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还是剥夺

黄媛媛 罗磊

在互联网社交平台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文化挪用”逐渐引起大众的关注与讨论。通过对“文化挪用”进行概念梳理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挪用两种不同性质。一方面，在大众舆论的视角里，文化挪用代表的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霸凌与占有；另一方面，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领域中，文化挪用其实是一个中性词汇，其类似于立体主义的拼贴艺术创作，是艺术与设计创作的一种形式。

1 日趋普遍的文化挪用现象

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信息变得越来越扁平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变得日趋频繁，各种文化元素接触渠道触手可及。原本只為特定国家、特定民族展现的文化，越来越多地为其他国家的设计师、舞蹈家、音乐家等艺术从业人员所运用。在此背景下，关于“文化挪用”的讨论也越来越多。2022年，源自法国的跨国奢侈品品牌迪奥（Dior）在其秋季成衣系列发布会中，展示了一条以“标志性的Dior廓形”为宣传的中长半身裙，其设计剪裁与中国古代传统服饰马面裙相似。再往前追溯，2016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在巴黎大皇宫举行大秀，开场模特造型以一条中式金龙盘旋在身；2018年，杜嘉班纳广告“起筷吃饭”用到了传统中式餐具“筷子”。这些案例都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广泛谈论。对此，我们急需对“文化挪用”作深入的探讨，理清其中的矛盾所在。

2 文化挪用的概念及其梳理

“文化挪用”是20世纪中后期欧美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剑桥词典对此定义为“the act of taking or using things from a culture that is not your own”，意思是指挪用自身所属文化以外的文化元素或物品。在《文化挪用与艺术》中，詹姆斯·扬将文化挪用定义为“一种文化的成员对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所创作的作品的占有或使用”，文化挪用的内容分为两类：实体元素的挪用和非实体元素的挪用[1]。如今，关于文化挪用的讨论越来越多，文化挪用也涉及到艺术、音乐、饮食、娱乐等多个领域。尽管涉及的领域不同，但文化挪用行为的共同特点是会涉及到一些社会发展过程中较为敏感的问题，如种族、政治等。

詹姆斯·扬针对文化挪用作了更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其在不同的视角看会有不同的影响。从大众舆论的视角来看，文化挪用代表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实行霸凌、占用。这一点其实对应着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始终是作为西方所想象的、且认为是神秘的他者而存在。“因此西方设计师以扁平化的东方为灵感，通过挪用东方他者，把玩符号和图像，诠释西方视角下的东方世界，即是处于对其他文化的顿感无知。[1]”从文化挪用的这一属性来看，无疑是让人反感的。另一方面，在艺术创作与时尚设计领域中，文化挪用又有着它积极的一面。首先，初学者对前人的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的学习与模仿也可以看做一种挪用，这种挪用是创作者成长的必然道路。其次，毕加索曾直接将不同材料粘贴到画布上，开创出立体主义艺术风格。由此可见，一些挪用手段是能促进个人技能或是艺术风格的发展的。回到介于不同民族间文化领域中，可以说，文化挪用其实也在为艺术与美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3 以理论话语狙击文化的“不当挪用”

现如今，在时尚设计和跨文化传播领域中，借鉴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元素进行艺术设计与传播的例子有很多。设计者们为了使自身的产品能够被更广泛的受众接纳，往往会刻意在产品设计与广告制作中运用别国文化元素，以此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但是，有时候正是在这种看似“好意”的背景下，却产生出不好的效果。涉及到文化挪用的相关问题，很容易引发争议。以2018年意大利品牌杜嘉班纳的“起筷吃饭”广告为例。广告中将中国的筷子称为一种“小棍子形状的餐具”，用中国筷子进食的意大利披萨则用了“伟大的”这一形容词前缀。“小棍子形状的餐具”这一称呼，直接激起了中国网友的激烈批评。对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揭露此种现象是一种“西方对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刻板营造和商业掠夺”。在萨义德看来，东方是西方眼中最常见又最深不可测的他者形象之一，东方是被西方想象出来的世界。正因如此，西方将自己想象为比东方更优越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2]。西方品牌在进行产品设计与文化传播过程中，设计者以西方最优者的叙事角度进行传播和设计，他们以主观性的、扁平化的东方为灵感，文化挪用西方视角下的东方世界；或是完全忽视或是低估其他民族文化，将其文化进行简单地分割、分离或区别。忽视或低估东方的历史、地理或叙述，忽视或低估在文化领域中的并存或争斗的互相依赖性，就等于认同并参与到了文化霸权这一极端且僵化的霸权行径之中。因此，在后殖民时代的理论视域下，带有文化霸权性质的“不当的”文化挪用行为是必须进行狙击和批判的。

在国与国的有规律的文化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不言自明的。其中透露出来的就是“身份认同”这一核心概念。关于身份的意识形态问题自然地与其他利益关系联结到一起，“文化”亦是一种比较明显且突出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每个国家、民族因其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是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单一的、单纯的。所有的文化全都交织在一起，是混合的、多样的，而又独特且特别的。文化的以上特征，加上环境的助力，就为文化挪用创造了条件。“早在1981年，黛安娜王妃出席订婚晚宴时就曾穿过一条红色绸面的马面裙，当时新闻对这条裙子的表述是‘Red silk satin Chinese embroidered skirt with chrysanthemum motif（菊花图案红色丝缎中式绣裙）。”很多外国品牌也会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推出新年产品，使用红灯笼、对联、龙凤、团年饭等中国元素。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各种文化势必会呈现一种更加复杂的、交融的状态。

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复杂而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就是“你的”。“我的”“你的”这样的属权界限应是明显的，文化的借鉴应是合理的。我们允许文化挪用的正面影响的发生，但决不允许霸权主义的行径。杜嘉班纳在“起筷吃饭”广告中，宣称中国传统餐具筷子是“小棍子形状的餐具”，而意大利披萨则是“伟大的”，明显是在展现自身优越感，刻板化中国形象。产品是人为的，产品的背后是设计者的思想的反映，甚至是一个群体思想的反映。西方在跨文化传播中对刻板印象的再度强化，其实就是殖民主义时期的霸权主义的再现，同时使“被统治者”服从于他所构建的虚假的文化环境。萨义德精辟地指出西方关于东方世界的想象：“東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东方学的实质是“西优东劣”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分[3]。在这样的观念下，西方在自己构建的想象世界中扩大着自己熟悉的东西和陌生的东西的差异，文化的交流则是他们的特权，想象视野中看到的都是属于“自己的”。于是，文化的剥夺与扭曲自然发生。

4 以自我反思面对文化的重构与再现

设计的过程需要源源不断的灵感，设计者在创作过程中可以从另一种文化中汲取灵感，如选取元素、风格、主题、故事等内容。实质上，文化元素的不断积累促成了设计的产生。由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一件衣服、一幅画作、一句话语都可以显现其背后的文化。这也正是说明了各民族文化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既能区分，又能融合。在艺术设计领域，文化挪用现象时有发生，但是融合并不等于占有。以平等交流角度出发的文化挪用能为设计者带来无限的创意灵感，而需要批判的是带有剥削性质的不当的文化挪用。近几年，很多品牌都因不当的文化挪用行为使品牌陷入风潮浪尖。由此，许多品牌为避免“踩雷”而成立多样性和包容性部门，以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使品牌通过多元视角获得新的视野。

在此，暂且不讨论西方品牌对中国文化挪用的消极影响，也就是先避开作品的文化语境，而是聚焦于作品本身的时尚设计。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一事件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另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那就是文化元素的重构与审美语境的问题。在美学发展过程中，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但也非常复杂的问题。审美文化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主观构建活动，其本质是感性的。西方强势文化引领着文化活动的实践与发展，由此制造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性、也不同于以理性为本质规定的启蒙现代性的感性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这就是审美现代性[4]。正因此，如果将艺术与时尚设计视为纯粹的创作，脱离文化语境的束缚与约束，以纯粹设计创新的目光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构，那么我们或许会从中得到深刻的美学启示。那就是如何运用现代性的设计语言或者说是一种现代性的美学风格，使传统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这一方面，日本服装设计师山本耀司的作品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他对于文化的重构与再现。“山本耀司钟爱黑色和白色。深沉的黑色传达出一种枯槁死亡的悲戚之美，正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物哀情怀的体现。白色一方面体现了‘空寂的审美特征，另一方面也象征纯净。黑白两色极致简约质朴，是对日本传统文化与审美的完美诠释[5]。”山本耀司在2012年春夏的男装系列中，用日本传统男裤“袴”搭配西装和衬衫，这种日本传统服装“袴”与西方服饰西装和衬衫的结合，体现了传统服饰的现代生命力。我们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民族文化资源，是现代设计的灵感库。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重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其贴合现代化的审美语境呢？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汉服的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汉服在现代语境中，好似失去了适用语境。但是，如今在校园里、景点前、公园中等都可看见身着汉服的群体。汉服运动并不简单的只是一件件传统服饰的展示，更是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活跃，汉服已成为身份与文化认同的符号。汉服在当代的重现与复现，其实质在于传承传统服饰文化和超越礼教桎梏，并以现代意义的主体对传统服饰进行重塑，进而实现审美形式的独立，再通过现代审美的变形方式，以“汉服运动”名义完成创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汉服的现代化审美的过程一样，需经历重构和建构，如此才能使其贴近现代语境的审美，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记忆”到“现实体验”的历史文化审美的当代价值。

5 结语

对于文化，我们常常认为其是地方的，也是世界的。这是当下我们对文化的一种包容的、开放的态度。在文化挪用的概念与范畴下，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审视的眼光，对于文化的不当挪用应去揭示与批判，这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尊重与保护，同时这也是建构民族自信的关键。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待文化挪用的行为，我们都难以脱离文化语境、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与权力问题；另一方面，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拿起“武器”反抗过后再回归理性，思考文化挪用会给我们带来的设计与美学的启示。这也是加强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推动中国艺术与时尚设计话语权形成的有力一环。

引用

[1] 吴郑宏.“文化挪用”在时尚设计视域的创建研究[J].美术大观，2020（10）：142-145.

[2]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2007.7重印）：71.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5（2007.7重印）：51-52.

[4] 王杰.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个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艺术创新[J].中国文艺评论，2022（5）：28-38.

[5] 洪悦，赵明.以日本设计师为例探讨传统旗袍的改良与创新[J].丝绸，2013，50（12）：57-61.

基金项目：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2022年度院级科研课题“从‘马面裙争议看文化的挪用与再现”（22zyyjyb01）

作者简介：黄媛媛（1994—），女，湖北恩施人，硕士研究生，助教，就职于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罗磊（1995—），男，湖北孝感人，硕士研究生，助教，就职于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