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
——基于NCA与fsQCA方法

马亮（教授），胡浩林，李娅宁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新创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 年末，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5200万户，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强。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推广运用，我国数字经济取得蓬勃发展，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条新路径（许宪春等，2021；乔鹏程和张岩松，2023）。数字化转型可以在塑造业务模式、优化业务流程和降低企业成本等方面给企业带来重大变革（Andre 等，2021）。《“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我国要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设施”。尤其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小企业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显示，2021 年约有79%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初步探索阶段，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另外，数字化转型具有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征，加之复杂多变的环境让中小企业管理者面临“不会转型”和“不敢转型”等问题，这也制约着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探究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要素和路径，可以帮助中小企业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问题上做出正确决策，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收集、传输、存储和处理数据，通过建立新运营管理体系、改进业务流程、培养新商业关系等方式给企业带来颠覆性改变的过程（Verhoef 等，2019）。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和影响因素研究。路径方面，有研究从政府部门引导、数字核心技术突破以及打通产业链条等方面总结了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张夏恒，2020）。影响因素方面，一类是从企业内部因素出发，认为技术应用（Vial，2019）、员工技能（Eller等，2020）、企业高层支持度（Sun 等，2020）和企业文化（Hinings 等，2018）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部影响因素。技术应用搭建起数字平台与各行业的沟通桥梁，加强了不同模块间的技术连接，提高员工技能可增强企业员工操纵和驾驭数字技术的能力，企业高层支持度决定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而企业文化会影响企业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这些因素都影响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类是从企业外部因素出发，认为财政科技支出（吴非等，2021）、市场竞争环境（王吉发等，2014）和消费者需求（陈国青等，2020）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财政科技支出能够稳定企业财务状况，市场竞争环境不确定性能够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满足消费者需求是数字化背景下企业转型的战略目标。二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效应研究。何帆和刘红霞（2019）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等方式显著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数字化转型还能通过加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抑制盈余管理达到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的目的，从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创造社会价值（肖红军等，2021）。Tumbas 等（2018）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员工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减少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取费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受企业自身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成琼文和丁红乙，2022），传统的实证方法更加注重对单个要素净效应的探讨，忽视了各要素的综合效应，很难全面和深度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可以探讨多个前因条件组成的不同路径对结果的影响，能够较好地说明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杜运周和贾定良，2017），适用于探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鉴于此，本文运用Python软件和文本分析方法搜索和整理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129家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用来刻画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视角，利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方法探讨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研发能力、政府财政支持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外商投资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六个要素中的单个要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构成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同时运用组态思想，应用fsQCA 方法探索六个要素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回答单一要素是否构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构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和组态路径有哪些？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利用fsQCA 方法分析多个要素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相较于传统定量研究中呈现的单一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净效应，fsQCA方法分析更加系统和具体，更能深层次地体现各要素之间的协同联动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第二，运用NCA方法从定量角度分析单个要素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结合fsQCA 方法进行必要条件分析检验，使结果更加稳健和可靠。第三，基于Python 软件和文本分析方法，采用关键词词频来测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相较于一般的“0-1”虚拟变量，该方法更能展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从无到有的渐进式发展趋势。第四，基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研究框架，明晰了中小企业自身资源禀赋、政府、市场对数字化转型的交互影响，深化了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为协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构建

（一）研究框架构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仅受到企业自身资源的影响，而且受到政府参与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往往是企业、政府和市场协同作用的结果（成琼文和丁红乙，2022）。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政府起到规范市场行为、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协调各利益主体的作用。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起到技术创新承接的作用。信息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企业—产品—用户”的市场关系，新型市场关系意味着更多交互和更强连接，政府秉持更加开放包容的理念吸纳企业、社会的参与，共同促进数字化转型（姚怡帆和叶中华，2021）。鉴于此，本文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治理视角，运用NCA 和fsQCA 方法探索多元要素联动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效应。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二）各要素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

1.有志企业资源禀赋与数字化转型。大量的企业实践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受企业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内在约束。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资源（许秀梅，2015）。技术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企业数字化转型源于技术对企业业务和管理的融入与改造。近年来，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不断发展和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创新升级当中，其能够改造企业运营流程并搭建智能化决策管理系统，进而推进企业运营数字化进程（Vial，2019）。数字经济的时代转换为企业赋予了新的特性，而技术能力的提升给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的企业特性和新的技术结合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由此引发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外，技术的发展让企业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越来越强，企业可以从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环节收集到更多的实时数据，这些零碎的数据经过技术加工之后变成更有价值的信息，又反馈到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中，从而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孙早和侯玉琳，2019）。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具备专业知识、能够操作和驾驭数字技术的高素质人才推进和实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综合素质较低的员工会逐渐被机器设备所取代，这带来了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用工需求。综上，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用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表示“有志企业”自身资源禀赋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2.有为政府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有利于中小企业更好更快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政府财政投入具有科技导向性，能够筛选出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并通过税收补贴、创新补贴等手段向企业投入资金，弥补企业创新资源的不足，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刘桔林，2020）。同时，财政科技支出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可以引导金融资本、民间资本流入特定企业，有了资金保障，企业可以加大创新力度，投身数字化转型（Brown，2011）。此外，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且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投资风险大、收入不确定的特点，面对这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活动，财政科技支出可以增强企业转型信心，尽可能释放企业转型潜力。金融支持是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尤其体现在数字金融的发展上。数字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王宏鸣等，2022）。直接方面，数字金融可以低成本搜集海量信息，减少信贷信息流失和错配问题，有助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从而使中小企业摆脱数字化转型过程融资难、融资慢的困境（Gomber 等，2018）。间接方面，数字金融能够优化营商环境及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金融带来的信息效应既能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处经济环境、政务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等（张蕊和余进韬，2021），进而改善营商环境，又能影响企业内部经营策略和管理决策，降低管理者关键决策信息处理难度，抑制管理者投资决策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政策支持，有效的金融监管可以使数字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合理地给予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的政策支持是数字金融回馈创新活动的基础（唐松等，2020）。综上，本文用政府财政支持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表示“有为政府”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3.有效市场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我国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塑造着新的市场环境，并影响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金晓燕和任广乾，2022）。外商投资是国际循环中的重要要素和载体，也是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自然产物，此外，适当的竞争可以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国内大循环。因此，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外商投资和市场竞争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给企业带来了技术和资金，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购置数字化设备、建设数字化工厂，外商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巨额成本（王溪若等，2006）。另一方面，随资金一起流入的还有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诸多要素，比如技术、知识、全球网络等，企业可以将这些技术运用到数字化转型中（周江华等，2022）。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市场竞争压力是推动许多中小型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市场竞争压力越大，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越高（张夏恒，2020）。当面对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时，企业高管可能会通过变革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决策，企业需加强内外部联动，加速信息的流动，而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实时捕捉市场变化的能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寻找动态解决方案的战略敏捷性，从而提高企业市场地位。此外，当企业取得领先的竞争地位时，能够强化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代彬和翟誉皓，2022）。综上，本文立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用外商投资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两个要素来表示“有效市场”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NCA与fsQCA方法结合使用

社会学家Ragin（1987）于1987 年提出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该方法运用集合理论和布尔代数运算，深入挖掘数据，结合组态思想，可以探析多个前因条件组成的不同组态对结果的影响，可以弥补传统实证方法难以处理多重并发和因果非对称性的缺点，能够较好地说明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杜运周和贾定良，2017）。但是QCA 方法只能从定性角度识别前因条件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Dul 等（2020）提出的NCA 方法能有效弥补QCA 这方面的不足，此方法能表现前因条件在“某一水平”上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将QCA与NCA结合使用，得出的结果更具科学性。fsQCA方法是根据数据类型细分出来的一种QCA方法，适合处理连续型数据，基于本文研究的问题以及前因条件中存在连续型数据的情况，本文选择fsQCA 方法开展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1.数据来源。综合现有文献，有关实证研究大多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但这其中不是所有企业都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本文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对初始样本做如下处理：根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将不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企业予以剔除；将样本期间挂牌ST和退市的企业予以剔除；将数据缺失的企业予以剔除。最终获得129 个中小企业样本。我国企业在2017年开始广泛实施数字化转型，为降低偶然因素的影响，以2018 年为研究起点，选取2018～2020 年的数据，并取其均值来进行QCA 分析。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宏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数字化转型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中各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

2.变量描述。

（1）结果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科学地评价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是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本文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采用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总词频来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变量具体构建步骤为：第一步，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有关“数字化”的阐述基础上，参照现有研究补充相关关键词，构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库（见图2）；第二步，运用Python软件和文本分析技术获取2018～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年报中相应关键词前后的20个字，剔除关键词前存在“没有”“不”“无”等否定词语的表述，对提取的数据进行清洗，然后将所有关键词词频加总得到总词频，最后将加总后的总词频加1取自然对数。

图2 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库

（2）前因条件。①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视为知识和经验承载在劳动者身上的合集，而学历层次与知识有较强的关联性，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用企业员工的学历来测度。参照梁文泉和陆铭（2015）的做法，人力资本水平用本科学历及以上人员在企业总人数中的占比来表示。②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技术研发能力用技术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表示。③政府财政支持。参照吴非等（2021）的做法，用财政科技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来表示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④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借助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该指数以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为基础，衡量我国省级和城市级（未核算我国港澳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数据采用企业所在省一级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⑤外商投资环境。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表示外商投资环境，为避免数值过大给结果带来影响，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作对数化处理。⑥行业竞争环境。参照周晓剑等（2019）的做法，本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来反映行业竞争环境，该指数通常用来计算产业集中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n表示行业中企业的数量，Xi为单个公司的总资产，X 为该公司所属行业的总资产总计，Xi/X 即为该公司所占行业市场份额。HHI 指数越大，行业垄断性越高，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越低。

综合结果变量和所有前因条件的测量，对样本企业的数据进行整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三）数据校准

校准是指赋予各变量隶属分数的过程（Verweij 和Noy，2013）。本部分采用直接校准的方法，借鉴Greckhamer（2016）的做法，选用90%、50%、10%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进行校准，将变量校准为［0，1］区间内的集合数据。各前因条件的具体校准锚点设置如表2所示。

表2 各前因条件的锚点

四、分析结果

（一）必要条件分析

NCA 方法的核心是检验要素是否为结果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并且可以通过瓶颈表分析要素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杜运周等，2020）。本文利用上限回归分析法（CR）和上限包络分析法（CE）来计算6 个前因条件的效应量d（Effect size）。由NCA 方法判断得出的必要条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标准：①效应量d不低于0.1。在NCA方法中，效应量的取值范围是［0，1］，当效应量d 小于0.1 时代表低水平，当效应量d介于0.1 和0.3 之间时代表中等水平，当效应量d 高于0.3时代表高水平。②经过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后，效应量d 达到显著水平（P<0.01）（Dul 等，2020）。本文的NCA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虽然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效应量d 达到显著水平，但是所有前因条件的效应量d 均小于0.1，不能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标准，说明所有前因条件不能构成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

表3 基于NCA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瓶颈水平指单个前因条件在其观测值范围内需要满足的最低水平值（%）。瓶颈水平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可以看到，要达到100%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外商投资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6个前因条件的水平值分别为77.2%、4.4%、5.5%、2.0%、4.6%以及7.7%。

表4 基于NCA的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在此基础上，应用fsQCA方法检验NCA方法得出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在fsQCA 方法中，当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大于0.9时，将其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Zhang等，2020）。将校准后的数据输入fsQCA 3.0 软件中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得到的各个条件一致性和覆盖度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单个前因条件不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利用NCA方法与fsQCA方法得到的结果一致。

表5 单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条件检测结果

（二）组态分析

使用fsQCA 3.0软件对“中小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和“中小企业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进行充分性前因组态分析，使用一致性来衡量。将校准后的样本数据输入fsQCA 3.0进行组态分析，将案例频数阈值设为1，最终进入分析流程的样本数超过总案例数的75%（张明等，2020），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普遍使用的标准0.8，根据以上阈值进行重新编码，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当前因条件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时，将其视为核心条件；当前因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时，将其视为辅助条件。最后得到的组态分析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表6 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结果

表7 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结果

从表6 可以看出，促进中小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 个，分别是H1、H2、H3 和H4，一致性分别约为0.874、0.818、0.895和0.829，总体解的一致性约为0.821，单个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均大于0.8，远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Ragin，2006），总体覆盖度约为0.62，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1.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

（1）组态H1：有志企业主导型。在组态H1 中，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高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非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为核心条件，非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为辅助条件。一方面，高素质人才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操作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推动和实施。另一方面，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提高技术研发能力能有效增加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组态可以解释约28.17%的样本企业，其中约10.19%的样本企业仅能被这个组态解释。此路径驱动下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有SFD，该企业所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总指数排第14 位，外商直接投资排第19 位，虽然企业获得的外部支持较少，但是注重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拥有一个以博士、高工领衔的富有创新精神的研发团队。截至2021年，公司已获得授权专利170项，其中发明专利12项。

（2）组态H2：有为政府主导型。在组态H2 中，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和高政府财政支持为核心条件，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和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为辅助条件。一方面，数字金融作为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的产物，可以帮助企业摆脱信贷资源错配的困境，打通更多融资渠道（供应链金融等），而政府可以通过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为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部分先进技术会随着外商投资一同进入企业，这些显性知识可以直接运用到产品开发和生产中，在带来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压力（周江华等，2022），企业可以依靠一批学习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来接收这些知识以帮助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该组态可以解释约35.05%的样本企业，其中约19.89%的样本企业仅能被这个组态解释。此路径驱动下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有NHYQ，该企业所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总指数排第6位，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并且每年能吸引许多外商投资。近年来，该地区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创业和创新帮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3）组态H3：有志企业—有为政府协同型。在组态H3 中，高企业技术研发能力、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非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为核心条件，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和非高政府财政支持为辅助条件。一方面，数字金融为技术研发提供了机会和外部条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资金，弥补政府财政支持不足而带来的数字化转型成本压力。同时，来自同行的巨大竞争压力，会迫使企业实施转型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该组态可以解释约15.98%的样本企业，其中约3.39%的样本企业仅能被这个组态解释。此路径驱动下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有HMZN，该企业所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总指数排第1位，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非常高，2020 年该地区获得的外商投资超过200 亿美元，外商投资环境良好。就企业而言，其主营业务为智能设备制造，拥有很强的自主研发能力。

（4）组态H4：有志企业—有效市场协同型。在组态H4中，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非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非高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非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为核心条件，非高政府财政支持和非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为辅助条件。在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小的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减少研发投入，通过培养企业现有人才，促使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专业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组态可以解释约23.26%的样本企业，其中约5.99%的样本企业仅能被这个组态解释。此路径驱动下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有HZGF，该企业所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总指数排第22位，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获得的政府支持和外商投资有限。但是该企业主营业务为仪器仪表制造，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较小，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

2.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分析。QCA 方法具有因果非对称性，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路径，参照杜运周等（2020）的做法，对中小企业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7，产生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 个。组态NH1 表明，即使拥有政府支持，只注重提高技术研发能力而忽略人才培养，也会导致中小企业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NH2a 和NH2b 表明，缺乏行业竞争时，企业可能采取保守发展战略，同时，只注重提高技术研发能力而不注重人才培养，会导致中小企业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组态NH3表明，严重缺乏前因条件，会导致中小企业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照张明等（2020）的研究，采用提高原始一致性阈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0.8 提高至0.85，保持其他处理标准不变，然后运行fsQCA 3.0 软件。分析结果表明：将原始一致性阈值由0.8调整为0.85后，总体解的一致性有所提高，总体解的覆盖度有所降低，两种一致性阈值下的组态间存在清晰的子集关系，各项指标均只发生小幅改变。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五、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Python软件和文本分析方法测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利用NCA 与fsQCA 相结合的方法，以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129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视角探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多元路径。研究发现：

其一，通过NCA 方法与fsQCA 方法双重检验发现，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政府财政支持、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外商投资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单独构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同时，任何一个要素也都不能单独构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充分条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联动、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

其二，实现中小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4条，即有志企业主导型、有为政府主导型、有志企业—有为政府协同型和有志企业—有效市场协同型。同时，导致非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也有4条。

其三，在实现中小企业高水平数字化转型的4 个组态中，组态H2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最高，可以说是核心组态。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和行业竞争环境在不同路径中都以核心条件出现过，说明这五个要素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同一要素在不同路径中的作用可能是相反的，说明前因要素会随着企业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二）研究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结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元要素协同联动的过程，实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有多条，且同一要素在不同路径下的效果存在差异。所以企业管理者要从企业自身禀赋出发，考虑企业所处环境，有针对性地选择满足企业自身需要的科学转型之路。

二是中小企业应更加重视人才培养，提升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一方面，人才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可以通过提升人才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来提高人才对企业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促使他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出贡献。同时，企业可以加强对现有高级人才的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先进的数字化知识和技术。通过吸引、留住和培养大批数字化人才，促使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和应用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技术基础薄弱的企业可以引进先进外部技术，利用后发力量促进数字化转型，而技术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应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打造属于企业的核心技术，摆脱外部技术引进带来的技术依赖性。

三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引导和支持作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常常面临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压力，政府可以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培养人才、发展技术，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增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同时，为避免一些企业钻政策漏洞，可以采用专项财税政策支持等方式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支持，确保财政支持起到实效。此外，数字金融是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充分支持发展地区数字金融，帮助中小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

四是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适当的竞争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适量的外商投资有益于企业发展。政府可以加大市场监督和管理力度，出台并实施持续性、重点性政策，完善外商引资政策，规范市场秩序，避免恶意竞争，合理引进外商投资，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研究展望

本文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需在未来进一步完善。第一，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构成多且杂，本文只从“有志企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视角分析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将来可以尝试分析更多角度、更多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第二，本文采用Python 软件和文本分析技术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未来可以构建更加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多角度透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实；第三，本文只分析了前因要素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静态组合效应，未来可以基于复杂动态视角研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前因轨迹的组态，有利于深入解释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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