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算法视阈下的主流价值观传播：双重影响与优化理路

聂智　李静菲

摘 要：当前，以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间精准匹配为主要特征的智能算法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被广泛运用，因其所具有的及时洞悉受众信息需求点、准确捕捉思想文化聚焦点、有效预警网络舆情风险点的潜质，使它拥有为主流价值观传播赋能的广阔空间。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智能算法带来的把关权力转移、认知窄化加剧、舆论场域漂移、资本逻辑潜入等问题，避免让主流价值观传播遭遇可能的消解，则需要通过推进主流价值嵌入算法、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提升传播内容质量、抑制虚假信息散播等多重维度加以优化。

关键词：算法;价值观；优化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2.012

中图分类号：G６４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2－０070－０6

当前，大众传播进入新阶段，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大数据技术的智能传播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智能算法加持下的移动资讯客户端和网络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接收信息主渠道。“智能算法型信息分发是通过算法模型将用户信息数据与内容信息数据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匹配，从而实现内容高效聚合、精准分发的一种全新范式。”^[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2]探索智能算法对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的深远影响，对深入研析优化理路意义重大。

一、智能算法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战略契合

智能算法内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双重逻辑，是信息传播领域新的技术范式，其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战略契合点在于它能够通过技术赋能，对受众信息需求点、思想文化聚焦点、网络舆情风险点进行精准捕捉。

1.智能算法能够及时洞悉受众信息需求点，提升内容分发精准性

互联网汇聚海量信息，移动互联网赋权自媒体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物联网使得无数传感器变成人类的眼睛与耳朵，大数据与云计算成为信息加工的利器……信息生产规模呈几何级倍数急骤膨胀，形成信息过载态势，使得受眾仿佛浩瀚宇宙中的尘埃，面对过多选择而无所适从，陷入“多即是少”的悖论中。为解决信息过载背景下的时空距离，以智能算法推荐为核心的信息分发技术发展为新的媒介生态系统里的重要“行动者”，深刻改变了既有的资讯传播格局。在海量、庞杂的信息中，智能算法的介入实现了信息的有效传递，它通过对受众浏览历史、身份标签及所处环境特征等数据痕迹的分析，利用标签化对受众进行分群、建模，以此建立多维度的用户画像，基于用户阅读资讯的倾向性和个性化偏好，从成千上万的内容池中为不同的用户推送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让内容主动“找到”对它感兴趣的人，新型分发机制为用户与内容间的匹配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这种以用户兴趣作为导向的智能化分发模式，促成了新闻资讯消费环节的革命性变化，从人与信息的关系来看，传统传播时代“人找信息”演进为智能传播时代的“信息找人”，大大提高了人们信息获取效率。一旦主流价值观抢占了智能传播制高点，运用智能算法自动精准推送各类高质量信息，实现智能技术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同频共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与符号源源不断流动于智能传播的管道中，就能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带来新的契机与动能。

2.智能算法能够准确捕捉思想文化聚焦点，提升议题设置主动性

互联网平台具有虚拟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人们更倾向于在此表达自己的意见、分享个人动态。“人们在网上产生的海量数据，记录着他们的思想、行为乃至情感，这是信息时代现实社会与网络空间深度融合的产物，其中反映着某段时期的舆情与民意。”^[3]聚焦此背景，网络舆情监测成为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为我们在海量信息中准确捕捉网民思想文化聚焦点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智能算法大数据平台所具备的实时、高效掌控、处理数据信息的优势，一方面使其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及时抓取到有效数据，这是捕捉网民思想文化聚焦点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在抓取到的有效数据中，“其通过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网络聊天内容、视频音频、浏览记录等数据进行分析，其可以将人们的个人兴趣及价值观念等进行原生态的呈现。”^[4]在此基础之上，对新闻舆论、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领域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的话题内容的点击量、阅读量、评论数、转发率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排序，描绘出人们思想态度演变的“轨迹图”，以此完成对网民思想文化聚焦点的精准捕捉。这为后期议程设置过程中开展事先策划与准备预案下好了“先手棋”，以便相关人员能够深度聚焦核心关切，选取恰当的切入点与着力点设置宣传议题，提升主流价值观内容生产与功能实现的效能，在短时间内推出符合现实需要且具有正确价值立场的信息文本，引导议题向着靶向性和公共性兼备的方向发展，做到把牢定盘星、筑好压舱石，正确引导舆论并及时化解思想困惑。

3.智能算法能够有效预警网络舆情风险点，提升舆论引导前瞻性

互联网作为当下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同时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网络舆情风险点具有隐蔽、分散和突发等特点，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对其进行有效预测及防范，是促进“最大变量”向“最大增量”转变的务本之策。“智能算法大数据平台能够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点进行科学研判，其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潜在性、苗头性的风险有防范的先手，即能够对其性质、特点、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及时把脉、科学问诊、因‘险施‘诊，以切实控制风险的发生频次和影响范围，努力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5]换言之，当智能算法大数据平台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在探测到音视频、图片、文字等信息载体中包含有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话语表述时，有关算法模型则会将其识别为政治敏感类内容，并有针对性地展开多维度内容剖析，对其中是否隐含意识形态风险点作出判别。在此基础之上，智能化的舆情系统还可以通过文本分类、热点聚焦、图像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手段，对舆情发展态势、分布特征以及风险级别进行阶段性自主总结，并予以趋势预测，从而为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及治理提供相应的信息导向，一旦预测出可能存在意识形态风险，相关人员就可以及时担任“网络清道夫”的角色，对不良信源实施拦截、过滤及删除，遏制负面信息的传播势头，代之以符合社会发展主旋律的话题输出，守住“红色地带”。算法精准预测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实践中的科学运用，在增强主流价值观引导的前瞻性层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二、智能算法对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现实消解

技术具有二重性。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6]智能算法在使主流价值观传播觅得良机的同时，也引致多重现实消解。

1.把关权力转移：干扰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凝聚

人们的精神交往与精神生产，既从物质生存需要出发，又受物质生产制约。进而言之，传播技术是人们精神交往不可或缺的中介，也是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水平深刻制约的，伴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传播主体及渠道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信息通道中“把关人”的角色也由以往的传统媒体逐渐泛化开来，主要经过了三次嬗变。第一阶段是Web1.0，信息分发模式为门户网站推荐，“把关人”基本是人工编辑，信息传播的把关权掌握在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较高媒介素养的记者、编辑等手中，他们在阻断虚假信息传播、引导舆论走向、清朗网络空间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是Web2.0，可以称为社交时代，传播典型代表演变为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工具，传播速度即时化、信源信宿一体化、发布接收移动化成为显著特征，信息分发模式为社交关系推荐，“把关人”范围由人工编辑扩编为普通公众；第三阶段是Web3.0，亦可称为智能时代，在海量数据的驱动下，算法成为社会中新的权力经济人^[7]，此时，“把关人”角色由智能“算法”承担，把关权力由人让渡给“技术”，传播格局的“扁平化”趋势日渐明显，传统主流媒体的绝对领导地位被“众声喧哗”取而代之。然而，一方面，内容推荐低俗化与意识形态高势位间存在对立。由于广大网民的媒介素养还未达到较高水准，其“所表现出来的信息需求，常常是猎奇心重，对低俗内容较为敏感”，^[8]在信息易得性极高的情况下，算法内蕴的工具理性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它满足了人们对于碎片化、娱乐化内容的偏食性，而那些“位阶高、层次高……蕴含思想性、科学性、理论性的内容则受到算法的‘冷落”。^[9]另一方面，内容推荐多元化与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存在冲突。新興的自媒体平台，为了争夺议题设置主导权、提高内容供给能力、抢占话语空间，依靠其背后强大的智能算法技术，对用户的心态、性格、爱好、价值观等进行素描，并在此以后，进行源源不断的信息推送，这样每个人手机屏幕上出现的资讯内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所谓的“千人千面”。相较于此，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主流媒体，在当下话语主题纷繁复杂的网络传播环境下，正逐渐失去其传统优势地位。算法推荐的多元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意识形态价值凝聚被干扰。

2.认知窄化加剧：阻滞主流价值观话语抵达

“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10]根据约书亚·梅罗维茨的这一观点，在智能算法技术几乎根植于所有主流移动应用的情况下，依托算法机制来进行信息交互时，由于其注重个体或群体的既有兴趣，不断过滤用户“不感兴趣”“不认同”的异质信息，导致“网络巴尔干化”现象愈发明显，最终社会环境和受众也将因此受到影响，在受众身上突出表现为其认知行为的窄化。具而言之，这种针对用户选择性接触的惯性而提供的信息推送服务在满足人们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让用户的注意力被限制在既定范围，逐渐地，他们“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进而排斥或无视其他观点与内容。”^[11]久而久之，信息在人们视野中呈现的全面性被打破，个体或群体偏好的不断放大及强化，使得“个人日报”式的信息系统已然成为现实，加剧了“信息茧房”的产生与泛化。例如，社交媒体为用户自动匹配趣味相投的朋友、搜索引擎高效准确地为用户提供快速检索服务、资讯网站精准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等，此类以智能算法推荐为核心的信息聚合平台迅速占领市场，体现出强大竞争力，用户似乎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被包裹进个体与机器共同建筑的舒适却严丝合缝的“蚕蛹”中。如此一来，人们的信息接受维度变窄、资讯获取渠道单一，容易被片面化的信息所影响，会将自身接触到的这些同质化信息所构成的“拟态环境”误认为是客观世界的全貌。然而，长期囿于信息铸就高墙之中，个体的思维将被固化，产生认知偏差，对公共议题的把握和判断很可能会不够平衡、全面，甚至可能会逐渐降低其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度，在这个过程中，主流话语将会被慢慢“埋没”以及“边缘化”，导致覆盖度严重滑坡，最终致使主流价值观面临被“稀释”的困境。

3.舆论场域漂移：冲击主流价值观共识建构

“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12]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传统媒体肩负着主流价值观的宣传、纠偏、引领等任务，但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算法”成为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领域的“话语新霸权”，算法推荐影响下的民间舆论场偏移、背离官方舆论场风险加大，形成舆论场域漂移现象。受利益驱使，在算法的“合谋”下，各类自媒体平台往往给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事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有意编造所谓卖点话题、卖点新闻。对此，传统媒体通常的做法是：等待官方调查结果公布后，再作表态性回应。恰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事件若要变成新闻被写进报道，有一个必须的前提，那就是记者掌握了确凿无疑的事实，只有那些被公开出来的事情才能被当成新闻来报道。”^[13]然而，随着信息持续披露和情绪激荡，舆论会同步形成散点状、多个中心的分布及走向，此举也因未抓住“扳机效应”，而让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二者之间的裂口被拉大。在此情形下，算法背后的技术逻辑使自媒体平台化身为舆论“策源地”和“发酵池”，进一步影响新闻报道的热度及效果，在此过程中，一旦未经严格审查的虚假报道成为“优势意见”，那么与之相反的真实报道便会被吞没。如此一来，必然导致网络舆论场失真，公众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产生抵触心理，对事件的后续通报处置持一味的质疑态度，有关部门的公信力也因此掉入到“塔西佗陷阱”中。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这层“屏障”会引发诸多错误思潮在网络空间蔓延，随之而来的将是舆论的持续发酵，这不仅给公众对事实的认知造成困扰，更在无形中消耗了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当公众的“信任红线”被挣断后，主流价值观共识建构必然遭受巨大冲击。

4.资本逻辑潜入：挤压主流价值观主导空间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映射时下，基于“流量至上”的运作模式，为提升用户粘性，自媒体平台放任算法“过滤”数据，用户“选择”数据，源源不断地给用户推送其“最感兴趣”的内容，而非“最应关注”的内容。一方面，资本裹挟算法侵蚀主流价值观话语阵地。算法技术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身具有中立属性，但由于受资本逻辑的牵制，却异化为协助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一种新型工具。受经济利益驱使，自媒体平台的主要目标是吸引大众的关注及流量，其将用户在数字化信息交互界面中留下的行为痕迹转换为具有商业交易价值的数据流，因此在进行资讯推送的过程中往往会忽略内容本身的质量。算法在眼球经济的“沃土”中不断地充当“搬运工”，尽可能地把受众嵌入到它的数据框架内，设法消耗受众的时间及注意力。在此情形下，原本由传统新闻媒体所构建的话语阵地被侵蚀，有关意识形态的严肃内容不少被排除在算法舆论场之外。另一方面，资本逐利本性消解智能算法场域公共属性。因资本逻辑追逐私利和公共利益探寻公善二者的矛盾，会使网络公共性面临失真的境遇。这是由于对资本占有份额的差异，必定导致主体间的话语权存在强弱之分，舆论发展态势及议题设置方向将会向手握更多资本的一方倾斜。如此一来，信息传播的公平性和平衡性遭到资本逻辑的破坏，扰乱大众对于所接收信息的价值判断，从而掉入实践层面的网络公共性困局。而资本为了逐利，千方百计地制造出大批量的私人话题，经炒作将原本与公共利益毫无关联的私人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设法营造出虚假的公共性，以侵占公共议题的领地。可见，隐藏在智能算法技术背后的“看不见的手”——资本逻辑，难以避免地导致主流官方话语的网络传输通道发生堵塞，使蕴涵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新闻报道、理论宣传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化，国家的意志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扩散。长此以往，势必会挤压主流价值观的主导空间，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陷入被边缘化的隐患之中。

三、智能算法场域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优化理路

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智能采集、生产、分发、接收与反馈是智能传播时代的大势所趋，“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适应新形势下传播形态、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推动我国整体传播能力有一个更大的提升。”^[15]智能算法视阈下的主流价值观传播优化理路蕴含其中。

1.提升传播力：价值嵌入算法，助力主流价值观破圈

众多信息载体与传播平台依托其背后的算法技术，将相似身份、地位以及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用户聚集在同一个“圈”内，“圈层化作为人在虚拟空间中的一种社交方式，是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交流交往方式。”^[16]但由于这些“网络圈层”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等特点，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鍵，就在于让主流价值因子植入算法，以此实现正能量导入大流量。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要增强全媒体意识、把握全媒体规律、顺应全媒体趋势，加速推进传统主流媒体与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新兴媒体展开深度合作，整合优化媒体资源，用主流价值观来统领各平台算法，形成主流热点内容聚合、分发的格局，让新兴媒体平台成为主流价值观话语的“扩音器”，助推主流话语“跃入”各类用户终端，实现主流价值观的无死角覆盖。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应敏锐感知传播变革趋势，积极拥抱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革命，推动媒体融合，不断催化融合质变，打造基于“党媒算法”的信息精准推送机制，在主流价值驾驭下实现海量信息与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匹配，构建主流价值引领的新媒体生态。另一方面，要积极抢占传播技术高地。主流媒体需要尽快适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舆论环境以及公众权益表达方式的深刻变化，加快建设自有移动终端，将内容生产、传播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手中。在此基础之上，主流媒体可以为将要发布的内容打上更具体、更细分的标签，并做好搜索引擎优化，使主流价值内容顺利搭上算法的快车，从而为各圈层精准推送符合“圈内人”偏好的信息，并引导他们广泛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与互动中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网络圈层内用户的积极性，实现主流价值观在互联网领域无碍畅通传播。

2.增强引导力：强化议题设置，推进算法赋能舆论引导

新媒体浪潮下，传播生态处在不断变革之中，网络空间成为了目前我国社会舆情、舆论产生的关键场域及集散地，“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17]在此背景下，必须强化议题设置，为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的发挥凝聚社会共识。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强弱决定其社会舆情引导能力的大小，原因在于大众媒介在议程设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通过赋予各类议题以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报道的态度倾向、数量多少以及时长安排，影响着公众对相关事件的关注与认知。因此，大众新闻媒体在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工作中，一方面，抓牢议题设置主动权，有效设置议题。要设置有关主流价值观的国家重大议题，并且有计划、有目的地部署议题，在算法所聚合的诸多网络社群中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高密度投放，通过算法媒体让内蕴主流价值观的议题霸榜热搜，从而聚焦公众眼球，引起公众的关注。另一方面，把握新媒体传播规律，精心策划议题。基于智能算法大数据平台对网络空间海量词条、词频的统计分析，深度聚焦当前受公众青睐的话语表述，并将其运用在议题内容的阐释上，“在供给侧及时提供翔实完备的意识形态数据内容”，^[18]将前期“制造”出的议题继续“发酵”，导向正确的意识形态，凸显出议题的价值所在，弘扬时代主旋律，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归结起来就是：在“加强其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其特有的党性话语”的同时，主流价值观宣传可以“扩大包容性、采用一些人类性话语”。^[19]如此，方能对公众关注点及其对某些事件的态度评价进行有效引导，增强智能算法场域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力。

3.扩大影响力：深耕内容建设，拓宽主流价值观感召版图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传播技术、传播环境的面貌变得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媒体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不管技术与环境如何改变，优质的内容始终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再新的技术、再快的渠道，没有高质量信息内容作为支撑，也会造成使用户流失。重视内容建设，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在以理服人的基础上让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是提升主流价值观影响力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应确保主流价值观宣传内容是客观真实的。媒体必须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向公众传播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和思想理论，并且为报道的每一则内容消息负责，守住新闻的生命线。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获得公众的高度认同，主流价值观大厦才能长久矗立。另一方面，应确保主流价值观宣传的内容是优质出彩的。优质的信息内容是能够真正契合民众心声，诉民众之所向，述民众之所思，使其在阅览之后能在情感上產生共鸣。作为意识形态宣传“使者”的媒介从业人员，不仅要自觉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争取写出更多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的主流价值观宣传内容，而且要能够精准把握群众需求，聚焦社会热点问题和思想潮流，全方位、多角度进行理性深刻的分析，在增强新闻报道针对性的过程中提升主流价值观影响力。此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需要依托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又契合大众精神生活需求的特定话语体系作为桥梁和中介予以支撑”，^[20]因此，应坚持创新，创作出内容新颖、富有感染力的主流价值观宣传作品，让“最典型和最频繁的传播模式”——“一种长时段的双向关系”^[21]得以维持，在良好的舆论生态环境下拓展主流价值观影响力“版图”。

4.提振公信力：抑制虚假信息，“区块链”助力正本清源

基于现代信息传播途径与手段的多样化发展，外加相关利益主体受流量引力、群体推力的驱使，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呈现出大幅增长态势。在此情况下，主流价值观宣传可以借助日益走向成熟的区块链技术来抵御虚假信息威胁，为内容传递提供更大的准确性及透明度，恢复民众对数字内容的信任。区块链作为一个共享的、去中心化的链式数据结构，具有开放性、可追溯性与信息不可篡改性等特点，能够保证数据的安全传输与访问。区块链技术的固有特性使其被广泛应用于虚假信息检测，“进行动态监测和节点测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智能制作的合作效率”。^[22]在传播初期，利用区块链的可追溯性对新闻进行写入数据库时，同时将发布者的身份和发布位置写入区块链，那么对数据进行追溯，就可查找到信息发布源头，使内容生产在融合流通中得到信源确证，从源头上遏制虚假信息的散播几率。在传播中期，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防止对已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恶意篡改，即使收到恶意修改，区块链的共享特性也可查看到新闻的修改记录。在传播后期，利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对所有数据信息进行核查，以确认各节点数据的一致性，搭建真正的信任网络，以此提高信息的公信力。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为虚假信息的核实提供基础，确保每一节点都会成为核查与被核查的主体，在共识建立的过程中，节点之间的信任也被建立。由此可见，在整个信息生态系统中，区块链对于“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23]的作用不容小觑，它在增强信息安全性与可信度，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提振新闻媒体公信力层面具有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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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