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幽人到闲人
——苏东坡突围的一个理解视角

⊙李国栋［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成都 611730］

⊙马良容［中共成都市郫都区委党校，成都 611730］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创作了一大批诗文，其中就有被后世公认的代表作“两赋一词”。不少人将这之后的苏轼解读为完成了人生突围，最终走向了旷达和乐观，也将其奉为后世文人的典范。这些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影响，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也不乏高度赞扬：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

这种铺排明显的抒情语言，无非是告诉读者，苏东坡在黄州走向了人生成熟，这种成熟不只是对世事的态度，也是他人生观的成熟或者思想的成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苏轼的人生突围并不是一夜之间一蹴而就的突变，黄州是苏轼不断进行自我突围的一个触点，是一个标志，但不是全部。苏轼在黄州四年，有过苦闷，有过郁愤，有过徘徊和挣扎，然后是平静、开解、释然，最后才达到通透。我们在“两赋一词”中清楚地看出苏轼人生观在实现最终融通中的摇摆、矛盾、纠结。《赤壁赋》一文似乎在结尾达成了现实与理想的和解，但《后赤壁赋》结尾却用道士化鹤来隐隐流露人生的虚幻与怅惘。从同一年写下的两篇作品中，看得出苏轼心中情绪的反复，而《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一尊还酹江月”鲜明地表现出苏轼既有对建功立业的期盼和年华老大的无奈，最终也有“人生如梦”的哀伤。看得出来，苏轼在《赤壁赋》中的超脱豁达并不是他此后一成不变的静态思想表现，起码黄州时期的苏轼也是经历了一段痛苦而艰难的选择的过程。

有人将其理解为儒与释道的碰撞，便苏轼最终完成了三者的融通，达成了平衡，实现了自我超越，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旷达的典范。不可否认，苏轼黄州之后的诗词绝大多数流露出“开解释然”。《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惠州一绝·食荔枝》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俯拾皆是淡泊释然、豪迈雄放、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我们发现，被贬黄州后的苏轼在诗文中有很多有意思的自称，比如《赤壁赋》中的“苏子”，开垦东坡修筑雪堂，自此自谓“东坡居士”。当然，苏轼更多的自我称谓是“老夫”（“老夫聊发少年狂”）、闲人（“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幽人（“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野人（“市人行尽野人行”）。这些自我称谓恰好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并认识苏轼人生突围的一个视角。

一、幽人——贬谪幽居的孤独抑郁

黄州期间，“幽人”形象多次出现在苏轼诗词中：“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度吴王岘”（《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定惠院月夜偶出》），“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定惠院寓居作》）。

“幽人”据《易·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原指幽囚之人，引申为冤屈之人，或幽居之人，或孤寂之人，后来多指隐士。苏轼多次自称“幽人”，其中必然包含复杂的情感：一是戴罪贬谪的身份认同，作者以罪人身份被贬黄州，以之自指，“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答李端叔书》）；二是幽居独处的自我宽慰，苏轼把在黄州与世隔绝的生活等同于隐逸，把自己认同为隐士，他说：“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送沈逵赴广南》），为此，纪晓岚评：“屡以‘幽人’自称，其实假借，此何不直曰‘行人’？”（《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五十卷·卷二十》）

我们来看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中“孤”“独”“寂寞”“恨”等语词都指向了苏轼贬谪黄州时低落的情绪、孤独的情感、苦闷的精神。俞文豹《吹剑录》评析：

“缺月挂疏桐”，明小不见察也；“漏断人初静”，群谤稍息也；“时见幽人独往来”，进退无处也；“缥缈孤鸿影”，悄然孤立也；“惊起却回头”，犹恐谗慝也；“有恨无人省”，谁其知我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苟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宁甘冷淡也。

清代黄苏《蓼园词选》则评：“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初从人说起言如‘孤鸿’之冷落，第二阕专就鸿说，语语双关。格奇而语隽，斯为超诣神品。”

二、闲人——随遇而安的自嘲自解

苏轼诗文中有两处自称“闲人”，一是散文《记承天寺夜游》，一是词作《行香子·述怀》。先看词作《行香子·述怀》的内容：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这首词写作者月夜把酒抒怀，有对名利的弃置，有对人生苦短的慨叹，也有对自由快乐生活的认同，最后则抒发退隐出世之意。词中的“闲人”虽是隐士，但也是闲雅之人，有酒消愁，有琴寄意，坐看云起，纵情山水。这个“闲人”是摆脱了名缰利锁的自由身，这个“闲人”是追求天真快乐生活的野游人。

另一处“闲人”出自《记承天寺夜游》。该文出自《东坡志林》。该书汇集苏轼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的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所收文章多类似于日记随笔。《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记承天寺夜游》虽短小，但发自真情，信笔写来，行云流水，结构完整，可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作者见月生发快乐兴致，但又惜于无人共赏，于是深夜寻友，与友同赏清幽月色美景，文末抒发心境之叹。

文末“闲人”一词，一语双关。作者与张怀民都是清闲之人（贬谪为闲官），“无案牍之劳形”，能见月色如水，能悟人生真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与《赤壁赋》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一样，“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当尽情享受（“吾与子之所共适”），此可谓“闲雅”。而作者与张怀民均为贬谪之人，流落黄州，仕途无望，壮志难酬，“闲人”已成无事可做的多余人，这里边又有无尽的自伤自嘲。清代汪琬有诗 《月下演东坡语》两首，颇有意味。

其一

自入秋来景物新，拖筇放脚任天真。

江山风月无常主，但是闲人即主人。

其二

隐隐清规吐远山，酒枪茗碗颇相关。

人间何处无风月，欠个闲人似我闲。

汪琬显然沉淀了自己的遭际和心境，从而引发人生感慨“江山风月无常主，但是闲人即主人”——心闲方能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若心为俗务牵累，是不可能欣赏到大自然美色的。只是，汪琬心中的“闲人”无非是空闲之人，除了借此而生“闲适”“闲雅”，却也并不真正懂得苏轼笔下的“闲人”还有“壮志成空”的隐隐痛楚。

三、从幽人到闲人——借助道家力量的自我突围

在苏轼诗文集中，“ 闲”字大量出现。据研究者统计，“闲”字在苏轼集中共出现四百多次，尤其是在诗中出现次数达一百八十多次。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在苏轼的笔下，既有“闲人”“闲官”，又有“闲趣”“闲愁”“ 闲放”；既有“归闲”“优闲”“病闲”“身闲”“心闲”“长闲”“ 暂闲”“ 自闲”，又有“闲居”“闲谈”“闲看”“闲燕”“闲游”“闲试”“闲临”“闲作”“闲咏”，这构成了以“闲”为核心的语义系统。沈广斌先生认为，黄州时期的苏轼正是借助“闲”初步实现了对政治的消解和对现实生存的超越，形成了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和自由人格。苏轼被贬惠州、儋州后，对“闲”的追求也由自发升华到了自觉的阶段。“我适物自闲”“吾生如寄耳，岭海如闲游”。由“ 闲”生趣，苏轼通过体味“闲”的真谛，实现了人生艺术化的蜕变。①

清代文学家张潮曾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苏轼在大量诗文中写到自己的“闲情”“闲趣”。在《书临皋风月》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中说：“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在《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中说：“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此外，还有“自知乐事年年减,难得高人日日闲 ”（《病中独游净慈》）,“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乘闲携画卷,习静对香炉 ”（《雨中邀李范庵过天竺寺作》）,“万事会须咨伯始,白头容我占清闲 ”（《次韵胡完夫》）,“朝随白云去,暮与栖鸦还 ”（《祈雪雾猪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一炷烟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和黄鲁直烧香二首》）。这些诗文处处表现出苏轼恬淡悠闲的心境,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闲居坐卧、游山玩水、参禅悟道,还是饮食穿着、读书作画、养花种竹,都能生出闲趣，生出雅意，触发艺术与哲思的灵感。

苏轼从刚到黄州的幽人最终蜕变为一个“闲人”，而这个闲人，由闲余闲暇衍生出闲思闲趣，先是空闲，再是闲适，然后是闲雅，由一个无事可做的闲官到寄情山水的闲雅之人，苏轼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也完成了文学艺术生涯的升华。

不得不说的是，“闲”还是道家思想系统的一个符码，如《庄子·知北游》“今日晏闲，敢问至道”，《天地》“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寓言》“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等等。庄子以此来指称人由“身闲”而及“心闲”的精神性活动，如《天道》有“以此退居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知北》有“尝相与无为乎，淡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刻意》有“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

从幽人到闲人的蜕变，苏轼显然是借助了道家思想的力量。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这样介绍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又说：“先君晩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可见，儒道两家思想在苏轼的精神世界不光已经共存，并且融会，尤其是道家思想，在苏轼贬谪的人生经历中逐渐占据主流，给予苏轼启迪，也促进了苏轼走向人生超越。

《宋史》本传评价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认为，苏轼的精神世界有两个系统：入世和出世，他说：“苏东坡仕途历经艰辛，屡遭迫害，但终不改其乐观的本性。他比其他诗人更多了一份随性及幽默感，他的人格精神所体现出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令人心生敬意。”至此可见，苏东坡完成人生突围并最终走向成熟是自身对于儒道思想做出的伟大选择，其价值在于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人生融通的标杆。

① 沈广斌：《“性命自得”与苏轼之“闲”》，《兰州学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