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戈蒂耶的中国观及其成因

【摘要】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法国唯美主义先驱，“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他创作的《中国之恋》一诗表达了对想象中的中国美人的倾慕之情，也体现了他的中国观。本文旨在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解读《中国之恋》一诗，一窥戈蒂耶的中国观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

【关键词】泰奥菲尔·戈蒂耶；《中国之恋》；形象学；“中国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碼】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4-002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4.007

泰奥菲尔·戈蒂耶 （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法国唯美主义先驱，“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他认为艺术是目的而非手段、不应为政治服务。他以创作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追求绘画美、造型美、形式美，选取精美的景或物，以语言、韵律精雕细镂，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情趣，主要作品有《西班牙诗集》（Espa?a，1845）、《珐琅与雕玉》（?maux et Camées，1852）等。

《chinoiserie》一诗作于1835年，后收入《杂诗集》；程曾厚先生将此题译为《中国花瓶》，收录在《法国诗选》中。笔者将其译为《中国之恋》，是出于如下考虑：chinoiserie一词出现于17世纪，其词根为Chine（中国），最终指称来自中国的商品、主要是各种工艺品；后来这个词被欧洲各国广泛运用，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词汇，其词义也随之扩展，除却商品外，也用以指称受中国艺术品影响的欧洲艺术风格和体现中国情趣的各种活动。关于此词，学界亦有不同观点。美国学者罗伯森认为，chinoiserie一词来源于中国瓷器，程曾厚先生将此诗名译为“中国花瓶”或许是受此类观点影响。笔者认为，戈蒂耶写作此诗时，chinoiserie一词的含义已经大为扩展，所指远不止中国器物，更多的是中国趣味、中国风格、中国风情、中国性格，可指代一切体现前述意味的物与情。而此诗是戈蒂耶为表达对想象中的中国美人的倾慕之情所作，将诗名译为《中国花瓶》无法体现个中感情，而译为《中国之恋》则可使读者对诗歌内容及感情一目了然。

“比较文学形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研究的差异在于，它研究的是‘他者的形象，即‘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传统形象学重视研究形象的真实与否，换言之，形象与‘他者的差距；当代形象学却更强调对作家主体的研究，研究他是如何塑造‘他者形象的……形象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一个作家、更在于揭示一种文化在言说‘他者时所特有的规律、原则和惯例。”[1]戈蒂耶在《中国之恋》一诗中塑造出一位美丽、温婉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不仅是他对中国女性形象的想象，也是他对于中国形象的想象。本文旨在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解读《中国之恋》一诗，一窥戈蒂耶的中国观及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心理。

一、从《中国之恋》看戈蒂耶的中国观

戈蒂耶有着深刻的中国情结，他收藏中国古玩，关注中国文学，与中国人交游，曾接济流亡法国的中国人丁敦龄，并聘用后者为女儿的中文教师。在他的影响下，女儿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也有着深刻的中国情结，并将中国元素融入其多部作品当中，这类作品包括《皇龙》（Le Dragon Impérial，1868）、《东方之花》（Fleurs dOrient，1893）等，更是编译过中国诗选《玉书》（Le Livre de Jade，1867），在中法文学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835年，24岁的戈蒂耶创作了《中国之恋》一诗，此诗不但体现了戈蒂耶本人的中国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19世纪上半叶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当时法国人中国观的缩影。戈蒂耶以诗人独有的惊人想象力，创造出理想的中国美人形象，营造出恬静迷人的东方式画面，抒发了对遥远国度的美好向往。

全诗原文及译文如下：

Chinoiserie

Ce nest pas vous， non， madame， que jaime，

Ni vous non plus， Juliette， ni vous，

Ophélia， ni Béatrix， ni même

Laure la blonde， avec ses grands yeux doux.

Celle que jaime， à présent， est en Chine ;

Elle demeure， avec ses vieux parents，

Dans une tour de porcelaine fine，

Au fleuve jaune， où sont les cormorans ;

Elle a des yeux retroussés vers les tempes，

Un pied petit， à tenir dans la main，

Le teint plus clair que le cuivre des lampes，

Les ongles longs et rougis de carmin ;

Par son treillis elle passe sa tête，

Que lhirondelle， en volant， vient toucher，

Et， chaque soir， aussi bien quun poète，

Chante le saule et la fleur du pêcher.

中国之恋

夫人，我爱的人不是您，

也不是朱丽叶，不是奥菲利亚，

不是贝雅特丽齐，

不是眼波流转的金发劳拉。

我爱的人现在中国；

她同年迈双亲一起，

生活在精致瓷楼，

黄河畔，有鸬鹚晒翅；

她的眼梢细长，伸向两鬓，

她的玉足玲珑，手可盈握，

她的肌肤清亮，胜过紫铜灯盏，

她的指甲纤长，染成胭脂红色；

推开窗棂，她探首望远，

有燕子飞来，将她抚摸，

每个夜晚，她像诗人一般，

歌咏垂柳，吟诵桃花。[2]

此诗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无论是“中国物”“中国人”，还是“中国情”，都体现了戈蒂耶的中国观。

首先，在这首诗中，作者选用了“瓷”“紫铜灯盏”与“胭脂”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器物，体现了戈蒂耶对于中国器物的喜爱；由此观之，对器物的描写体现的是戈蒂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整个19世纪，甚至直至今日，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它向人们展示的，已不仅仅是‘异国情调，而是更高的文化、美学价值。”[3]在戈蒂耶笔下，这些中国器物代表的是他心中的中国：异域的、精致的、琳琅满目的。

除却器物外，戈蒂耶还选用了“鸬鹚”“燕子”“垂柳”与“桃花”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物与植物，体现了戈蒂耶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兴趣。这些动植物是中国诗中常常出现的意象，戈蒂耶定是从中国文学中汲取养分，从而勾勒出他心中的遥远异国图景。在他笔下，这些动植物代表的也是他心中的中国：朦胧的、恬静的、轻音曼妙的。

其次，此诗最为直白与突出的感情便在于对想象中中国女性的赞美与思慕之情。在第一节中，戈蒂耶列举了四位美人，其中前两位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后两位分别是意大利诗人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情人，诗人将她们与心中的中国美人做对比，并指出：自己所爱的并非她们，而是中国美人。紧接着诗人抒发想象，描绘出中国美人的精致美貌与日常生活图景，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由此诗观之，中国是令戈蒂耶神往的国度，因此他一厢情愿地倾诉着对中国美人的眷恋，在他笔下，这位中国美人代表的中国是美丽的、神秘的、浪漫的、令人神往的。

再次，这首诗同样体现了以戈蒂耶为代表的当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戈蒂耶对他心中的中国美人的外貌描写：“她的眼梢细长，伸向两鬓，她的玉足玲珑，手可盈握，她的肌肤清亮，胜过紫铜灯盏，她的指甲纤长，染成胭脂红色”，简而言之便是吊眼、小脚、雪肤与长指甲。这不仅是戈蒂耶本人的刻板印象，同样也是那一时代法国文学中有关中国的模式与套语的一部分。

總而言之，《中国之恋》一诗体现了戈蒂耶的中国观，在他的心中，中国是一个如梦如幻、清音曼妙的国度，在那个世界里，有水榭亭台、彩釉瓦檐，精致器物令人目不暇接，优美景致令人诗兴大发。

二、戈蒂耶中国观的成因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纵使《中国之恋》一诗洋溢着诗人式的丰富想象，究其根本，此诗仍然是扎根现实的创作。在戈蒂耶创作此诗的年代，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莫衷一是，既有“后中国热时代”对于中国的向往、也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下对于中国的偏见，这些与19世纪上半期法国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及戈蒂耶本人的文学审美倾向一起，构成了戈蒂耶的中国观。

（一）“中国热”余波蔓延

前文提到，chinoiserie一词最早出现于17世纪，这场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深刻影响着当时以及之后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一书中提道：“从总体上看，欧洲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的表现，一个是浅层，一个是深层。所谓浅层，是指针对中国的好奇心理、猎奇行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工艺品的追逐以及对中国风格和情趣的赞赏和模仿等……深层的‘中国热……虽然也表现为一种潮流，但并非追赶时髦，所以对同一事物往往出现不同的判断……他们顺应时代潮流，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找到了有益的借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4]中国热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交流，其受众之广，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其范围之广，大到思想文化、小到玩意器物，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堪称空前。

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法国都是欧洲‘中国热当之无愧的中心。有关中国的信息法国最多，中国情趣在法国最风行，关于中国的争论在法国最激烈，在大多数中国研究领域法国走在最前面”。[5]“中国热”影响着法国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大量中国题材的书籍在法国出版，法国作家勒萨日（Lesage， Alain René，1668-1747）根据《一千零一日》中《王子卡拉夫和中国公主的故事》一文改编而成的小说《中国公主》风靡一时；中国园林之风在法国大受欢迎，除却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巴黎不远处的尚蒂伊也建造了一栋中国风十足的中国楼；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茶叶等在法国广受追捧，甚至出现了以“Chine”（中国）为词根造出的新词“lachinage”，用以指代螺钿镶嵌家具等中国工艺品。

戈蒂耶成名的时代，在法国，关于中国的传说已经淡出文化沙龙，如昔日被伏尔泰高歌赞颂的中国诗人和智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后中国热时代”，仍有许多法国人留恋着前人口中传说中的奇异国度，“中国热”的余波从未平息。在戈蒂耶心中，对遥远东方的神秘国度的向往未曾远去，他正循着前人的足迹，寻找心中与梦中的中国。

（二）动荡时局之下的精神寄托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经历了第一帝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三个时期，中期是第二帝国，下半叶是第三共和国。朝代的频繁更换表明政治斗争的激烈，封建势力与反封建势力展开了生死搏斗。”[6]1830年7月，由于不满波旁王朝的复辟统治，法国人民发动了起义，此即为七月革命（Révolution de Juillet）。同年8月9日，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1773-1850）在议会加冕，宣誓效忠于“立宪宪章”。至此，统治法国240年的波旁王朝宣告终结，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Monarchie de Juillet）登上历史舞台。

同那个年代的许多文人一样，动荡时局之下，戈蒂耶不满于社会现状，但又无力改变，他与周遭的现实不相协调，对被革命、战争、经济和社会动荡所搅乱的世界感到不安和失望，于是将传说中的美好而神秘的中国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作为躲避现实的想象中的乌托邦，因此作诗加以赞美。

实际上，戈蒂耶此诗赞美的不仅是想象中的中国，中国已然成了他对理想世界的一个代名词，诗人实际上想表达的是对现实的逃避与不满、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寄托。前人传说已经远去，传说中的美好国度像蒙着面纱的中国美人，神秘、朦胧、令人心向往之。为了逃避令人不安的现实世界，他沉醉于传说中富裕、幸福而富有诗意的中国神话，展开想象的翅膀，把自己对于美及理想的追求，都倾注在对想象的中国美人的眷恋中。

（三）戈蒂耶的文学审美倾向

前文提到，戈蒂耶是法国唯美主义先驱、“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他认为艺术是目的而非手段、不应为政治服务。唯美派发挥康德的“自由美”思想，提出“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反对“附庸美”，反对“为人生而艺术”。他们声称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否定文学的倾向性、思想性和功利性，否定理性认识对文艺的功用。

在这样审美倾向的指引下，面对动荡的局势与复杂的社会状况，戈蒂耶为了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艺术创作中会选用与社会现实相关度低的题材。如他创作于同时期的代表作《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1935）写的便是“爱”与“美”，再无他。而对于戈蒂耶本人来说，热爱美是一种宿命，这样的作家永远都不会沾染“不纯”的文学。

选择中国题材也是同样道理。20世纪传说中的美好国度，实际上在遥远的大陆尽头，这样的存在正可以满足“与现实相关度低”这一要求，因此戈蒂耶可以毫无保留地将满腔热忱倾泻。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戈蒂耶而言，中国不仅是躲避现实的美好乌托邦，更是实践艺术主张的最佳题材。

三、结语

戈蒂耶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在《中国之恋》一诗中，他抒发了对于想象中中国美人的无限眷恋之情，在他的心中，中国是一个物产丰饶、景色宜人、神秘迷人、诗意盎然的国度，这也是当时法国人中国观的一个缩影。究其缘由，是18世纪“中国热”的余波、动荡时局之下诗人对于精神寄托的寻找以及诗人本人的文学审美倾向，一同勾勒出戈蒂耶心中的中国轮廓。

参考文献：

[1]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262-264.

[2]Théophile Gautier，Poésies complètes[M].Paris： G.Charpentier，1889，p329.

[3]罗芃，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59.

[4]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90.

[5]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108.

[6]郑克鲁.法国文学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3.

作者简介：

杜鹃，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