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笔记

周荣池

渔洋山的风

新城王士祯一句“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诗中的风从清朝吹来，依旧那么强烈——我一脚踏上姑苏城南太湖边渔阳山门的时候，这风依旧强烈地穿越过山水和时光之间，激荡于我这个过客的心胸。

上山，看见了桃树上刚刚离开的风。地上那满地堆积的花瓣就像诗人触景生情的诗句，将从枝头吹过的大风记下了痕迹。不仅仅是桃花，还有樱花以及叫不出名字的花儿，这是风的不同意象，把“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唐朝旧梦遗传下来。一阵风用诗意的方式让历史贯通了，风在或者不在，都有眼前飘零散落一地的证据。

山中，车子周旋在盘山公路之上。风落在了一座庙宇的烟囱上，真是神来之笔。这座并不恢宏的庙宇建筑上竟然飘忽着缕缕俗世的炊烟。倒不至于惊诧，僧侣们自是从俗世而来，即使将来羽化而登仙，现在三餐素食果腹也少不了一套锅碗瓢盆。但是，见过很多寺庙里都将僧众饮食起居之处归于僻处。现在，看见这个小小的烟囱，冒出了青烟缕缕，便格外让人觉得意外的温暖。其实，这温暖本来就在佛祖心中，自渡或者渡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山中的风把这炊烟鼓腾起来，无非只是将从善渡人的温暖内心敞开让我们看看。

山上，风在一面旗帜上展现出其在渔洋山的高度和方向。站在猎猎风中，羸弱若我辈几乎毫无定力，稍有不慎便要有被吹走的样子。倒是，不远处太湖上山水相依，湖天一色的美景让人下定决心，屹立不动，目光凝聚在那宛若仙境的山水之间。开车的师傅淡淡一句，这完全就是一幅山水画。可见这山水真是怡人，并给人以慧根，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往这风中一站，眼睛里便是永不收笔落款的山水画。无怪清朝诗人鲍珍说：“夙慕渔洋名，常如梦天姥。夜来看不足，朝窗笏更拄。”

下山，是因为心里明白风景是看不完的，便不如果断点离开，留着同伴们去渔阳阁上赞叹。临阁而不上，对于我这种不喜欢将景致看得仔细完全的人来说，有自己古怪的理由：没有一处风景是我们想看就能看完的。既登得山顶见识了自然的高度，那人为的亭台楼阁就显得有点穿凿附会的意思，就像是导游的讲解对于这山水画般的景致就只是多余，而这亭台楼阁便是不上也罢了，因为这风景是没有尽头的。果然，到得山下便又见到那山风呼呼吹来，延绵不绝。湖边停着的那些休息的渔船便是证据，虽然降下了风帆，但让人感觉到那风鼓满想象的风帆永世不绝。

风中，想到一句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过董其昌墓

出行最恨见那些大路货的景致，更恨见不到想见的物事。周立波俏皮地说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去，如此一来若是行了千山万水从此地到彼岸仍是要看那些流水线上的复制品，就让人纠结了。可偏偏是“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导游平淡地说了一句：“这便是董其昌墓地。”那冷漠的汽车便一下子呼啸而过。

董其昌墓在太湖边渔阳山脚下静立，却过而不能拜。尽管许多人对他传说中的恶行有掘墓鞭尸之恨，我也绝不是黑白不分地要为之辩解，但这个人是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即便是今天的客车速度再快捷，也是没有理由和可能的。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 年），其才溢文敏，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是晚明最杰出、影响最大的书画家。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且“名闻外国”。

中国历来讲究“德艺双馨”，德在艺之先的追求与标准倒也是一个优良传统。而董其昌饱受诟病之处，正是道德情操出了问题，这便是著名的“民抄董宦”一案。此案的详细记述并无正史可查，只在当时民间的写本《黑白传》和《民抄董宦事实》中有传。《黑白传》中，六十岁的董其昌看中民女绿英，他的二儿子董祖常强抢绿英给其作小妾。此事经好事者编成《黑白传》，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董其昌认为这是范昶捣的鬼，范昶便跑到城隍庙里起誓辩白。不久范昶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穿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董家家丁大打出手，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来将几个妇女摁倒并剥掉裤子。范家便用“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民抄董宦事实》中记载，就在此事发生的第二年春天，民众“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呼告到处流传，一场群众发起的抄家运动对董其昌的宅邸进行了洗劫。董家一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等地半年不得安身。

然而，在清人所著《明史》中，对于民抄董宦的原因与民间传言大相径庭，“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康乾文字狱大兴，史家没有必要为一个前朝的董其昌去走极端而惹火烧身，且董其昌因“奴酋好杀，辽之怨恨上通于天”的言论在文字狱时期成为清朝统治者打击的对象。所以，《明史》所著“民抄董宦真相更为可信。而董其昌做的最大的官是南京礼部尚书，其时永乐皇帝已迁都北京，其官位并非至高无上，说他“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是言过其实，群情激奋抄家之举实在也是无知群众受董之政敌蛊惑盲从而已。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将道德前置于艺术之前当然是优良传统，但历史上对于艺术家过分的道德追问也让他们不堪重负，更为可怕的是，这些追问一旦为政治意图所利用，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董其昌对手下有失察之过，或本身行为确有瑕疵，但这和其艺术上的成就没有本质的关联。功过是非已然被时光之墓所埋葬，留下倒是艺术史上的星辉，这些已经与董其昌的善恶毫无关系。

废墟上的风景

一个人在明月湾古村里晃荡，把随行的人当成是陌生的游客一样，自我孤立于没有导游讲解的一处处废墟中。明月湾古村没有过度的开发，许多破败坍塌的房屋矗立在自己的角落里，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这些，甚至比那些修缮完好并在导游说辞里出神入化的景点更能打动人。

荒烟蔓草的道路只留下点痕迹，那斜倒在地的石鼓已经不能体现一个大户人家的尊严。青石之上“石敢当”三字已经漫漶不清，这个倒也无所谓，这处被遗忘的角落并不需要神灵的庇护了。倒是疯长的青草们成了石头的守护神，石头老了没有力气保护别人，不知道这样的时间究竟是多久远。

进了院子，便是几株长势喜人的枇杷树。这又让我想起了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最后那句话“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我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这棵树是凭着家园的温暖一直站立在我的记忆里。世事无常，人无永寿，只一棵树记录着光阴变幻，证明着生死爱恨，支撑着世道人心。然而，眼前的这些树木们是不是和主人有着必然的联系，还是馋嘴的顽童随意吐下种子让童年的故事生根发芽，今天虽然亭亭如盖遮天蔽日般的健壮，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前世的证据。

进入屋内，仍可见天日。沦为废墟的房子却比那些深宅大院多一份明媚的阳光，比之于那些终年不见天日的屋内要敞亮得多。不光是我这个陌生的游人有这种欣悦之情，就是那青砖铺就的地面之下的种子，也忍不住探出头来，看一看陋屋顶上蔓延下来的春光。

哪个人家穷到屋里长青草？在民间即便是祖坟上长青草也是要遭人唾骂的。但这是废墟的权利，所以我必须得把这些从地砖缝里长出来的青草谓之于喜悦之情，而绝无荒凉凄清之意。因为，我还看到了一朵永远绚烂的花朵开放在楠木柱子下面的石础上。那是一朵菊花，虽然不是这个季节开放，却因为在石头上而符合诗意的逻辑。构成花朵的那些线条很清晰地将它的情绪表达起来，和先前在那些保护完好的古宅中石础上的花朵一样精神抖擞。那楠木的立柱不再有房屋的重压，它直指阳春的天空，像希腊帕特农神庙里的那些石柱一样有着强大的力度和骄傲的情绪。

在这座废弃园子的生机勃勃中，唯一让人心疼一下的是一段烧焦的木头。这段木头立在摇摇欲坠的山墙中，也是承重的一根立柱，却因为一场火变成焦黑的碳棒。这场火是导致这个园子荒废的罪因，还是园子荒废后起的火，无从也不必考证了，就留一个谜一样的残局让我们这些人无事生非地想象去吧。

光阴丢弃了人，人丢弃了屋子，屋子成了废墟，却一刻没有嫌弃光阴，安之若素地站在自己的角度里。

行至春深处

明月湾的春天只一句话：嫩绿的甜味里蔓延着鸟啼。

老人坐在自家院落里的躺椅上，那种与光阴厮磨的情景毫无老之将至的痛苦，却完全是与日月同行的自在自得。我像是回自己老家院落一样自然地一脚踏进去，也并没有引起主人的抵触。一个中年人正在锅里用手炒着茶叶，那些翠绿的叶子在手工的摆弄下慢慢地收缩成江南的碧螺春。老人睁开眼睛，我表示想买点这些手工制作的茶叶。老人让我坐下，拿出透明的塑料杯子，抓了几根茶叶进去，开水倒下，嫩绿的春色就在水中融化开来，并在氤氲的水汽中飘到嗅觉里。等待茶冷的时候，我和主人简单地讨价还价后商定了价格和数量。中年人将茶叶装好，系上带子放在我手里，我便拎着嫩绿的春天出门而去了。

村庄不大，走几步便是山中林地。尽管立着不让上山的提醒，但我走了一阵也并没有受到农人的阻拦。草木深深，越走越安静，人也渐渐地少了。成片的竹林将阳春午后的热度隔离开来，蜿蜒的小道上清新宜人。走几步，突然听到“笃笃笃”的声音，很是有些疑惑。循声走上前一看，原来是山民们忙着砍伐竹笋。男人提着锄头用力地砍伐，女人提着袋子在捡拾收获的成果。这是山里人“你挑水来我浇园”的恬然场景。又走几步，看见路边又有山民们剥下来的竹笋皮子，捡了一片咬了根部白嫩的地方，明月湾春天的甜味在嘴里齿颊留香。便不再向前朝山的深处跑，我觉得就这一片笋皮已让我走到了春天的深处。

晚宴农家，酒不醉人人自醉，说得文乎乎起来就是被这春色所醉。举杯，附庸风雅地学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课堂上那句名言：“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名士！”而后沉醉不知归路。痛快淋漓，酣眠无梦，倒真是但愿长醉不愿醒了。

一声鸟啼把酒催醒，清凉的阳光照进早晨，催人早早起身再去流连一下那大好的春色。两三人一起上路，离村子越来越远，山路也越发地模糊不清。山上散落的石块，像是一首首短章一样零散于春天的诗篇中。山并不高，登顶之后仍有一览众山小之快。不远处太湖之水上缥缈升腾的雾气宛若仙境。间或见忙碌的农人，不敢上去搭讪问话。或许这便是传说中的桃源仙境，倘若要是问那农人一句话，对方答曰：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云云……岂不要一下子穿越到“晋太元中”的时空里而不得复返？

下山不走回头路，为了看点新的景致，走着走着便好像找不到归路，只听林间鸟鸣雀跃之欢。归心纵是必要，可是此情此景倒真是让人自愿找不到下山之路，哪怕是做一只跳跃欢叫的鸟雀。当然，这些都是痴话，在心里想一下，便如惊起飞去的鸟儿，瞬间没有了任何痕迹。

听山下有人语，虽是吴语难辨，但一下子就找到了归去的方向。

古码头涛声

码头是陆地的舌头，它伸出去是为了尝尝湖水的味道。而古往今来的人走上码头是为了离开此地，尝尝彼岸的味道。

我静静地坐在码头边，像一只不起眼的虫子，任由陌生的目光来来去去地注视或者漠视。那些路过的人们因为陌生在我的眼里是人或者是虫子意义都一样。时间就像停滞了一样，这是明月湾之行最舒缓的节奏。我们匆匆地奔走于一道道风景，好像是人生的某一种隐喻，每一个人都在为生活的某一个目的来去匆匆。而此时，让时间停下来，回想来时，漫想后尘，这种消极的停滞具有无限的积极意义。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开篇就道：“……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现实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心为形役，但是我们连惆怅而独悲的机会都没有，每天都要接连地“上路”，甚至盲目到为自己一直“在路上”而欣喜若狂。在生活中，在“从哪里来”“身在哪里”“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中，我们往往只能主动或者被动地想着“到哪里去”的问题。可是，我们那么努力地思考与践行这个问题，却似乎像是磨盘边转悠的牲口，一直在路上，却永远在原地打转，那个挂在前面鼻子前面的胡萝卜永远够不到。

那么，我们的忙碌就显得有点盲目的意味。

一路奔走在人生之路上的我们，停下来坐在这码头上听听那不绝的涛声，想想我们的来去之路，明白的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做减法的人生会愈发的丰盈壮美。

脚下的墓碑

陆巷古村滨太湖而居，可走了很长的一段距离，似乎只有那连捷解元、会元、探花的王鏊故居值得一看。真正进得王鏊故居，见到的是那种修缮成标准制式的富贵堂皇却又空洞无物的故居，让人觉得索然寡味。王鏊门生唐伯虎称他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大概有点言过其实，王鏊自述的那首诗更是不无骄傲之处：“万株香雪立东风，背倚斜阳映酒红。把酒花间花应笑，春光还属白头翁。”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王鳌晚年还曾应诏出征，高居明朝首辅四十年，告老还乡后又培养出唐伯虎、文徵明这样的高徒，得意之情也可理解。虽然夫子自道“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莫若宽厚待人”，但其霸气雄风仍可从其故居惠和堂的规模陈设中窥探意会出点滴来。

然而，自古英雄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即便是王鳌当年名震四海、师表八荒，赢得誉满天下的名分，可是这些名望在如今恢宏气派、游人如织的氛围里，仍然对比出无尽的落寞。这种落寞不是王鳌个体的落寞，是人生归于虚无的落寞。尽管王鳌画像两侧那副楹联很有些坚强的意味：青山绿水千载秀，锦绣华堂百世荣。可这些现在看来有些勉强的语境中的建筑陈设只是后人的善意经营，挡不住人生终将落幕的结局。当年岳武穆雄心壮志地说“三十功名尘与土”，把半生戎马生涯的战功硕果归于尘土一样的虚无，表现出其蔑视功名的气度，更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继而奋战的豪情，可纵有豪情冲天却不仍要归于尘土？

这么想有些消极，可是世上的实情往往就是这般的冷漠与无奈。同样是与王鳌有关，东山之上的王鳌墓地却人迹罕至，导游为了行程所需根本只字未提。墓地之于主人较之于故居之类更为真切，可是墓地是人生的终点之所，悲凉凄清，较之于富丽堂皇的故居似乎没有什么意趣。这不，故居可以无限地经营美化甚至神化，可是死亡却终究是一块冰凉的墓碑，碑上墓志铭无论何等措辞华丽也显得毫无生机。

世间生前和身后的哲学在操控着人生的冷暖。倒不是恶意地去揣摩陆巷古镇后人的用意，追慕王鳌的一切自然也不完全为旅游经济之需要。只是这人生从来就是这么的残酷，或许生前越发意气风发，身后却更加对照出落寞与悲凉。我这么想的时候，并没有敢说出口来，只是随着行人茫然地往前走，对与否还在内心斗争着，毕竟连我自己还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完全相信这一段古怪的思考。

可是，就在离开陆巷古村的最后一段路程，我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可靠的证据。当踏上古村路上最后一块石板的时候，我看见了那石板上刺眼的文字。那是一块墓碑，上面清晰地刻录着墓主夫妇的名讳，以及“阳上”孝子贤孙的名字。墓主的子孙一定也早已命归九泉之下，他们和自己祖先的名字一起成为一块路石，踏在我们的脚下。

见到这些，我一点也不悲凉，王鳌也好，贱民也罢，最后也就是墓碑上的一行字；立着也好，躺着也罢，终归是被后人的脚步踩着，大步流星地背弃过往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