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新思维应对全球沸腾

黄湘

《五倍加速： 重新思考气候变化的科学、经济和外交》

作者：[英] 西蒙·夏普（Simon Sharpe）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定价：24.95美元

本书指出了“五倍加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必要性，分析了达成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思维更新。

西蒙·夏普是“联合国高级别气候倡导者”（UNFCCC Climate Champions）经济部门主任

2022年夏天，多个国家报告了超过40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欧洲有6万多人被热死。2023年入夏以来，全球高温热浪更超2022年。南欧和东欧大片地区处于热浪红色警戒状态。太平洋部分地区出现了7年来的第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东部海域海面温度异常增高，热带降水和大气环流的正常规律被打乱，在全球范围引发极端气候事件，从7月底开始，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相继出现了大面积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在北美，加拿大自5月以来持续遭受野火肆虐，由此引发的烟雾不仅笼罩了加拿大和美国的天空，而且跨越大西洋飘入西欧，影响了当地空气质量。美国佛罗里达南部沿海的海面温度在长达数周的时间一直徘徊在32摄氏度左右，某些位置的最高温将近38摄氏度，世界第三大珊瑚礁因此而渐渐死亡。在夏威夷的茂宜岛，8月9日爆发的猛烈野火将该岛历史名城拉海纳的大部分地区化为瓦砾，死伤枕藉。

自从19世纪以来，人类对于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所造成的温室效应，已经使得地球温度升高了约1.1摄氏度。2021年夏天，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各国在控制化石燃料排放方面已拖延了太长时间，即使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全球变暖的总升温也很可能在未来20年内达到1.5摄氏度左右，一个更炎热的未来已经不可避免。这意味着全球将有近10亿人遭受极端热浪侵袭，几亿人将会因严重干旱而缺水，冰川融化所导致的海平面升高将会淹没地势较低的国家和城市，大量物种亦将濒临灭绝。

今年7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7月全球气温创下新高发表声明，指出“这仅仅是个开始，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era of global boiling）到来了”。

迄今为止，坊间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全球变暖的书籍，不过它们多数都是由学者、记者或社会活动家撰写的，来自政策制定者的著作颇为少见。夏普（Simon Sharpe）的《五倍加速》是一个例外。夏普曾经领导英国工业战略中有关增加清洁能源的工作，曾经负责英国外交部的气候变化战略，曾经作为外交官被派驻中国和印度长达10年之久。他对于如何在制度层面推动变革以应对气候变化具有丰富的个人经验。

书名“五倍加速”是基于如下关键事实：尽管全球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在过去20年间一直上升，其增长速度慢于全球经济规模的增长速度，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的兴起和能源效率的提升，全球经济的碳排放强度（即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每年减少约1.5%，然而，如果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避免全球温度上升超过1.5摄氏度，就需要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提高到每年约8%。换言之，人类社会需要将化石燃料从全球经济中剔除的速度大约要比过去20年快5倍。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锐意革新，不僅需要冲破体制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而且需要及时更新思维方式。

本书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气候科学与风险评估的反思。夏普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广泛，可能会破坏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导致系统崩溃。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估气候变化风险，需要引入国防、情报、保险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专家，而不是仅限于参考气候科学家的结论。原因在于，科学家倾向于将研究结论的确定性置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和风险评估之上，以避免错误地确认假设，这源于科学界保护科学知识库免受虚假信息干扰的文化准则。相比之下，风险管理者更担心的是忽视实际风险，过于轻率地否定假设，从而妨碍决策的全面性。

这种文化分歧意味着气候科学家倾向于低估风险，因为许多最严重的风险都不确定，不能成为科学的结论。例如，有一篇论文指出，由于高温和高湿度导致人类难以通过出汗散热，世界上许多地区未来将变得基本无法居住，这篇论文没有被包含在关键的气候评估中，因为气候科学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它的结论。有趣的是，与科学家直接交谈通常比阅读他们提供的书面材料更有助于了解风险，因为科学家在书面交流时主要在意专业内部的同行判断，而在口头对话时则会更注重受众的现实关注。

随着全球沸腾时代的到来，各种超越气候模型预测的极端气候——诸如创纪录的高温和前所未有的野火与洪水——频繁发生，对于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必须跟上形势。决策者应该请教研究其他类型全球灾害的风险评估专家，例如分析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专家，回答如下问题：“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什么？”。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了经济学，夏普指出，主流经济学框架，即“均衡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瓦尔拉斯开创的一般均衡理论，将经济视为可预测性的机器，类似于牛顿物理学的机械世界观。然而，这种框架依赖于不现实的假设，不能准确刻画经济行为和变化，现实中的经济变化是持续且不可预测的。需要放弃将经济视为机械化系统的传统观点，将其视为生态系统。

夏普推荐经济学家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提出的“使命驱动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政府的产业战略应该聚焦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或宏大挑战，而不是仅仅修复“市场失灵”。通过应对挑战，一个国家可以开发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解决方案，增强其竞争力。在太空、国防和技术等领域，都不乏政府通过积极干预获得成功的案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需要沿着与社会需求、市场趋势和国家能力相一致的方向，通过补贴、税收和公共采购等政策来塑造市场，以加速创新和支持增长。

以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为例，在传统的“均衡经济学”看来，这些技术是昂贵的解决方案。传统经济学倡导“以最低成本脱碳”，将碳定价视为减少排放的最有效方式。这种观点忽视了经济的动态性质，也忽视了面对摆脱化石燃料的创新和结构变化的需求。通过补贴而非仅仅依赖于碳定价，太阳能和风能等曾被认为昂贵的可再生能源出现了显著的成本降低，变得具有竞争力。以离岸风电产业为例，它的成本在过去10年中降低了约80%，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碳定价是彰显传统的“均衡经济学”不足的另一个例证。政府实施碳定价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税收，二是排放权交易制度。两者的目标都是将碳排放的成本内化到经济活动中。传统经济学认为，这两种途径对于激励减排是等效的。但是夏普指出，根据气候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汉森（James Hansen）的研究，排放权交易制度可能会产生平衡反馈，减缓减排努力的速度，而带有分红的碳税可能会产生强化反馈，加速变革。能源学者夏平（Emile Chappin）使用基于代理人模型的方法比较了碳税和排放权交易制度在电力市场中的效果，支持了汉森的观点，证明了碳税对于激励减排、降低电力成本和顺利过渡到清洁技术更为有效。

对于推动变革而言，传统的“均衡经济学”的一个关键误区是缺乏“临界点”的概念。受“均衡经济学”影响的政策制定者往往会专注于推进小幅增量的變化，而忽视了“临界点”的潜力，事实上，“临界点”可以导致更快、更有效的转变。英国电力部门将碳税与排放权交易方案相结合，“促成”了一个临界点，使煤炭发电的成本高于天然气，从而引发了煤炭发电厂的关闭，以及碳排放的显著下降。决策者应当识别和善用临界点，以推动碳排放产业的变革。

在当今时代，新兴的基于演化和复杂性的经济学思想在解释和预测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均衡经济学”提供了更好的结果，然而，知名期刊和机构往往偏向于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提倡这些新思想的学者往往会被学术界边缘化。如何推动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正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议 题。

“重新思考经济学”（RethinkingEconomics）就是这场范式转变中的弄潮儿，它是一个跨越多个国家的学者和学生组成的网络和运动，在英国、意大利、荷兰、印度、孟加拉国、美国、挪威和许多其他国家设有分支团体，其宗旨在于促进经济学的多元化，为经济学中的不同思想流派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开辟空间。

解读／延伸阅读

《再生： 在一代人时间内结束气候危机》

作者：[美] 保罗·霍肯（Paul Hawken）

出版社：Penguin Books

本书提供了一种将正义、气候、生物多样性、公平和人类尊严相结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

《酷热会先杀死你：焦灼星球上的生与死》

作者：[美]杰夫·古德尔（Jeff Goodell）

出版社：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本书讲述了极端高温天气将会如何极大地改变我们所熟知的世界。

本书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气候外交。作者追溯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发展，这类谈判始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试图就减排目标达成协议，但是未能弥合分歧，缺乏合规性的激励和惩罚削弱了议定书的效力。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依然未能实现实质性的减排承诺，这不仅仅是因为外交乏力，更是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化石燃料利益集团的阻力。

联合国195个成员国在2015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通过的《巴黎协定》，被全球各国领导人和专家们誉为气候外交的胜利。该协定旨在加强1992年的UNFCCC，确定了明确目标，即“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摄氏度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但是，该协定对于签署国并没有强制约束力，仅由各国自主推动，对于不遵守协定的情况只能凭借每五年检视减排成绩，通过再谈判的方式施压。

夏普承认《巴黎协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缺乏确保个体行为与集体目标一致的机制。但是他乐观地相信，巴黎协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推动各国达到减排目标。一是同行压力，即各国的民族自豪感将导致可信的承诺；二是过程效应，来自国际社会的定期审查将促使各国政府采取比最初计划更多的行动；三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即协定可能向市场发送积极信号，并导致行动强化。

在总结气候外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夏普指出，应当摒弃那种试图一次性达成一切协议的想法，寄希望于关键部门或地区的国际合作。例如，欧盟要求在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美国加州规定，到2035年，所有出售的新车都必须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电动车或是氢燃料电池车；中国则大力发展电动车产业，领先全球市场。这意味着中国、欧盟和美国加州为全球半数汽车市场制定了排放标准，这三方的协调行动就可以改变全球各地汽车制造商的激励机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其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3。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减排速度，是全球能否成功将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宣布，力争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有必要聆听夏普作为局内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