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结构性问题及其消解方略

张亨明,黄锦程

(1.三亚学院 城市治理研究院,海南 三亚 572022;2.东南亚大学 国际商学院,泰国 曼谷 10160 )

粮食安全关系到民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命脉,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粮食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如果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1]在当时,这既指出了我国粮食产量连年提高的喜,也提出了对农业、对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忧。2022年11月12日,在“杂交水稻援外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半个世纪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吃饭问题,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2]中国利用杂交水稻技术既创造了粮食自给奇迹,也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仍严峻复杂,中国粮食供求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为结构性矛盾。为缓解资源环境约束、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和多样化的食物需求、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减少进口依赖,需要国家对外通过合理的进出口贸易方式用国际粮食降低国内粮食风险,对内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持续推动粮食生产、流通、市场、储备、产业、贸易等环节和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来促进粮食流通、平衡粮价,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口粮问题,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一、粮食结构的现状

2022年末,全国总人口约为14.12亿人(1)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长远来看,中国粮食处于一个产需“紧平衡”的状态,粮食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进口量居高不下、增产边际成本增加、库存设施水平不高、收储及加工方式不精细等问题[3]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伴随着中国粮食产业的发展而存在,加上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世界格局影响,增加了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

(一) 粮食生产的总体概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粮食产量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如表1所示。

表1 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及单位面积产量情况

表2 2022年我国粮食产量第一梯队省份

表3 我国粮食仓储构成及存放情况

表4 2022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及进口总金额变化情况

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分别为17.75亿亩,386.8公斤/亩,6 865.3亿公斤。2022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2021年增加0.1亿亩,增长0.6%;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2021年减少0.2公斤/亩,下降0.1%;全国粮食总产量比2021年增加37亿公斤,增长0.5%。

稻谷是我国的主要口粮,其产量多年来稳居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一位,但2012年,稻谷产量首次被玉米产量超过。玉米产量逐年攀升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蛋白质需求的提升,刺激了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使得玉米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从而其生产量也逐年攀升。

小麦产量缓慢提升。相对于稻谷和玉米,小麦的产量提升缓慢。虽然小麦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但其在我国粮食种植结构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受农业科学技术提高的影响,产量在缩减种植规模的基础上得到提升。

玉米产量一直在增长。国内玉米需求量巨大,饲料用途是最主要的需求领域,我国养殖业规模庞大,需要大量的玉米作为饲料。然而,国内玉米需求量迅速增长,需要进口来满足巨大的需求缺口。

我国大豆进口量远远超过国内产量。受到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的限制,国产大豆种植面积有限,因此大豆产量相对较低,无法满足国内需求。目前主要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进口大豆,以满足国内需求。

粮食品种多样化。我国的粮食品种日益丰富,除了主要的稻谷、小麦、玉米之外,其他粮食作物如高粱、大豆等的产量也有所提高。我国粮食结构在不断变化,主要粮食作物仍是稻谷、小麦和玉米,但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不断发展,以满足消费者对多样化粮食的需求。

(二)粮食产地结构

位于产粮第一梯队的省份有3个,年度粮食总产量均超过550亿公斤,为黑龙江、河南和山东。黑龙江是我国的第一产粮大省,年产粮食776.3亿公斤,由于一年一熟,单产全国仅排第23名。河南地处中原,纬度低,可实行二年三熟甚至一年两熟,单产全国排第9名。山东靠海,降水条件好,单产全国排第7名。

位于产粮第二梯队的省份有7个,粮食总产量在300～410亿公斤之间,分别为安徽、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四川和湖南。安徽、吉林两省粮食产量超400亿公斤,合理的种植结构使得吉林的单产达到479公斤/亩;内蒙古有大草原,可实现农业机械化种植,四川地处盆地,都江堰和天府平原种植面积广阔;江苏种植面积不大,但农业科技力量雄厚,单产高达461.5公斤/亩;湖南洞庭湖平原有利于种植粮食的肥沃土壤。

位于产粮第三梯队的省份有5个,分别为湖北、辽宁、江西、云南和新疆。产量超过200亿公斤的有湖北、辽宁、江西。辽宁的产量相比最低,但是单产达到了465公斤/亩,全国排第4名;云南、新疆的粮食产量2022年连续增长,分别为195.8亿公斤和181.4亿公斤,新疆的单产仅次于上海,排全国第2名。

位于产粮第四梯队的省份有7个,分别为山西、广西、陕西、广东、甘肃、贵州、重庆,粮食总产量均在100～150亿公斤。受行政面积、地形等因素影响,这些地区粮食总产量受限,单位产出不高,全国排名中下游。

位于产粮第五梯队的省份有9个,分别是浙江、福建、宁夏、天津、海南、西藏、青海、上海、北京,其粮食总产量均低于70亿公斤。上海和北京由于城市定位不同,浙江、福建受山、水、田交错的地形影响,农业基础薄弱。西藏、青海位于青藏高原,高海拔使得现有粮食品种种植受限,产量低。宁夏与海南的土地面积小,总产量无法与其他省份相比,加上海南地处热带适合种植经济作物,对粮食产量造成了影响。

(三)粮食储备结构

我国粮食储备分为国家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国家储备粮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监管,地方储备粮由于各市县的规模大小不一,因此大部分地区由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一协调管理。在政策执行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全国储备粮计划,中国储备粮总公司给各省分公司发布计划,然后由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对省级的储备粮计划进行发布和执行。在分工上,可大致归纳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筹发布计划,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进行粮食行业的具体执行,财政厅提供资金管理,农业发展银行进行评估以提供农业贷款[4]。

中央储备粮和政策性粮食都属于中央事权粮食,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农民种粮收入和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地方储备粮由省级储备、市级储备和县(含县级市、区)级储备组成,主要存储在地方国有粮食存储企业的储备库中。

2009—2018年我国粮食仓储行业总容量及有效容量呈上升趋势。2021年全国标准粮食仓房仓容达到6 800亿公斤,较“十二五”末增加1 200亿公斤,2022年全国标准粮食仓房仓容达到7 000亿公斤,我国粮食仓储容量呈上升趋势。

根据“十四五”规划中关于粮食仓储的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启动最大规模建仓工程,增强国有企业的仓储能力。中储粮集团2021—2023年计划增加储备仓容300亿公斤,占中储粮现有总仓容的三分之一,是“十三五”新增仓容和罐容73亿公斤的4.1倍。

除了国有企业对粮食储备的规划外,各地政府也积极响应“优质粮食工程”政策[5],各省份已制定各自的粮食仓储规划,预计“十四五”期间全国净增仓容约323.8亿公斤,绿色、低温等改造仓容约379.3亿公斤。

(四)粮食进口贸易结构

2023年1月海关总署发布的全年粮食进口数据显示,我国在2022年1—12月期间累计进口粮食1 468.7亿公斤,同比降低10.7%,进口金额同比增加10.5%。其中,大豆进口量910.8亿公斤,占据粮食进口总量的62%,进口量同比下降5.6%,进口金额同比上涨14.4%。

减量加价是2022年粮食进口贸易最突出的特征。大豆进口量占粮食进口总量的62%,与往年一样成为占比最大的粮食进口品种。

粮食进口贸易之所以有这种结果,原因有三。

一是国际粮价的上涨。多年来,我国玉米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和乌克兰,二者合计占我国玉米进口的90%以上。2021年玉米进口量达到280亿公斤左右,其中美国占比70%、乌克兰占比29%。2022年,受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我国从乌克兰进口玉米数量大幅下降。与2021年相比,进口玉米减少77.3亿公斤,同比减少27.3%,从主要粮食供应国进口的粮食数量大幅减少,导致进口玉米和小麦价格大涨,与2021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了24.8%和15.6%。全球粮价的波动更是直接带来了进口金额的水涨船高。

二是汇率的变动。2022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汇率为6.726 1。分季度来看,人民币与美元平均汇率在第一季度为6.350 4,同比提升2.11%;第二季度为6.614 4,贬值2.34%;第三季度为6.828 7,贬值5.24%;第四季度为7.087 9,贬值9.82%——跌幅逐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进口贸易的直接影响就是企业和组织会减少粮食的进口量和进口储备量。

三是国内推动饲料用粮的替代方案。国内养殖业力推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方案,已经取得初步成效。2021年,我国提出了猪鸡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方案明确提出日粮配制六要点。替代原料的营养特性,主要针对玉米替代原料、豆粕替代原料作了详细的营养价值替代参考,提出原料预处理、替代原料加工、日粮加工生产三步配套加工措施,详细介绍了猪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肉鸡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蛋鸡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的具体技术方案示例,为饲料加工企业提供了有效技术参考,推动了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方案的发展进程,减少了对粮食进口的需求。

二、粮食结构存在的问题

了解国内粮食的现状后,我们不难发现国内供给与消费不平衡、区域结构供给不平衡[6]、粮食供应链保障体系不足[7]、国际局势动荡导致粮食进口稳定性差[8]等问题。针对国内供给与消费不平衡的问题,本文对粮食产量和消费需求作对比;针对区域结构供给不平衡问题,对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作分析;针对粮食供应链保障体系问题,对粮食的生产、加工、运输、储存和销售以及法律法规进行详解;最后在国际局势动荡导致粮食进口稳定性差的问题中分析战争、国际制裁对国际粮价的影响。

(一)国内供给与消费不平衡

从粮食供给看,2022年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 865.3亿公斤,连续8年保持在6 500亿公斤以上。稻谷和小麦等口粮产量充足,但是优质强筋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产量紧张,供需关系处于“紧平衡”状态。与粮食生产相比,粮食消费缺少宏观布局,大多依赖于居民的饮食习惯和市场反馈[9]。未来人均口粮消费将保持稳定,饲料用量消费会有较快增长,工业用粮消费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稳步提升。整体来说,由于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粮食消费呈健康化、多样化趋势。这在本质上使居民对肉蛋奶、水产品及富硒、富锌、富钙等健康型粮食新品种的需求上升,造成品种供需失衡。从国情上看,我国是全球第一大生猪生产国及猪肉消费国。2022年,我国猪肉产量为554.1亿公斤,占全球猪肉产量(约为1 250亿公斤)的44.33%。虽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居民对高蛋白、低脂肪肉制品的需求增速较快,但猪肉依然是我国居民第一大肉类消费产品。庞大的生猪需求带动了养殖业发展,进而带动了国内饲料加工业的发展,新希望集团、海大集团等饲料企业发展迅速,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的需求大幅提升。2022年以来,随着农业技术不断发展创新,我国玉米、大豆等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玉米、大豆进口量有所下降,然而受到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影响,粮食进口金额大幅度上涨。2022年我国进口玉米206.2亿公斤,同比下降27.3%;进口金额为71.01亿美元,同比下降11.3%;玉米平均进口价格为0.34美元/公斤,较2021年的0.28美元/公斤增长22%。进口大豆910.8亿公斤,同比下降5.6%;进口金额为612.36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大豆平均进口均价为0.67美元/公斤,同比增长21.2%。预计2030年玉米产需缺口达250亿公斤,大豆产需缺口达200亿公斤。饲料用粮需求强劲,粮食品种供求失衡格局或将进一步加剧。

(二)区域结构供给不平衡

2022年,我国粮食有13个主产区、7个主销区和11个产销平衡区。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8%以上,其中北方七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粮食生产格局从明清时期的“湖广熟,天下足”到如今的“北粮南运”。2022年13个粮食主产区中,粮食净调出区减少到5个;11个产销平衡区中,有9个区粮食自给率从2003年的平均97%下降到现在的58%;7个主销区粮食平均自给率从本世纪初的61%快速下滑到目前的24%,粮食主产区增产压力越来越大,而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海南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仅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3%,粮食供给区域不平衡矛盾突出[10]。我国南方具有光热条件好、水资源充沛、土地类型和物种资源多样等优势,江浙地区是全国的粮仓,在宋元时期享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盛名,现在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南方省份大量耕地被占用。东北地区能成为当今重要的粮仓,与自身先天条件关系密切,粮食种植地面积广阔、黑土地土壤肥沃,是天然的种粮宝地。就黑龙江而言,一是土地条件居全国之首,总耕地面积和可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土壤有机质含量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带之一。二是国家政策扶持带动了东北地区粮食产出快速增长,使得东北地区变成今日的“北大仓”。东北粮补稳步推进,有利于玉米、大豆价格平稳,有助于保障种植农户收入,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的主要职能往往不在第一产业,因此对粮食储备和运输的依赖更大。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这5个经济发达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排名全国末5位,广东、福建等主销区粮食自给率不足30%。我国粮食主销区不仅面临着土地资源有限、粮食单产提高难度大、粮食增产空间有限等制约因素[11],还面临着人口不断增加、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粮食产需缺口逐年扩大的问题,加重了粮食供给的难度。

(三)粮食供应链保障体系不足

粮食供应链包括生产、加工、运输、储存和销售,生产量和各阶段损耗决定市场的供应量。2022年我国粮食全链条损失率达8%。生产和收获环节损失约占整体粮食损失的27%,加工和包装环节约占损失的9%,储存和运输环节约占损失的33%,消费环节约占损失的31%。粮食产量受粮食惠农政策[12]、农业技术、中央地方的上下联动机制以及土地和种子[13]的影响。从土地方面来看,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14亿亩,较上年末净增加约130万亩。全国耕地面积从2021年开始已经连续第二年止减回增,这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压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实行党政同责,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但是要注意的是,当前耕地形势依然很严峻,除了耕地面积外,我国的耕地地力也在下降,农药的过度使用[14]、不科学的种植方法导致耕地地力受损严重。从种子研发的角度看,我国种子研发能力逐年增强,市场占有率也稳步提升,但总体上和国外种业企业差距还很大,野外种质资源缺少有效保护。改革开放以来仅水稻品种就由1956年的1 366个减至目前的80个,种子企业的竞争力不足,我国种子研发受科研机构规模小、资金不足的影响多年未有突破,导致产能无法有效提高。在惠农政策上,种粮农民收益保障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还不完善[15]。农业种植相比于商业有着收入的局限性,如何优化惠农政策,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带动粮食企业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显得十分重要。总体来看,粮食供应链的完善当前还只在政策方面强调,法律都散落在不同的文件中,没有独立的立法,无法对整体起到关键作用。

(四)国际局势动荡,粮食进口稳定性差

早在1974年,美国农业部长Earl Butz就曾公开表示,“粮食是一种工具,它是美国外交谈判工具箱中的一种武器”。这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即粮食作为一种国际制裁手段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美国通过“粮食权力”,在国际上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比如对他国的政治介入、获得更优惠的石油价格等,因此国际粮食存在的风险需要我们警惕。当前我国粮食进口面临很多挑战: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冲击,全球粮食贸易不确定性增加;大豆依赖进口,进口地较为集中,从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进口的数量高达90%,存在“卡脖子”现象。自俄乌冲突以来,全球粮价始终位于高位水准。2022年中国进口粮食总金额为826.46亿美元,相比2021年粮食进口总金额的748.09亿美元增长10.5%。大豆进口金额为612.36亿美元,大豆进口金额占了进口总金额的74%。2022年我国全年粮食进口量为1 468.7亿公斤,相比2021年粮食进口总量的1 645.4亿公斤减少了10.7%,其中玉米进口量为206.2亿公斤、小麦进口量为98亿公斤、大麦进口量为53.8亿公斤、高粱进口量为101.4亿公斤、大豆进口量为910.8亿公斤,大豆进口量占了进口总量的62%。进口总金额的上涨主要来源于占据进口单品数量最大的大豆,2022年中国大豆进口均价为0.67美元/公斤,2021年中国大豆进口均价为0.55美元/公斤,同比增长21.2%。大豆、玉米等粮食价格的提高带来的是饲料成本的飞速上涨,新希望集团、海大集团等饲料龙头企业纷纷宣布涨价,一头生猪的养殖成本增加了500元,对养殖户造成不小影响。国际经贸的摩擦和冲突,冲击了我国粮食进口的稳定性。

三、我国粮食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针对粮食安全问题,笔者提出相关建议,即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优化区域供给,优化粮食供应链保障性措施,把握粮食进口主动权,减轻国际复杂局势影响。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强调政策发力,优化区域供给对物流和利益补偿机制作出要求;优化粮食供应链保障性措施,对种子、加工工艺、立法和执行规范、农业科技、储存损耗管理给出建议;把握粮食进口主动权,减轻国际复杂局势影响,要引导企业“走出去”,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将粮食经济与国际通货相挂钩,增强国家议价能力。

(一)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在粮食领域存在“人多地少水缺”的客观情况,农户数量多,户均农业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配置效率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农业科技差距不小,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单产量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3%、65%、54%和52%,科技研发不足导致粮食单产水平低,加上种粮收益低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因此,要从根源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首先,要在政策上发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牵头完善粮食安全制度,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中央储备粮考核机制,加大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粮食储备管理、优质粮食工程、粮食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其次,加强自然灾害的疏解和管理,提高天气预报、预警质量,将“看天吃饭”转变为“知天而作”,干旱时清淤、抽水、人工增雨、引水保灌溉,因地制宜、因气候制宜调整作物播种期,合理规划种植结构,增强农业生产系统的高效性和稳定性。再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16]。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质量与保护力度,加大粮食生产、流通、加工的产业链信息化建设,用技术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最后,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17],在政策层面对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优化,将土地落实到粮食生产中,提倡规模化、专业化、集中化生产。完善粮食经营制度,构建新型粮农合作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粮食生产能力[18]。加强农业技能培训,对其作等级评定,提高粮农技能专业性,提升劳动生产率。另外,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粮农保障制度,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农业金融的便利,促进粮食生产主体增收。

(二)优化区域供给

我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存在产销匹配不平衡的问题。过去湖广和江浙地区是全国的大粮仓,现在演变为北粮南运,粮食主产区的北移带来粮食供给结构的变化,纬度的提高对粮食、生产技术有了新的要求。北方的物流体系相对南方有差异,需要建立与当地适配的物流体系[19]。粮食主产区北移意味着南方粮食主销区的粮食储备需要扩大,以防止物流体系出现问题时不能及时满足地方粮食销售需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增加产粮大县奖励资金规模”,提出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作补偿。为落实深化补偿机制并对各地粮食企业和农民利益作出保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牵头建立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协调联动机制,提升上传下达执行效率,落实秋粮收购工作,平衡粮食市场价格,建设应急指挥调度平台,加强监测预警并对储备规模进行动态调整。一方面,要完善资金保障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同机制,提高粮食主产区及粮农生产积极性,保障粮食产出。国家层面,加大向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力度,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建立粮食专项财政补偿体系,各种奖补政策与粮食产量挂钩,对产粮大县及个人进行额外补贴。地方层面,引导粮食主销区主动参与粮食主产区建设,由“供需合作”变为“供应链合作”,构建多元化收入来源,根据产量合理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和粮农补贴,将粮食生产和种植收入纳入保险范围,综合保障农民种粮权益。另一方面,要完善粮食流通保障体系,建立国家铁路局与财政部的粮食营运垂直补贴制度,强化粮食主产区的仓储物流体系,大力发展散粮火车、铁路集装单元化运输;加大粮食运费补贴,根据运输距离的远近适当提高粮食运费补贴标准。

(三)优化粮食供应链保障性措施

粮食供应链保障性措施是对粮食生产、加工、运输、储存这四方面进行优化,包括完善种子配套研发措施,优化粮食加工过程中的工艺流程,减少损耗,深耕物流体系,对当地基础运输做好充分市场调研,优化运输方案及粮食储备机制,实现降本增效,强化市场供应。立法作为根本性保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加快对《粮食法》的修订。2021—2022年我国实施了《乡村振兴促进法》《反食品浪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强调了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种子产业化、现代化进程等问题,从供给端和消费端提供了立法保障,但要保证实施成效,各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联合农业农村厅(局)加快确立本地区相关执行规范,落实执行能效。在生产环节应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完善农业科技基础研究保障机制,提高农机装备自主研发能力,特别是高端智能和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的研发制造,加大“智慧农业”投入和实施力度。在加工流通环节,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着力健全完善粮食质量监测体系,支持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引导绿色优质粮油产品消费,促进优粮优产、优购、优储、优加、优销“五优联动”。在粮食储备环节,加强粮食出入库和储存过程中的损耗管理,探索科学储粮方法,规范全流程管理,推进粮食节约减损。把好入库关,加强收购现场的清理,严格控制入库粮食质量,重点把握好水分杂质,减少水分杂质含量。把好检验关,对出入库检验和计量设备仪器及时检定或校准,减少检测误差。把好存储关,存储期间采取合理适当的通风措施,推广绿色储粮措施,减少通风造成的水分损耗。加强质量档案管理,保存好相关检验计量资料,准确分析粮食损耗原因。建立长效机制,制定粮食企业损耗管理规定,增强仓储管理人员责任心,加强对损耗的监督管理。

(四)把握粮食进口主动权,减轻国际复杂局势影响

国际粮食安全的问题大致分为三个,一是“粮食民族主义”。新冠疫情导致粮食生产和运输受到阻碍,部分国家和地区只关注本国粮食问题,将粮食价值链封闭在本国,这导致农产品国际贸易失衡,加重缺粮国家的危机。二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粮食产量和产地发生变化。根据相关统计,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小麦产量下降6%,水稻产量下降3.2%,玉米产量下降7.4%,大豆产量下降3.1%,但是对于气候严寒的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而言,全球变暖使得原先的冻土变为可用耕地。全球粮食产量下降和主产地变化会影响我国粮食进口结构。三是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问题。乌克兰和美国都是我国粮食进口的主要国家。俄乌战争后,美国粮食制裁和乌克兰战乱导致全球粮食供应不足,因战争的不确定性,粮价上涨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善。对此,为保障粮食进口的稳定性和主动权,我们要避免单一进口来源,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建立政企信息共享渠道,通过发布全国粮食宏观调控、进出口总量计划指引中粮、中储粮等集团进行外贸计划调整。一方面,在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找到自身定位。重视大中型粮食企业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作用,积极引导企业“走出去”,打造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粮食企业,刀口向内对企业内部进行改革,形成高效、精准、安全、绿色的优质粮食供应链,为国际贸易、粮食物流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实施粮食进口多元化战略,逐步构建多元进口格局。通过中长期粮食合作协议等方式加强和国际组织及友好国家的合作,解决进口来源地相对单一、容易被出口地政策和粮食产量影响的问题。四是将粮食经济与国际通货相挂钩。俄罗斯通过将卢布与天然气绑定减轻了经济制裁对货币的影响。在粮食问题上,我国可以参考将粮食经济与稀土等能源相挂钩,确保粮食在国际进口贸易中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