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符号学视域下传承人口述文本的意义生产

张洁 牛乐

摘要：传承人口述史是口述史与口头文化的交叉文本，是基于口头交流活动，从语言切入生活世界的研究领域。当下的传承人口述史研究过度关注历史陈述及事件性、技术流程等历时性因素，造成了事件阐释和意义生产的二元分化。从修辞符号学视角切入，提出传承人口述史由历史陈述转向语义修辞、语境修辞、符号修辞的共时研究范式，可以强化该领域意义生产研究的整体性、共时性，呈现历时与共时、学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双重在场，弥合当下传承人口述史二分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传承人口述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生产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4-0136-00７

传承人口述史是在我国民间文化抢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或简称“非遗”）保护过程中形成的伴生概念，旨在借传承人之口将无形文化有形化，现已成为非遗学特有的调查与研究方式。［1］但以往的传承人口述史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访谈实践，相关成果主要聚焦于對传承人的个体生命历程及其家族史、技艺传承史、技艺流程等历时层面的记录呈现与方法论探讨，对于语言行为、口述事件与口述文本意义之间的共时性生产关系缺乏理论关注。修辞学是一门关于语言表达的学问，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将修辞学从语言的表层修辞研究延伸至深层符号修辞研究，拓宽了语言文本的意义研究范式。在叙事表意的范畴中，修辞与符号无处不在，符号用来表达传递意义并凸显其表意过程，修辞则用于强化这种表意的效果，这一理论视域为讨论传承人口述史的意义生产关系提供了重要思路。基于此，本文从符号与修辞的理论视角将传承人口述史的生产过程视为“一系列语言行为”［2］或“某种具有自我言说能力的行动者”［3］，以期突破以往研究对事件流程的过度关注，为传承人口述史的表意研究提供一种共时性研究范式。

一、传承人口述史的多重修辞

（一）口头与书面的双向修辞

就语言场景而言，传承人口述史的修辞主要涉及访谈过程中的口头修辞和写作过程中的文字修辞。口头修辞主要倾向于现场主持、电视台采访、课堂授课等情境，传承人口述史的修辞则将书面文本作为最终形式。与单纯的口头修辞和文字修辞相比，传承人口述史的特殊性在于口头与文字间的双向修辞机制。

在访谈过程中，访谈人会影响传承人的记忆选择与表述方式，比如当受访人被告知口述内容会以书籍形式出版，其会下意识地改变口述策略与言语风格，采取以书面为目的的修辞策略。或者在谈及一些隐私、矛盾问题时会特意叮嘱“不要写进书里”。以下是截取的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段怡村的一段口述，该传承人学历、工作经历远优于同龄段的民间传承人，在口述时所用的语言词汇十分书面化：黄河水车已经五百年历史了，我们的老先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不断完善，发展到解放初期已经是尽善尽美了，再加一个零件就是画蛇添足，去一个零件就是残缺不全，一切恰到好处，所以我们黄河水车极具结构学的匀称美，力学的平衡美。（1）

在后期写作阶段，写作者则会尽量脱离常规的文字修辞方式，以还原口头风格为目的向访谈现场追溯。这种双向机制中还包括访谈人身份背景、出版方要求等制约因素。保尔·汤普逊认为，要想把演说变成印刷品，历史学家还要掌握某种文学技巧，从而使他的作品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原有材料的特点和含义。［4］对于以客观呈现为目的的口述史写作来说，首要关注的是使用何种方式、方法将口头的声音文本转译为口头的文字文本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口头风格与现场感。“译”强调了写作者对声音文本的解码和再编码过程，强调同一语系、不同语言符号下的语义转换，而“声音文字化”“文字可读化”“结构故事化”亦强调了作者主体性。因此，口述史的写作修辞必须在口头修辞与文字修辞之间寻得一种平衡，既要体现特定传承人口头叙事的风格、逻辑与习惯，又要保证读者阅读体验的流畅感，以此获得一种对于口述者及其生活的想象感知。

（二）修辞与敷词

如果说历史写作追求客观真实，传承人口述史写作便是追求主观效果，前者侧重于辩证，后者侧重于修辞。作为学术门类的修辞学有着十分久远的研究传统，而大众普遍认知的“修辞”主要被视为现代语文教育中用于修饰书面语言的一种技术。修辞学家陈望道认为“修辞”是通过“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修”在于修饰或调整，“辞”则指文辞或语词，从而生成了修辞的四种用法，分别是调整或适用文辞、修饰文辞、调整或适用语词、修饰语词。［5］

这类观点往往预设了修辞作为一种“艺术化”的语言行为［6］，而忽视了“非艺术化”的语言行为所隐含的修辞意义。日常口头语言作为修辞研究的原初对象，往往因其表达的随意性被学界忽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通过修辞行为生成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修辞是一种修饰语言的技巧，也是一种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表达意图的行为，后者比前者更具解释学意味。传承人口述史的修辞实践不仅涉及文字表面的修饰，还涉及修辞过程中的意义显现以及文本的文学化。整体而言，修辞和敷词分别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构成了传承人口述史的修辞风格与修辞实践（2），前者追求表述效果，为传统的历时性述史方式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意义空间［7］；后者追求陈述的准确性，为事件描述的相对真实提供保障。二者分别指向意义阐释和历史陈述两种叙事策略。

修辞实践借助语言符号同时服务于表义与表意行为，言语习惯又作用于修辞实践，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特定的言语活动之中。一方面，修辞实践本身表征了传承人在特定条件下的言语风格，即使是描述同一类事件，不同人的表达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效果，比如有的人说话幽默风趣、言语夸张、手舞足蹈；有的人一本正经、或高兴或怨声载道；有的人沉默寡言、惜字如金，或者很难用连贯的语言来讲述一件事；有的人擅长表达、金句频出，甚至能够引经据典。比如下面这位传承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引用多个经典来说明女性角色介入唐卡传承的合理性：我们整个藏区有些地方有民俗习惯，女孩子是不能画唐卡的……我在这个方面很开放，女孩子能学画唐卡也是很好的事情。从佛文化的角度来说，男女是平等的……《尺寸度量经》和《开光经》这些书里面说，女孩子画出来的度母、空行母的磁场和加持会更大。还有密宗的经典里说，比如画一个金刚亥母的话……女孩子可以帮忙搭线，这样会更容易开光，加持的磁场会更大。（3）另一方面，传承人口述史的修辞实践伴随着言语行为发生，隐含了传承人的表述目的和心理活动，这种修辞实践又可分为有意识的修辞与无意识的修辞。在传承人口述史的访谈活动中，受访者的修辞目的体现为通过口头表达和言语互动来获得对个体经历及其所持文化事象的理解和接受，并希望借此机会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解与关注。比如一次访谈中，传承人简明陈述了他从小学接触技艺到二十多岁出师的基本情况，然后时间节点直接切换至近年参加非遗研培的经历，前后时间逻辑并不连贯，但通过语境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答非所问的陈述表征了传承人迫切希望访谈人了解他对于国家非遗保护行动的深度参与及其在行业中的代表性，从意义层面，其修辞意图在于强化前述少年学艺经历的正统性。

（三）主位视角与多声部修辞

传承人口述史应采用一种循其生活轨迹提问的方式，去发现传承人日常生活中实践的主位文化观点［8］，获得对传承人文化认知的准确捕捉及其生命历程、心理结构的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融入研究者的人文关怀——对研究对象群体的尊重、理解和同情。［9］

与一般民族志、民俗志相比，传承人口述史在形式上更强调传承人主位视角的个人化、单声部叙事，要求访谈者在访谈中通过适当的问题导向，引导传承人最大限度地表达自我。一般口述史研究追求不同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证，而传承人口述史则可通过不同文本意义的互文来呈现历史事件的时空踪迹和共同的意义结构。［７］基于这一目的，主位视角+多声部呈现的修辞策略对于深化传承人口述史的丰富内涵、提升口述文本意义的自明性具有一定作用。

在非遗传播从口传心授式的人际传播逐渐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大众传播背景下，［１０］口述史的出現推动了多声部历史的实现，消解了单一叙事的权威性，同时，多声部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呈现了作者的意图。在纪实文学作品《二手时间》中，作者对于众多混乱且缺乏明确话语指向的口述材料进行组合，将话语权交给人物，把解读权交给读者，自己则躲在幕后来指挥这一场“大合唱”，当单个语篇与全部语篇、书名、章节标题、参与者笔记等形成互文，其中的生活琐事与只言片语也被赋予了意义，这正是一种削弱作者作为“全知全能”讲述者身份权威的修辞策略。［11］在“群体性传承项目的传承人群口述史”和“个体性传承项目的传承人群口述史”中，多声部的修辞策略往往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意义潜能，比如就同一个公共性问题对群体项目传承人分别单独提问，与聚在一起提问，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访谈效果，且后者更能够突出一种传承群体内部的修辞张力。当访谈者抛出一个话题，不同性格、年龄、文化程度、职业阶层的传承人既能各抒己见，又能相互补充，甚至相互纠正，这种内部讨论式的访谈不失为一种共时情境下的多声部修辞策略，群体互动使访谈聚焦于文本意义无限循环的开放性中，访谈双方的修辞目的均在这场对话中达成，使读者由此感到一种“倾听”式的亲和感。［12］多声部修辞需要避免话语导向的趋同，强调人物、事件的多线呈现。多重言语修辞携带着相关语境交织在一起，生成了新的文本意义，作者与读者亦参与了意义的生产过程。

二、意义生产的间性特征

（一）多元主体间性

传承人口述史是一种基于交流和对话的故事、话语及行为。简单来说，一个叙事作品必须具备“授者”与“受者”两个条件才能成立，二者互为前提。［13］有学者指出，口述史是访谈双方共同参与制作的产物，但这种对访谈双方介入程度的界定并未进一步说明其深层关系。较为主流的两类观点分别将口述史生产视为一种主客关系或双主体［14］关系，但这两类观点均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将访谈活动视为一个封闭的、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影响的对话空间，而忽视了雅各布森所提出的构成所有言语交际活动的六个要素（发送者、语境、信息、接触、信码、接受者），以及与之对应的六项语言功能（情动、指称、诗性、传播、元语言和意动）。［15］

传承人口述史是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的间性产物。事实上，访谈者与受访者仅仅是一项访谈活动或一段访谈关系中的两个显性的言说主体，二者作为具有独立意识、自主能动性的行为主体而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非一方完全牵着另一方走。除了访谈环节，口述文本的意义亦在整理、写作与阅读等多次对话（非封闭的对话空间）中不断建构意义。此外，访谈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访谈双方的互动效果。目前传承人口述史通常使用半结构化访谈，其特点介于结构性访谈与非结构性访谈之间，在预设问题结构的同时，又不做细节预设，既保证了访谈内容不偏离主题，又保证了访谈内容的相对弹性。在实际操作中，结构性越强、问题预设越多的访谈，其后期写作思路往往与访谈框架更为相近，其优点在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访谈时间。反之，访谈结构性弱，虽有利于促进访谈双方平等的互动关系，但也难以获得完整有条理的访谈内容，从而给后期写作造成逻辑不清的困扰。因此，如何在半结构性访谈中把握开放性，并在零散的叙事中显现意义的自明，仍需研究者在经验中不断反思。

（二）多文本间性

尽管传承人口述史是多元主体合力的产物，但依据符号学观点，“访”与“受”等主体间无法直接生产意义。意义的生成具有不确定性，文本发送者与接收者必须同处一个言语系统才可能成功传递文本信息，而文本信息的特定意义由主体对话之外的语言系统、知识系统和修辞实践共同生成。法国学者朱莉娅·克丽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提出了研究文本空间的三个理论维度——写作主体（作者）、读者、外部文本，以及确立词语地位的两个层面——横向轴与纵向轴［16］，其中“外部文本”即包括历史空间中形成的各类文本及其语境。在传承人口述史的生产过程中，外部文本起到了基础作用，并作用于访谈者、写作者与读者等主体，进而与经验相结合或成为经验的一部分，通过主体间作用促成文本的间性成果。

三、意义生产的标出现象

（一）受制于中项的标出实践

二元对立构成了人类认知的基本结构，并直接作用于修辞实践中。符号学的“标出”理论指出了这种对立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将出现次数较少的一项定义为“标出项”（异项），较多的一项为“非标出项”（正项），导致其不平衡现象的一项定义为“中项”。［17］这种三分的标出理论与皮尔斯的三元论十分相似，中项与解释项同样具有双向能动性，从而导致意义表达的不确定，但中项较之解释项更具可操作性。

传承人口述史的访谈效果更多受制于双方的话语和权力关系，标出性解释了这一复杂的关系模式与意义不平衡现象。［18］例如，正式访谈是标出项，日常聊天是非标出项；传承人在访谈中使用普通话、书面语或官方话语进行表述是标出项，使用日常言语习惯进行表述的是非标出项，相对的，访谈人在访谈中为拉近关系特意使用方言俗语是标出项；在传承人进行讲述时，非言语的表述部分是标出项，言语表述部分是非标出项；写作中保留传承人口头语言风格是标出项，按照传统书面语习惯进行改写是非标出项；一些针对女性传承人的口述史出版物通常以“地区女性传承人口述史”或“（行业）女性传承人口述史”为题，而男性传承人口述史则不会特别标注“男性”一词，前者就是标出项……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界定需要基于一定的前提条件（中项）——包括政策支持、时代背景、社会语境以及身份背后的权力、阶级——才能使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其话语得以被标出，中项导致了修辞策略的不确定性。从宏观层面而言，传承人口述史的标出背后是数千年的宏大叙事传统，女性传承人的标出背后反映的是传统社会以父权话语与男性生产力为主导的思维定式。在微观操作层面，中项决定了不同主体从访谈到写作各个环节中的修辞策略，使对话内容及其意义被循环生产，其中最常见的是在中项作用下，访谈双方在对话中使用超出日常表述习惯的语词或句式。

传承人日常使用的方言包括民族方言、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其中社会方言又包括阶级习惯语、行业语、集团语、隐语［19］，这些在外来者听起来异常标出的语言恰恰是本地社群内部的正常语言。如果一位来自沿海地区的汉族访谈者前往西部民族地区访谈传承人，那么访谈双方的口音、语种、语汇、身份、穿衣风格、生活饮食习俗等方面的不对称便会在访谈双方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机制，并造成意义生产的偏差，而访谈行为本身亦成为平衡双方不对称关系的手段。

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修辞无处不在，修辞行为与语言的情感、风格紧密相关，也为缓和访谈双方的不对等提供了一种可行策略。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崇尚“思无邪”，认为“修辞立减其诚”，强调本真不做作的写作方式，而事实上，“说”与“不说”，“修饰”与“不修饰”实际都作为携带意义的修辞符号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产，“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１１］。胡塞尔认为“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不是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一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2０］，但近年来有学者指出空符号本身也具有意义。例如，在传承人口述史中，传承人的声音符号可以直接转录为文字符号，这种符号是具体和实在的，相比之下，非言语符号（身体语言符号等）难以通过录音记录和文字转化，其中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如果带有鲜明的情绪倾向（喜怒哀乐等）可以通过录像设备予以捕捉，但访谈中的沉默、欲言又止这类表达缺席的空符号实难定性。口述者为什么会沉默不言？是访谈者的提问方式有问题或触碰了口述者的禁区，还是对话中的某个点让他联想到其他事情而陷入沉思，抑或是在思考这个话题如何巧妙地趋利避害？这些并未被言语表达的、看似无意义的状态可以被视作“值得捕捉的、携带意义的情绪”，重要的是，这些没有“说”出来的“话”反倒比说出来的更值得玩味，如何将它们恰当地予以记录和呈现仍需在实践中反复探索。

（二）底层话语的标出实践

传承人口述史为底层传承人提供了发声的权力，口述文本中隐含了传承人的修辞意图，其标出性不仅在于口述文本内部，还可以延伸到更广泛的现实问题中，甚至可能引发标出项的翻转［2１］，无疑丰富了传承人口述史的文本内涵。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化始终在传统与潮流这对二元关系中变迁，过去的潮流构成今天的传统，过去的传统也有可能再次成为今天的潮流。近百余年来，受历史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封闭已久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社会遗留物而被当时的进步思想所摒弃，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均以西方模式为参照，借鉴或直接引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社会的体系化建设。然而在此情形下，民众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态度日渐淡漠，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更加速了全球一体化进程，20世纪末尚且时髦、稀缺的“洋”装、“洋”货逐渐大众化。近年受到国家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战略与非遗保护语境的影响，传统民俗文化的地位开始迅速崛起，本土的民族风、古风成为新时尚，中国元素亦通过一系列文化输出走向世界。可以明显看出，“洋”与“土”在标出与非标出之间互相置换翻转，表征了文化审美的变迁过程，是研究者在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部分。

下面这段口述便呈现了黄河水车如何从“有用”变为“无用”再转为他用：黄河水车和别的非遗不一样，黄河水车是养（育）下人的，民以食为天嘛。但是由于一些官员目光短视，觉得有抽水机了，这个东西就不需要了，全部拆除殆尽，兰州市六十岁以下的人不知道水车为何物，小水车是后来我为了挽救水车失传才自己研制的。（１）城镇化建设使古香古色的老城建筑变为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但近年来，兰州黄河边为了突出地方特色而再次建起了水车，只是彻底沦为景观之用，而古色古香的传统中式建筑也成为现代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之地。

传承人口述史是一项底层话语的标出实践。从占据非遗较大比例的传统工艺类项目角度来说，除了个别发明出重大革新技术的工匠姓名有幸被传颂至今，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大多数民间工匠都无法留名，更没有机会“说话”。然而自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开展十余年来，民间艺人（或称民间匠人）被官方命名为代表性传承人，有学者也建议称他们为“民间艺术家”、“传承人”而非“民间艺人”，以此突出个人名号。［2２］由于他们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受到的关注热度前所未有，其中一部分善于社交、组织的传承人进入了国家、地方的协会组织，拥有了越来越多可以发言和参与管理的机会，学界也在不断反思中进一步提出了尊重传承人主体性的号召［2３］，并成为当下主流声音。

此外，国家相关话语体系随着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而更加完善，一些概念术语的内涵与外延亦在专家学者的深度考察和動态解读中发生变化，例如原生态文化、原汁原味等词语的使用从非遗保护初期作为核心理念所倡导，到现在被视为与文化发展规律相悖而逐渐边缘化，传承人亦开始通过参加培训、讲座等方式主动向国家话语与学者群体靠拢，寻求眼界与思维的同步提升。多元保护主体们反复思考着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顶层设计者讨论着如何平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传承人实践着如何传承并将其融入当代生活，可以看出，一些之前被标出的对象正在趋于常态化，这些充满矛盾的博弈过程便可通过口述史来寻觅踪迹。简言之，传承人口述史的标出无不指向历时与共时、学者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双重在场。

四、以演述事件为中心的修辞策略

一般来说，演述是带有演绎成分的讲述，应用语境不同，内涵各有倾斜。例如，小说书写中的演述指的是叙述者在“本事”或者“底本”的基础上复述或者重新讲述［2４］；民俗实践中的演述则被视为一种特定情境中的艺术行为（artistic action）或艺术事件（artisticevent）［2５］，通常具有特定的受众，甚至认为民众的演述活动就是民众生活本身；在一般口述史领域，访谈主要针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口头描述，口述者的表述方式较为单一；相比之下，传承人口述史还涉及技艺、场域等多层次叙事，带有口头传统的演述性质，但在内容修辞方面又与口头传统存在明显差异。

唐小林认为“讲述”和“演述”分别对应了过去和现在两个时向，前者运用特有媒介符号进行叙述，比如在电视剧改编、传播、跨文化研究等领域［2６］；后者则运用非特有媒介（身体）叙述，［2７］这一观点巧妙地将口头叙述行为分成了两种时态，本文将演述事件作为传承人口述史生产的中心，正是试图强调传承人口述行为及其发生场域的共时关系。从口头叙事层面来说，传承人口述史既是关于过去事件的历史陈述，更是在当下修辞生成的意义阐释，基于交流场域所具有的事件性、开放性特征赋予演述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特定意义。具体而言，在传承人口述史的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对过去个人经历的现场口述正是一场当下发生的演述活动，其与访谈者、其他在场者、访谈环境以及访谈语境共同构成一个演述场域，访谈双方在此场域中所说的话、所描述的事件、所呈现的声调、表情动作等只有在特定场域中才能产生特定联系，进而生成特定的意义，其后便是写作者围绕这一演述场域中的演述事件进行讲述的活动过程，这一视角突破了以往传承人口述史限于历时研究的困境，强调了口述史意义生产的共时因素。

传承人口述史与口头传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的核心在于演述行为的过程性，而“演”与“述”又分别指向身体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修辞。除了语言修辞之外，情感修辞、形象修辞、行为修辞等非语言的修辞以及相关的修辞技术隐藏于整个口述史的生产过程之中，并与语言修辞形成隐性的互文关系，成为意义生产不可或缺的因素，共同促进了特定情境中的语义生产。然而无论何种修辞，都需要通过语言进行解码与转译，按照语言学的观点，语言的本质不是声音或文字，而是语义，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而形式的使用和解释则涉及修辞和语用。

言语修辞依附于一套稳定的话语系统，不同的话语系统孕育着不同的修辞方式和言语行为，这套话语系统的边界取决于地理空间形塑下的文化认知、方言词汇及表述习惯，并有一套与此相对应的修辞方法。在话语系统和修辞方法出现错位的情况下，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理解与解释活动，也就是说，符号的编码方式不匹配将无法进行编码、解码等转换过程，因此传承人口述史意义生产的共时情境不仅涉及人物、时间、地点、话题等特定因素，语言修辞和语用解释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符号学中，意义是“意识与事物的关联方式”［2０］，意义研究就是将对象视为符号来研究的过程。因此强调解释项的三元符号论可作为传承人口述史意义生产的研究路径之一，它既可以帮助研究者观察口述者在日常会话中如何实施修辞，又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这些修辞符号的意义。一名访谈者通过训练可以迅速捕捉口述者在演述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符号修辞，它可以是“啊”“呀”“哇”等感叹词，也可以是对某个字词语音的加重，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眼神、动作，当访谈者在现场倾听时能够准确、及时地借助绘画、文字等方式记录下这些转瞬即逝的细节和感受，便可以在写作过程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突出演述事件的现场感、生动性与解释力。

此外，还应注意到人的意识与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作为访谈者，我们无法确保一次访谈过程不受任何外力因素的影响，更无法确保该次访谈内容可以代表传承人一生的理念与态度，传承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主体，其认知受多重因素影响而处于动态发展中。针对这一问题，在传承人不同生命时段进行多次访谈可丰富传承人生命史的多层次修辞，从而形成一种基于历时与共时双重在场的过程性书写。

注释：

（1）受访人：段怡村（1943—），男，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第五批国家级传承人；访谈人：张洁；时间：2021.5.14；地點：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2）从广义来说，敷词属于修辞实践的一种，此处将敷词与修辞并列是为了区别两种修辞实践的目的和风格。

（3）受访人：希热布（1961—），男，藏族唐卡（甘南藏族唐卡）第四批国家级传承人；访谈人：牛乐；时间：2019.5.30；地点：甘肃省夏河县摩尼宝唐卡学校。

参考文献：

［1］冯骥才：非遗学原理（下）［N］．光明日报，2023-03-26（12）．

［2］黎煜．从口述话语到出版文本：口述历史修辞学——结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J］．当代电影，2011，（5）：115-121．

［3］牛乐．知识史与生活史——口述史研究的理论转向与实践策略［J］．民族文学研究，2022，（2）：127-138．

［4］［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84．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引言．

［6］胡范铸.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试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J］．修辞学习，2003（1）：2-5．

［7］张洁．记忆建构视阈下的口述文本研究——以天津老会为例［J］．民间文化论坛，2022，（01）：100-109．

［8］王建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J］．民俗研究，2014，（4）：30-36．

［9］刘华芹．民族志研究的伦理反思：基于爱丽斯·戈夫曼《在逃》的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1）：90-99．

［10］谢梅，赵森，臧雨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基于知网资源的知识图谱分析［Ｊ］．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２０２２，（４）：７８.

［11］张景玲，郑佩伟．谈阿列克谢耶维奇文学创作的非虚构性——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为例［J］．中国外语研究，2019，（1）：68-73，139．

［12］高建华，曹爽．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叙事策略及生命书写［J］．俄罗斯文艺，2017，（3）：77-84．

［13］［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8．

［14］钱茂伟．作为活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J］．浙江社会科学，2019，（10）：141-150，161.

［15］［美］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M］．钱军，编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52-53．

［16］［法］茱莉娅·克里斯蒂娃．主体与语言：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C］//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3．

［17］赵毅衡．符号学原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9．

［18］牛乐．知识史与生活史——口述史研究的理论转向与实践策略［J］．民族文学研究，2022，（2）：127-138．

［19］戚雨村．语言学引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52．

［2０］赵毅衡．意义理论，符号现象学，哲学符号学［J］．符号与传媒，2017，（2）：1-9．

［2１］赵毅衡．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J］．文艺理论研究， 2008， （3）：2-12．

［2２］马知遥．让民间那些散落的花朵开口说话——“文化遗产系列丛书”总序［J］．非遗传承研究，2020，（3）：24-25．

［2３］陈沛照．主体性缺失：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省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87-92．

［2４］马云．中国现代小说的叙述精神［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101-105．

［2５］朱刚．当代民俗学“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理论背景、发展轨迹及概念解析［J］．民间文化论坛，2015，（1）：52-61．

［2６］朱言坤．论中国电视剧符号学的理论建构及其功能意义［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７７－８４．

［２７］唐小林．演述与讲述：符号叙述的两种基本类型［J］．社会科学辑刊，2016，（3）：6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