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只叫自己的名字（散文）

之所以将这三篇写西班牙的系列随笔命名为“如今我只叫自己的名字”是因为我从来无法只叫自己的名字，当我或偶然，或无辜，或秘密与这些人相遇时，我总是像水流一样会及时改变自己的造型和情绪，有时候语言就这样胡乱地从嘴里出来了，而力求的沉默隐而不见。我从未谋面的二手书前作者、安东尼奥、米盖尔、冈萨洛，现在我从文字的缝隙中去偷窥他们比与现实里的交手更让我自在，因为这时我叫“赵彦”。想起卡尔维诺在《在你说“喂”之前》里的一句话：

但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应该把事物恢复过来。

那个在我之前读过这本书的人

作为一名前出版社编辑，买二手书无疑是对我曾经服务过的行业一个不可原谅的背叛，但西班牙书实在太贵了，最便宜的都要十来欧（折合成人民币70～80元）一本，几百元人民币则是常态；而国内你都能碰上论斤买的书，5元人民币一斤，最便宜的时候甚至2元一本（盗版书）。当然，西班牙也有便宜书，两欧三欧一本也有，多是破损程度严重或者是利用价值不高或印量过多而新版已充斥市场，我就淘到过几乎一整套1960年陆续出版的Espasa.Calpe.S.A.的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全集，绿点白底图案，一条从封一印到封四的黑绶带，上面有“COLECCION AUSTRAL”的白色字样，此外就没有别的装饰了，朴素得都替哲学家难过。但刚入手的这三本乔治·斯坦纳的书就要贵很多了，折合成人民币300～400元，其中一本不到200页的谈话录就要160元左右，我不明白这样的价格其“二手”体现在哪里？

我这里想说的是另一本《未被触及的激情》（Pación intacta），厚达500页，光看目录就让我直流口水，谈论对象有我感兴趣的莎士比亚、薇依、胡塞尔、卡夫卡等，此外，犹太人和流亡、图腾和禁忌、亚当的档案、镜子和谜这类小标题也很对我胃口。不过吸引我最后买下来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前主人的笔迹，流畅而敛约的书法几乎可与插图媲美，此外，对方与我一样，喜欢谦逊地用铅笔在书中为那些让他触动心思的句子画上细线，并在一旁认真做笔记。

但这样的阅读方式只进展到一半不到，西蒙娜·薇依章节之后就一个字也没有了，也没有画线。

我不知道这名前辈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

乔治·斯坦纳在《漫长的星期六》中对采访他的洛尔·阿德勒说，他认为世界上的读者有两大类：拿笔读书和不拿笔读书的人。他本人之所以不喜欢上图书馆的一个原因就是读书时手中始终得握着一支笔。而这可能源自他们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是一群“读书时总拿着笔的人”，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会写上一本比正在读的书更好的书。

斯坦纳显然夸张了他们族群的好学精神和阅读能力，尽管的确是犹太人组成了我们近两个世纪人类高级智慧的主要创作群体，无论是天文学、化学、物理学、经济学还是文学。斯坦纳的习惯应该源自父亲自小对他有意识的培养，从五六岁开始他就被迫接受父亲的一项铁定纪律：在得到一本新书之前必须先交上一份对上一本书的评价。因而读书对斯坦纳来说从来不是一件马马虎虎的事。尽管可能正是这个自小培养的习惯伤害了他日后对小说和诗歌的创作热情，他晚年时曾哀叹过，智性阅读让他在很多事上无法天真起来，而艺术和文学创作最需要原始的天真。

斯坦纳的这个习惯爱好也深得我心，因为我正是那类手中没笔就没法读书的人。进入Kindle时代后，这随手带一支小铅笔的麻烦貌似可以省略了，“标注”的灰色光标你愿意拖多远就多远，但阅读也就变得不那么性感了。

那种用小铅笔给纸张上的句子和段落画线，犹如一个成年男性快乐地占领一名处女，犹如动物用尿液在书页间划定适合它今后取食和繁殖的领地，是我与书发生亲密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而日后当我回想起这本书，我会只记得那些被铅笔细线勾勒的句子和段落，那些带上了我姓氏的感悟和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渐渐从内部将我染色，帮我长起厚实的骨殖，年深日久之后，使我带上了看过的那些书的基因。

斯坦纳自己的《乔治·斯坦纳与拉蒙·约翰贝格罗谈话录》（1994：92）中说，读有些伟大的书他都能在肉体上体味到思考的滋味，感受到那些通过渗入他的皮肤以颇富魔力的一击的方式直抵他双手、怀抱和脸蛋时的思想的表情。而阅读兰波让他在花园里散步以会其诗句的韵律形成他当时的步伐。

我们可谓殊途同归。

就这样，我将这名我今生肯定无法相见的读者前辈视作了我的一个亲戚，因为我们的目光曾经抚过同一本书，在我们用目光抚过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还都曾是这本书的主人。我们在这本书上建立起了一种三角关系：斯坦纳的光分别照耀在我们两人身上，我书的前主人又通过他畫线的句子将他个人趣味的光反射到我身上；只要我对他的画线内容和批注表示认可，我们的身体就会在某部分出现重影。我几乎很容易就给他划定了一个圈子，因为喜欢斯坦纳的人非常有限，而将这名本世纪最博学的批评家和哲学家的作品读得如此津津有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因而他终止在薇依章节上的铅笔笔迹让我一时间很难过。

为书的前主人构画形象的过程中，首先，闪过我头脑的是一名耄耋老翁。这名可敬的老者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用他那柄玻璃磨花的放大镜一个词一个词地读着这本书，因为欣赏，时不时地停下来做些批注，有时候这些批注是对作家的话表示赞同，有时候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老人打算读完这本书后给自己几年前出版的几本书做一个修订，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完成，因为如期而至的疾病和衰朽不久后就击垮了他。有一天，那本书照旧被摊在书桌上，早晨的阳光破窗而入打算将他书中的字照得更清晰时，他被命运无情地留在了前一天晚上的睡梦中，他再也无法迈开腿来坐到这天的书桌前了。

其次，一名做文学研究的中年读者。几乎每周这名有着一头蜷曲的栗色头发的男子都要从他就职的大学图书馆搬回一堆书，但他更愿意阅读自己的藏书，他保持着一个月去一次家门口那几家书店的节奏，但这无疑就造成了他的焦虑情绪：在他一生中始终有读不完的书。他每天在自己购买的藏书和从图书馆带回家的书之间徘徊和做着艰难选择，前者是工作所需，后者才是自己真正喜欢阅读的。这种分裂和无奈选择每天都折磨着他，直至让他崩溃。有一天，他发现再也无法打开书本了，他认不清那上面的字，他还开始胡言乱语，失眠，没有食欲。眼前出现的各种幻觉更是让他处境危险。他对大火开始怀有一种渴望，他经常在厨房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盯着舔着茶壶底部的火苗，火苗像怪物一样在他眼里贪婪地觊觎着室内所有带纸张的事物。终于，他挺不过了，他将自己的这一系列幻觉告诉了妻子。妻子很是为难，在无法决断是否要将他送去医院之前，未雨绸缪的她将家中所有的藏书打包卖给了附近一家二手书店，其中就包括那本《未被触及的激情》。

最后，一名年轻的小说习作者。二十岁出头的男生一直就对成为一名作家怀有一种幻觉，因而他读各种各样的书，试图从中学习写作技巧。他尤其对英语作家情有独钟，就这样，最后他发现了斯坦纳，这名文学世界里具有“活着的百科全书”美名的评论家。斯坦纳有效地引导他如何阅读那些文学经典，这让他受益匪浅。他购置的斯坦纳的第一本书就是作家写于英国时期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本是《语言与沉默》，第三本是《悲剧之死》和《那些我不曾写过的书》，《未被触及的激情》是最后的一本。他读得废寝忘食。可是母亲却想让自己的独子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因为那样才能保证未来的饭碗。这名纺织厂女工从来不知道作家为何物，更是对儿子将钱大把大把花在购书上心怀不满，于是有一天趁儿子不在家她叫来一个收废纸的，将书架上的书洗劫一空，以很便宜的价格就卖给了对方。她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斩断儿子的作家梦了。蒙着这名年轻人作家梦玫瑰色泽的《未被触及的激情》就这样令人惋惜地来到了旧书市场。这本书很快被一家识货的二手书店连同其他一些文学类书一同选走了，但直到这批书的大部分都卖得差不多了它还躺在那家昏暗的书店里。长时间以来，它与一些它根本看不上眼的书挤在同一个书架上，因为书太多了，店员来不及给它们仔细分类，只能大致地堆在书架和地上。只有在网上书店的书目里它才被明确归类。有些人于是来这里看了一眼就将它合上了，有些人则根本不想打开它，因为它太厚，价格也不便宜。就这样，它一天天地在那片昏暗中等着它的新主人，一度它放弃了被人取走的愿望。

这是我设想的三名主人的状况，也就是说，他们中没有一人是出于自愿将书卖给旧书商的，因为一个认真地在书的空白页做上这么多批注的人是不会亲手将它贩卖的。只有一种可能：主人遇到了什么不测。连带着，书也被抛入了它不确定的命运当中。

我将这个告诉了安东尼奥。安东尼奥不置可否，因为他阅读生涯里最厌恶的两样事物——随笔和哲学——斯坦纳和这本书都占了，他会诅咒斯坦纳所有的粉丝都下地狱，哪怕这个人是我。他认为哲学是一个将简单复杂化的恶魔，它搅了命名和诠释的浑水。所有适合阅读的文本中，他只爱小说，独爱小说。米盖尔的态度要友好一些，尽管他没读过斯坦纳，但会对我分享给他的一些观点点头称是，例如有一天我对他说斯坦纳曾写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他高兴坏了，因为他是名酷爱音乐的建筑师，他两样都沾了。但有一天他对我不满时却朝我大吼：你这个扫兴的家伙，滚回去读你的斯坦纳！

那天他约我与他的老友一起去歌剧院看一出戏剧，结束时已是深夜十一点，我因为身体有恙出来时已双膝发软，可他却兴致勃勃地要从歌剧院步行到西班牙广场，指点一番江山后，立在广场中央命令我们：吃宵夜去！在我脸色苍白地表示出我已无力气支撑接下来的活动时，他朝我恶狠狠地扔出那句话：你这个扫兴的家伙，滚回去读你的斯坦纳！

将斯坦纳这个伟大的人名与此时他自己的孩子气联系在一起让我内心一阵狂笑。看来我这段时间读斯坦纳已出名了。或者我自己可能意识不到，我最近一直都在与人叨咕我这名三年前去世的新偶像。

接着再聊那本书。

我还会把这本书的前主人与一名我曾经在一家二手书店邂逅的男人混淆在一起，因为正是那天为了找斯坦纳的旧书去了一家曾在那儿买过《玉米人》的书店。见我在一堆书中拨拉，附近一名六十出头的男人忽然凑过来问我要找什么。我说“斯坦纳的书”。

“斯坦纳？ 听这名字好像不是西班牙人。”他来劲了，“你为什么要读这个老家伙的书？”

“做研究……”想到我糟糕的西班牙语，我不是那么自信地嗫嚅道。

“这里是哲学和随笔书架，都是西班牙本土作者的作品，也许你可以去旧书网上找找——”男人扔下手里的书走到我跟前，“我告诉你网站名——”

我以为这就完了，没想到之后他还不走，见我们的聊天也不打扰什么人就说起他女儿来了，因为他女儿与我一样刚刚完成一篇几百页的论文。她学的是商贸教育之类的。因而他又告诉我，我可以去他女儿大学的网站上看看，那儿暑期有很多收费的语言课程，有利于我下半年的答辩。

最后，他终于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想到我这本书的前主人时会冒出这个男人的形象，有可能是因为他读书也很多，在给我一些阅读建议时他还拿起旁边的一本枣红色的塑料包皮精装书，告诉我这本书是书中的“奢侈品”（我理解他说的其实是“钥匙”的意思），因为你拥有它就可以读到近現代西班牙文学最好的作品。

那其实是一本作品摘要和作者目录集，标注了具体的出版年份，时间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我记得斯坦纳曾在《漫长的星期六》里说过，他讨厌看书摘，因为那是人家咀嚼过的东西。

哦，我的前作者肯定不会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应该是个沉默和脚踏实地的人。尽管书店里的那名男读者同样读过很多书，但他读书的方式与我们很不一样。在阅读方面我也不是个投机取巧的人，我喜欢读作者的全集，如果我喜欢这个作者的话。我不会去光看摘记和摘要。我认为有必要珍视一本书中那些貌似废话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构成其他那些重要段落的节奏，是宇宙星光之间的黑暗，不可跨越，它们同样重要。缺了这些东西，那些重要的精神就会失去语境和厚度，重要段落的光芒力度就会减弱。尽管我看完一本书后留下来的恰恰是那些画线的所谓重要的句子和段落，但这种老老实实地读每一个字锻炼了我写作方面的能力，它们能让你枝繁叶茂。

我在安东尼奥家看到过很多书，他家的书每一本都很新，也很干净。大部分是小说，小部分是诗歌。斯坦纳的确很难在其中侧身。安东尼奥有时候就在厨房里读书，有时候则在游泳池边上，有时候在花园的凉亭下。他对在书上画东西有着一个洁癖患者毫不掩饰的厌恶之情，因而他的每一本书都没有被阅读过的痕迹，哪怕被翻过好几遍了。这种将自己的气味、动作清除得干干净净的阅读方式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是敬重作者的另一种方式，因为他觉得书始终属于作者，而不是读者，哪怕再虔敬和狂热的读者都没有资格在书上留下一条线，更不要说一个字了。而我与那名前主人千方百计地想与书结合，与它交媾、繁殖，急迫地成为书的一部分，要想蹭作者的基因，在自己的书写出来之前迫切地希望能与那些优秀的作者和文字融为一体。这种企图的确也成功过，有时候这些被我画过线写过批注的句子和段落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启发了我，给我力量，在我身上流星般地闪现片刻那些好作家一鳞半爪的魅影。

在与好作者保持距离还是深度结合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因而我想象我百年后有一天我的书也沦落到了旧书市场，但估计没有一家旧书店会收购的，因为我的书被我涂涂画画的，尤其是西班牙语书被中西两种语言标注显得很脏乱差。我的字迹还相当潦草，尽管我的书法如果认真写其实还是值得一看的。

因而我想象我的书会是这样一个下场：

有一天，当我像那名老者被梦永远噎着再也没能起来后，前一天晚上读过的那本《未被触及的激情》像一只牡蛎那样打开着，由于我的状况，文字在上面窸窣作响，但是它们无法从书上挺身而起之后像我一样离开，因为它们根本走不远，它们的作者已经死了，之后拥有这本书的第一个主人也死了，现在轮到了第二名主人。因而现在它们无处可去了，除了沉默。过去它们也想过，沉默可能是语言最终的归宿——

但沉默离语言非常远。

它们的作者斯坦纳多年前就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

长成一颗息肉

这个夏天就像赶集一样，不寻常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地来。

首先，查出了息肉。息肉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因为身体早有信号，尽管没太严重，但诊断书上写明了要动手术取样进行化学分析，以便查明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怀疑“息肉”可能是肿瘤的某种婉约说法，因为“采样”还得做全麻，此外术前还要禁食六个小时。国内做这类检查手术甚至要住院三天。什么样的检查要这样大动干戈呢？

息肉和肿瘤这两种赘生物，都以自我增殖见长，只是前者不过是在自己的地盘上物理性地变大和膨胀，后者却要显得狰狞得多了，后者的最终目的是恶化和扩散。身体这架机器用久了就会凌乱，有些部位会自作主张地减少数目，例如头发和牙齿；有些组织则会变态地疯长，并且还致命地以细胞为单位，如各个器官里的癌。无论是加法与减法，增殖还是自行消失，都是身体看待自己的一种态度。一块铁在自己身上长起了锈，是为了回应环境变化和超越自己身为一块铁的单纯，从而长出一簇色彩艳丽的锈的修辞来；息肉是一块被发炎过的软组织，为了纪念多年前的创伤发明出一个新东西，尽管它被医学谴责为犯了“多余罪”；一个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初衷，要在整个器官、整片皮肤、整块骨骼、所有的血液里复制和繁殖它自己的细胞，从而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它这样疯狂的自恋和自以为是以至于最后竟触发了整个身体的死亡。我还不能理解掉牙齿和头发这类事。为什么它们要消失？难道人老了后更加智慧的头颅就不需要保护了吗？岁数增长了后我们不再需要对食物进行深层次的咀嚼和加工了吗？衰老理应获得一种加持而不是生理上的被松手和遗弃。

我这有些年头的子宫因为至今没能孕育出一个新人类来，最后它长出两个息肉作为风烛残年的安慰，这从道理上也说得通，因而后来拿到化验报告后我其实是长吁了一口气。我的子宫对生育这件事一直未能释怀，但它难道不知道一块纯肉和一个人类有很大的区别吗？手术进行得很成功，医生找到它们（两个）后当场就给割了。我因而得以在一间宽敞的大手术室前后躺了将近一个小时，醒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只是肢体有些僵硬。整个过程简直太神奇了，我记得自己刚刚躺上手术台，两名護士还在我手上找地方猛扎，因为血管细，一只手臂被扎残了液体怎么也进不去，然后迅速换另一只，针管刚将麻醉剂推进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就在一秒钟之间。等再次睁开眼睛我看见自己孤零零地被扔在了被蓝色无纺布堆积着的手术台上了，医生和护士们已向下一个对象扑过去了。我这像是被谁偷走了这一个小时。同时我回忆起一篇文章里说全麻可能会损伤记忆力，于是我赶紧拼命想东西，幸运的是我很快就记起房东米盖尔正在手术室外等我。上午是米盖尔陪我来医院的，因为要亲属朋友签字。我还想起前台护士当时蹊跷地看着他在我的手术文件上签字，她可能以为他是我年迈的西班牙配偶。米盖尔告诉我他动过两次大手术，医院这些流程他很有经验。我不知道他身体里到底是少了个肾还是多了块肝还是被换了一升的血，听他口吻好像很严重，但我又不想仔细问。他甚至一直向我隐瞒他的年龄。不过拿到我当时的手术检查通知单时，他令人感动地嘀咕了好几次：你以后就不能生孩子了，你怎么办呢？你不介意？

他认为我从此不再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能生育的女性了，为此而大为惋惜。

难道他以为为了割除这两块息肉，手术刀要将我的子宫搅个天翻地覆，将我仅存的几颗卵子捣个稀巴烂，以至于夺走我的生育能力？

中午我请他吃饭。下了地铁后我们直接就进了一家他推荐的比萨店。我脑袋晕乎乎的，因为麻药还没完全过去，同时还困得很，昨晚根本没睡着，因而吃饭时我眼前不停地出现一张飘动的床，有时候它塞在我屁股底下，有时候又出现在我正在用叉子翻动的盘子里。现在我有能力将所有的平面都看成一张床。米盖尔一直说个不休，他可能觉得手术终于结束了，放下了一块石头，需要用他惯常的喋喋不休来宽慰我，同时也需要释放他在医院等我的两个多小时的缄默的压制。

但他说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明白。

安东尼奥现在正在他的温柔乡里。三个星期前他告诉我他在他的合唱团里找到了他一生等待的挚爱。自从他向我摊牌后他就消失不见了。来医院前一天我与他的好友冈萨洛见了一面，我送了他三本中文书，但我一个字也没提安东尼奥，甚至当他说安东尼奥向他夸我很勤奋好学时我也没接茬。冈萨洛刚从阿根廷回来，他给我一个阿根廷产的小牛皮钱包，还从手机里翻出与儿子旅途中拍的照片给我看。自从他九十高龄的母亲年初去世后，他就开启了报复性周游世界的人生。九月之后他还要去希腊。他问我这个夏天做什么。我说过几天就要去南部找我妹妹。他说到时候给他发照片，因为他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

手术恢复得很快，到了妹妹那儿就没什么事了，我也大概从安东尼奥那件事带给我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了。我与妹妹和另外一个朋友整天去一些没有游人的小村子里玩，偶尔也去海边散散步，假期最后几天我们还在一个Feria上像当地人那样疯狂地吃喝玩乐，直至返回马德里。

到马德里第二天我就发现自己被感染新型冠状肺炎了，当晚我开始咳嗽，之后发烧。米盖尔觉得很奇怪，两周前才送走病怏怏的我现在怎么又迎回来一个病人。我卧床了好几天，直到检测结果是阴性为止。事实上，我是知道其中的逻辑联系的，首先，安东尼奥告诉我他的人生选择时打击了我，我为此失眠了好多天；其次，息肉手术后次日我就迎来了大姨妈，这让脆弱不堪的身体雪上加霜；最后，两件事所造成的免疫能力低下让病毒乘虚而入。因而七月和八月整整两个月我都挣扎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病困之中。

这种以疾病或者受伤为名的休息是必要的，我的确需要减速休息一些日子。事实上，自从两年前我与安东尼奥重建关系以后我就开始麻木了，我变得像是能够消化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段除了性没有其他内容的关系，我还假惺惺地对他说我有一个文学世界，我对现实世界能够给我的那些破烂玩意并不怎么介意。疫情三年看似消除了我们生活的连续性，有几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没了，很多人经济上破产了，有人从此再也无法相见，部分、暂时、即兴，这些词在我这里获得了它们不应有的重量，此外，我还有我的博士论文作为借口。我把这段生活当成一艘摇摇晃晃的渡船，用于抵达事实上同样不知所终可能更加灰暗的明天。

安东尼奥这年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给我写来的那封信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之间除了文学可以彼此交汇的部分很少，我们之间的分歧和距离隔着好几个银河系，现在拜上帝所赐他终于得偿所愿地遇到了一个能与他共度下半生的人，他祝我最快能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的回复因而很短，几乎只有一句祝福的话。尽管这样，发完邮件后我还是非常难受，因为被他再一次推开。第一次他推开我的理由是他需要充分的孤独，第二次理由是我“不合格”。不过我自始至终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于是搬回米盖尔这里来住也就成了一个隐喻，或者说画好了一个圆：我是在两年前搬离米盖尔家最后几天与安东尼奥相遇的，当时他非常主动地要求用他的车帮我搬东西，而在我结束在那间公寓的生活之后的今天，他彻底消失了。

我打算重新开始。

我因而与A（阿伊道）又见了一面，尽管我在A那里同样没有得到慰藉，但A至少是我的同龄人。我还读了一些小说。我与妹妹在那些远离尘嚣的村子里构想如何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同时还能让她的猫有一个欢乐的天堂。我在每天都读几页的小说中读到了这样一些句子：“两个人在一起就总不免行动迟缓，拙手笨脚，不断地导向小题大做、荒谬可笑的妥协，一心一意关照着情绪上细小微妙的变化，不停地修补着裂痕……随着他们迈出的每一步，他们俩都越来越深地纠缠于彼此的存在，而身边的城市也就一步步退缩为模糊的背景。”（麦克尤恩《只爱陌生人》）在马拉加的最后几天，安东尼奥忽然意外地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听冈萨洛说我在我妹妹这里，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他还不失时机地给自己在我搬家那几天的消失合理地找了一个借口，他说前些日子他感染新型冠状肺炎了，除了去门口的超市买食物有二十天没出门。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秒回他，而是几乎隔了一天才回给他信息。我的语气冷淡到只比不回好那么一丁点儿。而这一丁点儿可能是教养使然。

暑假结束后，九月开始了。对于我来说所有的风暴都在这里结束了，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其他的。马拉加治愈了我的伤口，而新学年也将开始。但这时安东尼奥又给我来了一封长信，这次是发邮件。他对我说他与那个“心仪对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他发现他真正的问题不是爱某人或不爱某人，而是彻底丧失爱的能力了。最后几句话其实是话中有话的，而且只有我懂。他的意思是希望能与我重新开始。我同样回复得很短。一周后，他又在WhatsApp上给我发来了信息，说想见我。在对话框里，他打的一个词可能都踮着脚尖，以便能提前望到我的回复。他甚至以为我可能会对他破口大骂。

谴责和破口大骂从来不是我的风格。我从每件对我相当不友好的事中反思我在其中可能过于多愁善感的初衷以及我的最终所得。所有的事件结果都是我从一个纳喀索斯水面上看出来的我自己的倒影，其他人不过是道具。当然，这些道具也在其中起过或善意或有攻击性的作用。

麦克尤恩在他的小说《只爱陌生人》中写道：

在没有特定目的地的情况下，游客们选择道路的方式就像他们选择一种颜色。就连他们迷路的确定的方式都能表现出他们一贯的选择、他们的意愿。

我就是那些游客。迷路不能怪路，而只能怪选择。

九月份，我开始发疯地投入到写作中。我写一个主角以安东尼奥和冈萨洛为两个原型的长东西。这种投入让我本人在现实中物理性地隐退了，而我喜欢这种状态。时间并非是我床前窗户中出现的那几抹曙光和晚霞，而是我写下的那几个主人公在电脑页面上的清晨和被我犹疑的鼠标删去的与黄昏有关的章节，它们被写出来，然后又消失，就如真实的时间，被强化，有时候又宁愿被忘却，消失。并非所有的生活都值得记忆，并非所有的人都值得相遇，它们叠加起来形成几个我能在其中畅快抒情的文章是最好的状态了。

那些日子我每天能写三四千字，之后下午散步，晚上看一部电影。米盖尔也是个勤奋的老头，他整天在家里设计他那幢未来的居民楼，他把它叫作“现代巴别塔”，因为他那座塔状的高楼里有商店、车站、体育场、植物、花园和各种动物，楼内所有的一切均可通过太阳能达到自给自足。几个月来他每天早上六七点钟才睡觉，下午两点钟起床，然后从这个点开始就一直扑在电脑上。他轮流在三台电脑上操作，文件太大，怕电脑启动不起来于是没日没夜地让它们开着，因而每天早晨起来来到客厅第一个被我听到的声音是他的三个服务器嘶嘶合奏的电流声。有时候我甚至起來后看到他还在干活。他经常二十四小时不睡觉。

安东尼奥在我与他在一起的这三年多里也写了一部书，由九个短篇组成的主题关于旅行和爱的小说。主角都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爱情故事其实都是他本人经历的。他的叙述很干净，故事也很简单，大部分爱情故事是通过小说人物回忆出来的。对于他写小说这件事我认为是因为在现实中他没有倾诉对象，他总是认为他这一切都与那些女性有关，每个人都从他那里拿走一部分，而最后一任前女友要走的东西最多，因而现在他的身体里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也因此他设置了一个女性作为主人公。他用这个视角来理解和认识那些伤害过他的女性，也通过它报复了她们。

还有什么比另设一个世界来报复她们更好的方式呢？

不过我最终接受了安东尼奥。因为我发现他在我的生活里已经失去了重要性，并非他最后的挽留感动了我，而是我现在已是那两次伤口上的一块息肉：独立，强大，能够自我繁殖，但不会恶化成为一个影响他人的癌，就是被摘除了它也是一个能自成一体的作品。而癌是曾经是伤口的肿瘤恶化，最后在身体里造成了无处不在的伤口，那些悲痛的细胞，憎恶的细胞，自暴自弃的细胞浸透在身体里，最后让死亡的身体成为一个最大伤口。

我重新拿起了我写作的笔，我继续写着有安东尼奥和冈萨洛影子的那篇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写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目的是让这些东西能够通过我们拥有在非文字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当我的注意力从书写的规矩转移开来，去跟随任何句子都无法包含和耗尽的、多变的复杂性时，我就感觉能够进一步理解，在文字的另一面总有些东西想从沉默中走出来，通过语言来表达意义，就好像不断敲击着牢狱的围墙，想要挣脱束缚。

卡尔维诺在他的《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中这样写道：如果不写作，我又怎能理解那些没有从沉默中走出来的伤痛呢？

现在我只说自己的名字

尽管搬家的最后日子还没到来，我却已经开始想象安东尼奥如何将我三年前运来的东西重新又搬到我以前住过的公寓了。但他似乎有点不太情愿帮我这个忙，他说冈萨洛可以帮我，不过冈萨洛好像在阿根廷， 此外，他儿子丹尼尔也能出点力。

三年前是他把我的行李从我的旧公寓建筑师米盖尔家运到这里来的，搬完后他还上来坐了一会儿，看着我逼仄的只有他家卫生间大小的房间没说什么，只是带有安慰性质地握着我的手在我床沿坐了几分钟。 后来他可能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了，因为每周五可以将我接到他家，度完周末后再将我送回来，于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直到我们分手。再后来，我们在他市中心的房子又开始了另一段不是那么正式的关系，每周见一次，但并非男女朋友。我想自从那个傍晚后在这三年间每次进到他自己两个家中的卫生间他可能都会想，它们都比我目前租住的房间要大！

他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语气凛然，大意就是我原本是希望你先找到人离开我的，没想到我抢先了一步，现在不是你可以找而是必须正式地要找一个人了。

这类信件迟早会到来的，不是他写给我就是我写给他，但如果作者是我我不会用上那种伪善的口气，此外，我还会在写信前给他一些信号，我不想将分手搞成一个事故，而这正是他所擅长的。他每次与一个女人分开，包括与他前妻，都是空难式的，忽然之间一头栽下来，然后什么也没有了。

两年来我每周一次穿过大半个市中心去专为我们约会的他家与他见面（主要是我们的第二段感情值得在这里书写），每次出门我都先吃好晚饭，冲好澡，然后往头发上喷点好闻的东西，因为到他家后他会给我头部做按摩，以便帮我挤走我脑袋里的杂物，包括那些我说不囫囵却又为之焦虑的西班牙语单词，写了一半未竟的像柴薪一样炙烤着我有限时间的小说，对论文答辩的最终担心，以及与室友隔三岔五的小过节等。而作为交换，我也会给他做脚部按摩。他似乎对踩在脚底的东西很介意，在他看来，所有的东西都只配在他脚底下找到位置，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自己更重要了，但它们有时候会让他觉得沉重，走路时觉得拎不起他的腿，被它们粘在了一个地方。

理查德·耶茨在《庸人自扰》里写过一个精神失控的男主角，小说结尾，当分手后再婚的前妻来精神病院看这名男主角时，耶茨心碎地写道：

她知道她的下一个问题是很难问出口的，但她决心还是要问。她也许再也不会来加利福尼亚了；她也许再也不会和他见面了。她必须先等喉咙里的肿胀感消停下来，这样她才能相信自己的嗓音。“约翰，”她说，“等你离开这里，你会去做什么呢？你有什么计划或者——你知道——什么想法吗？”

他看上去一脸茫然，就好像她给他出了一道谜语。“离开这里？”他说。

就在此时，一个护工走进来宣布说，探视时间结束了。

现在要离开这里的是安东尼奥，我是那名留在原地的人， 有朝一日可能会离开但没有任何计划的人。我不禁有些恼怒，但我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不给我机会，自从给我写了那封信之后他就拒绝见我，连说“再见”的机会也不给我。他那本弥尔顿的《失乐园》第二次落在我手里：第一次我借来用于给论文做引文，书到手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后来通过一个朋友还给了他）；第二次是我們恢复关系后，我再次借过来用于做参考文献，结果当我们再次分手时我发现这本倒霉的书又在我手里——我忘记了还给他了。这肯定是一个有意味的隐喻，“失乐园”，每次它在我这里就命令我丢失一些东西，尽管这次我不认为我丢失的是一段爱情，甚至不是友情。我们之间早就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整整一个月我有些神思恍惚，但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因为那不是痛，而是某种与羞辱相关的东西，他骗了我，他说这辈子不会再有一段正式的关系，可如今却对我说可能遇到了一个能与他共度余生的人，而且还是他们合唱团的。收到他信的第二个星期我就跑去与A约会了。与A在一起时我们才是对称的，我们年龄相当，我们对对方都无欲无求，只图一时欢快。A还很帅，他的形象和身体对得起我对这类亲密关系的要求。三年前是安东尼奥的出现让我摆脱了对A的迷恋，现在我又用A来摆脱对安东尼奥的愤怒。

我与A待了一个下午。我在他贴满海报的房间里与他一起听音乐，嘲笑他用冰块给床单降温的“锦囊妙计”（他的原话是turco），分享他与他同事改编自《飘》即将上演的戏剧新作，并计划我们这个夏季的露天电影或音乐会之夜，我有一种找回年轻时与那些一众前男友在一起时的感觉，同时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多么难以理解的人，我居然可以周旋在两段都不是爱情的感情中，并且都能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

当我审视自己，作为审视者的“我”是独一无二的，却不是个体的，它并无自己的个性；它只是拥有力量去辨认、比较、判断和选择：它所审视的自身并没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而是一连串的感受或欲求的不同状态。我的世界中必然意味着两样事物：任何处于当下时刻的自身的给定状态，自我的必须的自由。

我还能说什么呢？奥登已经在他的短文《世界》里帮我说出了一切。

我快速搬了家，因为住的公寓有个街角是安东尼奥三年来一直接送我的地方，周围也遍布他最初半年请我吃饭的咖啡馆和餐馆。我重新回到了米盖尔的家，尽管三年前我曾信誓旦旦地自己说再也不会回来了。米盖尔对我的回归很高兴，早在我通知他搬家前就清空了我原先住过的房间。我也觉得能够重回三年前的起点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此外，米盖尔还能教我怎么答辩，怎么对付博士委员会那些难缠的老头老太，他家书也多。我依稀觉得过去的这三年可能属于安东尼奥时代，他的生活成了我的一个假核心，或者说在这疫情和论文交织的艰难的后面的两年时间里，他市中心的家及与他见面成了我的一个娱乐中心，我每周在那儿度过几个小时，假装在与世界全面接触。

冈萨洛从阿根廷度假回来后我们见了一面，但我完全避开了谈论安东尼奥，而之前这对发小在他们每周一次的两人小聚中，我都是他们的一个小话题，据安东尼奥说，冈萨洛每次都会向他问起我的状况，而他都如实相告。冈萨洛是个桥梁设计专家，出身高知，留英博士，父母都是知名的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学教授，十年前开始学中文，现在中文写作几乎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哈维尔当时将我同时介绍给他俩是为了冈萨洛学中文的，没想被安东尼奥捷足先登了。因而后来冈萨洛要找我总是要让安东尼奥知道。去年有一次冈萨洛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因为先通知了我再告知安东尼奥时安东尼奥就很不高兴，他在下一次见面时很严厉地警告我说如果我与冈萨洛有些什么事必须先与他说清楚，因为冈萨洛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当时表现得似乎醋意十足，我还以为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缘故。我不喜欢复杂的男女关系，否则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治他。但我对虚构世界里的复杂关系更感兴趣，在现实生活里，我希望一切越简单越好，现实生活里的我如果是一架吃饭和能量供应机器最好，只有一些简单的机械功能，以便用于服务另一个狡诈多变的虚构世界。

我惊异于我竟然对与安东尼奥分开竟一点也不痛苦，毕竟三年的交情和感情！也许因为第一次分开已经透支了我所有的怀念。进入六月之后，马德里几乎天天四十摄氏度高温让我没法在傍晚时分像过去一样散步，我甚至没能与A去听音乐会和看露天电影，因为一直到天黑气温还有三十五六摄氏度。米盖尔在家时几乎赤身裸体，一条宽松的大裤衩勉强能遮住他瘦骨嶙峋和苍老的身体，这样炎热的天气已经让我们俩都抹去了性别差异和人类特征，我也无所顾忌地穿个吊带睡衣在家里晃来晃去。为了挡住外面的烈日，每天下午一过两点，米盖尔就会关掉所有的窗户，拉下窗帘，因而家里黑得像个地洞——在此，劳您用脑子想一想：一个七十岁的从未结婚的老头，一个四十多岁未婚单身的我，同处一个暗室，那情景可能会非常暧昧，可既然天热得已经让我们失去了人类身份，我们都对对方的身体熟视无睹，米盖尔更在意的是热和温度计是每一微米的微妙上升而不是一具大面积暴露的女性身体，因而一旦我把窗户打开，他就会像要了命似的暴跳起来，然后将我的房间门紧紧关上，以免他工作室和客厅的凉气跑到我这里来私通和做客。

三年前，我在米盖尔家同样的这个房间，同样是夏天，安东尼奥给我发了他人生的第一条信息，某个傍晚还给我写了一条很长的很抒情的留言，说的是他正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泡着看书，而黄昏的蝙蝠在他头顶盘旋，那是夜晚监视他阅读的严厉将士；之后又给我发来一张葡萄牙海边的照片，问我是否喜欢，说也许有一天可以和他一起去葡萄牙的海边散步。

但直到我们两段关系结束了，他都没带我去过一次葡萄牙看海。

生活在假设中是多么美好，生活在期望中是多么让人有力量，尽管随后涌来的时间总会及时地对你一阵敲打。

安东尼奥给我的最后一条留言是他更希望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见面，因为那样对他更好，也许是夏天過去之后，天气不再那么热时——

我不知道他最后留言中的“见面”是同意我的“见最后一次面”还是像这两年来的相见还是普通朋友那样见面，这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发现真的没有意义再延续我们这种低质量的关系了。我被他一次次地贬值，都是因为他不想真正走近我，他将我最爱的哲学和随笔以及学院式写作称为“屎”（mierda），他几乎没读过我写的东西，尽管有译文，当然，我蹩脚的西班牙语无法与他深度沟通可能也是个问题——据他自己对我说，但我又觉得不是，因为我磕磕绊绊的西班牙语仍能让我都读懂和喜欢西班牙语版的乔治·斯坦纳的作品和奥尔特加的哲学书。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一直就没有对称过，是不对称的经历、年龄、文化、阶层才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因而这种不对称只能是短命的，真正永恒的事物总是建立在大面积或深刻的相似性的基础上的。他那个及物的世界始终轮廓清晰，一切可度量、比较、计算，他的世界精确，但小；而我的世界里事物们都充满幻影、重影，彼此交叉，以此方式百倍、千倍地自我扩大，在这样的世界里，哪怕一无所有我也非常富裕，因而我也不会真正地为此伤心，为与他分开而伤心。但是他可能不理解这一点。

在夏天开始，然后又在夏天结束。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肚子上有一大堆舌头，每一条舌头都不说其他的，只说我的名字。”

是的，现在我只说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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