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叙事与形象建构：《延禧攻略》的跨文化传播之路

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同文化的碰撞、冲击与融合现象渐趋频繁，跨文化传播实践及其经验总结的重要性也愈来愈凸显。本文通过对我国跨文化影视传播代表性作品《延禧攻略》的叙事分析，探究如何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借助文化因素构建情感场域，进而在场域内消弭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误解，助力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全球传播生态的改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当下，全球局势复杂多变，信息传播技术革新不断加速，全球传播生态与格局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与此同时，高频率、群体化的情感传播正以愈来愈强的话语价值，在建构内外关系、促进文化认同等多个层面发挥作用。在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通过借助情感与文化因素，优化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助力我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显得愈加重要。

2018年7月在爱奇艺平台播出的古装宫廷剧《延禧攻略》，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极高的点击量和讨论度，更在海外引发观看热潮，成为我国对外影视传播、跨文化传播的代表性作品[2]。因此，有必要对《延禧攻略》的创作逻辑和传播策略进行分析和梳理，汲取其成功经验。

1 理论基础：情感场域与建构主义

1.1 情感场域

近年来，媒介技术对社会运转的嵌入程度愈来愈高，人类的情绪感知与情感体验被新的传播网络不断放大，成为推动传播的重要力量。沿着互联网的传播路径，情绪、情感贯穿于私域和公域的方方面面，时聚时散，时消时长，并以话语或行为的方式与整个社会发生着深刻关联[3]。因此，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当作为一种“浮动的符号”的本土文化脱离原语境，进入异文化土壤中时，情感的助推作用也不可被传者忽视。一方面，情感在媒介说服和信息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值得学界再思考[4]，另一方面，情感与共情对于建构社区关系与文化认同的话语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5]。

情感作为一种人类生理活动，与基于意识和认知的理性思考不同，是身体在受到外部刺激时直接产生的反应。作为一种先于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存在，情感具有天然的共通性，能够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架起沟通的桥梁。从关注情感的社会性与文化建构性出发，构建以共情通感为基础的情感场域，将有助于整合传受双方的文化觀念、获取更多的文化价值共识，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2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国际关系领域发端、随后蔓延到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的新思潮。建构主义的关键理念为“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6]”，即国家利益由国家的身份决定的，这种身份并非为客观先决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主客体双方的互动关系之中，是在国家间互动的实践中建构出来的动态表征。

在对国家身份，或者说是国家形象产生影响的众多维度中，文化和观念的表现最为突出。换言之，文化的建构影响着利益与认同[7]。因此，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优化跨文化传播策略，不断推出更大数量、更高水平的、更能收获国际认同的文化产品，是加强我国对外传播能力、提高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2 案例分析：叙事分析与文化追因

作为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影视语言在呈现和传达价值观、消弭文化偏见、构建国家和民族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1 以情感制胜的叙事方式

在新媒体的逻辑下，情感传播的生命力愈来愈鲜活，在建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社会秩序、文化仪式等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8]。虽然情感的划分方式在学界众说纷纭，但仍存在一种普遍的认识，将情感划分为基本情感和次生情感。《延禧攻略》通过激发起受众的共情，为传受双方营造出一个共通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两种情感各自的氛围营造提高文化吸引力。

2.1.1 反套路叙事，激活人类共通情感

通常认为，基本情感包括快乐、愤怒、厌恶和悲伤等，又被称为原始情感，具有较强的文化共通性。《延禧攻略》通过着眼于通俗化的体验，以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宫廷文化外壳，结合以公平、正义为代表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核进行叙事，从而大幅度地减少异国受众对本国文化符号的误读，避免语言障碍，降低抗性解读，引发受众在基本层次上的共情。

这种方式具体表现为反套路和大快人心的叙事风格。例如传统的复仇剧多为前半段憋屈、后半段解气的架构，铺垫较长，但《延禧攻略》一反套路，以打怪升级、一路开挂的剧情特色满足了受众的观看欲望，交替激发了受众愤怒、快乐的双重原始情感，最大程度强化麦奎尔提出的心绪转换效用，为受众提供情绪价值。另一方面，此作品也呈现了生动的温情故事线——魏璎珞被皇后等人逐渐打动、放下仇恨，却又目睹友人们的悲剧，这些戏剧变化能激发受众的悲伤与不忍情绪。本剧通过激活受众的人类共通情感，构建了后续激活共同文化因子的基础和平台，为情感场域的构建打造了基本的框架。

2.1.2 文化价值唤醒次生情感

尽管人类的基本情感是共通的，但大多数情感体验出现在社会事件、社会情境和社会关系中，并涉及社会沟通；在基本情感以外，还存在着从人类的后天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作为情感知识而存在的次生情感[9]。由于人们所处的背景、社群和阶层不同，这些情感知识也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互异性。在这种情况下，须借用文化因子，以激活基本情感为助力，唤醒具有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特征的次生情感。

就《延禧攻略》而言，其在海外的传播主体与传播结构呈现出以“中—美—韩”用户为主导、以亚洲主要和接壤国家为辐射的格局，并对欧洲和美洲用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10]。因此，本剧对于次生情感的唤醒过程，一方面表现为以亚籍、亚裔民众的高度相似的文化传统为基础，通过紫禁城内的生活风貌，包括刺绣、缂丝、绒花等非遗物什和人物衣冠和配件等晚清民族风格的元素，让受众感受到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宫廷氛围。这些细节和情节，促使亚籍、亚裔和亚洲接壤等国的受众从“文化自信”中产生自豪感，继而唤起强烈的次生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女主角魏璎珞同时具有聪慧果决和心存善良的特质，处事时明辨是非、勿枉勿纵，受到欺负时亦依靠自己的谋略还击，让包括西方文化背景在内的受众也能获得高涨的情感体验。

2.2 以文化筑基的认同维度

若要构建情感场域，仅仅关注情感自身是不够的，更需要关注情感产生的动态过程，即情感意义建构的场景和情境。换言之，就是要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维度对其构建要素进行整合性的文化追因分析。

2.2.1 准社会交往——追因的逻辑

20世纪80年代，“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被引入中国学界，随着不同学科对其进行各异的本土驯化，以“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为首的两大研究领域亦渐渐形成[11]。由于国内学界通常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较少谈到爱德华·霍尔、霍夫斯泰德和克拉克洪等学者，此处先对本次文化追因的逻辑进行阐释。

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被外语研究者驯化后，我们如今熟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也随之形成了。由于在外语教学中，语言运用的场景往往是面对面的人际交流，而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能够提高外事人员和外语学员的实用技能，故属于微观层面。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出现后，居延安、刘燕南等学者更多地对其宏观层面的现象进行着眼和关注，将其与大众传播联系甚密。随着媒介社会化的逐渐加深，一种新的现象——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产生，让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被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准社会交往是指以电视观众为代表的受众，往往会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产生某种依恋，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关系。由此，注重于人际交往的跨文化交际学和注重于大众传播的跨文化传播学便由此交汇了。

2.2.2 共文化筑基——追因的结果

若要对情感唤醒的共性文化基底进行探究，可以借助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研究常用的文化维度理论和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构架。《延禧攻略》中展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权力距离、个人和集体主义等维度中，突出地彰显了其与热播国韩国、越南等国受众以及亚籍亚裔受众文化的共通性。

就权力距离来说，片中的剧情基本上展开于阶级、尊卑分明的的紫禁城之中。这样一个充斥着规则和秩序的巨瓮，正是东亚社会高权力距离的体现。韩国、越南等地的受众在这种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中能产生较高的共鸣。此外，魏璎珞出于友情仗义幫助富察皇后，和宫女明玉从相看两生厌到建立深厚的友情，也彰显了集体主义倾向的特征。另外，首尾的剧情也与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构架中的时间取向相互验证。魏璎珞在开场时为姐姐复仇而入宫的初衷驱使着她不断向前、坚持走下去，这种对于过往经历的铭记和怀念正体现出了我国的过去时间取向观。这种文化共通性让故事情节既富有戏剧性，又兼具了真实性，让韩国、越南等国的受众如临其境，陷入情感流动的场域之中。

3 经验汲取：传播效果与形象互构

3.1 建构主义强化传播意义

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主体的身份、利益和行动是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建构并产生意义的，因此，国家形象存在于本国和他国的动态关系中。在这种逻辑下，社会关系、价值规范、互动过程和观念的力量都被视为缓和国际关系、消弭误会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就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或国家共有的观念，以一种无形力量的形态在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得到充分重视。

在这种形象互构和文化先行的观念下，许多国家进行的实践都取得了较大成效，如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在近年来取得了实践成果，日本的动漫文化对其国家形象的塑造也发挥了作用。韩国海外文化宣传院发布的《2019年度大韩民国国家形象调查结果》显示，76.7%的外国人对韩国国家形象持肯定态度；其中，对韩国正面形象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流行音乐、电影、文学等大众文化[12]。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将隐性文化理念植入进动漫的创作与传播之中，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13]。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仍未能与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相匹配；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带有相对明显的“以我为主”色彩[14]。这启示我们，要避免“宣传”和“独白”式的故事讲述，以客观、有力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在持续而有机的互动中，努力塑造出相对真实、完整的国家形象。

3.2 情感场域助长传播效果

若要通过跨文化传播与其他地域、社群和国家进行持续而有机的形象互构活动，传播观念和传播策略的双管齐下是不可少的。在传播观念方面，我国以往的跨文化传播内容通常以展示国家实力为主，叙事风格偏严肃，容易遭到他国受众的排斥；在传播策略方面，我国过去常常依赖于长城、功夫、孔子等经典符号，少有创新，不仅加强了他国受众对我国文化的刻板印象，而且对传播效果有较大的限制[15]。因此，要警惕我国在内容和产品创作中对经典传统文化符号的依赖，转而挖掘我国更多、更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元素。

从前文的案例分析来看，要注意强调“说理”的同时注重“陈情”，把我国传统和现代的优秀价值观落到个人身上，将灌输式的单向传播转化为更具有说服性的故事性叙述。可通过关注情感的社会性与文化建构性，构建刺激共情共感的场域，唤醒不同民族受众的“共同情感”，从而建立起双向的、侧重与他国受众沟通和互动的传播模式。

所谓情感场域，可理解为在这个文化筑基的情感场域之内，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能够被短暂地排除在外，只为受众留下两种共鸣——生理性的基本情感共鸣和文化性的次生情感共鸣。生理性的情感共鸣已演变为人的反应模式的首要基本情绪，如愤怒、喜悦、幸福和悲伤等，以及与人际关系和文化意义有关的次要情绪甚至第三级情绪，如爱、野心、乐观、骄傲和内疚等[16]，在这种传播情景潜移默化地对“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助长跨文化传播效果。

4 结语

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文化与观念因素更需要得到关注与重视。通过加强我国跨文化传播实践能力，实现更有力、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消弭他国政府和民众的偏见，从而将我国具有思想活力和现实解释力的价值观传达出去，在当今时代有了更重大意义。作为传播者，把握好与受者文化共性，在进行内容产品创作时注意情感场域的构建，以同理心和认同感强化传播效果，不仅是为了让世界更加立体客观地认识中国，建构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更是为了在改变微观的受众认知过程中，为全球传播生态的改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助力。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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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enHouten，W.D.Basic Emotion Theory，Social Constructionism，and the Universal Ethogram[J].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2021，60（4）：610-630.

作者简介：叶彬（2002—），女，苗族，湖南怀化人，本科，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