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血

2023-09-08 04:06山眼
花城 2023年3期
关键词:老皮汉娜劳拉

山眼

汉娜那时候很小,我们还记得她那时的样子。她那么小……她只有一岁半,是个小宝宝。

劳拉说这话的时候捧起深蓝色马克杯,眼光移向窗外,仿佛那里有什么给她带来了回忆。窗外是半个院落。在灌木遮掩的围栏那一边,可以看见邻家的屋顶和露台。通向前院的矮木门被风吹动,吱呀吱呀地晃来晃去。院子另一边的角落里垂着一棵巨大的枫树,有一些苍黄、卷曲的枯叶缓缓地落下来,那姿态像是整个世界就要入睡了。

我起初不明白劳拉为什么和我说这些。她给我讲过一些事,她和她的先生米勒在贵州的事,还有汉娜小时候的事。在2006年前后吧,她和米勒来中国旅游,偶遇一位在中国生活将近二十年的瑞典人。那次相遇改变了劳拉和米勒的生活轨迹。在我看来,劳拉和米勒对生活有一种轻率的态度,他们对未来没有明确计划,随时理解并接受生活所赐予的改变,那是一种我不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以为那甚至是危险的,看看汉娜,你就会明白他们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第二次的中国之行,在那位瑞典朋友的引介下,他们留在贵州,作为一家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在贵阳和毕节之间往返。那年秋天,在一个孤儿院里,他们见到了一岁三个月的汉娜。

我告诉劳拉我是四川人,一直到我出国前,没有去过贵州,对那里毫无了解。但不管我怎么声明,她似乎都认为我是合适的听众。她是一个柔和的女人,有着蓬松随意的银白色短发,说话时双眼常常下垂,不像有些白人那样咄咄逼人。她的脸上始终微带着笑意,我起初以为那是一种教养,某种高于我能实行的和善。后来才意识到,她只是一个深陷美好愿望的苦主。

他们除了汉娜也没有别的孩子。原因不言自明,照顾这样一个孩子,已经耗尽了他们的金钱和精力。他们大概五十岁,而米勒的头发全白了。他们家的客厅里挂着三人的大幅合照,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米勒更放松,劳拉俏皮地歪着脑袋。汉娜坐在父母当中,她的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黑发上侧扎着一个红色蝴蝶结。他们三人共同捧着一支点燃的粗大的蜡烛。有一次劳拉告诉我,那是汉娜十岁生日时照的。我当时想,这是个很幸福的家庭。

“艾米,‘输血中文怎么说?”汉娜半靠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这么问我。我说给她听,她就学着念。“血”字的音她总是发不准,我教她几遍她才算说得接近一些。也难怪,英语里没有汉语拼音里声母“×”的这个发音。她努力说着“血”字,连着说了好多遍,还一直看著我。我说:“很好,你说得很棒了!”她马上笑起来,把右手里的毛绒猫头鹰贴在脸上,又念了几遍,听起来像是“书舍”。在她病床的左侧,监测仪表上的数字不停闪动。深红色的血浆在输液袋里一点一点滴落,仿佛踏着欢快的步伐;载满鲜血的柔软的输液管盘绕在汉娜的左臂,在几层医用胶带的缠裹中进入她的身体。护士走过来,伸手弹弹输液袋,调整一下说:“我们让它快点,这些血都在赛跑,想要赶紧钻到汉娜身体里去。”汉娜失声笑了,伸出右臂让护士给她量血压。

那天上午我在学校图书馆写作业,一面走神盘算着母亲何时会寄来下月的房租,忽然接到劳拉的电话,说汉娜又要去医院了,但她忽然有些事走不开,问我能不能带汉娜去。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车钱她会付,而且也会算我的时间。我巴不得从那些讨厌的数理方程式、经济学报告中逃走片刻,立刻就答应了。

汉娜对医院里的程序驾轻就熟,护士也都是熟识的,我只是一路跟着她,看着她坐上轮椅,被带到这间病房,被安顿在病床上。我坐在汉娜对面的扶手椅上,这时候应该跟她说些什么?继续学中文吗,还是说些别的、轻松点的事?我看着这个瘦小、肤色棕黑的女孩(后来我知道那是由于长期输血造成的血色沉着),真的找不出话来。我从来就对小孩没有热情,做汉娜的中文老师纯粹是为了一小时二十块的收入。通常孩子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你不能期待他们会对你的寒暄、你刻意寻找的话题报以礼貌的回应,他们总是出乎意料,让你难以应付。

我们之间这巨大的空白使我不安,我想应该和这女孩多聊聊,像个有智慧的老师那样去了解她,她是个可怜的孩子。但我立刻发现这事的难度,我和她差距这么远——我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点。造成隔阂的不仅是语言,更是一种陌生的距离,那是两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女子之间隔着太平洋的距离。

“汉娜,你将来想做什么?”我看着护士走出房间,问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汉娜揉着毛绒猫头鹰,想也没想说:“我要当宇航员,我的第二愿望是医生,医生太重要了!我希望做一个能够医好我自己的医生。”我知道这些都不可能,像她这样体质的人,有时走路也会摔倒,户外活动极为受限。如果有未来的话,恐怕也只能做简单的工作,比如说文秘之类的。但我也不能打击她,既然她的父母让她拥有这种幻想,揭穿它未免残忍。

我正费力想着怎么延续这个话题,护士走进来给汉娜打开电视,把遥控器交在她的手上。汉娜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时不时笑出声来。我从背包里掏出经济学课的阅读材料,是离开前刚从学校图书馆里复印出来的,还微微温手。动画片喧哗的声音使我没法集中精力,我放下材料,开始刷手机。不一会儿汉娜扶着输血架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她俯身看我腿上的课本,评论道:“这么厚的书。”我说:“这才不是最厚的一本哪。”汉娜歪着身体又看看那课本,然后直起腰,一本正经地问我:“上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她隆起的前额庄严得有些发亮,下嘴唇皱起来,那神情一点不像十二岁的孩子。这倒把我问住了,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一路走回病床去,说:“我还不确定要不要去呢。”我走过去帮她安顿下来,发现刚才饱满的深红色血浆袋已经瘪下去了。护士又进来,检查一遍后拔下针管,说:“小姑娘,一切都很好!”又给汉娜量体温、血压,然后问:“怎么样汉娜,有没有头晕、恶心、想吐的感觉?”汉娜摇摇头,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把毛绒猫头鹰抱紧在胸前,说:“拉努,我们可以回家啦。”

护士笑呵呵地伸出右手,和汉娜击掌,然后让她从一个小箱子里挑礼物,明显是一元店的廉价玩意儿。汉娜挑了一个棒棒糖,答应回到家里才吃。然后她换好衣服,五月的天她还穿着羽绒衣。我们慢慢从医院大厅走出来,我一路观察着汉娜,护士说过有什么异常要赶紧回去。

等我们到她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劳拉和米勒都还没回来。他们家的金毛拉布拉多犬亲热地围上来舔着汉娜的手,我应该走了,却还是留下来,给汉娜读了一个中文故事。那是一個小熊、狐狸和公鸡的故事,来自一本劳拉从中国带来的带注音的童话选,大概相当于国内学前班的水准。我曾想过给汉娜读《西游记》,可她一点也不喜欢和尚取经,还有什么猪和猴子。

我给劳拉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回到家里,一切都好。劳拉说她很快就到家了,请我再等待片刻。汉娜还不能自己待在家里,特别是输血以后,恐怕有什么并发症。但是汉娜不想再听中国故事了,她倒在沙发上捧起《哈利·波特》,双眼紧张地在字里行间搜索。她看了一小会儿就累了,合上书本睡过去。

那个夏天,劳拉给我讲了汉娜的事。后来在汉娜病危前,劳拉给我看过一张汉娜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她身体瘦弱,皮肤蜡黄。她长着一双分得很开的细眼睛,矮鼻梁,有着分外隆起的额头和突出的颧骨,无论怎样都算不上一个好看的宝宝。米勒抱着汉娜,正往她手中塞一个玩具。而小小的汉娜好像没什么兴趣,她看着不知什么地方,眼光茫然,我从来没有在小宝宝脸上见过那种茫然。

劳拉说:“是米勒最先发现她的。”在孤儿院的一群孩子里,米勒一眼看出汉娜不正常。除了外形与其他孩子不同之外,她反应迟滞,少有声息,因此常常被人们遗忘,有时他们甚至忘记给她喂吃的。饥饿时她也不太哭,而是发出急切的“呵,呵”声。“我们向孤儿院询问她的状况。一岁多了,她才不到九磅重,她的肚子也总是鼓鼓的。”他们征得孤儿院的同意,带着女孩去云南、广州的大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她患了地中海贫血症,开始给她输血。女孩精神状态好了许多,慢慢地胖了一些。他们与这孩子朝夕相处有了感情,于是领养了她,带她回到加拿大。

这就是米勒一家选择的命运。以前的我也听说过这类事情,对这些高尚的人充满过敬佩之情。但在我走进这个家庭之后,我看到的没有光荣,只有日复一日的疲倦和永无休止的磨难、忍受。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英雄。实际上,我时常揣测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是否感到过后悔。

米勒一家是我头脑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好像上帝布置的一道必须完成、使我不得安宁的作业。那时我也在琢磨着些别的事;我初次醒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鸿沟,醒悟到一个人的思考是多么繁杂而又自成世界,一个人是如何生活在他自己所营造的,也是他的监狱的世界里。

那段时间正是我在温哥华安顿下来的第二年。这个海滨城市四季温润、风光旖旎,可我觉得我是走在风景边缘的一个纸片人。在风景里的那些人,比如米勒和劳拉一家,他们是真实的,带着重量和温度;而我的日子是多么千篇一律,却无处可逃。

贵州省黔西市金碧镇724县道的西面,满是密密麻麻的房子。有的是住户楼,虽说不那么新了,也还算整齐;更多的是歪歪扭扭、低矮的老房,像快塌了似的。县道东面一座楼也没有,一眼望去是大片的梯田。早春时节,蒙蒙小雨把梯田和空气浸得湿漉漉的。胡瑞坐在皮诚起的摩托车后座上,头盔下露出黑亮的马尾辫。她手里玩着头盔带子,看见老皮从街面的摩托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瓶链条油。胡瑞接过油瓶,装进挎包,又把头盔给老皮戴上,系好了。老皮跨上摩托。胡瑞双手紧抱老皮的腰。摩托很快加速起行,风声唰唰在耳边响起。胡瑞看见雨星又落下来了。

他们住在镇北端的一条小街上,离堰塘湾不远。说是街道,隔着半里地才能看见一户人家。房东钱家只剩了一个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其他人都去贵阳打工了。房子不大,他们住在后面小屋里。小屋常年没有阳光。胡瑞也懒得收拾,屋里就一张床,一个五斗橱,墙角一张小桌和一个炉灶。屋门口有个小水池。

正是晌午时候,小孩都不在家。钱老头子在房间里哼哼唧唧,也不知是身上疼,还是闲得没事自说自话。老皮把摩托车摆在院里,给车子上油。胡瑞在灶台上煮了面,下点青菜,找出辣椒油。就这一小会儿,她的左手臂就痛得难受。做好了她招呼老皮来吃饭,他还在外头摆弄摩托车的链条。胡瑞在小桌边坐下来,想起昨天还剩的一小碗过油肉,也端过来。舍不得吃,都留给老皮。

老皮一面擦着手,一面进屋来。坐下吃了一口面,皱眉头说:“啥子味道?”胡瑞说:“凉了吧,热热。”老皮推开她的手,很快把几块肉狼吞虎咽下去,稀里呼噜连汤带面也一股脑吃完了,抹了抹嘴。胡瑞看看西面墙上的钟,起身去洗碗。再回头看时,老皮倒在床上睡着了,小脑袋朝后仰在枕头上,头发打着卷儿,胡子拉碴,口水顺着嘴角滴下来,瘦身板随着呼噜声一起一伏。胡瑞把抹布扔在水池子里,噗啦溅起脏水。她生了一会儿闷气,还是把碗洗完了。

胡瑞想出个主意,穿上外衣准备出门,没想到老皮醒了。他满眼迷糊地看了看周围,当看到她时,那眼神立刻尖利起来。“你搞哪样?”他问。

胡瑞站定了,抱着一线希望,她赔笑说:“去家具店。”老皮没听明白,双手撑起来坐直了身体,哼哼道:“贼溜溜,偷人去吗?”胡瑞赶紧分辩:“我替你上班去,你只顾睡着,老张再不要你了……”老皮发了一会儿怔,伸手抹抹脸,嚷着:“滚!”抓过床上他脱下来的裤子,一股脑扔过来,那裤子连着皮带,拉拉扯扯飞起来,扑在小饭桌上。

胡瑞躲出门外,坐在门槛上,双手来回搓着脸,然后埋头在臂弯里。她想也想不明白。小院里两棵榆树间的晾衣绳上挂着老皮带窟窿的汗衫,地上两只麻雀伸着脑袋,一走一停找食吃。雨又下起来了,烦人的雨。过了一会儿她进屋里来,老皮靠着床头在抽烟。

她过去跪在床边,抬脸看他,问:“到底咋个想哩?”老皮一直把烟抽到根上,扔到地上,这才看见她似的,说:“懒婆娘,谁要你管?”“老皮,再撑一阵子。要不咋个挣钱哩?……”她忽然又问:“咱回你家去呗,你家那地多大?再怎么分,也有你一块吧。咱不嫌小,多大点儿,能种啥是啥。你不愿意种,俺来。”老皮说:“你个傻样,让人卖了还给数钱!老张个狗东西,鸡贼!我要跟他打官司哩!”胡瑞想,一定又出什么事情了。老皮打开手机,可能给家具店老张送了信儿过去。胡瑞还是问:“要得回来不?明天咱到你兄弟家去,评评理去。你家老辈上还有啥人,一股脑请过来,大家一起评个理,他总不能不认你。”

“不去。”老皮想都不想。“到底为啥啊?”胡瑞有点着急。“唠叨婆娘,就你事多。别惹老子烦。”老皮阴沉沉地说,转过眼珠来看她,看得她心里发毛,“老子有主意,你个娘们整天瞎吵吵,烦死了。”胡瑞听他说有主意,心里又安定些,还是问:“啥主意?咱在这儿待到多久?还回不回去贵阳?”老皮靠在床头发了呆,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但又不是那种真的笑,一下子又不见了。他掀开被子,拿起扔在饭桌上的裤子穿上,紧了紧皮带。胡瑞想,他又瘦了。

他们就这样又过了三天。有天晚上她半夜尿急,醒来发现老皮不见了踪影,茅厕里也没有。看钟表半夜一点,这去了哪里?胡瑞怔忡不安地等到下半夜,老皮推门回来了。她赶紧阿弥陀佛。老皮身上带着一股寒气,手上攥着个东西,吓得胡瑞一激灵,那是一把刀。她颤巍巍地问:“哎呀,你去哪儿了?为啥带着把刀啊?”老皮也不答言,胡瑞看见他的手臂还在发抖。过了一会儿老皮终于说:“狗日的皮老大。”他扔下刀,从裤兜里掏出一沓钞票,啪嗒打在饭桌上。胡瑞数了数,有三千多。她有点高兴,马上又不安起来。

老皮在矮凳上坐下来,直着脖子喘气说:“……老子今日回来了,没那么好对付!”胡瑞问:“去找你兄弟了?”她一下子又泄了气,指望着能要回来一块地,可这只有三千块钱,不值啊。看老皮那样儿,她啥也不敢说,心里就是不明白,为啥老皮不光明正大地去,赶在三更半夜,还带把刀,万一出了人命可咋办。老皮盯着她看,见她不满意,一脚踢翻了地上的脸盆。脸盆哐当当滚到门边。钱家老头在前屋里哼哼着问:“咋了——?”胡瑞不作声了。

第二天老皮出门去找老张算工钱,钱家孙子孙女在院子里玩一个旧轮胎,钱老头敲门来要房钱。胡瑞咕囔道,屋子这么小,房租太贵了。钱老头眯缝着眼,蘸着唾沫把钞票一张一张数过去。胡瑞又说:“我家老皮原先也是这村里的,村东头的,他家三个儿子。还有一块地。”老头没牙的嘴咧开来,像是冷笑了一会儿。胡瑞不自在起来:“笑啥呢?”老头说:“俺让你住,都是好心。谁还让皮混混住,要不缺钱,这张老脸也不要了。”胡瑞惊讶地伸长脖子,盯着老头。老头把钞票卷起来,揣进裤袋里,摸摸秃脑袋,口里慢悠悠说:“你不晓得吧,你男人偷了他嫂子,被皮家赶走了。”说着满脸带笑,又怕她发怒,边说边走了。胡瑞面上唰地红了,好像偷人的是她,臊得没地方钻进去。“你别胡喷!”她冲着老头说。脸上糊着泥巴的男娃跑过来拉扯老头,女娃跟在后面,裙子扣子开了,露着半个上身。两个娃都饿了,一人拉着老头的一只胳膊,硬把老头拽走了。老头笑呵呵地,远远地说:“问你男人去吧。”

胡瑞坐在床上半天回不过神来,老皮是这种人?……刚认识那会儿,她还在贵阳郊区的模具厂做工。老皮压断了左手小指,不给算工伤,去找厂方理论。胡瑞替他害怕,他倒有些办法……怨不得老皮这些年不提家乡,也从不带她回来……胡瑞转念又想,乡下人吃人不吐骨头,不能信。八成老皮是给冤枉的,不然哪有脸皮回来。她又寻思着,在外头时好像老有人指点他们,难不成是为这个?这样左思右想,心烦意乱,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老皮咋还没回来呢,她又担心起来,老皮这些年脾气越来越坏,要提起来,总归是一番大吵,不能让她揭了短去。一想起他半夜出去,手里那把刀,她就心惊肉跳,可别出岔子了。还是早点走的好。这三千块钱,能还些债了,剩下的再说吧。

她不敢跟他闹,说起过去,谁不是一屁股屎?她又有什么好嫌弃老皮的?她懵懵懂懂地把老皮偷嫂子这回事,跟她年轻时不懂事混在一起,心里倒平静了。年轻,年轻啊。她不敢怨他。她从床底下找出蛇皮旅行袋,把几件锅碗、电热毯、指甲刀、旧布娃、小广播和擦脸油都收进去。去买票,回贵阳吧。胡瑞想起贵阳像铅一般沉的日子,他们只能回去了,闭着眼睛过吧。

她没忘记把窗台上几块膏药、一把散香也装进塑料袋里。味道很冲的膏药是从街边老道士摊上买的。手臂一天比一天疼,就指着这几块膏药了;路上多半会有和尚庙、尼姑庵,这把香还派得上用场。可胡瑞越来越怀疑,老天看不上她。

汉娜对中文没什么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劳拉的心愿。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汉娜说:我是加拿大人;劳拉纠正她:你是加拿大华人。加拿大华人很多,那些第二代长着黄面孔、黑头发,可行事做派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不用开口讲英文,一眼就能看出来。汉娜十二岁了,除了勉强能说出自己的中文名“胡美華”之外,中文词汇极其有限。劳拉说,如果汉娜将来能读写中文是最好的。至少他们想让她听懂中文,可以用中文交流。为了学费打工的我,一直也没告诉他们,这要求还是太高了。

“我们去中国寻亲,发现语言太重要了,早些让汉娜学中文就好了。”劳拉这么对我说。我问她寻亲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们想找到汉娜的亲生父母。”我没好意思问为什么。“我们几乎每年都回去。”劳拉还说。

我问汉娜对中国印象怎样,她说:“还好,还好啦。”“最喜欢什么吃的?”“嗯……不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又问她都去过哪儿,回答说她去过北京、上海、贵阳,还有贵州的一个县城。我猜想就是在那个县城里,米勒和劳拉遇到了汉娜。

我开始做汉娜的中文老师的时候,是2017年。那年汉娜除了输血以外还必须注射除铁剂。除铁剂通常在晚上注射,副作用很大,肌肉痛和关节痛让她没法去上学。劳拉就在家里教她小学课程。有一两次我准备去上中文课前,劳拉来电话临时取消了课程,说汉娜刚结束了又一轮除铁,她还没恢复过来。

下一次上课之前,我跟劳拉电话确认还要不要过去,又问她是否需要加时,因为上周的两次课都取消了。劳拉说,那今天就算四小时吧。

他们家住在温哥华东区的一间老房里,前院有一棵樱花树。花期已过,细叶爬满了枝丫,草地上铺着一层粉色的花瓣。那只拉布拉多犬伏在门廊的地上,有气无力地瞅着我。它瘦得有点丑,可能很老了。劳拉来开门,她望了望外面,含笑说:“多好啊,太阳出来了。今年雨水太多。”我见她银白色的刘海在阳光下丝丝闪亮。

汉娜躺在卧室的床上,还穿着睡衣,跟平时大不一样。我用中文问好,她抬眼看看我,嘴角牵动,说你好艾米。我从窗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中文《动物故事》,想着重读两周前读过的几个故事,但她似乎看也不想看那本注满拼音、画着花花绿绿插图的中文书。“汉娜,”我有点不高兴,“你还好吧。你要是不舒服,我们今天就不上课了。”我以为她会无所谓、笑嘻嘻地抬起头(她常有那种表情),说:“好——吧。”可她扭扭身体,把头埋进枕头和毛绒玩具里,嗡嗡地说:“不好,我不好。”我把书放回书架,正准备走,劳拉进门来,递给我一杯果汁。我没有接。劳拉盯着床上的汉娜,眼神严厉,一言不发。我想我该走了。劳拉说:“抱歉艾米,你在客厅等我一下好吗,我跟汉娜谈谈。先不要走,好吗?”

他们家的客厅有着一个很现代派的壁炉,和这座老旧的房子有些不搭调。我坐下来等待劳拉,先是端详侧面墙上的全家合影,再看壁炉上摆满的大小各异的镶框照片。正等着,米勒进门来换了鞋,显然他刚刚下班。他有着一张不动声色的脸,笔挺的高个子,穿着整整齐齐。我初次见他时以为他是教授,后来才知道他是一名学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彬彬有礼地说:“艾米,你好。很久没见你了。”两年前我去学校服务中心询问找工作的信息,他跟我聊起来,问我是否愿意教他女儿学中文。那么多中国留学生,他找到我,我想只能是缘分。

我们听到楼上劳拉和汉娜吵起来了。米勒皱了皱眉。我说:“汉娜好像不太好。”米勒说:“上周输血时她忽然发烧,打寒战,浑身痛。医生暂停了输血,改输生理盐水,排除了溶血反应和细菌污染,想尽一切办法来降温……汉娜在医院里住了两天,体温降下来以后,第三天才重新输血。”他说话比较缓慢,似乎在斟字酌句。我迟疑着问:“她输血……经常这样吗?”米勒摊开手臂,说:“大多数时候还好,有时会出些问题。”他示意我坐,自己也在沙发上坐下,又说:“上周输血之后,检测出她的血清铁蛋白超标,必须连续输除铁剂。输除铁剂的副作用很多,她的关节痛得厉害……这个孩子,”他低头看自己的双手,然后抬头看着我,说,“她所受的痛苦超过许多成年人。”我不知如何安慰他,想了想,说:“等她好好休息一段,恢复了以后再上中文课吧。”米勒却说:“汉娜不去学校上学,比别的孩子晚一点。不过我们希望她的中文还能跟上,这很重要。”为什么?我想,这样重的病情,她还必须学中文。这有什么意义?

在一段尴尬的空白中,劳拉走下楼梯,我头一次觉得她苍老而憔悴。她坐在我身旁说:“艾米,很抱歉。今天汉娜很不舒服。”我说:“米勒跟我讲了。”劳拉说:“其实她身体恢复过来了,主要是情绪上的。”她用手指指脑袋那里,“也许是在房间里太久了。我想带她出门转转去。”她说着拍拍米勒的手臂,像是在征询他的同意。可是米勒没有说什么。

我很想立刻就走,说:“那今天就不上课了。下周再看吧。”劳拉摆摆手臂,示意我不要走,说:“我跟她讲了,她明白过来了。她有点羞愧,上次课后安排的书她没有读。我们这两周都在医院里……过一会儿她换了衣服,我让她下来,你们聊聊天就好。我会付钱的,没问题。”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苦笑一下说:“汉娜其实不怎么喜欢中文。”劳拉马上说:“她是中国人。”米勒看着劳拉,镇定地说:“我们不想让她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病人。她要学习承担责任了。”

这样一个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医院病床上的孩子,她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我实在无法了解这些白人的看法。又何必浪费钱呢?我听说地中海贫血症的患者活不过成年。让她快快乐乐,随心所欲不好吗?

汉娜下楼来了,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手里抱着拉努。她到我面前来,沉着脸,轻声说:“艾米,对不起。”我看着她瘦削无力的面容,真想知道她怎样想,有关这一切,疾病、疼痛、中文……我在她脸上寻找哭过的痕迹。她倔强地笑了一下。劳拉伸出手臂搂着她,吻了她的鬓角,说:“亲爱的,今天你跟艾米聊一会儿。”汉娜就在我身边坐下了。

劳拉和米勒离开了,汉娜玩了一会儿拉努。我说:“汉娜,你把故事书拿来好吗,我给你念几个故事。”她却突然一字一句、清晰地说:“为什么要活下去?”我吃了一惊,看她低眉垂目、捏着沙发套的皱褶问出这个问题,竟然忘记了我要做什么、说什么。我有点惊慌,赶忙笑笑。汉娜接着说:“我但愿从来没有出生,那样就好了。”她说着也笑笑,一副憧憬的模样。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身体也僵硬了。劳拉和米勒怎么还不回来……汉娜继续说:“我也不喜欢中文,对不起……妈妈说我们还要去找亲生母亲,我不想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明白她,只是不能说出来。她又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白亮的牙齿。我赶紧岔开话题,问她最近有没有更新Instagram。她打开手机给我看,最近的帖子是一张照片——她的左手臂,手臂因為常年输血扎针,布满了针眼。天哪,我简直想要逃走。她却好像放松下来了,问我是否有中国的照片,说她想看看:“艾米,我想看看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我在手机里翻出两年前在长城和成都草堂拍的照片。原来她也去过长城,有着模糊的印象。我又给她看大熊猫,她一下子咯咯笑起来。“好可爱呦,真可爱!”她不断地说。我暗下决心,下次回国给她带个毛绒熊猫回来。这里也有,但都没有成都的好。

正说着,我的手机来电。室友杨曦灵又忘记带钥匙了,在门外等着我回家。我看着汉娜,说我还在上课。杨曦灵半带威胁半撒娇地说:“亲爱的,要下雨了,我可要感冒了呀。”窗外果然云层低沉,阳光无踪;我便借此离开了。

路上杨曦灵又打电话过来。我说我已经往回走了,她才罢休。她也在经济系读书,比我还早来一年。去年我刚来时总听她抱怨:“哪儿哪儿都是中国人,国际学生?有一大半是国内来的!”我劝她说:“至少咱作业还是英文的。总比你在济南跟假外教学英文强。”我假装不知道她的作业是找人做的。她那么看看我,两只圆眼睛满是戒备:“长着一张白脸,谁敢说人家不是真的?要说吧,他们的口音真怪,不会是东欧人吧。”说着说着她自己笑起来。

她站在公寓外面等我,脚下是大包小包,Maxwell,还有Michael Kors,果然又去血拼了。我帮她把购物袋提到房间里。她说:“今天多谢你呀,亲爱的是不是少了钟点?礼拜六我请你吃下午茶。”我说:“礼拜六我还有一大堆作业,再不做我就死定了。”她夸张地张大嘴,眼珠乱转,一会儿说:“哎,你吃饭了没?我来叫外卖,成都小馆吧,你要什么?”我点了麻辣粉,她点了小笼包和红油抄手。

我们两个坐在我的沙发上,掰开一次性木筷。杨曦灵小心翼翼地一口吃一个小笼包,避免弄脏口红。“太难吃了,越吃我越馋。”我叹气说,“逼得我要自己做。”杨曦灵幸灾乐祸地笑。吃完了她给我看新买的大衣,还要展示油管上彩妆博主的视频。

我正想赶她回去,看到洛广风发微信问:“我一会儿去你家,你在家吧?”他的头像是《海贼王》里绿头发的罗罗诺亚·索隆(真不知道为什么选那么丑的头像)。

洛广风进屋的时候抽抽鼻子,看着我们坐在被盖毯、吹风机、袜子包围的沙发上,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他瞟着杨曦灵,对我说:“要不要出去兜风?要不要买菜?”我知道他买了新车,是辆路虎。杨曦灵撇嘴说:“我懒得考驾照,不然一定买宝马。”洛广风说:“宝马有什么好,都烂大街了。有本事你买辆保时捷。”我起身收拾碗筷,盼着杨曦灵早点走。可她不会看眼色,还要跟我们一起去。

傍晚的风吹得人的脸酥酥痒痒,路边公园里有很多奔跑笑闹的孩子。我忽然想起汉娜,她蜷缩在床上的样子……杨曦灵坐在后座,像个大妈似的喋喋不休:“思洁可是成都女孩儿,洛广风,你有口福了。我跟她住这么久,只吃过一次她做的饭。哎,上次你给我做什么吃的?”我说忘了。她狡猾地说:“哎,你可不像是四川女孩呀,主要是……长得不像。”我的脸沉下来,看见洛广风给我使眼色,勉强忍住了。一路上我都想着反唇相讥,我知道她是怎么混到大三的,小抄、手机、补习班的小老师……都是她自己告诉我的。

回到家里,我们把各种食物塞进冰箱之后,杨曦灵终于回屋了。洛广风站在我的门口——我住在这套一居室的客厅,在客厅与厨房的交界处有一排充当墙壁的书架,所谓的屋门就是书架间的厚帘子。他的脸在灯光的阴影下面,笑容模模糊糊,使我蓦地紧张起来。他矜持地递给我一个纸盒,好像那是一盒国家机密。我觉得这很奇怪,但又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打开看时,里面有一条银手链,做工还算精细。我有点震惊,有点高兴,尽量装作平静地收下了。一条银手链而已,如果太当回事,会被人笑话吧。

他的脸上带着期待落空、为安慰自己而放大的笑容。然后不等我请,就进到我房间里,坐在椅子上刷抖音,我不好意思直接赶他走,我满脑子都在想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一种狐疑,一种莫名的紧张。忍到九点半,我说:“明天微觀经济学作业要交了,我还没写完呢。”他问我可不可以留下来。我又假装平静地说:“你看看我,住着客厅。”他说:“到我那儿去呗,我的是主卧,带独立卫生间的。”我嗤笑说:“开玩笑吧。”他好像愣住了。

我送他出门时,他悄悄说:“那人依赖性太强,别让她占你便宜。”我说:“没那么严重。”杨曦灵的好处只有一个,就是房租特别低。这套公寓是她爸买给她的。照她的说法,她一点不缺钱,只是一个人寂寞,所以才找室友分租。而我正好需要这样一位房东。父亲去世一年了,家里寄来的钱越来越少。我不想直接问妈,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家里的生意出了问题。

洛广风走后,我关好门,去上厕所。我看着镜子里的人发呆,心不在焉地忘了洗手。我们是怎么回事?我看着那只装着银手链的盒子,心想也许刚才应该拒绝……我没想到这一天就这样来了,但又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就是“这一天”。不久前我还在想,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最终会恋爱,还是会孤独终老。没有人知道我多想要一个男朋友,从中学开始,没有男朋友就是一件使我很困惑也很没有面子的事。

但是,洛广风,我对他有感觉吗?是有,还是没有……我们一起组团写作业,有共同的朋友,也看了很多好玩的视频,好像我们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除了他的索隆头像)。但我们至今也没怎样调情,更没有拉过手、接过吻。我忽然怀疑,他是不是也会给其他女孩送手链……而且我意识到,这不是他头一次暗示我到他家里去了。可我不需要炮友,我想我是个性冷淡的人。

回到贵阳后,皮诚起要去五金厂。胡瑞没法回鞋厂去,鞋厂加班时间特别长。别的厂子也不行,主要是她的左手臂疼痛发作,就算进了工厂,也坚持不了一两天,到时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头两个月的工资,大多数厂子都扣着不发。说起来,胡瑞身体的问题,都是十多年在玩具厂、塑料厂、模具厂做工留下的后遗症。

后来一个老乡听说老皮做过司机,给他们介绍了个承包巴士的活儿,路线是从贵阳到龙岗镇。累也是累的,但比在工厂做好多了。他们没钱买车,硬是借了高利贷把旧车买下来。老皮算计着,他开车,胡瑞卖票,夫妻生意,干上大半年就回本了。去年在工厂做工那会儿,胡瑞睡工厂宿舍,一年到头也就三五次才能单独见到老皮。猴急的老皮拉着她在借来的卡车后面搞,就算是租个小旅店也舍不得。不用在工厂做苦工,还能和老皮睡在一块儿,胡瑞对老皮的老乡感激涕零,一个劲儿让老皮好好谢谢人家。老皮磨着工具刀,斜眼过来,虎起脸说:“咋这么麻烦,想倒贴?”胡瑞也不敢提了。

头一个月忙得脚朝天,买车、办证、各种费用,花钱如流水;第二个月渐渐好起来。再后来老皮被一个神经病打得差点肋骨骨折,光看病花了好几千,没好利索就从医院跑出来,在家躺了五天,硬生生不能出车,还得赔付公交公司一笔钱。好起来之后胡瑞催着老皮多跑几趟,一个月下来,除去费用总共拿到三千多块。这就算不错了。胡瑞每天在车上喊,嗓子哑了,满身出了一种红疹子,一睡到床上就疼。

一个月连轴转,每天早晨五点出车,半夜十二点收车,两人都累得不行了,又舍不得停车。还是老皮说:“再干下去脑壳烧掉了,不能了不能了,要睡个好觉。”于是这天晚上九点就收了工,老皮在街口小店买来白酒、花生米、酱牛肉、罐头午餐肉、几个小菜。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喝得眼红心热。胡瑞感叹说:“老皮啊,跟着你跑了大半个贵州,差点跑广西去了。啥罪没受过,啥没见过?”老皮说:“自从跟上你,我就倒了霉运。干啥啥不成。”胡瑞就说:“好好,都是俺不好,拖累你,看病花了快一万还没还上,都要靠你哩。”老皮低声吼道:“别提那糙事!”胡瑞一缩脖。她打个嗝儿,发了会儿呆,又问:“咱从金碧回来,我琢磨着,那块地可不止三千块。你是老皮家儿子,地有你一份,这是法律上的事嘛,就算跟你嫂子……”直撞见老皮瞪着眼,赶紧把话咽回去,低头喝了一小口,又给老皮敬一回。老皮喝得眼红了,也不说话。胡瑞想来想去,伤心起来,说:“唉,俺命苦啊……说起来也是个高中生哪!赶上爹出事死了,妈急疯了,村里的狗东西把家偷光了。退了学到叔家去,窝屈死了……先前家境不错哩……我姐命好,嫁到四川,老公生意好得很。”老皮放下筷子,直着眼说:“头一次听说你还有个姐,你姐在哪儿,找她借钱去。”说完“呃——”地打嗝,胡瑞也打嗝,晃晃脑袋说:“别提了,攀了高枝,早把我这妹子忘了。当年她做姑娘,趁着爹妈不在掐我。她亲娘死了,心里恨哪。”老皮仰脖干了小杯里的酒,又问:“四川哪块?”胡瑞看他那样,头上是汗,满脑袋红到脖子根儿,再看一瓶贵阳大曲只剩了一小半。正想劝他别再喝,却也晚了。老皮瞪着红眼一伸脖一张口,吐在地上。

天蒙蒙亮时胡瑞醒过来,正想着“哎呀,晚了”,要赶紧起床,才意识到今天中午才出工,于是放松下来,耳听老皮在身边鼾声大作,小巷口卖烤烧饼的一声一声叫卖。她可睡不着了,对着小窗户的亮光,举起双手端详。这双手粗得很,像个五十岁的老太婆了。她正在心里叹气,老皮翻了个身,一只胳膊搭在她的肚子上,嘴里叽叽咕咕。胡瑞握住他的手,揭开汗衫,把他五个手指头贴在自己肚皮上面。阿弥陀佛,但愿偏方管用。跟着老皮有六七年了,最早老皮也是疼她的。她最愧疚的就是没给老皮生个儿子。她三十三了,老皮快四十了。没有娃可是这辈子的短处。她配不上老皮,过去的事就不提了,生不出孩子,难怪男人气大。有几次打骂得狠了,她差点告诉他,不是她怀不上——可她到底不敢。

她轻手轻脚地下了地,穿上裤子、外衣,胡乱包个头巾,到外面解了手。四月的清晨还冷冷的,她给冻出一大串鼻涕。她抹着鼻涕刚要进门,听见房东叫她,只好站住。那女人穿套粉红的棉睡衣,头上扎着带点的蝴蝶结,果然又来催租。她心里别扭,说我老公还睡着,想赶紧进门再躺会儿。那女人已把一只脚跨进门里,防她关门。她只好摸索着找到钱,递过去时心疼得很。女人点了钱,让她把缺角的、烂了的全换掉,这才一笑,把脚收回去,走了。胡瑞心里嘀咕:这女人在宾馆上夜班,做销售,也不晓得什么销售要半夜做。

老皮也醒了,先吸了一支烟才起身。胡瑞从煤炉子上端起一碗药,递给老皮。他问啥玩意儿。她没好意思说,只让他喝。“想谋杀老子?”他嘟嘟囔囔。她央求他喝下去,悄悄说(怕隔壁的人听见):“偏方,从老中医那儿买来的。”又戳他的腰。老皮明白了。他喝是喝了,嘴里还说:“俺没病,要喝你喝去,不下蛋的母鸡!”

忽然外面有人砰砰砰砸门,嚷嚷着:“皮球、胡婆子,开门开门!”他们互看一眼,屏声静气不敢说话。外面那人双手扒在窗玻璃上,使劲透过糊着的报纸朝里看。胡瑞和老皮动也不敢动。可能是房东出来了,那人冲着楼上叫:“有个姓皮的住在这儿?”房东没理。胡瑞心里直阿弥陀佛。想这女人不像看着那样讨厌,给她的房租值了。那人跑到楼上去又下来骂骂嚷嚷半天才走。胡瑞和老皮一直躲到中午,估摸着安全了,才穿上棉袄,拿好票夹子,去车站开车。开门时只见阳光灿烂,天蓝得透彻,风还是凛凛的。地上有一张纸条,上写着:“皮诚起你个老浑蛋,再不还钱老子宰了你!”旁边歪歪扭扭画着几把菜刀。老皮把纸条撕碎了:“呸!”吐在地上。

人都走光了,老皮把車再往前开些,停到路边,走到深草丛中解手去了。胡瑞低头数今天的票子,有人敲车门,她想着老皮回来这么快。刚打开车门,冲上来三个凶神恶煞似的男人。胡瑞吓得发抖。一个男人上来捂住她的嘴,另外两个抢过她手里的票子,又扯过她身上的小背包,相互使个眼色,三人飞快地跑了。

胡瑞坐在车台阶上大哭。老皮赶回来了,问贼跑哪边去了,胡瑞指了指——除了远处小加油站昏黄的灯光,四下里是黑黢黢的夜,完全看不见人影。老皮连着几巴掌扇在胡瑞的脑壳上。胡瑞感到脑袋嗡嗡直响,又悔又气又羞惭,她也不敢哭了,一边骂自己,一边振作着疼痛眩晕的脑袋努力张望。夜风呼呼吹过来,吹到看不见边缘的树林和草丛深处。在风里,她似乎听到远处飞跑的脚步声,她恨不得杀了他们。

第二天老皮蒙着头不起床,也不想开工。胡瑞好说歹说安慰他,求他咬牙扛过去,再好好干上几个月,总会补上的。

他们最终没能还上高利贷。两个月以后他们卖了车,连要交的利息,总共亏了五千块。

作为一个纸片人,大部分时间我忙于学业,无暇顾及其他。也有那么几个夜晚,我什么也做不下去,心里躁动不安,忽而浪涛翻滚,忽而灰心丧气。我的成绩大部分在B+左右,不算好,也不算太差。可我在作业和考试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我怀疑(但愿不是真的)我比别人笨。我昏头涨脑地在图书馆里瞪着酸痛的眼睛,绞尽脑汁琢磨着该用哪些英文词扩展干枯的文章。那些流畅、丰富、优雅的英文都藏在别人的书里和报告里。我就像坐在街角的乞丐望着富人的华宴,既焦急又绝望。

这些时候杨曦灵在朋友圈里晒新包包、新鞋子,去了哪个新开的甜点店打卡,又和谁一起在海边漫步,每天至少四五个新帖……我嫉妒她和她的朋友不比我差的成绩和比我好得多的生活。有一两次我厌恶地关掉手机,但没过多久我就又不由自主地刷下去,好像那些赤裸裸的炫耀是海底的藻阵,作为一尾鱼我难以在它以外生活。

我给洛广风发微信,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聊一会儿,我反倒更泄气。很多事情不能跟他讲,我也不能冲他发脾气,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有几次他提出过来陪我,我本能地拒绝了。我想象他双臂搭在双膝上,两手交叉合拢,以一种学生会干部的模样告诉我该如何进行职业规划,如何与老师和助教搞好关系,然后问他能不能留宿……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不喜欢他的远见卓识,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这使我对他和自己都有些恼怒。

后来洛广风直接来到我家楼下按对讲机,我只好请他上来。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秒不安,然后刷满了志得意满——他拿出一束鲜花。我顺从地配合他的得意,很快和他接吻,然后倒在床上让他抚摸一阵。一切到此为止,我不能给他更多机会。即便他用那种电影里的迷茫混乱的眼神和声音求我,使我内心慌乱,我也能坐起身,整理好衣服,离开他。他沉下脸,说:“王思洁,你是不是有问题?”或者:“王思洁,你是不是想耍我?”这时候我不敢看他,小声说:“我太累了。”然后转换话题。我看过太多女孩糊里糊涂跟谁睡在一起,不是堕胎就是搞上了妇科病,整个人都完蛋了。我不想那样,我妈辛苦赚来的钱,我自己模糊不明的未来(不管怎样,我还有这么一个未来)不能葬送在这些傻事上。

可是我也离不开洛广风,他是个怎么看都合适的男朋友:有钱、有风度,学习也不差。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我,盼着他说出“你很特别,你很清纯,你有魅力”之类的话,但他什么也不愿说,好像那条银手链和鲜花足以承担他对我的看法了。我戴上了手链,那是一种终于有了男朋友的喜悦,还有未来不可预测、我正在冒险的不安。

在我努力使自己安心的时候,劳拉告诉我暂时不必去给汉娜上课了。她发生了一次大面积的感染,同时发现脾脏肿大,医生建议切除她的脾臟,以免情况进一步恶化。

手术之后正好是学期结束的假期,我去医院看望汉娜。病房里没有别人。汉娜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她黝黑瘦小的身躯裹在白色的床被中,周身连着一些通向仪器的管子,如同一个外星人不幸坠落地球。我马上意识到:这次和以前的状况不同。她身旁的小桌上放着没吃完的病员餐盒。窗帘半拉开,外面正是下午时分慵懒的、沉沉的阳光。天空很蓝,马路上的汽车轰鸣而过。我不想吵醒她,把带来的花束放在床边,找了张椅子坐下。

一会儿劳拉来了,她推门见我在,先是笑笑——那笑容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我正要说话,她伸出手指做出“嘘”的样子,又看床上的汉娜。我跟她出了病房,我们到医院餐厅里,找了个靠窗的小桌坐下。劳拉起先仍笑着,说:“艾米,谢谢你来看汉娜。她可能没法和你讲话,手术以后她精神一直不太好。手术中……发生了大出血……”我和劳拉面对面,离得这么近,头一次注意到她额头层层的皱纹,还有嘴角边深长的法令纹。“真可怕,我们一度丧失了希望……我们……”她的双手一会儿紧紧互扣,一会儿摊开在桌面。桌上不知谁留下了一小片咖啡渍,我想她没有看到。

我该如何安慰她呢?我的英文实在不够好。劳拉的脸颊忽然抖动起来,她抽出桌上的纸巾,把脸埋在里面。我赶紧说:“没事的,没事的,都会好起来的。”她很快镇定下来,将纸巾收在手里,说:“对不起,我有点……我主要是担忧她。”然后她告诉我,医生给汉娜输血两千多毫升,他们最终切掉了汉娜的脾脏。由于汉娜身体很弱,至今恢复得比较慢。我看着劳拉脸上没擦干的一点泪痕滑到了鬓边上,重复说:“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劳拉稍稍振作起来,撩了撩刘海儿,说:“我和米勒商量了,不能总是这样下去,常年输血问题太多。我不忍心看汉娜这样一辈子,太难了。她受了太多苦。”我等着她说下去,她却停下来,出神地看着窗外的什么地方。

“你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说。劳拉的脸上浮起一层微薄的红色,她说:“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能治疗就好啊。”我轻快地说。劳拉转眼看我,双眼眨也不眨:“也不是那么乐观,有很大风险,百分之二十的概率会失败。”那就是说,五人里会死去一个,但她现在生不如死。“我觉得应该试试。”我说,却见劳拉眼圈又红了,她有点生硬地说:“骨髓配型很难。”

我立刻就明白了。劳拉吸吸鼻子,说:“过去十年,我差不多每年去中国贵州寻找汉娜的父母。我有她妈妈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她的中文名字,胡美华。”她给我看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字体歪歪扭扭。我看了一眼,说:“抛弃孩子的父母都很狠心。”心想这样冷血的父母怎么可能给她捐献骨髓呢?劳拉说:“也许他们有什么难处,可能他们很穷,没法给汉娜治病,把她送到民政局的门口,这是给汉娜一条生路。不然……”我不知该如何说了。她又说:“中国人很看重孩子的,虽然他们不喜欢女孩,不过听说情况在变化。”她看着我,好像等待我的肯定,“你看,现在这么多留学生来读书,好多女孩。他们的父母都很爱她们,对吧。这里的学费对国际学生来说很贵,我知道。”我想了想,以尽量平静的语气说(一提起汉娜的亲生父母,我就很愤怒):“城里人很少重男轻女的,农村人有的很愚昧。”我问汉娜是在哪里被捡的,劳拉说:“听说她的父母把她放在民政局的门口。后来我们在福利院见到她,是在贵州省的天柱县。”

我在手机里查地图找天柱县,劳拉在一旁看着说:“对,对,就是这地方。”她又问我说:“艾米,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被美国人领养的女孩回中国寻亲,有二十多个人来找她。很多人搞错了。不过也给我希望。会不会是我们以前寻找的方法不对?”我心里冷笑,说:“这女孩在美国读大学吧?”劳拉说:“好像是吧,她二十岁了。”一定要给她泼点冷水了,我说:“那些人觉得在美国读大学,是很有面子的事,所以争着……”劳拉说:“总不会都这么想吧。他们可能没法忘掉孩子,毕竟是父母,总是有些难处吧。”我受不了她那顽固的天真,又不能离席而去,只能勉强忍住了不再说话。后来劳拉终于承认,她无法了解汉娜亲生母亲的想法,对她来说,这就算是中等程度的谴责了吧?

劳拉还说,米勒去年找我做汉娜的中文老师,是因为他觉得我长得像汉娜。这可不是对我的恭维,我越发笑不出来了。我问劳拉是不是该看看汉娜去,她打开手机,果然护士刚才打电话过来,她的手机静音,所以没听到。

汉娜非常虚弱,眼睛只张开一点点。我跟她说话,她微微点点头。我真的可怜她,她没有正常孩子的生活,不能去学校,不能跑步和运动,可能连朋友也没有。日复一日的除铁、每月一次的输血,忍受着无休止的疼痛,随时面临着感染和恶化的病情。我理解她那天对我说的话,实际上,正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我们之间相通的地方。如果我是她,我会怨恨自己的生母,为什么生出我来;说不定也会怨恨养父母,当年不如一死了之,还少受些痛苦。

此时米勒也来了,说让劳拉回家休息,他在这里陪着汉娜。劳拉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们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她说年轻时他们去过很多国家,自从有了汉娜,除了中国,几乎再也没有旅行过。她还说起汉娜在这次手术前开始画丙烯画:“她很喜欢呢,我看她的色彩感很好,技巧还需要长进,我准备给她买网上的绘画课程,等她稍微好点的时候,又多了一件她喜欢做的事。”她说着嘴角轻翘,双手叩打着方向盘。节奏明快的音乐声中,车子在绿树的浓荫下穿梭。街边的路灯杆上挂着鲜艳的花篮。我们从推着婴儿车的女人身边飞速而过,又越过她手里拽着的、在树根下磨蹭不前的男孩……夏天就要过去了。

我进了房间感到有些异样。杨曦灵的屋门紧闭,但里面有动静。我出门前摆在沙发上的灰毯子现在搭在沙发背上。杨曦灵动了我的毯子吗?莫名其妙。我叫:“曦灵,你在家吗?”屋里有声音回答,却不像往常那么大声。我走到门口,说:“你把水池里的碗收了好不好?都堆了一天了。我都没法做饭。”她哼哼答应着。我叫她快点,我马上要用水池。

等我从厕所出来,大门正在快速关上,应该是杨曦灵出去了。我嘟囔说:“洗了碗再出去鬼混吧!”却听见卧室里传出更响亮的音乐声——她还在里面。这是玩哪样?……会不会是……她有了男朋友但不想让我知道。这真有可能……我嗅到房间里某种熟悉而陌生的味道……也许,我转念一想,她的男朋友太差,拿不出手,或者他们正好在屋里干什么。我眼前浮现出杨曦灵和一个男的赤身裸体抱在一起的样子,挺恶心的。其实我才不想管她那么多。我打开水龙头,又叫她洗碗。足足叫了三四遍,她总算出来了,一点儿也不乐意,靠着门框说:“用洗碗机不就行了?”我说:“那也把你的脏碗摆进去啊,难不成我给你收拾?”她扭着屁股走过来,拍拍我肩膀,说:“你干吗老那么着急!我给你说,我现在啊,没情绪洗碗。”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巧克力奶,一边喝一边觍着脸笑。后来她终于在我的怒视下慢吞吞地将脏碗从水池挪进洗碗机里,水淋淋地洒了一地。她只顾说着:“思洁,给你安利一个新剧,《知否知否》,特别好看!赵丽颖特适合古装……”我问她:“你刚才干什么呢,我进门的时候?”她看我一眼,忽然闭嘴了。然后她发现自己的绣花拖鞋淋湿了,求我帮忙打扫地面上的那摊水。我怕她踩着水到处走,弄湿了整个地板,只好拖了地。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安稳,夜里醒来数次,连做了几个古怪的梦。有汉娜,有我妈,还有一些分辨不出面貌的人。

早上起来我接到母亲的微信电话。“洁洁,你好久不给我电话,我打过去你也不接,怎么了?”她果然一上来就抱怨。我说:“我忙着考试,半夜两点才睡,刚考完。”“那么辛苦啊,你可要注意身体,吃好点!吃好点才有精力。”我胡乱应着,问她身体怎样。她说自从做了子宫肌瘤手术以后感觉好多了,但胃溃疡还常犯,换了好几种胃药也没有起色,有时要去医院检查。“这天气,跑一趟一身汗哪!最近看了个中医,说我体虚得厉害,给我开了个方子,还没去抓药呢。”我似乎看到虚胖的她在酷热中坐上出租车,拍着座椅背,要司机开空调,还让他快点开。我没问那个人是否陪她去医院,还是她只能自己去。我们已经习惯了避免谈到那个人。其实,是我不愿谈论他,而她服从了我。

我终于说:“妈,下学期要注册了。”她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我知道啊!月底我就把钱给你汇过去。最近加币又涨了……没问题,你哪天要?”我没提还有生活费。她说:“生活费也寄过去,你放心。你妈这点本事还有,供你出来没问题。”我就说:“这边政府有限制,我打工也赚不了多少。”她大声说:“我不是问你了,哪天要?”我说:“最迟九月初要交学费。如果不行的话……”如果不行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趁着暑假的最后几周做代购,我听说有人赚了不少,而且政府也不会知道。她说:“别的你别管,好好学习,早点毕业就行。”她还说邻居家老梁的女儿在多伦多待了四五年还没毕业,也不知道干啥,就是不回国。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我回去看看你吧。”最后我说。“别回来,你不用看我,”她直截了当地说,“把飞机票省下吧。”又加了一句:“当零花钱。”

一周之后我打电话问汉娜怎样,劳拉说她回到家里,现在稳定下来了。他们一家正在严肃考虑骨髓移植这事。“我们跟汉娜谈了,把所有的风险都告诉她,她也愿意冒险试一试。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但我们必须试试。”我想象劳拉在电话那头深锁双眉却微微含笑的模样,说实话,她年轻时应该是个美人。

“我们先在加拿大找骨髓配型。”我刚想说好,她却说,“希望渺茫。我们还要再去中国,希望这次能找到希望……她不能再等了。”我感到一阵悲哀。“你们决定了?”我清清喉咙,我不可能总是那么冷酷。我说:“试一试也好……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机会就大一些。”劳拉马上问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从中国来的,你比较了解。”我使劲儿想了想,说:“尽量用社交网络,在中国,微博和微信有很多人在用。”劳拉追问:“怎么引起大家注意呢?”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主意,我说:“发帖子出去,转的人多了就有希望。”劳拉说:“对了,中国也有脸书、推特那种,你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嗯,你对中国比较了解。我们也觉得要换一种方法,也许会出现奇迹,我们每天都为这事祈祷。”

我跟杨曦灵说起这事,她特別兴奋,连连说:“这家人太难了,好人没好报,太难了。”我说:“你认识的人多,你有什么办法?”她叽里咕噜转着眼珠,一会儿说:“我朋友多,也没有贵州的呀……扔孩子的都是屌丝往下,跟我们可不是一个层次。”我也问洛广风,他说:“这事挺不容易的,我来想想办法……也不能用学生会的名义去做……这样吧,你写个帖子我发到我的微博上去。多艾特几个哥们儿请他们转发。看运气了,没准转着转着就碰到流量大咖了,哪个良心好的大咖给吆喝一声,这事就能传遍半个中国,成为现象级事件。这就是传播的力量。”

我请劳拉写了一封给汉娜亲生父母的公开信,我翻译成中文。

……她和你在一起有一年时间,后来她病得非常厉害,你可能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能理解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汉娜现在是个快乐的女孩,她马上就要十二岁了。她每月都要输血,每天要注射除铁剂,骨髓移植可能救她。

……您能帮我们给汉娜一个健康的生活吗?

要我说,这封信太轻描淡写,完全没有描述汉娜的痛苦,让人以为她过着幸福的生活。汉娜切除了脾脏,几乎病危,将来很有可能再次感染或者器官衰竭。即便没有意外,常规输入除铁剂也已成为巨大的负担。再说,隐性的血制品问题随时可能进一步毁坏汉娜的身体。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她的寿命不会太长,而且她会生活在无休止的痛苦中。

劳拉说,她不想写得过于悲惨,不愿给汉娜的亲生父母造成压力。米勒说:“压力会把他们推得更远。只要他们愿意见面,和劳拉、汉娜见面聊聊,我相信他们会明白这对汉娜多重要。他们很可能会有疑虑,你知道,骨髓配型本身也有风险。我们只想让他们知道,没有道德判断和怨恨,只是恳求帮助。”

我平心静气地想了想,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我把这封信发在朋友圈里,希望有人转发。洛广风也发到他的微博账号上,好几天过去了,也没有什么转载。洛广风说我们还缺个网红朋友。杨曦灵说她在一个美妆网红直播的粉丝团里,她还真的联系了那个像妖精的主播(我一点儿没夸张)。可人家说这事让粉丝们听了感觉太惨;她不想让粉丝们误会,她要传播的是美好生活的正能量。

一周以后,一位贵州的企业家转发了公开信,终于有人给劳拉写电邮了,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劳拉充满了谨慎的希望,这一次显然更有可能。不过她很快发现,写信的人主要是被劳拉和米勒感动,想感谢他们,也发些感慨。有些人希望打听到更多消息——公开信显然太简单,他们想了解更多,这样才能帮上忙;有人热情地请劳拉到贵州时住在自己家里;有人问了些奇怪的问题;也有人提供建议,比如找民政局、找当地的地头蛇,还有的说一定要上电视台。

汉娜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就在她们母女要回国的最后几天里,劳拉接到贵州天柱县一位政府官员发来的电邮,大为赞扬劳拉和米勒的爱心,说他深受感动,可以帮助他们把汉娜的照片和劳拉的信做成小布告张贴、发布出去,也会动用政府的信用,鼓励人们提供消息。他说在县城这是很管用的。劳拉大受鼓舞。那位官员保证,他会记下任何提供线索或有可能是汉娜亲生父母的人的联络方式。

这些邮件劳拉都转给我,由我给她翻译。她说愿意按时间付费,我拒绝了。怎么可能收钱呢?我愿做任何事,洗刷那冷血的亲生父母带给中国人的耻辱。

胡瑞坐在小凳上洗衣服,大塑料盆里搭着一个搓衣板。这是给建筑工洗衣服的活儿,一次洗五六件,件件又脏又烂。她舍不得打太多肥皂,这样就要拼命搓。左手臂最近好些(总算有一种膏药管用了),但还不能老使劲儿,主要靠右手搓,结果越搓越慢。

房东从二楼走廊上走过,朝底下吐了几口唾沫。胡瑞晓得房东嫌她水用多了,自言自语说:“干净是要洗干净的么。”那女人又朝她身边吐瓜子皮,扬着声调说:“洗洗洗,破衣烂衫,洗也洗不出个人样。”胡瑞仰头看看她,把盆里的脏水泼了,就着水龙头又接了一盆水,把带着泡沫的脏衣服放进去涮。房东气急败坏,大喊:“我操你妈,我的水你这样瞎用!再洗你就给我搬家!”胡瑞经不得吓,手里加劲儿搓着,马上说:“不洗了,不洗了。”说着将水淋淋的衣服拧拧,一盆水倒掉,准备进屋。房东箭步冲下来,挡在她面前,叫:“你看老娘好欺负是吧!水费涨了多去,还想浪荡我的水,没那么便宜!”女人的小眼睛好像一只乌沉沉的纽扣贴在胖脸皮上。

胡瑞知道,又碰到了房东心情不好的时候。按说这会儿太阳快到头顶了,她该睡着,这时候不睡就不是好兆头。胡瑞忍气吞声说:“不洗了还不行吗,还不让人洗衣服?”这时老皮回来了。那女人悻悻地看着老皮,又喊了几句走了,她知道老皮也不是好惹的。

两人进了屋,胡瑞把湿手擦干,问老皮今天咋样。自从开中巴的事干不下去,老皮就跟人在火车站倒票。有时候能拿回来上百块钱,有时候一天一块也没有。老皮嗡嗡地说:“五十。今天碰见警察,幸好我跑得快。”胡瑞大惊失色,问:“给抓住就完了呀,要罚好多钱吧。”老皮嘿嘿一笑,又呸了一口,说:“今天运气坏,明天转运。”胡瑞说:“可别,咱别做这个了,万一哪天……”老皮不理她,找了口蒸糕吃下肚,又给自己倒了杯水,喝完就倒在床上,和衣睡了。

胡瑞心里惴惴不安,若是老皮出了事,进了牢房,她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日子过得跟猪狗一样,哪有什么盼头?她捡起老皮脱在地上的裤子,脏得不成个样儿了。老皮只有一身衣服,等再挣点钱,先给他买件外套,再买条裤子。外面东西贵得很,不过旧衣市场去淘一淘,七八十块钱的也还有。又一想:穿成这个样子,警察不找他找谁!今天大太阳,这会儿洗洗,明天早晨就干了。她一面想着一面在衣服口袋里一一掏过去,左边口袋里是一沓火车票,从贵阳到毕节的,这都是老皮掏钱买来的。右边口袋里是他的小米手机,还有一张蓝色的纸,像是小广告。她把它打开。

寻亲:女孩原名胡美华,今年十二岁,2007年在贵州省天柱县民政局门口被发现。

……你有过一个小女孩,她喜欢吸吮手指吗?从这张照片上,你能认出她就是你的小女孩吗?……

这张纸在胡瑞的手里发出簌簌的声音,因为她的手抖起来了。纸上还有一张照片,她不敢往下看。她抬眼看看窗外,报纸没有完全糊着的角落里漏出一小片蓝天。外面嘈杂阵阵:一辆摩托车轰鸣而过,当妈的在训斥小孩,大喇叭喧嚷着卖彩票……屋里是老皮起伏的鼾声。

她定下神来想了想:这不是一回事,这个名字她不认识。不过2007年、天柱县民政局、吸吮手指……她的肚子忽然饿得咕咕叫,又感到一阵眩晕。啊,多年前她决定忘掉那件事。忘掉、忘掉。

她还是往下看那张照片,蓝纸上的照片模模糊糊。那是一个头颅鼓起、眼距很宽、细眼睛、黑皮肤的女孩,她正嘬着两个手指,定定地从那张纸上看着她;透过十一年的岁月,透过许许多多让她发疯的夜晚,透过撕心裂肺的但不出声的哭号……女孩看着她;没有问题,没有怨恨,也没有感情地看着她。

胡瑞感到泪水布满了她的脸。她听到内心深处孩子喃喃叫的声音。那时候她还不会叫妈,她高兴时发出咯咯的笑声,更多的时候她无声地笑;她呜呜呀呀地找奶嘴,她指着要巴掌大的布娃娃;她也常恼怒地尖叫、大哭。那种号叫的哭声胡瑞一辈子也忘不了。后来她想到,那时娃娃身上疼,她是个病孩子。都是你个鬼造的孽,当她忍受不了时,她就这么跟自己说。

她叫她妮儿。她一边养着妮儿,一边替人照顾老人,给人搭手做婚丧宴席,勉強挣些糊口钱。所幸的是她奶水充足,每当妮儿急饿的小嘴搭上来,胀痛的乳房立时就通透爽快了。她想她可以养好这个娃儿,可她也忧心妮儿是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将来,将来她不敢想……

后来胡瑞发现,妮儿哪里长得和别的娃不一样。再到后来,妮儿变得蔫蔫的,布娃娃也不玩,喝奶也不起劲儿了。她咬牙给妮儿买了个电动新玩具,孩子看着它,愣愣的。胡瑞知道她病了。她带孩子去看医生,花了好多钱,做了好些检查。医生说她得了一种贫血症,必须经常输血,不然她会死。她问输一次血要多少钱。一次要几百块。即便如此,她的寿命也不会长,也就是十几年吧。医生一面写病历一面说。

她夜里咬着枕巾哭,白天还得忙活挣钱。她想过带妮儿自杀,可她怕死。妮儿越长越瘦,越来越爱哭,抽抽搭搭,哼哼唧唧。胡瑞除了恨自己,也开始怨恨她。有个算命的说,这女娃命犯天煞孤星,自己命苦,还会给家人带来厄运……

老皮翻个身,吓了她一跳。她赶紧抹干眼泪。老皮并没有醒来。胡瑞看外面天色暗下来了,她心慌得要命。世界上真的有轮回、报应这回事吗……到底要她怎么样?这是皇天上帝神佛在提醒她,别忘了自己造的孽?她造孽、该死,而且还想忘记自己的罪过,神佛看不过去,要惩罚她……不过,外国人写这纸条又是为啥?

不久之后老皮遭了殃。他没被警察逮住,却被同伙使坏坑了。旧债主找上门来,打掉他两颗牙。房租要交不起了,他们先躲着房东,后来偷偷搬出来,到一家旧工厂边上和人合住。地方更小了,但债主一时不会上门。老皮有时出去,有时不出去,家里眼看没进账了。胡瑞偷偷把手机卖了,微信里的钱换成现金,三百多块缝在棉衣衣角里,每天拿出来一点买吃的。她必须算计着花,买一袋面,去菜市场拣点便宜菜,跟卖豆腐的套套近乎,他高兴时给她一小块豆腐角……他们有半个月没吃肉了。老皮心情不好,想喝酒,逼问她钱在哪儿,她一被打就招了。老皮立时有了精神,用手扯开缝衣线。蹦蹦的纸币掉出来了,大的小的,还有一张纸片。

老皮瞪着满是血丝的眼睛把那张揉皱的纸看来看去,他早忘了这是哪儿来的。没等他追问,胡瑞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像大坝崩了,所有的水决堤而下;她哭得像来了龙卷风,天昏地暗。老皮给她吓住了,呆看了一会儿;终于看烦了,冲她的后脑勺一把劈过去。她的声音立刻降下来,她实在也哭累了。

这些日子她像中了邪一样想过去的事,一件一件都想起来,那人、叔叔一家、爹妈。爹妈在时她家是村里的富户。爹妈相继去世以后,她从县高中退学回家务农,住在叔叔家。吃的穿的他们都给她,又一边满怀警惕地防备她。村上人都知道,叔叔占了她家的房子和宅基地,可没人说什么,谁让她家没有男人。叔叔家有三个愣小子,没人会为她一个孤女得罪他们。

那人从县城来,是邻居的高中同学,毕业以后做化肥生意。他面皮红软,总是跟在她身后,絮絮叨叨说些以前学校里的事,她喜欢听。后来她怀了孕,跟叔叔翻了脸。叔叔给她五千块钱,以后老死不相往来。肚子里的娃儿快六个月的时候,她发现那人偷了钱,逃得无影无踪。

她痛痛快快把这些向老皮交代了。老皮一边听一边呸呸吐唾沫。最后他揪她的耳朵,她咧着嘴求饶。老皮把她甩向一边,大巴掌打过来:“跟老子玩心眼,啥都瞒着老子,贱人!”她尖叫一声。老皮不再打脸,只踹她下身。她坐到地上,“哎哟哎哟”喊疼。他终于不打了,拿了钱出去买肉吃买酒喝。

半夜时分老皮推她,问:“外国人找亲妈,咋回事?”她迷迷糊糊醒来,只唉唉地哭。老皮打开灯,举着那张纸,眯缝着眼一字一句读过去,又凑到胡瑞身边问是咋回事。胡瑞捂着脸,死活不说话,她也想不清楚。

老皮卷起舌头,在缺牙的嘴里搜索肉屑,一边望着窗户上的旧报纸,发起呆来。

秋季开学后,很快就到了期中考。我早出晚归,在环境经济学、博弈论、微观经济学的论文和课本里昏天黑地,差不多成了考试机器,而且是个不中用的破烂机器。环境经济学我考得很差,拿到成绩的那天外面下着雨,我回到家,只觉得浑身发冷,甚至有点哆嗦。我打开淋浴,希望洗澡能让自己温暖一些,平静一些。水声嗞嗞哗嘩,我的泪水藏在大片的水雾底下,它们也感到羞耻。

不到五分钟,水在浴缸里积起来,漫过了我的脚踝。这事发生过几次,每次都是杨曦灵的头发堵住了下水道。我赶快洗完澡,穿好衣服,在湿淋淋的头发外面裹上浴巾,又找出一只修眉夹,从浴缸水道下面钩出一大团头发,又黄又硬,可不是杨曦灵的?头发掏出来了,浴缸里的半缸水还那么静静地不动。我用修眉夹挑着那团头发——厕所垃圾桶不见了,我走到厨房去,那儿有个大垃圾桶。

讨厌的黄毛扔进了垃圾桶,我好像看见了熟悉的字……重庆渝中区渝中花园十单元……我的头一个念头是:她又搬家了。我爸去世三个月之后,她搬去重庆跟那人住了,当时是在沙坪坝。我立刻想起来,不记得打开过这个袋子啊。我忍住脏,把袋子拎出来查看,果然来自“胡萍”,加拿大邮政的邮戳是在一周以前——谁偷偷撕开了我妈寄给我的包裹?我忽然想到,好久没见到杨曦灵了。

正在这时,杨曦灵鬼鬼祟祟地进了门,看也不看我一眼,想悄没声地钻进卧室里去。我叫住她,把包装袋举到她面前,问是怎么回事。她冲着我嬉皮笑脸。我气急败坏地追问:“你开了我妈给我的包裹?”她说我最近没回家(我只是回家比较晚,她都睡了),有一天她实在饿了,就打开了。“你吃了我妈寄给我的东西?”我气得直嚷嚷。“没有没有,我只吃了半袋,还给你留着呢。”她从卧室里拿来剩下的一点灯影牛肉,做出还给我的样子。

我想她这么蠢,偷了我的包裹,还把包装袋扔在我能看到的地方。我咬牙切齿地说:“小偷!”“别说那么难听好吧,你不是也吃过我的东西?”她翻个白眼,又笑了,“我送你一条丝巾吧,就算扯平了。哎,我才买的。一百块,绝对高品质。行了,别生气了。”说着她举起手里的纸袋,拿出一条花里胡哨的丝巾,还让我看她新买的内衣。

我说我不要她的破丝巾,叫她赶紧找人来修下水管道,再这样下去厕所都不能冲了。她哼哼着进了卧室。我使劲敲门,说:“杨曦灵你马上去找人修,我受够了!”她在里面放开了音乐。我想着她一扭一扭对着镜子试内衣的样子,越发气得要命。

她终于出来倒水喝,见我坐在那儿瞪她,奚落我说:“王思洁,你老这样,跟什么似的……谁爱看你那副脸啊。”我双手叉腰,走到她面前:“哪副脸?你给我说说,你还有理了。”她看了看我,立时软下来,哼哼唧唧地说:“哎呀,也不是那么回事。”“怎么回事?”我问她。她瞪着无神的圆眼睛,呆了一下,又狡猾地笑,说:“咱俩谈谈。”

这真可笑,我说:“谈什么,像你这么脏的女的,世间少有。”杨曦灵像一只猫那样缩头拱背,把脸凑过来,凑到我面前,冷笑说:“你说话注意点,小心我赶你走。”我本能地想到要忍一忍,可是又有一种东西让我不能缩回去。我也把脸凑到她面前,故意慢慢地说:“好啊,我早受够你了。你这个笨蛋。”她把指甲戳到我脸上,叫起来:“你这土鳖,丑八怪!男人会要你才怪!做梦吧!”我忽然想到了——洛广风!真的,我已经狐疑了一段时间,有一阵子他没有联络我了。

我看到杨曦灵脖子上的一条银项链。“真够不要脸的!”我咬着牙说。她像一只忽然发作的刺猬,扑上来抓我的胳膊,我们俩扭打起来。我力气比她大,一下把她推到墙边。她踹我一脚。我后退一步,她冲过来抓扯我的头发。我们在搏斗中发出气急败坏的喘息声,咬牙切齿的咒骂声——我骂她“贱女人”,她骂我“傻×”。我朝一边扭着脸,生怕她把我的脸抓破了。她那十只紫艳艳的指甲仿佛滴着血的武器。我干脆埋下腰,朝她肚子顶过去(我没想到自己学会了这种招数)。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摸着大腿号啕大哭。“穷鬼!我操你妈,穷鬼!”我气急了,扑上去双手按住她,她动弹不得。我故意把唾沫喷在她脸上,喊道:“你个贱人、笨蛋、骗子!作弊,我去学校告你!!你还敢骂我!”我恨不得抠烂她那张涂满名牌化妆品的丑脸,她偷了我的男朋友,还敢骂我,这是什么世道。

有人进来了,但我不管,继续臭骂她。她挣扎着、扭着脸哭,好像最委屈的是她。有人要拉开我,我拼命想甩掉他。可这人劲儿比我大,我马上明白了是谁。我把一腔愤怒都抛在洛广风身上,趁他不注意,狠狠推了他一下。他的长脸上五官失了形,眼看下一刻也要暴跳如雷了。“你什么东西,還有脸过来!”我骂他。

“你他妈别太过分。”他理了理领口说。此时杨曦灵从地上爬起来,又朝我扑过来,被洛广风拦腰抱住了。他让杨曦灵别动,她顺从地看着他,看那眼神,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睡过了。我这才发现嘴角凛凛地疼,真被贱人抠烂了。我气得又骂,却没力气打了,他们两个人合了伙,我也打不过。

杨曦灵哭啼啼地对洛广风说:“我看她穷,只收她一点房租,便宜得不得了,她还敢打我!”我说:“我没少给你一分钱!”我坐在沙发上,背对他们。我不想看见这两个讨厌的家伙。不知怎的,洛广风在场,有些话我骂不出来了。我说:“老娘房租交到这月底,就住到这月底。到时候就搬。这种烂地方,我住得恶心!”杨曦灵哭着说:“我不要跟她住。”洛广风皱着眉头,俯身跟我说:“思洁,对不起。这事是我对不起你。你们俩不是闺密吗,为我闹成这样……”他离我那么近。我看他那得意的样子,更想扇他一巴掌。

后来洛广风和杨曦灵也坐下来。洛广风说:“我本来不想上来,你们俩闹得整栋楼都听见了,你们别给中国人丢脸了。”杨曦灵一副花痴的模样,乖乖看着他。我给他说得泄气,硬撑着说:“你们还好意思说我?”洛广风扭过头来,冲我眨眼,又笑笑,杨曦灵应该没看到。我们都明白,他还算不上我的男友,我们从来没有睡过。

“这个月思洁还住在这儿吧。考完试再说,毕竟是我对不起你。”他说。我好像在某个无脑电视剧里听到过这台词。我看着他那张童叟无欺的脸:“洛广风,你俩蛇鼠一窝,正好。”我让他们滚出我的地盘。

后来的几天,杨曦灵特别巴结我。有一天还送我一块芒果慕斯蛋糕,她知道我最爱吃这个。也许我该把蛋糕扔了,但我犹豫了一下就吃了,真的好吃。我想她是怕我去学校告状吧。其实我哪有那精神,她高估了洛广风的魅力。

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搬家了。

后来的几天在混乱中度过,我必须去找房子,可我浑身无力,感觉自己生病了。我拿到博弈论成绩的那天,约好了下午一点去看房。我坐在学校公交站旁水池边的长椅上。天空晴朗而自如,像一块从未沾染世俗的记忆。学校校旗、加拿大国旗、卑诗省省旗在旗杆上徐徐飘动。旗杆下,大丛蓝紫色绣球开得热烈,一只毛茸茸的、活泼的小狗在花丛中兜兜转转,不远处是它的主人。我闭上眼睛,感觉微风绕耳,心里慢慢地、长长地叹着气。水池边的人造瀑布发出哗哗的水声……有人在叫我。

睁眼看时,原来是米勒——最近我几乎忘了他们一家。我想到劳拉和汉娜几周前该从中国回来了。米勒说,她们回来了,不过汉娜又出了状况,所以中文课暂时没再继续。“我记得,”我想起这事使我不解的地方,说,“她们回中国前,有人给劳拉发电邮。后来你们没再找我……你们找到别的翻译了?”米勒说:“后来你开学了,我们知道你很忙,劳拉就不想再麻烦你。她们回到中国那段时间,遇到一些热心人,帮了很多忙。再说后来电邮也少了。”他说他并没有同母女俩一起回去。省下一张机票钱,他们又补上些钱,给汉娜买了公务舱。他平静地说着,但我确实听出一些失望:“你的朋友帮我们散播消息,那封信收到很多关注,超过我们的想象。政府部门还印刷了小单张,到处去散发……有人帮助我们,可没有找到……我们想找的人。”我马上说:“我料到不会有结果。”米勒摸摸他浅花白的胡须,原本笔直的身体不自然地倾斜了。他望着水池说:“其实我们也想到了,但必须试一试。”他抽抽鼻子,小声说:“劳拉遇到过很奇怪的人。”

我说我想去看看劳拉和汉娜,米勒似乎没有听见。他若有所思地、缓缓地说:“在汉娜很小的时候,她的任务是活下来。现在她的任务还是要活下来,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出了恐惧。一种不祥的感觉在我心中升起,也许汉娜活不了多久了。我害怕那个意念,赶紧说:“我就知道会这样。”

我再也忍不住,问他:“你怨恨中国人吗?”我以为他会说一个民族不该被轻率下结论那种话——他们永远不会直接说出内心的想法。他还是看着水池,说:“我从不这么想。汉娜,她是个中国孩子。如果我们不喜欢中国人,怎么会收养她呢?”他这么说着,居然冲我眨眨眼,“我始终认为,我们接纳了汉娜,是我们而不是其他人,这是有天意的。”我相信这就是他内心的想法。但我仍旧不能放下的是,这一切又是谁的错呢?他转而对我说:“艾米,你不必为此难过。”我有点生气,马上说:“我没有。”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米勒走到角落的提姆·霍顿快餐店去买吃的。旋转门在他身后就要关闭,一群学生从店里鱼贯而出,都是黄面孔,阳光照在他们的额头、套头衫和背包上面。他们三两成队,彼此谈笑着,有的大声说话,有的含笑不语。他们的脚步轻快,影子沉沉地压在石板地上。快餐店里传出一阵悠扬的歌声:

……永远年轻,

我想要永远年轻,

你真的想要一直活着?永远,永远……

有些人像水,有些人像热

有些人是旋律,有些人是鼓点

或迟或早,所有的人都要离去……

缠绵而迷乱的歌声使我感觉到冷了。我拉好外套拉链,背上背包。那只小狗仍在花丛中欢快地玩耍。我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眼睛,看见我要坐的那趟公交车开过来了。

胡瑞躺在床上昏睡。水壶里的水喝完了,她一点力气也没有,没法到外面去接水。厕所也去不了,就撒在尿壶里。老皮走了……又一个男人从她身边逃走了。他拿走了那张纸,她想再看看照片也没了。他们的缘分已尽,她早有预感。

在半梦半醒中她看见那女孩朝她说着什么,她听不懂,都是外国话。还有一次女孩没了双腿,像个乞丐一样靠近她,求她施舍。她吓得从梦里惊醒,口干舌燥,满目昏沉。那是妮儿吗?妮儿这名字,很陌生了。她是来审判自己的吧?跟外国人走了这些年了,还来找她……她没脸去,没脸去啊。“作孽,作孽……”她念念叨叨,哭一哭,翻个身,想再睡过去。她想起女孩的照片,就是妮儿啊。她不哭的时候一直吃手,把半只手都塞进嘴里去。眼睛、嘴巴长得和我一样。孩子还活着,这样我的罪孽会少些吧?妮儿还活着啊。胡瑞微笑了,但她马上又严厉地咒骂自己。

……一阵打断她记忆的响声;屋外的街灯把一个影子推进门来,像庙里的泥胎让人害怕。但她不怕,不是别人,是老皮。老皮掀开她的被子,叫:“懒婆娘!饿了,弄点吃的去。”她唉唉说:“下不去床了,头疼得快死了啊。”心里还是欢喜的。老皮买了吃的回来,她闻着那股怪味道,求他给她倒点水喝。老皮出去接水,半天才进来,在炉子上烧水。她又求他把尿壶倒了,尿满溢出来了。老皮说哪有男人给婆娘倒尿壶的。可她憋得要死,又出不去门。老皮咒骂着,最终还是出去倒了。

第二天她稍微好些,问他这两天去哪里了,他不吭气。胡瑞求他把那张纸还给她。老皮在看抖音,一边乐着,一边甩手让她一边儿去。她绕着他,左左右右地求他。老皮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皱得不成样的蓝纸,扔给她,咕哝说:“铁公鸡,一毛不拔。”胡瑞小心地把那张纸抻平,难过地看到上面的字迹已不清楚了。“哪个?你说哪个?”她问。老皮关了抖音,说:“外国女人,抠。”

胡瑞心惊肉跳,忙问:“咋啦?你干吗去了?你去问外国女人要钱?”她头一次劈头盖脸地骂他:“你还要不要脸?哎呀,你还要不要脸啊?”老皮给她骂得一怔,反倒正儿八经地说:“她为啥找你?你个笨蛋不晓得?要你的骨髓!从这里抽出来——”他从脊椎骨往上比画着,“都是宝贝!”真的,这是胡瑞一直在想的问题。可她不要那么想,她问:“你真的去找人家了?你怎么干这种事?……真的不要活了,真的不如死了……你干吗去?问人要钱?”老皮把手机放在桌上,慢悠悠地说:“我打听清楚了,骨髓移植只能是亲爹亲妈。从骨头里抽出来,这么大的功德,要了老命去,还不给点钱?”胡瑞明白了,以前也听说过这些事。老皮瞪眼说:“不能白送。这么大的事,救她一条命,哪儿能白送?”胡瑞拉扯着老皮的袖子,说:“你到底说啥了呀?你跟人家说啥了?”老皮甩开她:“说是那孩儿的爹,要骨髓、脑髓可以,给五万块钱,不多。外国人的钱都值钱!为治病都花了好些钱了。她给钱,咱救她孩儿。”胡瑞吃惊地看着老皮,嗓子抖起来:“你咋胡说!”老皮眨巴眨巴眼睛:“看她到底给多少撒……商量都不商量,呸!”他说得口干舌燥,从炉台上拿起水杯,咕咚咕咚喝了水,这才缓下来;又寻思着,两眼冒了光:“你去吧,你去。不信我,不能不信你哩。”胡瑞眼珠都要爆出来了,她扑上去撕扯他,说:“我才不去,我没脸去!我早就没法,我不如死了去……”胡瑞一直哭,哭得昏天黑地。她干脆朝着墙头撞过去,老皮也惊到了,他拦住她、扯她的衣服。零零落落掉出来几张票子,老皮一张一张捡起来,又来胡瑞身上摸,一定要再找些,果然又给他搜了些过去。

老皮拿了钱,心情好些了:“你个死倔婆娘,也不想想……也不问问到底咋个事。病没好!那不是你亲闺女?她给钱,咱帮忙,你个傻婆娘!”胡瑞拼着胸腔里的一口气,冲着老皮狠狠“呸”过去:“我就是死了,也不去做这亏心事!我没脸去,没脸去!”她扶着床头,身体抖得要倒下来……

等胡瑞身体好起来,脑袋也清楚些了,她才想明白,这正是她赎罪的机会。妮儿,不管她现在叫什么,是从她肚里爬出来的娃儿啊。孩子的病是她造的孽……就是他们打她,骂她,她也忍着;就算是抽骨髓死了……反正她胡瑞已是个废人。这辈子能为可怜的娃儿做点什么,也值了……她思来想去,告诉老皮愿意去。

老皮乐开了花,马上说给她外国人住在哪儿。她喝了点酒,壮着胆子去了。谁知外国人一家已经走了。上礼拜天走的。黄毛服务员斜眼打量她,以为她是又一个想跟外国人攀亲的骗子。

接到杨曦灵的电话时,我很慌乱,想马上把电话挂了。但我没有,我也没有骂她。我曾反复练习过一套精准而恶毒的话,现在机会来了,我却说不出口。杨曦灵不停地叫我,有气无力:“思洁,思洁啊。”我被那种怪异的感觉罩住了,呆了几秒,挂了电话。她为什么找我?我从她家搬出来半年了。在学校偶尔遇見时我们装作看不见彼此,我也拉黑了她的微信。我还留着洛广风的微信,不知为什么,我对他不怎么恨得起来。

杨曦灵又打过来。第三次的时候我按了接听,却不说话。她还用那种微弱但急切的声音叫我:“思洁,思洁!”我还是不吭声。她说:“对不起,我错了——王思洁我错了。”我想她可能跟现任室友闹矛盾了,或者她有什么事求我。我憋着一直不说话,直到听见她说:“我快死了,你来帮帮我吧。求你了,思洁!”我又震惊又解恨,停了一会儿才说:“找我干吗?”

她说她快死了,真的快死了。

大门没有锁,我推门而入。客厅也就是我当时住着的地方一片狼藉。显然,我走后她没有再招房客。以前当作房间隔挡的书架现在顺墙摆放,上面散乱放着零钱包、头饰、一把口琴;沙发上、地板上堆满粗纸盒子;餐桌上扔着外卖饭盒。剩饭菜散发出臭气,塑料刀叉和蓝色、暗红色的广告单张粘在一起。厨房的水龙头没有关严,滴答滴答发出响声。

我听到卧室里发出声音,隐约觉得是杨曦灵在叫我。我在一片狼藉中找到落脚点,走到门口,听了一下,推开门,见她半靠在床上。这间卧室我进来过,里面总是乱糟糟的,扔着各种购物袋和鞋子。如今,靠墙处垒着一排粗纸盒。打开的纸盒里、地上和床上密布蓝色的小瓶,都是手掌那么长的圆柱形金属瓶子,猛一看吓人一跳。

我再看杨曦灵,被她的不修边幅惊呆了。黑油的长睫毛、粉扑的脸蛋、精致的发型,这些都不翼而飞。这个从声音可以辨认出是杨曦灵的人,完全是变异的邋遢版。头发好像一个礼拜没梳了,脸颊上有一团像是眼影的脏东西,嘴唇是蓝紫色,但不是唇膏的颜色。她把眼珠转到我身上,嘴里哼着我的名字,然后咧开嘴,既不是笑,也不算是哭。

“你叫我来干吗?”我站在那里问,感到一阵恍惚。“你——来啦。”她坐直了身体,从枕头下面摸索出一个金属瓶。想了一会儿,下了床,跪着爬到窗口,在一排纸箱子里找来找去。她终于找到开瓶器,坐在地上,打开瓶子,抱着就对嘴吸起来,发出一阵咕咕哝哝、像野兽在吃食那样的声音。她一刻不停地吸着,脸上滚过一阵阵似笑非笑的波浪。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终于狠狠地问:“洛广风呢?”她根本不回答我,一会儿从箱子里又抽出一瓶。

我想夺下杨曦灵手里的瓶子,可明显是徒劳,她可以马上拿到另外一瓶。这时有人提着塑料袋进来,是餐馆送外卖的。我这才明白她不锁门是为了方便他。她吸完了这瓶,眯着眼睛用微信付了款,起身去上厕所,回来后把一整罐珍珠奶茶喝了个精光,然后吃饭。她偶尔抬头,一句话也不说。

我冲她叫:“你叫我来干吗,怎么回事?你到底干什么?你都快变傻了!”说到最后我害怕起来,她那样儿真像个傻子,眼神不知看着什么地方,既不是我,也不是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我想把纸箱子、蓝瓶子搬出去。她拼尽了全力跟我抢,劈了的长指甲戳在我脸上,凛凛地疼。我松了手,她抱着纸箱子,像一头拼死护着食物的野兽,绝望地喘着气。我不胜其烦,问她:“你找我来干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杨曦灵打开又一只小瓶子,吸着吸着忽然呛住了,然后她就哭起来,那面容真是奇怪:脸上本来带着模糊的笑意,眼泪流经脸颊,那笑意和皮肤都抖动起来;好像泪水是一道滚烫的河流,瓦解了她的麻木。

我给洛广风打电话,才知道他们俩分手几个月了。我心中轻快起来,又无声冷笑。我们决定把杨曦灵送进医院。她都站不起来了,洛广风背她下楼。她坐进车后座时,他拍拍她的脑袋,叹了口气,好像她是个不听话的女儿,而他是她的爹。嫉妒刺痛了我,我说我不去医院了。洛广风坚持要我去,说女孩子有些不方便的地方,央求我一定和他一起去。

我们都没有去过医院急诊室,听说要等很久。还好护士很快来了,非常年轻的白人医生也来了,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黑皮肤的中年医生,他们问了些问题,又让她做一系列的测试。最后我们被告知,杨曦灵由于过量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功能障碍,必须住院治疗。

我和洛广风从急诊室出来,我们顺着医院大楼外的弧形弯道走下来,晚风猎猎,吹得我的围巾飘起来,我一把抓住围巾,塞进外套领口。洛广风跟在后面说:“你还好吗?”我嗤地冷笑。他以为我们在演电视剧吗?我问他杨曦灵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他说他也不知道。我追问紧了,他才说,他们以前在爬梯上玩过笑气,也就是玩玩而已。“都好几个月了,我们早就分手了。我还是不适应她,我挺后悔的,你知道她有点那个……”我不搭话。他又说:“我可不知道她陷得这么深,如果我知道的话……”他马上警惕地闭嘴了。“你带她混的这口,又甩了她。”我扭过脸盯着他,有点厌恶。“她不是你闺密吗?”洛广风反唇相讥。我马上说:“我们早崩了。装什么装!奇怪,她怎么不找你呢,都睡过那么多次了,嗯?”路灯下他的眼镜片反着光,整个人明显地不自在起来。我们走到他的路虎前面,他在我身后叹气,说:“女人哪。”还无可奈何地笑了。我趁上车的工夫偷看他,他的侧面还算清秀。汽车开动前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思洁,你就是太较真了。你这个人吧,有点让人为难。”

我不想再说这个,告诉他我们要通知杨曦灵的父母。学校有她父母的资料,我们可以先通知学校。洛广风说这事由他来办。我没怎么听杨曦灵提起过她的父母,想象着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彼此对泣,耳边是洛广风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家、他的父亲、学生会……我又轻视他了。不过,他这样说个没完,会不会是因为紧张,因为和我在一起?还是担心杨曦灵出了这么大的事,她的父母会找他麻烦?

快到我的住处时,洛广风终于问起了我;还有,他问起那个寻亲的小女孩,她怎么样了,找到亲生父母了吗?我告诉他,她没希望了,可能快死了。

胡瑞坐在长板凳上等待的时候,看见卫生院的窗户有一扇快掉下来了,摇摇晃晃地半坠着。护士从她身边匆匆走过,带点嫌弃地打量她。胡瑞咬牙忍着涌上来的疼痛。终于护士推来一张床,扶着她躺上去。她松了一口气,又紧张起来。她想起很多事。据说胡萍的亲妈在生胡萍的时候难产死了,多可怕……如今胡萍杳无音信,这姐比旁人还冷淡。她胡瑞没有亲人,既没有可以报喜的人,也没有为她担心的人,甚至没有被她丢了脸的。那人也找不到……在这种时候她尽量避免想起他。护士让她留下姓名、孩子父亲的姓名。这孩子有爹,可人们会叫他野种,将来连户口也没有。早知道这样,她也许就……当初就做掉他。胡瑞难过地想。她從没看过医生,不知道是儿子还是闺女。给我个儿子,闺女命苦,将来还得受这茬罪。老天爷,不,不,我不敢要那么多,是个健康的娃就好。

越来越痛,她大叫起来。护士呵斥她几回,她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如果不喊出来她怕孩子会把她撕裂。来了一个医生,摸胎位,做B超,检查说开了四指了。一阵一阵像地震一样的海潮推过来,她的头脑也快崩裂了,像一座山一样崩裂,跟着身体进入地狱……可怕的疼痛,她紧紧攥住床侧的扶手。又来了一个护士,她们围着她看了一会儿,走了。她嘴里着了火似的,真想喝口水,然而她只能看着那扇快坠下来的窗户。

在阵痛的间歇她把各个神灵求了一遍,也求小祖宗赶紧爬出来。但是他顽强地折磨着她,连护士们都不耐烦了,拍她的床说:“这个生了多久了?”另一个说:“四个多小时了吧。”这个回来又检查,说:“快了,大概八指了。看到小孩头了。”另一个说:“产道撕裂,出血了。”那个说:“怎么回事?小孩还没出来呢。”另一个说:“我去叫王大夫。”

年轻的护士喊叫:“出血了,出血了。赶紧止血啊!”医生匆匆跑来。胡瑞想她一定是要死了。她不想死,她还年轻,可是死了也好。剧痛仍旧推着她,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求求你,结束吧,结束吧!

护士叫她继续使劲,她拼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噢,天哪,救我……救我……终于,就在她丧失最后一丝力气,濒临死去的一刹那,她冲破了阻碍……巨大的疼痛……一阵眩晕……

她没听到哭声,只看到医生倒提着孩子的双脚。那孩子浑身粘满黏液和鲜血,身体黑红。她有点害怕,这娃娃不哭……“女孩!”他们说,把孩子在她面前晃晃,然后放在秤上称。很快他们抹干了孩子的身体。她显得干净些了,但仍旧很难看。

是个女孩……她看起来有点怪,会不会有问题?

……医生并没有说什么,那么可以安心吧。可她不好看,不好看……胡瑞筋疲力尽、丧气得想哭。她努力朝那边望过去,希望看清楚些,希望她是个好看的孩子。

护士们走来走去,轻松地说笑着。一个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给她看。胡瑞终于笑了,她碰到了婴孩柔软的手指。

汉娜并没有死去,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iPad上看TikTok,还说要学着视频里的小姑娘那样跳舞。“我也有个账号,我想着……我想着……我会贴一些我在医院里的事,我一共输血二百次了,我有照片,你看!”在她的Instagram账号里有一张她笑眯眯地手持纸张的照片,上写“200”。见我不说话,她又说:“南希说这是个好主意。她说有那么多人给我献血,我的血管里留着所有人的精華。”南希应该是医院里的一个护士。

然后汉娜给我看她最近画的几幅画。一幅是剪纸、勾画和上色结合的作品:一只白色大花瓶,插满了各色的花朵,背景的窗户是暗红、蓝色和黑色的拼图。我说很漂亮。她又给我看另一幅丙烯画:灰黄的草地上一个女孩在奔跑,她的头发在脑后甩开很长很长。我问她:“这是你吗?”她抿起嘴来笑了。我说:“你的黑头发真漂亮。”这是我头一次自然地说出恭维她的话。

还有一幅,她说:“这是我和妈咪。”一个女孩子在病床上躺着输血,一大袋鲜红的血吊在头顶,一排一排拉着手、带着笑的“血宝宝”顺着夸张的粗管道跑进她的身体。女孩是笑着的,旁边站着她的妈咪,手里端着一盘水果。她也笑着。窗外有一棵树。夜晚降临了,除了树梢上的月亮,整个天空涂得很黑。我正要赞她画得好,见月亮旁边的暗影里似乎有一张脸,五官分明,那张脸看着屋内的汉娜。

这时劳拉推门进来,提醒汉娜吃药。她看着那几张画,告诉我这只是汉娜画作中的一小部分。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恬淡、平稳。出门时我想问问汉娜的情况,她真的恢复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吗……后来还是算了。

温哥华的冬天阴雨连绵。那天我没带伞。在走去坐公交车的路上,小雨零零星星地落在我的脸上、手上。我想起和劳拉在医院里的那次交谈,那会儿她的脸上泛起一层微薄的、焦急的红色。只有在那次,我离她很近。现在,这感觉像是坐在行进的公交车上,看着那些正在远去的街道……它们都过去了。

我知道生活不可能完美,可有时我真的难以忍受,甚至觉得绝望——很多事情都没法改变了。

我们已经永远地跨过了那条最初的河流。

责任编辑 许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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