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总务洪扬生的晚景

1982年初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由于是中共党员，被直接分配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44号办公室”。

洪扬生曾在中央特科工作

到“44号办”两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夏处长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转呈张承宗部长的一封信，你看一下记住了，然后拿着部里开的介绍信，到写信者的家里去一次，实地了解一下他的生活状况……信是洪扬生写给李一氓的，主要目的是想能有一个单位接收他，给他工资和医保，让他能活下去。

大革命失败以后，洪扬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冬被调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担任一科即总务科的领导。作为周恩来、顾顺章的助手，但凡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各部门的机关、开会的会场等等均是由他安排的;而且这些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生活起居、婚丧嫁娶……甚至牺牲者遗体的收殓等等，都是由他负责的。

第二天早上，我兴冲冲地来到了洪扬生的家里，推开虚掩的房门，只见1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真的是家徒四壁，年过八旬的洪扬生和50多岁的儿子洪迪昌穿着一身破夹袄，均靠在自己床上，各端着一个烧酒瓶在喝酒，地上到处可见空空的酒瓶……

我递过介绍信，洪扬生搁下酒瓶，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认真地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阵子，突然脱口而出：“顾顺章叛变后，我曾参与处理后续工作……”

为了活命当了小特务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以及共产国际在上海的重要成员牛兰夫妇的被捕和接踵而至的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地下党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生存，周恩来去了苏区，王明去了莫斯科。奉党的指示，洪扬生也紧接着撤离到香港，随后把老婆阚思颖接到香港，后一起去了中央苏区。他在苏区曾担任过中央交通局主任，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了下来，在著名的红军“九路突围”中不幸被俘，因未暴露身份进了感化院。

经过大半年的关押感化，原定是要被遣返回上海或浙江老家的，但洪扬生害怕遭到顾顺章的报复，谎称“无家可归”，便去国民党地方部队里任职。当地政府要他担任江西省党政工作团第4分团的主任，实际上就是当一名特务小头目。他通过种种关系，居然联系上了项英，准备做一个“卧底”。不料项英疾恶如仇，说他这么做是“叛党行为”，要他设法回归部队，否则“后果自负”。

洪扬生思虑再三，与项英切断了联系，投靠了国民党，以后升任鄱阳县的警察局长，一直做到1938年。日本人侵入江西后，又当了汉奸，一直到1947年才回到上海。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敌伪时期，从来没有杀害过一个共产党员。

无形中立了大功

1958年，因在江西担任伪职和汉奸，洪扬生被捕获刑16年，刑满释放后又戴上“管制分子”帽子，一直到1978年联系上了李一氓才被摘帽。李一氓很同情洪扬生的遭遇，就出面联系，由街道每月发放80元供养洪扬生。

洪扬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偶尔之举，竟帮助我们党解决了一个困惑多年的难题。此刻，他已与顾顺章的小舅子张长庚联系上了，无形中立了一个大功。

原来顾顺章在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怕党中央在上海10余年积累起来的各种文件散失，需要特别建立一个中央文库来保护。中央文库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当时仅与中央特委的领导有联系。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作为中央特委三巨头之一的顾顺章，叫人手抄了全部文档，保存下来，私藏在一个秘密地方，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第二文库”。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顾顺章叛变后出卖了几乎他所知道的中共地下党中央的大多数核心机密，而对所谓“第二文库”之事，只字不提。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告诉康生、博古等，他们反复查找均无确切下落。其实顾顺章叛变以后，等惊魂时刻已过，让自己的亲信，拿着自己的亲笔信找到了张长庚，让张长庚带着来人，到他姐姐（顾顺章前妻张爱宝）在老家宝山乡下买下的一个秘密住处，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将10来箱文件全部燒毁了。

张长庚还清楚记得顾顺章写的那几句话，“速即销毁，存着会害人的”。于是洪扬生写信告诉了李一氓。经多方人士调查核实，事情的真相确是如此。

我将调查的情况用书面形式向领导作了汇报。以后听说，由李一氓推荐，经市委统战部审核批准，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聘洪扬生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洪扬生总算在其晚年有了一个正式的归宿。1989年洪扬生去世。

（摘自《世纪》 吴基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