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勃留索夫文学批评中的多面普希金

孙 雪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北京 100091）

在20世纪初的俄国文化中，普希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俄国象征派作为20世纪初最强势的一股文学浪潮也将普希金奉为先驱并且公开承认是普希金的继承者。“对于象征主义时代而言，普希金成了俄罗斯诗人，俄罗斯人和自己种族的原型，成了人精神结构的范例。”[1]（P412）在这样一种极度推崇普希金的文化语境中，俄国象征派诗人相继加入普希金研究领域，几乎每位象征派诗人笔下都存在一个“我的普希金”。例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普希金是“最完美的和谐”，是其建构宗教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勃洛克以普希金为例阐释诗人的使命，他的普希金是“和谐之子”；勃留索夫（В.Я.Брюсов,1873−1924）的普希金则是“双重存在”。在俄国象征派阵营内部围绕普希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勃留索夫曾公开批评梅列日科夫斯基：“我无法认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他的文学批评一定带有宗教思想。”[2]（P12）而勃留索夫的普希金研究则与其美学思想及俄国现实问题的思考紧密相关。

勃留索夫是俄国象征派的领袖，在文学批评领域也颇有建树，其中普希金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苏联文学批评家马克西莫夫将勃留索夫称为“最权威的普希金研究专家之一”[2]（P6）。勃留索夫对普希金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的日记中就曾写道：“当我们在交谈中谈到普希金、丘特切夫和巴拉廷斯基这三位伟人时，都很激动。我们认为普希金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