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圆回所有发过的誓愿（印象记）

张福多

看到《小披头的恋情》结尾那串花名，我想起一件趣事：有一回子健带了一束暗紅色的单瓣小雏菊，和我走进一家便利店，老板问他花在哪摘的，他犹豫了一下，说，

“在岳麓山上摘的。”他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花。

“是吗？我爬岳麓山好几次了，没见过这样的，下次摘一些给我吧，”老板笑嘻嘻地说。

“好。”他笑着点头。

我憋不住笑了，走出便利店，问他，“这不是撒谎吗？要是他去花店见到了这种花，或者下次爬岳麓山时非要固执地找一找——你不就露馅了吗？”

“我相信，他会记得我最后那个‘好’字，记得下次带些花给他的诺言的，”他看着我，“而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比花从哪来、岳麓山上有没有，重要得多。”

“如果岳麓山上没有这样的花，如果他真的这样认真，非要刨根究底，我想我会为他在岳麓山上某个地方栽种这些花的；对待认真的人，我们要加倍认真；下次我会带一些花来，这样也算认真兑现了我的诺言，这样一来，我也不算说了谎。”

他说这话时确实很认真，这些话也留在了我心里。后来他果真带了一束这样的花给老板，这件事就过去了。

也许老板不会在乎岳麓山上有没有这种花，也许他本来就知道它们是买来的，但这些都阻碍不了那一刹那我们心里迸发的、送花的渴望。

我开始相信他曾经说过的、他人生里的一大梦想：要对起过的誓认真，要圆回所有发过的誓愿。

这样的事并非个例；即使我和他只认识一年，我也见过很多次了，所以我想，和他认识更久的朋友对这样的事会很熟悉，讲起来也更有权威。当然，我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一点：能说到做到，固然好；只是人世间“美中不足，好事多磨”，长大后听惯了“半路夭折”的誓言、“天花乱坠”的负心话，倒容易把诸如此类似假非假、极易兑现的诺言看虚了。我相信，大多数人对待诺言的态度，都是正常、正直又正当的，像听一些吉利话一样，不拆穿不细究也就罢了，哪里真的指望兑现呢？

作为和他认识快两年的朋友，我承认，在和他接触的早期，我也有过类似的顾虑：听他答应过不少诸如这种“下次给便利店老板带一束花”的事，我冷眼看着，不免不信；但慢慢和他相处下来，我发现他确实真诚、可靠：这些话他都一一兑现了；你瞧，他还挺知行合一的；他的追求，不仅体现在他创作的文本中，也溢出了文本，出现在了他的生活里。

我很好奇，也问过子健，兑现过这么多诺言，难道就没有圆不回来的誓愿吗？拿我自己来说，有很多诺言、誓愿，我当初许的时候，沉浸在自己已有的经验焕发出的、“夕照般的光晕里”（这是他为我形容的），足够自信，全然忘了考虑充满了不确定的未来，或者说，假装忘了。我问他，比如下一次乘兴去买花，那样的花要是卖光了呢？便利店的老板换人了呢？你可怎么办呢？不管你愿不愿意，总有些话，永远落不到实处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子健当时叹了口气，告诉我，这就是他后来求诸文学的原因：

“我相信，文学，总归可以帮我们圆回所有发过的誓愿。这样很奇怪，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有时候不再相信爱，相信艺术的原因：我们觉得它们不真实——我们在它们那里寄放了太多兑现不了的东西：哪怕花束最终确确实实捧在我们怀里了，我们依然觉得我们捧着轻飘飘的、随时会散掉的东西。

“可是我们追求的所有东西，不都像这样随时会散掉吗？连我们的生命本身，不也是这样吗？”他的头发乱糟糟地顺着脖颈匍匐上去，在脑勺上形成蓬松的弧面；有时头发掩住视线，遮住我们面前移动的风景，他就轻轻用无名指勾到一边去。读完《小披头的恋情》后，我又重新想起他说的这番话来，想起他说这番话的神情，“人不能对心底的深情无动于衷”，我反问他，“如果真的无动于衷呢，会怎么样？”

“会睡不安宁，”他笑了一下。

“我们在它们那里寄放了太多兑现不了的东西，”谈到这里，我还想到了读完《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游吟诗人》的那个下午。那时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我和那篇小说里的任何一个人物都不相似，也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我居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某些情绪！最后那首中文诗也并非所谓的“游吟诗人”或者鲁提菲创作的，所以，照例，“我”也并没有兑现帮韦女士找出那首诗的诺言——但“我”确实通过文学，圆回了发过的誓愿，让韦女士打开了心结，也安抚了“我”对逝去的诗人朋友巴依阿吉的追思——我们也可以说，那篇小说里的那首中文诗，也是一个文学帮我们圆回所有发过的誓愿的明证！

是不是？我又想起了这篇印象记开头提到的那件买花的事。

你瞧，他就是这样存在的，他就是这样创作的，他写他相信的事。有时看起来会像天方夜谭，但和他相处久了，有时连我也会幻想，也许假以时日，我真的会在生活中发现，他写的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原来真的存在。

想到这里，我也感到担心；这不是一条容易被理解的路，也常常会冒犯到别人；况且，要去小说里兑现，就要先去直面现实中那些轻飘飘、一听就过的誓言。我现在再读《小披头的恋情》《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游吟诗人》这样的故事，一种之前没有嗅出的血腥气，夹杂一种安抚到来之前的、绝望、失败的生活气，会先让我眩晕；然后当我再次迎来他带给我的故事，再次告诉我，要相信爱，相信艺术，我们最终会走出这团迷雾——这样的兑现也不再像之前我不理解他时、他说的那些无伤大雅的话一样软绵绵了，它们开始变得有力量，开始让我相信，是的，我们最终会走出这团迷雾。

走在长沙绿道林荫下，走在湘水长堤行路中，来往的人不绝，“所有一闪而过的景致，都比我们存在得久”，他说；这些景致都是我们闲谈的背景板。聊天时我感到他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对文字表达情感的熟稔。

那些几乎充满生活的敏心灵思——小时候，我觉得它们如此之多，多到无法想象可以得到连贯、足够的表达；长大后，它们在成人视角下变得无足轻重，好像任何其他思想都有更迫切被倾听的需求，都有更重要的价值——不仅被轻巧地镶嵌在他创作的文本中，也在我们的谈话里熠熠生辉：譬如夜半看见树杈上的风筝，觉得“做了一回鸟的梦”；看见嵌在绿枝里的圆路灯，觉得它是“被冷落在人间的冰月亮”；在长椅上会伸手接不知何时降临的落叶；在桃子湖看见两只并肩坐在湖边的水壶，为它们赋诗；情人节夜里看见垃圾箱边散落一地的花（甚至来不及丢进垃圾箱里），彩灯还在一颗一颗闪着，觉得“那是自以为是的深情”；劝恋情不顺的姐姐去找个“个子高高的恋人”，这样的话，假如有一天她又像今天一样“爱得太过卑琐”，低到了尘埃里，就“当然可以说因为他是个高个”……

形容鸢尾花上的濛濛的小雨，他会说“攒十滴才能有一点泪似露”；站在山上，他会说“连悲喜都是小小的”；谈及时间，他会说“谁想占岁月的便宜，岁月就翻起账簿。”......他也有很多来自字形或者谐音的联想，形容漂泊感，他会说“在外地漂泊，雨天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发白的电影票掉进水洼里，就变成了‘漂泊’”......

子健写小说，也写诗，他的小说也有诗化的特质，一些作品也会直接加入诗歌的元素，像他的《东方蛭蚓审讯笔录》和《巴丹吉林遗书》。

不过，他告诉我，《东方蛭蚓审讯笔录》诞生的契机，是和诗歌无关的。

“一次，舍友洗澡时，沐浴露瓶子掉进了排水口。为避免造成堵塞，舍友用了很多办法，最终把沐浴露瓶子掏出来了。沐浴露瓶子很脏，散发的味道也非常难闻，虽然里面的沐浴露没被玷污，舍友还是把它扔了。这件事给了我灵感：一个人处在混沌、糟糕的状况中，内在没被玷污，影不影响其被外部世界接受？影不影响其被后世理解或误读？”我们可以看到，他善于在简单的情节碰撞中灌注情感，驱动人物，构造一种新的联结；他不试图惩假扬真，无心区分对错，只想通过文本传递给读者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将开启一个共通的情感世界，只要读者进入其中，我相信他很乐意这把钥匙马上被抛诸脑后。不过，他也承认，有时他太过了，不吝笔墨地对这把钥匙的铸造大费周折，颇有些“重心失衡”。

他本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所有情致所至的事，都乐意去做。一次我们爬山，上坡时他一松手，掉了一把碧色竹骨雕花的伞。伞落在坡下了，我要回去捡，他说不用了，我们下次上山再来把它捡回来。

他说他不信世上的事会变得这样快——连一把伞也无法留在原地；也不信我们下次上山要很久以后——久到有足够多的时间失去它。是的，失去它；我忌惮我们从此失去它。天已经晚了，我们看见“返景入深林”，夕阳让我伤感起来，让我想起最近的得失，“總之我想留下它——我现在还不想失去它。”我对他说。

“嗯，”他拍拍我的肩膀，示意他明白我的心情，我们搀扶着下了陡坡，捡回了那把已在斜晖里变得金黄的伞。

你瞧，他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

我很喜欢和王子健分享心事，我也知道，人们在交流时，信息的损耗是无法避免的；但和他聊这些事时，我感觉他几乎和我在同一频率，知道我说出的话轻重几何，也知道我未说出的话分量多少。他看中的，或者说，掂量更多的，是披着言语之壳的情感内蕴；他对所谈论的话题有十足的耐心：只要他察觉到这种情感内蕴的存在。

这种细腻的情感内蕴有时也反作用于他，让他容易体察到别人细微的情绪变化；做他的朋友很幸福，情绪会被很好照顾到。他也喜欢收集外部世界传达给他的信息，有一回我们在江边走着，他把鲜花装进古铜色的信封，黑色条纹格子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剜出了一个洞，今天灌了江风才晓得；那个小洞灌着风，不停往胁下吹；我清楚记得，他吃惊地“哦”了一声......对光感、色彩的感知和调控，也散布在他的小说中，他很爱写夕阳、晚照这样的东西，甚至为霞光写了《晚霞艺术家》和《朝霞艺术家》；他也很喜欢把颜色和人物形象进行有机关联，玉朗拖和蓝眼影、《蒜薹女的华丽人生》里那枝逃过母亲大肃清的红掌……当然，这些都源自他在平日里细致的感官富集。他的共情力很强，我想，正因如此，他能像温水一样，化开五感所及的表象，去搜索生活中隐秘的、不为人知的情感核心。

他也是个很俏皮的人。我有一回打错了他的名字，打成了“子建”，他白了我一眼，“你从我的名字里偷了一个人！”还有一回，在餐桌上，他借“口渴”的由头，喝了几杯白酒，醉醺醺地说了很多白天清醒时也会说的那种话。那晚我们把他送回寝室，他伏在垃圾桶上哇哇吐了起来，我边拍边笑，边捂鼻子边问他，“还口渴吗？”他笑着又白了我一眼，“你知道的——依然口渴，但这回我要的是水。”

水。

我觉得王子健的小说，在我看来，也像水一样。我看《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游吟诗人》时，也发现了这种由需要“酒”到需要“水”的转变。韦女士在那篇小说里说的第一个字就是“酒”，也许她需要酒，承载她失去巴依阿吉的哀愁；而她在小说里说的最后一句则是“水真是重要啊。”我猜，那水就是从塔里木河引来，引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去的。我问过他，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笑着不说话。

要是别人，可能会说“你疯了，作出这样的猜测”——但子健从没这样对我说过（大概因为他看起来更疯些）；所以我猜，他在笑里，大概也承认了一切。或者他只是懒得理我，觉得我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猜测！

不过，我现在觉得，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都无所谓！

大不了，写到如今：在这里我也起个誓：下一次我也写个小说，让他在故事里承认就是了。

毕竟，像他之前说过的、我现在明白的话：文学，总归可以让我们在日常总不见响、一笑了之的地方，听到声音；在言语断裂、沉默的间歇，拾得珠玉；文学，总归可以帮我们圆回所有发过的誓愿；我们寄放在文学里、兑现不了的东西，和文学一道，进入到了永恒里。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