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

朱延圣 何正全

【摘要】本文基于2011 ～ 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内在作用机制及差异性。研究发现， 金融科技能显著促进企业国际化， 不仅能增强企业国际化深度， 而且能拓宽企业国际化广度。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企业提升融资能力并获取外部投资、 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最终提升企业国际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 金融科技的发展能显著增强国有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 民营企业国际化广度； 金融科技的发展能显著增强高劳资比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 低劳资比企业国际化广度。

【关键词】金融科技；企业国际化；融资约束；企业创新；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F832；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8-0028-8

一、 引言

在国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 国际扩张逐渐成为企业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和发展契机的明智之选。不同于发达国家企业， 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方面更具优势。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为本土企业融入国际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 中国国际贸易与投资总量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 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20年底， 中国企业贸易出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分别为18万亿元和1537亿美元， 占全球的份额高达15%和20%， 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从体量上看， 中国企业占国际市场的份额遥遥领先， 但企业全球化真的位于领先水平吗？中国企业联合会、 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报告表明， 2020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16%， 而同期世界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为62%， 约为中国的4倍。虽然， 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总体上较低， 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亟须探究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有效动力。

现阶段， 中国正处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 高水平与高质量已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新要求。已有研究表明， 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收支存在非线性关系， 能通过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固定成本推动企业国际化行为（施炳展和齐俊妍，2011）。金融服务业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价格， 有效促进了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侯欣裕等，2019）。近年来， 科技为金融市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金融科技应运而生。金融科技是指， 通过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前沿颠覆性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 以产生新的金融业务模式与场景， 进而与传统金融叠加融合， 加快金融行业转型升级， 改变现有金融业态， 重塑金融生态系统。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的报告指出，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获投金额高达46亿美元， 占全球金融科技行业获投总金额的36%， 走在世界前列。金融科技“技术化”特性拓展了传统金融业的服务边界， 为金融服务效率提升注入了新动能。因此， 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探究金融科技如何释放企业国际化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和启发意义。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以金融科技为切入点， 探讨了前沿技术手段与金融相结合背景下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既丰富了金融科技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也为政府从金融科技角度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 对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进行了更为严谨的检验，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替换变量测度等多种方法系统识别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影响； 第三， 从融资激励、 技术优化、 数字导向等三个角度深入剖析并验证了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渠道， 有助于全面理解金融科技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进而更好地使金融科技服务于实体经济， 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第四， 基于企业产权性质和劳资比的差异性， 在不同维度下讨论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差异影响， 为正确认知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效用提供借鉴意义。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聚焦于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González和González-Galindo（2022）、 盛斌和王浩（2021）、 石丽静和洪俊杰（2019）、 汪圣国等（2022）基于制度观、 产业观和资源观视角识别了制度环境、 市场化程度、 金融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信任等宏观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也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企业内部因素对国际化的影响， 如企业生产率（Buch等，2014）、 融资约束（Chaney，2016）、 技术创新（Bagheri等，2018）、 共同审计师（雷倩华等，2023）等微观因素。除此之外， 左晶晶和唐跃军（2014）发现股权集中或CEO持股会通过战略与市场导向影响企业国际化， 且具有国际经验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钟熙等，2018）， 但企业国际化扩张的速度取决于管理层的努力程度（宋渊洋和李元旭，2010）。

第二类文献主要研究了金融科技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 金融科技会对企业投资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从企业投资资金视角来看， 融资困境一直是企业发展的阻碍。大部分研究认为金融科技能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如债券融资和长期低成本的银行贷款等（赵瑞瑞等，2021）， 能提高企业融资可获得性（黄细嘉，2023）， 也有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发展会显著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王相宁和刘肖，2021）。从投資决策视角来看， 金融科技对市场融资环境起到了优化作用， 调节了企业金融化程度， 增强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韩丰泽和戴金平，2022）。其次， 金融科技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罗云峰等，2022）。李春涛等（2020）基于企业融资与政府补助视角发现金融科技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增加研发投入， 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同时， 金融科技也能通过重构商业模式、 促进消费者需求， 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冯永琦和张浩琳，2021）。其中， 金融科技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更具驱动效果， 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只会存在“创新泡沫”（王小燕等，2019）。再次， 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产生影响。唐松等（2022）发现， 金融科技会倒逼金融体系转型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引导金融资源流入企业， 增强财务结构稳定性， 进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 金融科技能促进出口贸易。李晓庆等（2022）发现， 金融科技能通过增强金融信息流通拓宽长尾客群以实现差异化产品出口增长。进一步， 金融科技能通过优化银企间的信息匹配效率促进产品出口质量升级转型， 且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扩张的促进效应更强（杨晓亮，2022）。

综上， 学者们在分析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时， 更侧重于关注企业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鲜有文献关注前沿技术手段与金融相结合背景下金融科技在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 现有几篇相关文献虽然探讨了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但其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依旧存在些许不足。一方面， 在机制分析部分， 仅从融资约束和金融化视角出发， 忽视了工艺技术优化和国际市场机遇识别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 在实证研究部分， 大多数研究采用了省级层面数据， 未体现城市层面的差异化影响， 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 且没有从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两方面来综合考虑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效应。因此， 本文基于2011 ～ 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 探究城市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并兼顾对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影响。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本文尝试从融资激励、 技术优化、 数字导向等视角剖析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机制。其中： 融资激励强调企业对国际市场固定进入成本的弥补效应； 技术优化强调企业利用新工艺、 新产品获取参与国际市场的意愿和优势； 数字导向强调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国际市场机遇识别和供应链建立能力。

1. 融资激励效应。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先决条件是克服高昂的固定进入成本， 如海外市场信息收集成本、 市场开拓成本及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等（Melitz，2003）。企业融资能力的增强将会提高企业应对财务风险的抗性， 使其能有效削弱国际市场中沉没成本带来的影响， 从而更易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提高企业国际化水平。然而， 融资约束是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 对于国际化经营企业来说， 其自身对资金流动性的需求使得融资约束问题表现得更为严重。也就是说， 企业融资能力越强， 资金流动性就越强， 企业对国际市场沉没成本的可承受度也就越高， 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因此， 提高企业融资能力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进行向外扩张经营活动（孙灵燕和李荣林，2012）。

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问题， 不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务融资， 都离不开现代金融发展的支撑。而金融科技作为金融发展的创新产物， 虽然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固定进入成本， 但是凭借其信息化手段可间接提升企业融资能力， 增加企业进行海外活动时所需的现金流。首先， 资金供需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陈彪等，2021）。高信息不对称使金融市场生成高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 进而约束了企业的融资行为。金融科技通过区块链和大数据等前沿技术， 可以更高效地收集投资者和资金需求方的信息， 显著缓解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了信息搜集成本和交易成本， 有效促进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实现了企业筹得现金的稳健增长（宋敏等，2021）。其次， 新兴金融科技融资平台（金融科技影子银行等）的出现， 有效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 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 使得更多优質企业能够打破金融市场的“玻璃门”， 获得长期稳定的信贷资源。最后， 繁琐复杂的信贷审批程序不仅增加了融资成本， 还遏制了企业的融资行为。金融科技的应用能够加快抵押贷款申请的速度， 且审批速度的加快并没有提高违约风险（Fuster等，2019）， 同时， 基于金融科技手段的审贷放贷程序减少了人员干预， 压缩了信贷服务过程中的寻租空间（Huang等，2018）， 进而夯实了投融资双方的信任基础， 为企业提供了潜在融资来源。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 增加企业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 进而有效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2. 技术优化效应。特异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而企业资源异质性是国际化呈现差异的根源。技术作为企业稀缺的无形资源， 具有一定的独有性与难复制性， 拥有该稀缺资源有益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一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对技术的优化产生新工艺和新产品， 进而从水平上与质量上将企业与国内竞争对手区分开， 使得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地位， 增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意愿和信心。同时， 技术水平强的企业也能通过技术共享与溢出来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 确保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 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 在市场竞争中， 企业能通过技术优势打造差异化产品， 形成新的产品差异壁垒， 增加企业的市场资本积累， 从而推进自身国际化进程（Kotabe等，2002）。

事实上， 金融科技的发展能指引生产要素跨行业融合， 提高生产要素流通性， 强化各地区与行业间的互动， 助力企业技术升级。首先， 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在对企业进行信贷评估时更倾向于对“硬资产”的评估， 忽视了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软资产”， 导致部分极具发展潜力的企业难以维系技术上的升级。金融科技能通过建模技术和叠加算法将数据库与现实情景相融合， 进而挖掘出创新潜力巨大的企业， 靶向性地为其“输血供养”， 强化企业的知识储备与技术积累， 激发出企业的创新活力（刘长庚等，2022）。其次， 金融科技促进了技术与数据要素市场的发育， 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升级与迭代， 激发了技术交易市场与数据开发市场的活动， 为市场交易提供了更高效且安全的服务与平台， 促进了技术的有效对接， 助力先进技术的应用与推行， 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侯层和李北伟，2020）。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 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助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与改进， 进而有效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3. 数字导向效应。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力的新突破口。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以大幅提升企业识别国际市场中机遇与风险的能力， 还能够有效降低国际市场壁垒， 赋能企业开展高质量国际化活动。一方面， 从组织学习视角来看， 企业可以通过跨境数字平台与海外客户进行深入交流， 建立起海外消费者偏好数据库， 高效地积累海外市场知识与运营经验（Shaheer和Li，2020）， 从而为企业识别国际市场机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 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看， 企业能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如物联网）与海外投资者、 供应商建立供应链， 有效地降低了商业流程中的各项成本， 扩大了国际市场的边界（Elia等，2021）。

金融科技借助底层技术优势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优越的“孵化”情景。首先， 金融科技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高质量数据处理工具， 助力企业深度挖掘信息并进行分析， 优化匹配现有资源与数字化开发潜在风险， 为企业提供最合理的数字化决策， 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其次， 基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 相融相促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自主革新以获取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基石。金融科技通过信息技术扩展性和交融性有效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张蕊和余进韬，2021）， 从而弱化了外部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干扰， 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进度。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 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综上所述， 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具有“国际化促进效应”。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 ～ 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的基本特征及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 CNRDS数据库以及各公司年度财务报表。此外， 为了保证实证检验的有效性， 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 ①剔除ST类和PT类样本企业； ②由于金融行业会计准则和财务报表具有特殊性， 因此仅保留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 ③剔除主要变量缺失以及连续性不足三年的样本； ④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回归方程的真实性， 本文进一步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 获得2519家上市公司的16437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模型设计

为了识别城市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DOIi，t=β0+β1Fintechc，t+∑Controlsi，c，t+∑Ind+∑Year+ε （1）

其中： 下标i、 c、 t分别代表企业、 城市以及年份；DOI为因变量企业国际化程度， 分别用企业国际化深度（FSTS）和企业国际化广度（NOC）来衡量； Fintech为核心自变量城市金融科技， 反映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Control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Ind为行业固定效应； 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 ε为随机扰动项。进一步地， 为了缓解客观存在的序列相关性， 模型回归时均在企业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

（三）指标选取与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国际化程度（DOI）。依据已有文献的研究（Symeonidou等，2017；董静等，2017）， 本文将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度细分为企业国际化深度（FSTS）与企业国际化广度（NOC）。其中： 企业国际化深度的测度方式主要包括海外销售额与总销售额的比值、 海外子公司数与总子公司数的比值、 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 海外員工数与总员工数的比值； 企业国际化广度的测度方式主要包括海外子公司数量、 海外子公司分布的国家数量。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的需要， 本文采用海外销售额与总销售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国际化深度（FSTS）， 采用海外子公司分布的国家数量来衡量企业国际化广度（NOC）， 并将海外子公司数与总子公司数的比值和海外子公司数量作为两者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辅助验证。

2. 解释变量： 城市金融科技（Fintech）。目前学界主要使用三类方法衡量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 第一类， 依据金融科技相关规划、 新闻与会议报告提取出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 再通过网络爬虫程序抓取百度新闻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 并将同一地级市的搜索量汇总取自然对数， 以此来衡量地区层面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李春涛等，2020）。第二类， 通过“天眼查”网站搜索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 获取相关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以此统计地级市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并对其取自然对数， 测度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宋敏等，2021）。第三类， 基于结构化数据统计测度的金融科技指标， 如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盛天翔和范从来，202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采用第一类方法衡量城市金融科技（Fintech）， 并将数字金融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替换变量。

3. 控制变量。为了缓解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偏误问题， 结合相关研究， 本文控制了以下三类变量： 第一类变量代表了企业特征及财务状况， 包括企业规模（Size）、 企业年龄（Age）、 资产负债率（Lev）、 企业绩效（Roa）、 固定资产占比（Fa）、 销售净利率（Gpr）， 分别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成立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 净利润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 第二类变量反映了企业高管与治理情况， 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 独立董事占比（Inddep）和有海外背景高管占比（Oversea）， 分别采用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总股数之比、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 有海外背景高管人数与高管总人数之比衡量； 第三类变量体现了城市层面的环境特征， 包括城市产值增速（Ggdp）和第二产业占比（Second）， 分别采用GDP增长量与GDP之比、 第二产业产值与GDP之比衡量。此外， 还控制了年份（Year）固定效应和行业（Ind）固定效应。

（四）描述性统计

表1呈现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FSTS和NOC的平均值分别为0.110和1.316， 表明样本企业历年的海外销售收入占总销售额收入的平均数为11%、 海外子公司分布国家数量平均为1.316个。从数值中可以发现， 多数样本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常年保持在较低水平， 说明我国企业国际化质量亟需进一步加强。同时， FSTS和NOC的变异系数（标准差/均值）分别为1.827和1.906， 表明各企业国际化程度波动较大， 国际化战略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此外， Fintech的均值远高于最小值， 从整体来看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较高， 但较大的极差反映出各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状态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图1为各城市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散点图。从散点图中可以直观地发现， 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趋势， 即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映射出了高比例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不过， 散点图只能反映出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数值特征， 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严谨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

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 列（1） ～ （3）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国际化深度（FSTS）， 列（2） ～ （3）在列（1）的基础上依次将控制变量、 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纳入回归中； 列（4） ～ （6）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国际化广度（NOC）， 列（5） ～ （6）是在列（4）的基础上依次将控制变量、 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纳入回归中。结果显示， 无论模型中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说明金融科技发展越好的城市不仅能促进企业增加海外销售收入占比， 还能提高企业海外子公司所覆盖的国家数量， 助力企业实现多国扩张。可能的原因是， 金融科技的发展弥补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局限性， 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 助力企业迈向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经营， 提升了企业国际化水平。综上可知， 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越高， 该城市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和广度也越大。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1. 稳健性检验。为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检验方式： 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董静等（2017）的研究， 以海外子公司数占总子公司数的比值（OSTS）和海外子公司数量（NOS）作为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的替代变量， Fintech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结果较为稳健。二是替换解释变量。参考盛天翔和范从来（2020）的研究， 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ndex）作为金融科技的替代变量。Index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再次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内生性处理。本文采用如下两种方法检验金融科技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第一，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L_Fintech）。结果显示， L_Fintech的回归系数均为正， 表明模型效应估计并未产生因果内生性问题。第二， 参考黄群慧等（2019）的研究， 选取1992年城市邮电数据作为金融科技指数的工具变量。由于该工具变量为截面数据， 不能直接用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借鉴Nunn和Qian（2014）的处理方法， 本文构建了各城市1992年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各城市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与时间相关）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IV）。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IV）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即IV符合弱工具变量检验； 城市金融科技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即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越高， 越能促进该城市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提升。这与前文结果一致。

限于篇幅，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的结果均未列出。

五、 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主要探讨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接下来将进一步识别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微观机制。为此， 本文参考Chen等（2020）、 余泳泽等（2020）的研究方法检验该作用机制。

1. 融资激励效应检验。H1表明， 金融科技能够凭借其信息化手段间接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 增加企业在筹资活动中所产生的现金流， 缓解海外扩张所面临的高固定成本， 进而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基于此， 参考已有文献， 本文选取融资约束指数（SA）和筹资现金流（Fundraising）检验金融科技的融资激励效应。其中， SA参考宋敏等（2021）的研究进行测度， 其数值越大， 说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Fundraising以籌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股权融资、 债权融资）与企业总资产之比衡量（吴淑娥等，2016）。融资激励效应实证结果见表3列（1）和（2）。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 金融科技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意味着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 列（2）的回归结果说明， 金融科技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企业的筹资现金流， 验证了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帮助企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至此， H1得以证实。

2. 技术优化效应检验。促进企业技术优化是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渠道。为了验证H2， 本文参考王玉泽等（2019）的研究， 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进行检验， 分别以研发投入（R&D）和专利申请数（Patent）代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 回归结果见表3列（3）和（4）。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 金融科技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说明金融科技的发展有效提高了企业对于研发的重视程度， 增加了研发投入。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 金融科技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提升作用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这意味着金融科技不仅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 还有可能加强企业间的创新合作行为。H2得到验证。

3. 数字导向效应检验。依据H3， 金融科技借助底层技术优势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优越的“孵化”情景， 从而加快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高效识别国际市场中的机遇， 赋能企业开展高质量国际化活动。因此， 本文参考袁淳等（2021）的研究方法， 对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进行文本分析， 抓取数字化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 最后以频率与MD&A语段长度之比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衡量指标。进一步地， 本文亦采用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出现频率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LnDigital）， 进行稳健性检验。数字导向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列（5）和（6）。结果显示， 金融科技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意味着城市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高企业对国际市场机遇的识别能力， 降低市场进入壁垒， 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国际化。H3得以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产权性质的分组检验。所有制是企业重要特征之一， 它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与行为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基于此， 本文根据企业实际控股人属性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个组别，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 城市金融科技发展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影响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而城市金融科技发展仅对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广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并未提升民营企业海外销售收入占比。可能的原因有： 一方面， 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市场主体， 国有企业在进行对外扩张时更容易获得政策支持与战略资源， 并通常处于垄断地位， 同时， 中国与东道国的外交联系往往会为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驾护航， 因此更容易发挥出金融科技对国有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组织声誉是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而国有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 拥有较好的公信力和企业形象（高燕梅，2022）， 是海外商人和消费者的首选合作对象， 这极大地挤出了金融科技对民营企业海外销售的促进作用， 导致大部分小规模民营企业很难提高其国际化“质量”。

2. 基于劳资比的分组检验。由于不同企业的要素特征存在差异， 其对金融资源的依赖性也不尽相同， 这种要素差异的存在可能会影响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效应。基于此， 本文参考李建强和赵西亮（2021）的研究， 使用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作为劳资比（Cl）的衡量指标， Cl越大， 表明企业劳资比越高。依据整体样本的平均Cl， 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低劳资比樣本和高劳资比样本，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 金融科技对高劳资比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和低劳资比企业国际化广度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对低劳资比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 高劳资比企业在发展中依赖创新型技术与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 金融科技的发展弥补了该类企业在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资金方面的短缺， 进而推动企业生产工艺的改进和生产率的提升， 产生了国际化促进效应。然而， 低劳资比企业资本价值较低， 单位劳动占用的资金价值较小， 企业发展依赖于员工劳动价值， 更愿将工厂迁至人力成本较低的区域， 而不是将资金投入机器设备或生产工艺中， 即低劳资比企业可能会将信贷资源用作将工厂搬迁至东南亚国家的费用， 以降低人力成本。因此， 金融科技并未促进低劳资比企业国际化深度。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随着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 金融科技的应用场景将更为广阔， 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深度不断加强， 引导企业高质量国际化， 从而逐渐改变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现状与格局。本文通过整理2011 ～ 2020年我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并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检验， 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 第一， 金融科技显著促进了企业国际化， 不仅能增强企业国际化深度， 还能拓宽企业国际化广度。第二， 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企业提升融资能力并获取外部投资、 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最终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第三， 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增强了国有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 民营企业国际化广度， 也增强了高劳资比企业国际化深度与广度、 低劳资比企业国际化广度。

（二）政策建议

依据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给予金融科技产业政策支持和试错空间， 以金融手段助力企业高水平“走出去”。一方面， 持续推进金融科技重点技术建设， 培养金融科技复合型后备人才， 不断拓展金融科技的应用场景， 完善配套产业发展， 为金融科技反哺企业国际化活动夯实基础。另一方面， 建立健全新时代信贷供给体系， 推动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促进金融和科技的深度融合，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 赋能企业国际化； 同时， 助力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优势互动， 完善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 打破金融市场“玻璃门”， 为企业国际化塑造优良的金融生态市场。

2. 以金融科技发展为契机， 引导企业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一方面， 金融机构需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能动性， 为各类企业搭建画像， 重点关注创新潜力强的轻资产企业及生产状况良好、 资金需求旺盛的实体企业， 为其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和产品支持， 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并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另一方面， 企业应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 充分利用国家规划发展金融科技的快车通道， 不断完善自身的发展规范， 提升信息的真实性和获取性， 减少信息获取中的障碍， 赋能金融科技信息搜集能力， 让信贷资源能够更为直接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3. 根据企业差异性分类施策， 全面发挥金融科技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就产权性质而言， 政府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关注度， 强化金融科技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 增强企业的财务稳定性， 培养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促使民营企业深耕国际市场、 提升国际化深度。国有企业应继续依托政策支持以发挥金融市场的支撑作用， 形成技术和人才集聚与培养优势， 放大金融科技的国际化促进效用。就企业要素特征而言， 低劳资比企业需降低对劳动资源的过度依赖与投入， 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用于设备升级和研发活动， 促进“两化”融合， 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奠定企业抢占国际市场份额的基础与潜力。同时， 政府也亟需从宏观上开展企业转型试点示范项目， 加大金融科技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信贷投放， 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技术和资本投资， 期望相关企业实现高水平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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