，鸟翼蛇尾（表1中2#）。“阳水出焉……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化蛇是一种人面豺身，双翼，作匍匐状行走，它出现的地方，就会出现水灾，是一种灾兽（表1中3#）。从整体的造型上来看，英招、孰湖、化蛇已经十分接近格里芬的整体形象了，只是英招形象较格里芬形象而言，整体形象更趋向于直立状态，更像“人”的行走状态;孰湖为马蹄，四足触地，整体行动趋势更为接近元代格里芬形象中的向前跃起奔走状;化蛇像豺，较格里芬的大多形象而言，化蛇身材比较娇小。

1.2 “西方起源说”为外来文化的介入

格里芬纹样具有亚述文明、伊斯兰装饰艺术、萨珊艺术、斯芬泰艺术中动物主题，但迥异于西方的格里芬形象，中方纹饰形象较为平和。关于格里芬的传播路径，目前推测出两条线路：路线一，从小亚细亚传入美索不达米亚，后又传入西伯利亚地区，后期渐入匈奴，经草原游牧民族的传播，中国北方地区首先出现“翼兽纹样”的造型。路线二，翼兽造型由古希腊、西亚地区文化发展后传入欧亚草原，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往东行进，到达中国。俄罗斯（苏联时期）考古学家S.I.鲁金科发表论文论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翼狮，也进一步论证了格里芬由北方传入中国的路线［10］。学者Serheieva在扎里契尼村（Trostianetskyi district，Sumy Region）附近发现了具备格里芬形象的骨雕，确定是与元代时间接近的公元11—13世纪物品，骨雕整体造型为鹰首狮身、巨型翅膀，为古代罗斯造型艺术的装饰特点之一［11］。骨雕技艺采用的是通槽技术雕刻，这种技艺在古罗斯并不常见，推测是克里米亚或保加利亚地区引进的技艺，再由本国工匠进行制作。这种结合方式也类似于元代引进的纳石失织金锦织造技艺，元代领土辽阔，格里芬的东传路线也极有可能历经过古罗斯地区，且元代统治者对精致事物的喜爱也是格里芬纹样能够在元代流行的原因。

早在亚述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幻想中的怪物雕塑形象，主要特征是鹰首狮身、兽身人面、人身兽头，由于亚述帝国为军事帝国，其格里芬的形象特征大多凶猛有力，征伐意味浓厚。萨尔恭王宫门口的人面翼牛“克鲁比姆”，神话中亚述神的化身，有着像狮子一样的鬃毛，鹰翼，混合着人、兽、禽、牛、鹰等形象的元素［12］。萨珊王朝是民族主义和宗教虔诚主义至上的王朝，出现了很多宗教性质的装饰，与伊斯兰教义时代的波斯艺术有相似之处，同样也继承了亚述时代的装饰艺术。在欧洲许多博物馆中藏着萨珊王朝典型风格的织造品，以幻想中的兽类纹样为主，狮鹫结合的格里芬、格里芬和怪物斗争的纺织品、对羊对狮纹样等。还有其他同时期的格里芬形象，如现藏那不勒斯博物馆，希腊时期的狮身鹫首象残片（图3（a））;亚述时期的鹰首怪兽头像格里芬，现藏大英博物馆，这个格里芬头像有着浓郁的亚述风格，刻画得细致入微，羽毛栩栩如生（图3（b））;文艺复兴时期，藏于加永城堡的一座狮身鹫首怪兽格里芬座基（图3（c）），和元代纺织品中的格里芬形象比较相似;还有一个也是亚述时期的狮首怪兽格里芬，头有双角，两耳较长，似虎似狮，四肢粗壮有力，一足抬起，胸部和腿上有卷曲的鬃毛（图3（d））;罗马时期的狮身鹰首格里芬，头部似鹰似雕，双耳向前伸，颈部有长短不一的卷曲鬃毛，前足似鹰爪，后足似兽足（图3（e））［13］。对于格里芬的称呼是“Griffin”音译的结果。还有一种说法是“Winged Chimera”，音译为有翼奇美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堤丰（Typhon）和厄客德娜（Echidna）的孩子，Chimera的特点是狮首羊身蛇尾，口吐火焰，是邪恶的象征。“Chimera”作医学名词有嵌合体的意思，现“Chimera”可以泛指任何想象中各种动物结合的兽类。还有一种说法是Senmurv，其亦可称为Simurgh，音译为思摩夫，是波斯文化中的神禽，广泛地分布于欧亚大陆，在萨珊波斯中的织锦中也有出现。如波斯Taq-I Bustan遗址出土，袍服上的Senmurv图案（图4），其形象特征为犬首鸟身或人面鸟身，体型硕大。约1375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日记中写道：“What I thought was a mountain turned out to be a Slnamurv！”桃拔、符拔、扶拔是西域文化的传入，与中国文化相融，形成的新纹样形式。《汉书·西域传》记载：“乌戈山离国，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注曰：“桃拔一名胡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师子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14］由此可以看出，Senmurv与本土天禄、辟邪的相似特征。符拔与麒麟相似，《续汉书》曰：“符拔，形似麟而无角。”［15］学者林海村认为他们的原形是西域的叉角羚、犀牛［16］。南亚的格里芬（图5）表现形式类似于中国的桃拔、符拔、扶拔，像极了中国的石雕翼马。由此可见，翼兽这种外来文化并没有单独地直接使用，是借由外来文化和国人的传统思维结合而成的产物，为中国本土化的翼兽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具有相似特点的情况下，元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比较高。

2 元代织物中格里芬纹样的形象特征

元代格里芬纹样具备极其明显的异域风格特征，溯源其造型特征，本文运用图像对比研究法，根据头部和身体的特征进行区分，可分类为人首狮身、豹首狮身、禽首兽身和其他形象特征格里芬。

2.1 人首狮身格里芬纹样

人首狮身造型在中亚的陶器和铜镜上较为常见。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博物馆的元代黑地团窠对狮对格力芬织金锦，卷祥云纹和植物纹元素组合的对翼，人首上饰卷曲的鬃卷毛发，窠内饰有紧密的卷草纹样，尾部有一个龙头，两狮背对背，整体趋势向上扬起，四肢矫健作向前跃扑状，动态十足，极具生命力，窠外由团窠排列后组成的不规则菱形间饰有鹰首格里芬纹样（图6（a）（b））［17］。内蒙古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出土了一件四合花纹纳石失辫线袍，辫线袍下摆内夹层袍底襟、袖口处饰对狮身人面团窠纹样（图6（c））。有数十个头戴皇冠的窠团纹样，头部扭转角度较大，为五分之四侧面，同黑地团窠对狮对格力芬织金锦整体动态相似［18］。两件人首狮身格里芬纹样采用的都是元代贵族统治阶级流行的织金织造工艺。

2.2 豹首狮身格里芬

对格里芬豹首纹样目前发现一件元代瓣窠对兽纹织金锦（图7），现藏美国克利夫博物馆［19］。豹首造型，背对背身躯向上扬起，头部扭转相对，肩处生出似植物纹的对翼，头部生起双耳，与禽首狮身格里芬的双耳造型相似，兽颈处装饰有一条几何纹样装饰带，尾部带有一只龙头，窠外饰双头鸟造型［1］。

2.3 禽首狮身格里芬纹样

私人收藏的瓣窠对格力芬纳石失（图8（a）），整体趋势背对向上扬起，头部为鹰首造型，扭转相对，卷草瑞云纹双翼，鹰眼下有椭圆形装饰，似泪珠似宝石，窠内饰缠枝花纹样，窠外圈饰一圈阿拉伯文字。美国大都會博物馆藏团窠对鹰首格里芬纳石失（图8（b）），团窠对鹰首格里芬纳石失与格里芬整体装饰趋势一致，双翼为三簇大羽组成，羽尾向下卷曲呈圈，羽尖向上延伸至格里芬头部饰有花朵，与生命树装饰方式类似。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黑地团窠对狮对格力芬织金锦，饰有鹰首狮身格里芬纹样和人首狮身格里芬纹样，人首狮身格里芬为传统团窠排列形式。数个团窠人面狮身格里芬纹样按二方连续排列后，余下的不规则菱形空间内饰有鹰首狮身格里芬纹样，头部被菱形窠环遮挡，鹰首羽毛卷曲上饰一对尖耳，鹰眼下饰泪珠形装饰，尾部有一龙头装饰，格里芬下半身相连，腿部线条夸张，窠内饰卷草纹样。

2.4 其他形象特征格里芬纹样

具备其他形象特征格里芬纹样丝织品共有两件。一件是内蒙古集宁路遗址出土的龟甲地瓣窠对格里芬彩锦（图9（a）），禽首羊身，禽首似是鹰的造型，以两两相对的形式装饰于花瓣状团窠内，四肢长有羊蹄，尾部、双翼相连延伸饰有花朵。耳朵、双翼，以及装饰格里芬身体的是类似于卷草纹，祥云纹的纹样卷曲可爱。另外一件是蓝底樗蒲形窠内装饰对称怪兽纹样，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图9（b））。蓝底樗蒲形窠内装饰对称怪兽纹样形态与前文所述传统元代纺织品中的格里芬纹样形态有异，头部造型神态凶狠，向上肆意生长的长卷曲毛发，足似羊蹄，两两扭转相对，像是在急速奔跑的相斗场景，饰于橄榄形联珠团窠内，窠环饰有阿拉伯文字［5］74。

元代纺织品中的格里芬纹样，整体形态以直立式呈向上扬起，动态展现出蓬勃生命力，可以窥见草原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神态。纺织品中的格里芬纹样窠内常见两兽形象，以对称为主，装饰于团窠内，窠环形状不作严格区分，偶见饰有伊斯兰文字的窠环，具有浓厚的伊斯兰风情。肩生双翼或是格里芬尾部相连延伸生长出植物花卉纹样，与生命树装饰有相同之处。造型庄重神秘，具有明显西域风格，区别于传统沿用的兽类纹样，有显著的西方动物纹饰风格。

3 元代王朝多元文化视域下格里芬纹样的艺术特征

中国的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社会文化必定是复杂的。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为元代主要文化类型，同时期存在的还有藏传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高丽文化等，都无法排除其对元代文化的影响。在多种文化并存的基础上，元代统治者也在极力保护本民族文化最本质的东西，但由于元代统治者的喜好，也同本民族的文化爱好有所偏颇，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元素，同时汉族文化也逐渐跟随其风，慢慢渗透融合到汉族文化当中，并遗留至今。

3.1 格里芬纹对内传统思想观念的日渐浸染

元代的丝织品中凝聚着宋代还有西域的装饰艺术精华，尚可从大量的丝织品纹样中窥得遗风。元代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统治、区分等级制度，遴选了大批包含政治伦理内涵的纹样。这些纹样大多是以汉族的麒麟、虎兽、云龙、瑞凤、天马等元素为基础，在其中加入织金工艺，使其视觉上更加富丽堂皇。此类纹样是极具统治意味思想为载体的传统纹样，纹样的装饰上还体现了两宋传统的儒学继承发展。元代统治前后时期，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契丹、回鹘、匈奴，他们的审美观念颇为相似，常年游牧活动到逐渐安定，时间上的稳定和富余转变为喜好繁复精致的装饰。元代政治上保护统治地区不同民族“各依本俗”，所以，元代纺织品总会杂糅着被官方认可的优秀文化或工艺，元代的工艺品是各民族文化大交流的艺术结晶。

元代疆域辽阔，不便管理，所以元代的统治者启用汉儒，推行汉法，效仿之前汉族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巩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故而元代丝绸图案的题材广泛，同时也具备西域风格，在图案结构、题材选择上大多承于隋唐宋金，题材运用上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格里芬纹样的流行也体现了统治集团的意志。《丝枲之工》：“其染夏之工，织造之制、刺绣之纹，咸极其精致。”［20］从中可以体现出，元代在前朝的基础上，工艺精巧又上至较大的阶段，可以概括为织造之精丽、用料之华贵，地位等级越高，织造品愈发华丽。而这种奢靡之风的兴起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同样影响到了明清纺织品的审美风格，对富丽堂皇的丝绸追求不亚于元代，甚至更胜。前唐缂丝的沿用出现在元代中时期的实用物品中，如乌鲁木齐盐湖元墓出土的缂丝服饰用品，达茂旗明水墓出土的缂丝靴套。受汉文化的熏染，缂丝技艺也逐渐完备，《析津志辑佚·岁纪》记载：“中书礼部办进上位御扇，扇面做诸般花样……极其工致，绝妙古今……如是者数样，制具不同，有串香柄，玛瑙、犀角成，雕龙凤，金涂其刻。”［21］可见缂丝工艺的完善，缂丝扇柄上多饰珠宝体现了元代统治者的审美趋向华丽繁复的风尚。

纵观中原文化对元代丝绸的影响，虽没有隋唐的盛况空前，宋代清新淡雅，但逐渐发展成独具特点的元代丝绸艺术品，并影响后世的审美趋向。格里芬纹样上的审美、思想观念明显有中原文化的特点遗留，带有北方民族特点，对西域文化的接受程度较高，在各方的交流中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3.2 格里芬纹对外精湛织金工艺的继承保留

元历史上，征服过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对外政治上采取开放的对外政策。“蒙古族早年的文化状态落后……以其当时的文明程度，若要欣赏宋朝时期的清隽典雅，还相当困难。他们又较早地接触了伊斯兰手工艺品，对其外观的精美华丽喜爱非常，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对工艺美术的审美判断是由伊斯兰艺术培养起来的。”［22］3

《元史》中“纳石失金锦也”［23］，纳石失是一种常见且典型的文化交融渗透的例子。西域织金锦的传入，元代贵族及统治集团掀起了一股尚金的风俗，《元史·百官志》中记载了专门的官府作坊——荨麻林纳石失局，织物透露出一股华丽繁复的风格。以金饰衣，流行尚黄，成为了当时元代统治阶级的风尚，风靡程度空前。纳石失特点的纹样由金线或捻金线织造而成，其中“捻金”“缕皮傅金”“片金”为纳石失中金线的一种做法。“片金”是将羊毛制作成薄皮层，再覆上金箔，最后剪成条状再织造。这种类似织金工艺的“缕皮傅金”，在中亚又称“羊皮金”，是中亚的传统织造手艺，具有典型外来织造工艺特点［24］。元代此种代表性织造工艺的纺织品出土了很多件。如内蒙古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出土的一件黄褐色织金锦袍，做工精细，文物保护完整，纹样清晰可见，为典型的格里芬纳石失金锦。圖案形制为二方连续联珠团窠带王冠对人面狮身格里芬纹样和宋代流行的四出花纹（图6（b））。保存得最为完备的是一件金线特征的黄地菱格宝相花织金锦，出土于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此件织物以花卉为主要题材，未见动物纹样，其中的宝相花纹样和四出如意头八瓣团窠纹样体现出对汉唐纹样的沿用，反映这一时期蒙汉融合的现象，元代统治阶级对汉族文化的接纳和认同。《诸匠》中：“我朝诸工制作精巧，咸胜往昔矣。”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以金装饰丝绸的手法，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了大量的实物，在此基础上元代吸收了中亚的织金锦工艺，作纳石失，对金属华丽之制有极高的热忱，从而促使了织金工艺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这种升级版的织金锦丝绸已迈入高档丝绸的品级。同样的，撒答剌欺也具有浓郁的中亚特色，原产于撒答剌欺镇，传入后仍旧保留着撒答剌欺这一名字，多为元代贵族礼服用料。撒答剌欺中具备格里芬纹样特征的是一件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中出土的龟背团双羊织成锦被，以黄、褐、蓝为纬线色织造，缘饰团花牡丹，龟背纹为辅助，分布着数十余个团窠纹样，窠内饰鸟首羊身带翼格里芬纹样，以两两对称的形式饰于窠内［22］96。还有两件是内蒙古达茂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地出土的团窠人面狮身对格里芬纹锦及对禽纹锦。其中，团窠人面狮身对格里芬纹锦窠内饰有带冠人面首，带翼狮身，饰一圈折枝花纹样，将人兽狮身的格里芬纹样包裹，呈现整体椭圆的外形。

元代社會背景错综复杂，文化杂糅，从多元文化视域的角度和出土丝织品的特征上来看，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汉族文化是影响较深的三种文化。元代在本土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伊斯兰文化中上层统治者认可的部分，对其织造工艺、审美理念都显示出极深的赞扬。在本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新因素，呈现出时代的新风貌，元代文化大步向前。

4 结 论

格里芬纹样作为翼兽纹的类型之一，是中外民族文化中经久不衰的艺术主题。外来丝绸文化昌盛之时，翼兽纹样就常见于中唐时期的丝绸锦缎及金银器上，晚唐时期衰落，经过文人风骨的宋代时期，辽元时期翼兽纹又重现于丝绸纹样中。格里芬纹样是本土化遗留的产物和外来舶来文化的结合。从国内早期出土的石器、青铜器，流行纹样“麒麟、天禄、辟邪、飞廉”，传说《山海经》的神兽等都可以看出格里芬纹样的本土特征表现形式，国外的奇美拉、狮鹫、思摩夫等传说动物形象给元代的格里芬纹样带来灵感。由于元代领导者的民族特性，对具备相似文化内涵的纹样接洽程度比较高，这也是格里芬纹样在元代流行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本，无异是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审美意蕴的趋同，以及具备一定异域文化的背景中互相调剂和补充。从元代前后就开始体现出民族大融合的标志，艺术交流无界限体现在了服饰中，并逐渐融合成中国传统中具有多种表象意义的特色纹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也在格里芬图案中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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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Griffin patterns in the Yuan Dynasty under multiculturalism

ZHANG Chi， WANG Xiangrong

LAN Ze， ZHANG Wanli， ZHANG Yi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Griffin was first seen in the two river basins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iffin” a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birds and beasts with the winged “monster” pattern.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is “the wing”. The Griffin pattern is one of the popular patterns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it is also a representative pattern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long-term cultural exchange and evolution， it has formed regional and contemporary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Griffin patterns mainly focuses on stone statues， stone carvings and bronzes， and there is lack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Griffin patterns in textiles.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need to be sorted out and verifi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Griffin pattern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ccording to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and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iffin patterns， the image of Griffin pattern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under multiculturalism was sorted out， and the Griffin patterns in textiles of the Yuan Dynasty were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We combed out the time point and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 compa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pular cultural element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same period and the Griffin pattern culture， and discussed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was to trace the reasons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winged beast patterns in fabr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sian culture and multiculturalism，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on local winged beast patterns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pe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early unearthed stone and bronze wares in China， the popular patterns of Kylin， Tianlu， Bixie， Feilian， and the animals of the legendary culture， we can see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Griffin patterns. The legendary animal images of Chimera， Griffin and Senmurv abroad bring inspiration to the Griffin pattern of the Yuan Dynasty. Griffin is a pattern of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We can see the Assyrian culture， Islamic decorative art style， Sasanian art and so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Yuan Dynasty was complex and culturally mix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cul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earthed silk fabrics， Mongolian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and Han culture were the three cultures that had a deep influ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Tibetan Buddhist culture， Christian culture， Korean culture and so on. Due to the preference of the rulers of the Yuan Dynasty， it was also biased with the cultural hobbies of the nation. Textiles absorbed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and weaving techniques. Such changes made the Han culture gradually follow suit， slowly penetrate and integrate into the Han culture， and remain so far.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riffin reflects the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gradual infiltration of internal ideas，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foreign exquisite skills. The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concepts on the Griffin pattern are obviously left over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a high degree of acceptance of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has been strengthened from the exchanges of all parties.

As one of the types of winged beast patterns， the Griffin pattern is an enduring artistic theme in Chinese and foreign national culture. The Griffin pattern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legacy of localization and foreign culture. When the foreign silk culture was prosperous， the winged beast pattern was common in the silk brocade and gold and silver wares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It decline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fter the literati style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winged beast pattern in the Liao and Yuan Dynasties reappeared in silk fabrics. The Griffin pattern of the Yuan Dynasty integrated new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culture， presented a new style of the time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strode forward. The popularity of the Griffin pattern was 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aesthetic implication unde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the mutual adjustment and supplement in a certain foreign cultural background. It was also due to the high acceptance of foreign culture by the rulers of the Yuan Dynasty， as well as the praise of exquisite art， which began to reflect the symbol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around the Yuan Dynasty. The boundless artistic communication was reflected in the costumes，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characteristic patterns with various representational meaning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 complex cultural background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 Griffin pattern.

Key words： Griffin; beasts; textiles in the Yuan Dynasty; multiculturalism; traditional patterns; artistic features

收稿日期： 20221130;

修回日期： 20230627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1YJA760096）;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补助项目（文非遗发〔2017〕2号）;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一般项目（19WMB040）

作者简介： 兰泽（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纺织品设计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文化。通信作者：张毅，教授，zy519@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