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围观与认同：社会化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嬗变

摘要：媒体技术的加速发展，扩充了社会参与方式，社会公众能够利用社会化媒体认识社会。本文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以网民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对公众议题的参与和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徐州丰县八孩女子事件”的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究在网络舆论事件中个人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研究社交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理论变化的逻辑维度，指出在公共议题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传播问题，最后进行展望与总结，以便更加积极有效地引导舆论。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公众议题；非理性化表达；议程设置理论；网络舆论

媒体技术的推动使传统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开始下降。现阶段，舆论场越来越复杂，各种社会思潮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价值观。用户地位的提高，使其参与度逐步增强，加之社会化媒体的冲击，议程设置主体逐步泛化，议题属性主要性凸显，出现议程融合的局面。用户在对公众议题的讨论中，出现众多非理性表达充斥网络的情况，成为网络舆论生态建设的不利因素。

一、文献综述

（一）网络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来自麦库姆斯和肖，1968年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他们在教堂山进行了较小规模的受众群体调研，数据显示媒介议题的显著性差异水平可以对公众议程的选择与安排造成影响。1972年他们发表了 《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宣布了议程设置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诞生。议程设置理论从形成伊始，就有学者不断将其运用在政策、社会文化、媒介研究中，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分析框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数据抓取、可视化呈现、社会网络分析是学者经常使用到的技术手段。武沛颍、陈昌凤学者利用数据抓取的技术手段对社交机器人是否具有操纵舆论的能力进行研究；蒋贤成、钟新学者采取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方法去验证媒体对公众以及不同的媒体间议程设置所起到的效果；随着研究内容逐步深化，邓依林、张伦和吴晔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与网络可视化的技术手段对中国媒体在 “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中国文化议程设置方面的效果进行研究。[1]

多源流分析框架、解释性框架、风险议题框架与新闻通用框架是学者通常使用的分析手段。张玉容、陈泽鹏学者采取多源流框架分析网络舆情对议程设置的推动作用；陈贵梧学者构建社会化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的解释性框架；李文竹学者以风险议题框架与新闻通用框架对水资源议题构建的受众进行差异化分析。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Marilyn Roberts与Wayne Wanta等人完成了互联网上媒体议程与网民议程的效果研究；Jeing，Yongick的研究将网络搜索作为用户个人议程设置的一种表现；Jeon，sam分析网民议程的各种组成部分，对报纸网页议程设置与网民个人议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议程融合假说

针对媒体时代的发展新形势，麦库姆斯和肖在1999年研究提出 “议程融合”的假说，认为当代生活中的个人必须通过进入一个社团组织来降低认知失调度，从而得到安全感和确定性。为了能融进自己想进入的群体，个人必须触碰与本群体有关的媒体，让自己的议程与本群体保持一致。[2]

马志浩学者从受众群体出发进行研究，对议程融合假说展开进一步调整；有学者注重个人议程、公众议程及社会议程的三者的 “议程融合”，从而综合对互联网舆情的导向产生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也有文章内容强调新旧媒体根据互动交流产生新的舆论布局，比如，学者觉得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二者根据 “双议程设置”之间形成的互动，能够更好地对正确引导舆论产生影响；另一些见解则把议程融合定义引入其中，注重个人议程、群体议程、社会议程三者的融合，从而对网络舆论产生足够的影响。

国外的相关研究中，Vargo Chris J.学者在 《美国的公共 “议程融合”：评估2015年至2020年不同类型的在线新闻对党派议程的相对影响》一文中探讨了受众在多大程度上 “融合”了来自美国五个最受欢迎问题的众多新闻来源的议程：政府和政客、移民、经济、种族关系和医疗保健。总的来说，不同意识形态的受众的议程是一致的。Christine McWhorter学者在 《议程融合在衡量新闻媒体素养中的作用》中探讨了议程融合作为衡量媒体素养的标准。Philemon Bantimaroudis学者在 《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融合了群体中介欺骗的议程》中基于议程融合的角度考察了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与阴谋性质的亚文化探索的关系。

（三）研究评述

基于文献的探讨，关于媒体与用户之间的议程设置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都证明了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议程设置效果依然存在影响。因此，对于社会化媒体中对于网络议程设置的嬗变的研究讨论更为重要，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网络舆情中的演变逻辑。[3]所以，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 “议程设置”引发公众议题情绪化表达以及对议程融合的嬗变内容进行归纳，从而理清社交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理论变化的逻辑维度，提出相关主体的优化策略。[4]由此，本研究拟回答如下问题：

问题 1：社会化媒体平台与网络舆论的关系。

问题2：网络舆情事件中议程设置中公众议题情绪化表达具体特征分析。

问题3：社交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理论变化的逻辑维度是什么。

二、“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案例分析

本实例描述社会化媒体怎样将个人议题逐步转化成公众议题、由个体事件引起群体性的网络围观，从而促进议程设置的发展与优化。这足够帮助大家了解社會化媒体在新形势下对议程设置理论的作用机制和提升途径。

（一）案例梗概

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 （以下简称 “丰县八孩女”）事件：2022年1月28日，一段 “丰县八孩女”的视频发布在微博上，引发热议。“丰县八孩女”被铁链拴着、口齿不清的视频内容被迅速传播，在微博上引发舆论关注，该女子疑是江苏徐州丰县八个孩子的妈妈。伴随舆论发酵，徐州市人民政府在微博上回复将调查此事，在网民强大的舆论倒逼下，丰县和徐州市政府接连发布四次通告，却连连遭受网民质疑。该事件在网络平台持续数周，引发广泛关注。直到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对此案调查核实情况的通告发布，舆论逐渐平息。“丰县八孩女”事件作为社会热点事件，舆论发酵事件长，范围较大，网民讨论时对于政府通报的种种漏洞提出质疑，网民在参加探讨时存有非理性状况，且社会化媒体在这个事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本文将此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用以讨论微博上网民舆论非理性行为表达的危害。

（二）实证分析

1.情绪设置与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

网络技术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网民通过自媒体可以快速发声。同时，网民一直关注着日常的信息，带着猎奇的心情去围观。在 “丰县八孩女”事件中，“女性”“被铁链拴着”“生育八孩”等字眼刺激网民的认知，这类涉及伦理道德的事件更容易引起网民的情感认同与情绪聚焦，进而促使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转化为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事件后期进入媒体的视野，发展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公众议题，并引起广泛的网络围观。综合来看，这个焦点事件尤其是后期与网民息息相关的内容部分满足了充分的社会感知度，成为一种民众可观可感的未来普遍性以及发展后续所带来不良影响的严重性等议程设置的属性条件，推动 “丰县八孩女”事件进入公众议程。此时传播效果评估的主体主要定位于社交媒体中的用户，社会重心已经从媒体层面偏向用户层面。

2.议程融合的个人社区图景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呈现出公众本身对于个人议程设置转化为公众议题的准入门槛下降的新局面，这是发展为议程融合的阶段。议程融合是用户从社会化媒体 （包括网络好友以及他所属的圈子）中将公众议程混合进本人的个人社区景象的一个过程。从本事件看，舆论在议程设置的影响下，展现出新特性。“丰县八孩女”事件由个人事件被舆论引爆为公共事件，该事件在社交媒体中实现裂变式传播，迅速遍及各大网站。其中，私人话语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缺少明确的分割，二者的界限被打破，该女子的生活经历与婚姻状况都经由网友曝光，在网络传播的公共场域中，网络让个人事件在短时间内传播成为可能。可以说，作为公共 “社交货币”的个人议题在一定程度可以广泛地对议程设置进行显著性差异的分享，而议程融合则描述了大家探寻和造就本人社区的全过程。

3.用户情绪化特质引发非理性表达

费斯克和泰勒认为：“铺垫现象描述了以前的语境对新信息的诠释所造成的影响。”公众一直接触着日常的信息，当公众碰到一个新的刺激性信息时，会带着相似的情绪去围观，甚至出现次生舆情。在 “丰县八孩女”事件中，官方在半个月内先后四次发布通报，种种漏洞促使公众对政府部门提出质疑，面对用户舆论的倒逼，政府未能及时对群众质疑做出反应，该事件中舆论非理性氛围浓厚，在用户激进情绪的刺激下，舆论一片哗然，政府公信力岌岌可危。因为刻板印象和碎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让相当一部分网友对于此事展现出情绪化特点，把问题归咎于政府对此事不作为的处理方式。这种集体非理性的状态，忽视了一些理性、质疑的声音，又因群体归属感的吸引，使一部分理性的声音最终变质。

三、社交媒体推动议程设置理论变化的逻辑维度

（一）主体维度

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媒介，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聚集用户的意见内容和情绪，并且无限提升至全社会都关注的地位，形成社会的全景围观、审视和讨论，这本身就是一种媒介力量。在如今去中心化发展趋势下的社交媒体时代，技术赋权用户，传播权利逐步向下沉淀。传统媒体、自媒体、用户个人都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用户地位逐步提高。在媒体属性议程设置之下，用户主体倾向于重组属性，并与自身属性相结合，使得议题更加私人化，变成用户想法的一部分。同时，媒体技术的加速发展，扩充了社会参与方式，社会公众能够利用多种途径认识社会。把关人权利弱化，公众话语权得到释放，成为重要的信息节点。

（二）运动机制维度

现在的议程设置主体已经展现出拓宽发展的趋势，宏观来说，议程设置格局中由政策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三个部分组成。社交媒体时代下的议程设置布局总体上展现出既博弈又相互合作的复杂关系。在社会化媒体进行公共议题内容的建构过程中，唯有通过政府部门参与商议才能获得合法的生存环境，而公众议题是客观商议得到的结果。[5]时下的 “微博热搜榜”展示用户对 “热门”话题参与度，成为标准的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在此情况下，传统的媒体舆论引导权缺失，隐藏权益方对公众议程开展操纵，本来归属于媒体的权利被转让。但对舆论引导的内容，最后的决定性因素是政策议程。因而，公共议题的建构应当是媒体、公众、政府部门三者博弈得到的结果。

（三）网络议程设置的有限性

网络议程设置可以在比较广的层面上改变社会的公众议程，但实际上，在案例表现中，因为网络的普及程度等原因，“男女平等”“女性权益”等议题在网络上引起网民热议，网络围观者的议题从 “女权”上升到 “人权”，但在网络之外却相对冷清。与此同时，该基础理论自身的不足在网络条件下被无限变大。可以说，议程设置的基础理论事实上重视的是传播媒介对议程设置的传播效果的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传播者对受众接受度的效果研究，但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下，传播媒介的控制功效被削弱。[6]议题通常是由网民设置，若该议题产生一定范围内的影响后，媒介只能将该议题显现出来，而媒介自身具有的选择能力被消耗、稀释。

四、结束语

本文中有关议程设置在热搜事件中的传播问题与影响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对案例讨论与分析不够充分，对于议程设置嬗变的探讨也不够深刻，研究视角只停留在个人议题与公共议题共生的角度。在目前的传播环境下，媒体的传播效果随时都在产生变化，议程设置理论也应当随着发展趋势而继续进化升级。现阶段，热搜事件与议程设置的矛盾日益凸显，媒体依然有提升公共议题中受众传播效果的进步空间。新时期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及后期的理论进路是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哲学、新闻传播学、网络舆论、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社会化媒体下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嬗变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鄧依林，张伦，吴晔.中国官方媒体的全球文化传播网络议程设置研究[J].新闻大学，2022（09）：14-28+117-118.

[2] 何志荣，于洋，蒋忠波.媒介融合时代“议程设置” 理论变迁：专访 “议程设置”提出者之一唐纳德·肖[J].东南传播，2020（06）：1-5.

[3] 张丹.浅析议程设置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变革[J].新闻传播， 2018（07）：100-101.

[4] 蒋贤成，钟新.网络议程设置中的镜像与折变：美法两国“黑命攸关”运动的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J].全球传媒学刊，2021， 8（04）：103-119.

[5] 陈贵梧.“无组织的有序”：社会化媒体何以影响议程的设置：以滴滴顺风车安全事件为例[J].电子政务，2021（09）：2-12.

作者简介： 董婉柔，女，汉族，河北辛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