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观万象
——春秋战国铜镜赏析

何顺杰，李瑞雪（中国文字博物馆，北京 455000）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了诸多变化和发展，王室礼器急速衰落，青铜铸造逐步向日常实用器具发展，技术日臻成熟，铸镜、铸钱、铸剑等行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春秋战国铜镜铸造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铜镜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

春秋时期的铜镜经由考古发现的并不多，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1650号墓葬中出土有两面铜镜，出土时摆放于人骨架胸部。该墓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上村岭出土的春秋早期鸟兽纹镜开中国铜镜动物纹饰之先河，因而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

春秋早期鹿凤虎纹镜（图1），圆形，平板无外缘。直径6.7厘米，双弦线圆条形钮。整个镜面自然分为四区。钮上、下对称绘有两只老虎，肥臀健胸，尖牙利齿，长尾利爪，虎视眈眈。另两区中一区为一展翅飞翔的神鸟，另一区为一奔逐之神鹿。

图1 春秋早期鹿凤虎纹镜

春秋早期鹿凤虎纹镜科学发掘出土于河南三门峡虢国春秋早期贵族墓地，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有动物纹饰的早期铜镜，有相当高的学术参照价值，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大名誉品。

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发展进入第一次高潮期，铜镜一改西周时素面无纹饰的状况，贝纹和绳纹成为主要装饰，同时地纹开始出现。这一时期铜镜设计精巧，图饰美观，镜体厚薄适中，制作精巧，直径大多在10厘米，并且借鉴了同时期青铜器纹饰。历代铜镜都能在这里找出遗传因子，战国铜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从各方面都奠定了中国铜镜辉煌发展的基础。

春秋晚期桃叶贝纹镜（图2），圆板形，直径17厘米，厚0.28厘米，泥条桥形钮，圆钮座。钮座外绘制八枚贝纹，贝纹外是八枚硕大桃叶纹，桃叶纹内布满粟状圆珠纹，这是春秋晚期铜镜（器）上常用的纹饰，寓意深奥莫测。最外区为平缘，平缘内为一周双束绳纹带。此镜尺寸大，红斑绿锈，品相极佳，应为该时期铜镜的翘楚之作，为黄河流域洛阳、三晋地区镜。

图2 春秋晚期桃叶贝纹镜

战国时期的铜镜虽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并非一般人能使用之物，但和商周、春秋时期相比，数量明显增多，说明使用铜镜的阶层逐渐扩大。铜镜的铜锡配比合理，制作工艺趋于完善，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洛阳在战国时期属于东周的京畿之地，是重要的铜镜制作中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镶琉璃铜镜（图3），震惊了世界。此时的铜镜平直，镜体薄，厚度大都在0.1～0.3厘米。纹饰制作工艺为二重叠、三重叠平台浅浮雕，精致细密，一丝不苟。地纹作为基础纹饰开始大量使用，用来突出、反衬其上的浅雕龙、凤等动物主纹饰。地纹和主纹饰的配合使用（俗称二层花），是战国铜镜纹饰显著的时代特点。尤其这一时期的特种工艺镜，无论是镶嵌琉璃珠宝，还是错金镶银，制作工艺之精细、繁绣，用料之奢侈、华贵，纹饰之精美，构图之巧妙，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河南出土的战国铜镜精美绝伦，盖世无双。其工艺水平之精湛，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一时期主要流行山字纹镜、龙凤纹镜、纯地纹镜、连弧纹镜、蟠螭纹镜。

图3 战国镶嵌美玉琉璃镜

战国镶嵌美玉琉璃镜（图3），圆形，直径12.2厘米，铜质平板状。钮座位置镶嵌一白蓝相间的纽扣状琉璃，琉璃上点缀了六颗白蓝相间的“蜻蜓眼”，外缘镶嵌了一周凸形素玉环。在外缘镶嵌了一个完整的蓝地琉璃环。琉璃环由30颗单睛状和梅花状的“蜻蜓眼”组成。在外圈又镶嵌了一周白玉黄沁绳索纹玉环。中国的玻璃制品最早出现在西周，古玻璃有“陆离”“壁流离”等各种称谓，“琉璃”是比较普遍的称谓。1955年，洛阳中州路、北瑶等地就出现过西周时期的琉璃管、珠。中国古代玻璃艺术是一个独立发展的艺术体系，是铅-钡玻璃系统，完全有别于西方的钙-钠玻璃体系。其密度大，颜色深，不透明，但色泽艳丽，适合做各种工艺品和佩饰，主要镶嵌于青铜酒器、带钩上。

战国镶嵌美玉琉璃镜把美玉和大块的琉璃镶嵌在同一枚铜镜上，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和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令人赏心悦目，是美艳绝伦的惊世极品，显示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镜工艺技术。此镜于1930年洛阳金村大墓出土，后流失国外，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战国镶嵌金银狩猎纹镜（图4），圆形，直径17.6厘米，豆状钮，双层素弦纹钮座，弦纹间空白地张均镏金。主纹饰区以三组镏金龙纹为间隔，分为三区，龙体呈双“8”字缠绕纠曲，有左、右后肢，无头和前肢。三区图案全为镶嵌金银工艺，但纹样完全不同。

图4 战国镶嵌金银狩猎纹镜

一区为一只振翅凌空翱翔的飞凤，两翅舒展，丹凤眼，尖嘴勾喙，颈后有“C ”形翎羽，极有神韵。另一区为二龙争斗图。二龙皆盘身缩体呈团状，身硕体健，四肢粗壮有力。左龙张大口，尖牙利齿，有双短角，怒目狰狞。右龙呈兽状，头、眼、耳似牛，口似鳄，尾似帚，作扭身逃脱态势。第三区最精彩，为骑马武士搏虎图。一武士头戴护盔，身着甲胄，手执短剑，骑一骏马，手执缰绳，马前匍匐一虎，尖牙利齿，张口嘶鸣，作挣扎逃逸状。三区图案，不管是金凤、恶龙、降虎、武士，身上皆用金银丝先勾出边廓，然后在身上满嵌金珠银粟，相映生辉，工艺极精湛，神秘、诡谲而瑰丽的构图令人叹为观止。战国镶嵌金银工艺主要用于青铜礼器的制作上，均为帝王公侯所用之器，将其成功地用于青铜镜上，真乃绝代精品。此镜于1930年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现藏于日本永清文库。

战国镶嵌琉璃珠六山镜（图5），圆形，直径14.5厘米，厚0.2厘米，三弦钮。钮外为一周素宽弦纹，匀称布局六枚琉璃珠，白底绿芯，呈梅花纹，俗称“蜻蜓眼”，主纹饰区为羽状地纹，地纹之上分置六枚山字纹，山字纹一竖通达镜缘，两侧各镶嵌两枚琉璃珠。这样，整个镜面就镶有18枚琉璃珠。

图5 战国镶嵌琉璃珠六山镜

山字镜为战国中晚期广为流行的镜种，以四山最多，三山，六山最少。纯铸铜工艺的六山镜早已身价不菲，而镶嵌琉璃珠的六山镜工艺复杂，档次极高，是战国特殊工艺镜的代表作，说明此镜的使用者是战国时期一个有一定地位的公侯级人物。此镜为仅见品，科学考古中得于洛阳西工区战国墓，极为珍罕。

金石学家罗振玉在《古镜图录·序》中指出，铜镜“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莫镜若也”。铜镜上的铭文是铜镜文化的一个重要艺术组成部分和文献要素。铜镜上的铭文出现在什么时期，一直以来，是考古学术界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有学者曾提出铜镜上的铭文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

中原坑口的一对战国镜，镜体硕大，纹饰为四大扁叶纹，钮座区各有“此曰昌方华长名”八字铭（图6），字体颇有金石气韵。与其纹饰基本类同的镜子出土于扬州的战国墓，说明将此对铜镜定为战国镜是有依据的。“此曰昌方”是古人对这对铜镜的命名，也是现今所知古人最早对镜子的称谓。经仔细观察，这两面镜子不但有明显的拼兑合范的范痕，连范痕细节也基本雷同，说明这是一对非常难得的拼范同模镜，也是现今发现最早、尺寸最大的有铭同模镜。这又为研究战国铜镜的铸造技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图6 战国扁叶形花纹（昌方纹）镜 A、B

战国扁叶形花纹（昌方纹）镜A、B，圆形，直径21厘米，厚（缘高）0.6厘米，A镜重648克，B镜重620克。三弦钮，无钮座。弦钮外素地张上，有阳文金石韵味极浓的铭文八个，铭为环置，无起始点：“此曰昌方华长名”，八字铭文清晰可辨。铭文外为一周素凹面弦纹带，地张为折叠菱形纹，内绘有涡纹和云雷纹。

主纹饰区为素宽凹面带形成的四大扁叶纹。扁叶纹外为一圈绳纹一周细弦纹。外为素卷边缘。扬州地区战国墓出土有与此主纹饰完全类同、仅附加有龙凤纹的战国镜，可知此对镜是战国时期镜。

因其铭文为绕钮环置，且无起始点，专家始终没有统一的释读标准，尤其其中有一清晰之“”字，至今尚未有人能确识，更增加了破译难度。此镜有着深邃的文化内涵，其发现不但为中国古代铜镜最早有铭文的年代是战国还是秦汉的学术之争画上了句号，而且为战国晚期、秦汉铜镜柿蒂形纹饰的破译，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镜观万象，铜镜正面照出的是人的面容，背面镌刻的则是文化的相貌。春秋战国铜镜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蕴含着当时的审美追求和文化。不同铜镜的纹饰和形制，就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直观表达，透过那些精美的铜镜背后的故事，将曾经的奇妙思维世界豁然展现在今人眼前，我们从中可以窥探春秋战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特征、审美理念等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