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宝座会易主吗？

维舟

自1989年以来，广东在“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宝座上已经稳坐33年之久，但最新公布的经济数字，却使“王座争霸赛”再起悬念：2022年，江苏省GDP达到122875.6亿元，与广东的差距一举缩小1 800亿元，增量稳居全国第一。广东多年来的宝座会易主吗？

这确实不无可能：1989年，广东以1381亿元的GDP超过江苏（1322亿元）后，一度将差距拉开，到2000年经济总量已超出江苏12.6%，但江苏始终紧追不舍，到2010年将差距收窄到11%，到去年再度缩小到5.1%，近两年的追赶步伐甚至在加速。按现在的趋势，“王座易位”的一幕确实不无可能，最快2026年就会出现。

在这两个省，究竟发生了什么？

广东、江苏的双雄争霸出现这样的变动，人们很容易聚焦于江苏的追赶，但实际上，真正的关键恐怕是在广东。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广东省经济总量在国内各省市区中仅列第五，直到1987年都还落后于江苏、山东。广东之所以能快速兴起并保持其优势地位，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沿”带来的经济活力，深圳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边境小镇崛起为人口近1800万、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的大都市，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缩影。

虽然广东的确“得风气之先”，但后来全国都开放了，为什么唯有广东特别成功？这就得归功于特殊的“广东模式”了：早在明清时代，珠三角就已围绕着长距离海外贸易的市场需求，逐步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专业分工协作体系，使得当地在遇到历史性契机时，无须进行根本性调整就能如鱼得水。简言之，珠三角早就具备了一种“预适应”能力，一旦开放就能极好地适应外向型经济。

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全国经济十强省份中，广东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是最高的。2021年，广东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6.5%，几乎是全国平均的两倍，大大高于江苏，至于内陆省份就更不用说了，像甘肃只有4.8%（图1）。

如果分城市来看，珠三角城市的表现更为突出：东莞2021年的外贸依存度高达140.5%，深圳也达到115.6%，都超过上海（94.0%），而江苏四座GDP万亿元的城市，除了苏州（111.5%）之外，外贸依存度都不算很高（图2）。

不仅如此，在四座GDP万亿元城市之外，广东其余城市平均的外贸依存度也达到了34.1%，接近全国平均，但江苏则只有19.5%。

这两年广东之所以被江苏大幅缩小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可想而知，广东这种“两头在外”（原材料、市场都在外）的外贸驱动增长模式，更容易受到疫情管控的影响。虽然当时国内的流动性也一样受影响，但珠三角（尤其是东莞、深圳）无法与海外“货畅其流”，其影响恐怕更大。疫情缓解后，最积极出海抢订单的多是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这些外贸依存度更高的省份，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相比起受外贸影响较小的内陆省份，当地人的饭碗更多受海外订单影响。

如果这只是短期的冲击，那么现在来看，广东的外贸恢复增长，是不是仍可以继续领先于江苏？可以肯定的是，外贸数字会反弹，但问题在于，全国这些年来的外贸依存度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广东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短期的，还有更痛苦的长期转型。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那一年，全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44%，此后“世界工厂”开足马力供货全球，到2006年竟一度飙高至64%，大大超过发达国家20%～30%的一般水平。这与其说是中国经济更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更深，倒不如说是因为国内市场尚未得到充分挖潜。不论如何，现实是：小型经济体还能依靠外贸驱动，但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是不可能的，一旦国内经济逐步兴起，GDP这个分母变大，那么外貿依存度迟早会逐渐下降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

近十多年来，国内的发展也已印证了这一点：国内城镇现代化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从一线城市推进到四五线小县城，国内需求被激活，其结果，全国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4%下滑到2010年的50%，又到2021年的34%。2010～2021年间，江苏的外贸依存度也从76%滑落到45%，但广东更惊人：从116%下降到66.5%。

这并不只是两个省份“谁当老大”的竞争，也是两种模式之争：“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原本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具典型性的区域发展模式。当然，“苏南模式”其实也少不了引进外资，甚至给人感觉像是在给外资打工：这种“来料加工”的模式充分利用了本地原有的传统工业基础，能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但没有广东那样高度成熟的外向型经济，若论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也不如浙江。

有人说，江苏与广东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苏州与深圳的差距。尽管深圳也是一座非典型广东城市，但确实只有在广东能催生出深圳，而苏州和深圳的差异也堪称江苏与广东竞争的缩影：苏州是依靠乡镇企业起步、发展县域经济的典型“苏南模式”，在传统制造业上很强，但也因此遇到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没能像深圳那样抓住互联网新经济的机遇，诞生腾讯、华为这样的顶尖科技企业。

在出口导向经济的时代，广东模式更有竞争力，也吸引了无数劳动力去珠三角打工，但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依靠外部需求，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海外市场能充分满足世界工厂的生产力。近十年来总的大趋势是外贸依存度下降、内需增长，此时，像江苏这样不那么严重依赖外贸驱动、省内区域发展更为均衡的模式，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现在，可能要轮到广东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了。

江苏和广东的差别，有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广东集中，江苏均衡。广东虽说有广州、深圳两大核心，但实际上是靠珠三角“单核驱动”的：珠三角核心区GDP在全省的占比，2010年就已高达78.8%，到2021年进一步提升到80.9%，东、西、北三翼各自仅占6.2%、7.0%、5.9%。相比起来，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三大板块的GDP占比，二十多年来一直大致稳定在6：2：2左右，在流动中走向均衡发展。也是由于“共同富裕”，江苏整体上人均GDP要比广东高出40%。

如果说广东各地是“强的特别强，弱的特别弱”，那江苏就相反，是“没有特别强，但也没有特别弱”。中国城市GDP前50强，广东21个城市之中只有深圳、广州、东莞、佛山4城入选，但江苏占据9席，剩下的连云港、宿迁、镇江、淮安4个城市也都全部跻身全国百强。江苏的13个城市，2022年人均GDP最低也有1.22万美元，有多达8个城市超过2万美元，而在广东，只有深圳、珠海、广州三地跨过2万美元这一低等发达国家门槛。

广东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地区，贫富之悬殊，简直是两重天，2022年全省人均GDP最高的深圳和最低的梅州，差距高达5.39倍，而江苏的无锡、宿迁之间的极差要小得多，只有2.41倍。由于广东省内各地发展极不平衡，苏北都能吊打一大片广东城市。江苏省内经济总量最低的连云港、人均GDP最低的宿迁，在广东都能排到第7位，挤进前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广东内部的方差比江苏大得多，甚至连珠三角内部的差异都不小——江门、中山、肇庆的人均GDP居然低于全国平均。

平心而论，广东经济的这种向心集聚，也有其相当的合理性，甚至原本是其优势。因为从经济合理性来说，生产要素的集中有利于实现高效的产出：稍想一下就能明白，同样投资1 000万元，在深圳所能获得的投资回报率，恐怕比在粤北山区要高得多。广东模式之所以那么强，就在于它是高度市场化的，追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而更能容忍区域发展的不均衡。

江苏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在近代五口通商之前，只有广州能和洋人做生意，江南一带没有外贸驱动的产业协作传统，连上海在1843年开埠之前也是国内贸易中心。江南真正强大的，是在水运网络基础上形成的大量专业化城镇，这成了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兴起的历史条件：星罗棋布的手工业作坊加上无数熟练工人，由乡镇政府主导推动，成就了江苏制造业的崛起。

因此，和广东珠三角那种“闪闪发光的中心”不同，江苏整体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更像是一个网络、一个矩阵，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其全国无敌的县域经济：全国百强县的清单，虽然年年有所不同，但江苏在榜单上永远表现最为抢眼，一度甚至包揽前三甲。

2007年，昆山、江阴、张家港三地在全国1500多个县里，GDP率先突破1000亿元，而直到2021年，这个“千亿元县”俱乐部也只有42个成员，江苏以17个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浙江（9个）。2022年中國GDP十强县，前五名里除了第三名晋江之外，都是来自江苏的“选手”：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其中昆山市GDP高达5006.7亿元，连续18年蝉联全国县域第一，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国内8个省会城市。

根据2021年稷夏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榜单，江苏和浙江都占据24席，并列第一，而广东作为中国经济龙头，在百强县里仅占据1席，还不及山东（13）、湖北/河南（各5）、安徽/湖南（各4）、河北（3）、陕西/内蒙古/辽宁（各2）。当然，这也是因为广东原本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县都已撤县设区了（例如番禺、南海），但至少也可看出，江苏县域经济强大的模式，和广东有着明显的反差。

因此，在江苏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城区不强，县域不弱。”最典型的就是苏州，所属各县级市无一不强。像深圳那样的超级都市，可以在周边形成一种分工协作，但对周边城市来说，如果仅仅指望服务它来过活，那很可能是活不好的。苏州乃至整个江苏的不一样之处，就是不同的县域都发展出一批专业化城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甚至吸引核心区的资金、技术、劳动力，发展出自己的产业基础，形成一个在竞争中又有合作的网络。

在以往注重增长的模式下，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模式肯定更吸引人，但当社会转向内需驱动、共同富裕的当下，人们就难免会怀疑，这样超级城市的玩法是不健康的，归根结底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如果外需逐渐下降，又不能拓展腹地、带动更多人富裕起来，那么内需又怎么激发出来？只有一线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形成一整个相互正反馈的网络，才是更健康的发展模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江苏那种均衡发展的“共同富裕”，或许后劲更足。

当然，江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长久以来，如果说广东、浙江是以市场为中心，发展民营经济来满足市场需求，那么江苏则是以生产为中心，更注重制造业。由于吸纳的外来劳动力较少，江苏人均GDP已多年高踞各省区第一（上海、北京这样特别的直辖市除外），但这并不等于民间也很富裕。

广东潮汕等地区就像温州，单看经济指标似乎当地经济不怎么样，甚至城市建设也破破烂烂，因为当地都是民营小企业，都不被计入“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但要论民富，比之看起来人均GDP指标还算好看的苏北一些城市，恐怕好多了，真实的消费能力也更强。这里的部分原因在于：江苏的乡镇企业通常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因而私营小业主和个体户不如浙江、福建和广东活跃。

就此而言，广东和江苏的竞争还没有结束。或许，广东应当向江苏学习，珠三角有必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起来，实现更好的区域均衡；反过来，江苏也可以借鉴广东的模式，并摆脱原先那种以生产为中心的传统制造业模式，实现产业升级和消费驱动的转型。重要的不是哪一种模式胜出，而是哪里能充分发挥出人的潜力，让每个人得到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