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1至1943年英美远东政策的对华影响

摘要：“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期间，远东地区的国际秩序经历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大国关系的重组以及地区秩序的瓦解与重建。以珍珠港事件为节点，珍珠港事件前，英美对日本采取了放任和纵容其侵略的绥靖政策，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等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具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珍珠港事件后，英美两国与中国结盟抗日，由英美通过牺牲中国利益的绥靖政策引发的战争恶果，最终由英美通过联合中国抗战来解决。英美的远东政策调整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机遇，中国最终在远东地区大国博弈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远东战争；绥靖政策；对华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6-0145-04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Far East witnessed profound and complicated changes between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the Pacific War， mainly manifesting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relations among great powers and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Taking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as a node， before it，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dopted an appeasement policy of conniving Japans aggression even at the expense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overeign states such as China， which has a strong flavor of great power chauvinism. After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lied with China in resisting Japa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peasement policy at the expense of China s interests， were finally resolved by their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resisting Japan. The adjustmen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ies objectively provided China with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ise of a major power， and China ultimatel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game of major powers in the Far East region.

Keywords： Far Eastern War; appeasement policy; impact on China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远东体系的主导者是英、美、日三个大国，而远东问题的核心又在于中国问题，既包括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利益矛盾，又包括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命运。在1931年后十余年中的英美远东外交上，中、日两国是影响它们决策的首要对象和关键要素，而英美对中、日两国政策的调整和转变又深刻影响着远东国际形势的发展。

一、英美两国的远东绥靖政策

（一）李顿调查团与史汀生主义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对外扩张野心日趋膨胀，并逐步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最终形成了远东战争策源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曾向国际联盟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20年1月10日—1946年4月18日）：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根据作为《凡尔赛和约》第一部分的国联盟约，于1920年1月10日随《凡尔赛和约》生效而宣告成立。先后有63个国家加入。提出申诉，要求制裁日本侵略，同时照会英美等国盼其主持正义，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予以劝告或干预。由英国代表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前往中国调查事变后，承认了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日本在事变中是侵略的一方，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违反《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盟约》。但是调查团又提出“将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化，由各大国共管”的主张。基于不满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但仍然对日本抱有缓和的、幻想的复杂心态，英美等国在事变前期对事变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没有采取任何切实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

1932年，在日本占领锦州后，美国对日本的扩张产生了警惕。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对中、日两国的照会中对日本发表措辞强硬的公开声明，“凡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而订立的条约和协定，及由此而造成事实上之局面，损害美国条约上之权利，包括中国之主权独立或领土与行政完整以及‘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皆不能承认”［1］，后世称之为“史汀生主义”。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首次对日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进行的公开谴责，客观上是美国外交思想的一个进步，对中国抗日的民心和士氣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但是，由于英美等国未采取进一步有效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史汀生主义”最终只是“虔诚的幻想”［2］，不仅未能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反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得国际社会丧失了在日本开战之初就制止侵略战争扩大的最佳时机。

（二）“远东的慕尼黑阴谋”

1937年“七·七”事变后，英美两国为避免卷入对日战争，企图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妥协，因而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具体表现为：

1.1937年，國际联盟《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要求中、日两国停止战争行动，但未明确日本是侵略的一方，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英美等国拒绝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中国在会上提出的请求国际援助的诉求也未得到讨论。

2.1939年，英国与日本签订了《英日一般协定》，英国通过承认在华日军的战争行为和对占领区控制的合法性，换取日本对英国在华特权的让步，这标志着英国推行的对日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

3.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两年里，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分别共计28 855.8万美元、23 957.5万美元，其中战争物资分别占58%、67%［3］。1939年，日本年度进口石油总量的90%仍然来自美国［4］。由于这一系列通过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达成妥协的政策与同一时期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通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换取纳粹德国的妥协相似，因而被认为是“远东的慕尼黑阴谋”。

二、英美对日绥靖政策的破产

（一）日本“南进”策略对英美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势力在全球的扩张进入高潮。日本先后两度发动长沙会战，但均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而未达到预定的战略企图，战线的扩大和战时的拖延使得日军在中国战场一筹莫展，战略资源供应受到极大威胁，这些情况迫使日本对侵略扩张的主攻方向进行重新研究。

1940年，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利用法国沦亡、德国席卷欧洲大陆的有利时机，集中政治军事的综合力量，尽一切手段“迅速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同时伺机使用武力“解决南方问题”，建立以日“满”华为中心，包括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地区的“大东亚共荣圈”。至此，日本正式确立了南进策略［5］，将继中国之后的下一轮进攻目标指向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意图夺取当地盛产的石油、锡、镍、铝矿砂等矿产能源和开采设备，以及橡胶、水稻等农产品，以维持在中国战场的持久战争的所需资源。同时，日本军方希望通过在军事占领的行动中借由反殖民宣传，令东南亚民众与日本合作，借此把侵略范围由中国扩展至整个亚太地区。

（二）英美对日谈判的破裂

1940年，日本武装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迈出了武装占领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步。英美随即冻结了日本在两国的资产，美国宣布停止对日本出口钢铁和石油。日本失去了战争物资的进口渠道，急需借由占领远东地区的英美殖民地，进一步掠夺资源维持侵略战争。而一旦日本完成了对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占据，英美两国本土与远东殖民地的经济、交通和军事联系将被切断，进而失去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因此日本的向南扩张已经触及了英美在远东地区的根本利益，双方自此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1941年3月至12月，美日双方举行了60多次秘密会谈，美国企图在牺牲中国部分主权的基础上，用外交手段制止日本对美国的进一步侵略。日本坚持按“善邻友好、联合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解决中国问题，并保留在太平洋地区行使武力、称霸这一地区的权利［6］，这与美国要求日本禁止使用武力改变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原则完全对立。由于双方谈判南辕北辙，美国最终向日本提出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兵，承认重庆国民政府，美日互相解除资产冻结等要求。英国也对日本提出了日军撤出中国、废除德意日三国同盟、不得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以外的中国政权三个条件。日本视此为最后通牒，加紧准备对英美宣战。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在经历了10年的局部战争后，战争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军事冲突。至此，“远东的慕尼黑阴谋”彻底破产，英美的远东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决心由绥靖政策转变为联合与援助中国等抗日国家，共同对日作战。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缅甸战场中英联合抗战的失利

太平洋战争开战仅半年，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一带。在战局极度不利于盟国的形势下，缅甸成为了中、英、美三国军力所能共同直接接触日军的唯一地区。但由于英军战前狭隘的殖民思想和消极的抵抗策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已经错失了保卫缅甸的最佳时机。在曼德勒和密支那相继失陷后，中国远征军回国的通道被日军切断，被迫兵分两路撤往滇西和印度。缅甸的失陷使得中印缅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不仅成功打开了西攻印度的大门，而且乘胜向滇西发起进攻，并将战线推进至怒江西岸，原本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云南顿时暴露在了日军进攻的正面方向，滇西战场变成了抗击日军的前线，担负起了保卫云贵、拱卫川渝的沉重压力。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彻底控制了滇缅公路，封锁了盟军援华的最后一条国际补给线，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成为盟军唯一可用的对华补给线，中国抗战的战略物资供应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中英两国在缅甸作战上的失利，是英国政府“先欧后亚”的战争策略和殖民主义传统的产物。英国认为收复缅甸须动用海军，但英国海军希望集中所有力量应付欧洲战事，因此不仅对远东战场的重视远不如对欧洲战场，而且也缺乏有力的机动作战力量，这些因素使得英国无力兼顾缅甸。而美国又有在战后解放殖民地的意图，英国想到战后缅甸终非己有，打通缅滇公路实际得益者是中国，因此对中国战局不甚关心，亦不愿为打通滇缅公路而战，在收复缅甸的安排上趋于消极和保守。

（二）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英国磋商，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在心理和政治上有益于彰明联合国家所持之正义，这将是对中国的具体援助，并将因此增强中国抗战的决心。”［7］

1943年，美英两国先后同中国改订新约，两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租界及航行等一系列特权。新约并非是完全平等的条约，如英国不愿放弃旧的殖民主义思想，拒绝交回九龙和香港；而美国有意通过同中国订立新约扶持国民政府，将中国作为稳定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主要盟友，同时为战后美国在中国进一步攫取经济政治特权提供余地。尽管如此，中美、中英新约仍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牵制日军主力的结果，它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司法主权逐渐丧失的局面，为战后中国以大国身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重要的法理依据。

（三）美国对中国入列“四强”的支持

1943年，二战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同盟国的转折。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战时和战后国际战略的考虑，有意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在战后局势的展望方面，英美两国在对中国的安排上存在根本分歧。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在战后建立由英美两国主宰的世界秩序，不愿看到中国成为战后世界联盟中的关键成员。而罗斯福设想的战后世界秩序是结束旧殖民主义在国际上的统治，由美、英、苏、中四国一起掌舵，认为“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时，需把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同等看待”［8］。最终由于美国的坚持以及中国在抗战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以世界主要大国的姿态参与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国际事务。

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在莫斯科举行四大国外长会谈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这是同盟国首次以共同宣言的形式提出关于建立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想法，中国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以及作为筹建联合国的组织发起国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中国正式成为战后集体安全体系的一员。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开罗宣言》，明确了日本须归还自1895年来武力侵占的中国领土，充分尊重了中国对东北和台澎地区的领土主权，是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开罗会议的召开是中、美、英三国领导人战时合作的巅峰之举，也是唯一一次中国参加的同盟国首脑会议，它是近代到二战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大大提高的标志，中国在会议上被安排为盟国的重要成员，并将在战后国际事务发挥广泛作用。

四、结束语

在日强中弱的远东形势下，日本发挥了主动促使英美调整外交策略的作用，日本的每一步扩张行动都会引起英美相应的反应。由于作为受侵略的中国综合国力较弱，不足以左右英美在远东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上的决策，英美对华政策实质上是作为英美两国对日政策的补充，无论是在战火波及自身之前通过牺牲中国来纵容日本侵略，还是在卷入战争后通过有限的援华来抗日，其政策均意在同日本争夺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英美通过先放任日本侵略并削弱中国，再在战争不可避免时援助和扶持中国，最终强化了国民政府对英美两国的依附。

中国通过自身的抗战和外交努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0年内将英、美两国团结在了抗日的旗帜下。英美的绥靖政策最终不仅没有达到渔翁得利的目的，而且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最终将战火引到了英美自身。而为了打败日本，保全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英美又不得不与作为此前抗日主力的中国结盟，并通过放弃在华特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中国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英美的远东政策调整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大国崛起的机遇，中国最终在这一时期远东地区大国博弈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英美两国的远东政策对远东局势和中国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当时中日关系的走向，又加速了旧殖民主义在东亚和中国的统治的结束，开启了中国在世界新秩序重建中作为大国重返国际舞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476.

［2］BIN CHENG.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187.

［3］THOMAS ARTHUR BISSON.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31-1940［M］.Los Angeles：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85.

［4］IRVINE H ANDERSON JR.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1933-1941［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224.

［5］K. R. HOWE，ROBERT C.KISTE，BRIJ V.LAL.EDS.Tides of History：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154.

［6］臧運祜.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J］.社会科学研究，2011（5）：148-160.

［7］RICHARD. W. LEOPOL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J］.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58（4）：763-765.

［8］胡波.从同情到同盟：美国与中国的抗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65-168，157.

作者简介：杨鸿程（1998—），男，汉族，云南楚雄人，单位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