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鲁王府用乐礼制研究

韩敏敏（山东博物馆，山东 济南 250000）

根据《明史》，朱元璋“大兴礼乐，复三代之旧”的主张可以认识到，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后主张全面恢复礼乐文化，以期消除宋元时期的蒙元习俗。也正是明朝开国皇帝的这一思想，使得明朝的用乐礼制文化被重新考量和设置，并制定出了《明集礼》一书，为明朝的用乐礼制文化提供了指导[1]。明朝鲁王府礼乐制度文化的传承，对于山东兖州地区的艺术文化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已有古籍中关于鲁王府礼乐制度文化的记载和研究凤毛麟角，即使有提及一二，也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深入的阐述。本文在研究明朝鲁王府用乐礼制文化的过程中，主要是基于《山东通史·明朝卷》以及《兖州府志》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归纳，同时结合出土文物、田野考察、考古记录等多种资料记录，在互阐互证的过程中辨析明朝鲁王府用乐礼制，希望能够为我们更好地研究明朝王府用乐礼制文化和兖州区域的礼俗文化等提供指导和借鉴。

一、明朝鲁王府用乐礼制仪式研究

明朝朱元璋在登基之后，于洪武三年对诸子分封藩王，按照其宗室的划分，第十子朱檀出生两个月即被封为鲁王。《明史》记载，朱檀“谦恭下士，博学多识，好文礼士，善诗歌”。其被封为亲王，有着显贵的身份，也正是这一身份使其在就藩之后所享受的国家制度有着特殊性，而王府用乐礼制便是这特殊之处。鲁王所在封地为山东兖州，国安民富，明洪武十八年朱檀就藩，从此兖州升州为府，下辖4州、23县、27城，开启了鲁王府200多年的发展历史[2]。虽然鲁王府的用乐礼制是按照宫廷规定施行的，但是也受到了兖州地方礼乐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明朝鲁王府的用乐礼制文化更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

（一）鲁王府礼乐分类和等级

根据明太祖时期编著的《明集礼》，明朝各王府在用乐礼制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按照不同的王府等级又分为亲王和郡王两种用乐种类。相比于郡王，亲王王府的用乐规格更高，相应的乐队规模也更大，能够采纳的用乐类型也更丰富[3]。

（1）在雅俗用乐礼制方面，通常亲王府在用乐的过程中有雅俗用乐的资格，而郡王则没有。亲王府在迎接诏敕恩赐等重要场合时，可自行提供雅俗用乐，而郡王只能向周边的地方官府借调乐户，临时满足礼制仪式中的俗乐应用要求。

（2）在用乐承载人员方面，亲王府有宫廷拨给的专门乐工，如果遇到迎接诏敕恩赐等重大事项时，则有相应的乐工可供使用。相比于亲王府，郡王府往往需要通过临时调拨的方式获得吹鼓手，在重大仪式结束之后仍然需要归还至原州县。

古之帝王在治天下的过程中必定以礼制辨贵贱，而明朝王府与郡王府在用乐方面的区分和等级差别，正是明朝礼制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山东鲁王府作为亲王府，在礼制方面相比于其他郡王府则体现了显著差别，表明在明朝王府礼乐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影响。

（二）明代王府用乐管理机构

明代王府用乐礼制在发展的过程中，其相应的用乐管理机构承袭了前朝的模式。这主要源于明朝宫廷在用乐管理的过程中承袭了已有的模式，仍然和元代相同，即由太常寺神乐观管理雅乐和乐舞生，并在管理的过程中与教坊司协作。而明朝各分封王府在用乐礼制发展时在用乐管理方面也承袭了宫廷的这一模式。在洪武九年为了进一步完善王府的用乐管理，按照宫廷规制为鲁王府“奉祠所设典乐一人，正九品”，典乐主要是针对王府的乐舞生进行管理[4]。在明朝典乐属于九品官员，隶属于奉祠所。在王府用乐管理的过程中还有乐户，乐户主要是将民间用乐礼制和王府进行连接，在传承宫廷用乐礼制的过程中促进民俗礼乐发展。然而乐户的身份地位较低，因此在相关典籍中少有记载。

（三）明代鲁王府用乐承载人员

按照明朝洪武年间的规制要求，亲王府用乐承载人员包括舞生120人、礼生11人、乐工27人。此类人员的来源为当地布政司。鲁王府的上述人员就是由山东布政司府州县依照规制进行佥送应用的。

在用乐承载人员中，王府乐舞生主要来自公卿子弟和良民，在其整体结构和身份方面一是道士，二是儒生。但是结合整个明朝历史进行分析，在洪武年间所用乐舞生多为儒生兼有道士身份者，或者来自儒生学员[5]。除了王府乐舞生还包括王府乐工。《明集礼》记载，山东鲁王府的乐工都是由地方官府选送，而且在鲁王府的整个200多年历史中，所有的王府乐工都采取了“各王境内授予”的原则。这在明太宗朱棣的敕令中也能够得到考证，“昔太祖高皇帝封建诸王，其仪制服用俱有定著。乐工二十七户原就各王境内拨赐，便于供应”。相比于乐舞生，乐工的地位更低，在当时的背景下，被国家划为贱民。只要家庭中一人为乐工，全家就会被归为“乐籍”，其后世子孙也就不得再参与科举、入仕，家族世代会受到压迫和歧视。除了身份地位低贱以外，因身份地位的影响导致其在衣着方面相比于其他平民，也有着不同的待遇，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乐工相比于平民，权益更低。同时与乐舞生相比，王府乐工的任务更加繁重，要保持王府的礼俗用乐，包括王府的各种礼制仪式用乐及其他娱乐场所的用乐。

二、明代鲁王府用乐礼制文化的历史影响分析

（一）承袭了宫廷礼制

明代鲁王府在用乐礼制发展的过程中与宫廷礼制具有一致性，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在一致性方面，根据洪武年间的用乐礼制规定，各王府的用乐礼制要达到宫廷礼制的规范。这是明朝君王中央集权制的重要体现，在集权制度下，各王府在用乐礼制、陈设机构、用乐内容等方面都需要严格遵循宫廷的典章制度。一方面，王府的音乐来自宫廷所赐，在发展的过程中承袭了宫廷用乐礼制的相关文化和基本模式。另一方面，从事用乐礼制的王府乐舞生虽然由鲁王府所在地区的兖州府进行选拔，但是在选拔要求方面与宫廷制度相同，同时在选拔之后同样是由宫廷的礼乐师进行调教，而这种调教就使得王府的用乐礼制在传承与发展时承袭了宫廷礼制。

当然除了上述的一致性之外，鲁王府用乐与宫廷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方面是在用乐管理机构方面，宫廷负责乐工管理的是太常寺和教坊司，而王府则为音乐院。在管理对象方面，其乐户相比于乐舞生，在身份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俗乐用乐方面，明洪武时期的王府俗乐用乐都来自宫廷的赐乐，但从事俗乐的人员则来自地方官府选派，这类人员大多服务于民间，因此擅长民间的娱人俗乐和各种音声。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府俗乐方面逐渐融入了更多的地方娱人俗乐，这也为王府用乐带来了创新。如《兖州府志》所记载的《登兖州西城一首》《夏日过玄洞来鹤亭纳凉一首》就是当时鲁藩宗室在沉闷时为舒缓自己心情而用天风海涛琴（图1）所创作的音乐。

图1 唐 鲁荒王墓出土天风海涛琴 山东博物馆藏

天风海涛琴出土于鲁荒王墓，现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为唐代制琴大师雷威亲手打造。这把琴为仲尼式，身长121厘米，琴头高7.9厘米，琴额宽19.5厘米，琴尾宽13厘米。琴面用桐木斫成，底为梓木，琴身通体黑漆，十三徽由金片镶嵌而成，琴底二雁足为玉雕仰莲形（图2）；琴面布满蛇跗断纹，琴底篆刻“天风海涛”四字，琴腹有长条形龙池和凤沼两共鸣槽。龙池内有墨书两行：“圣宋隆兴甲申重修，大唐雷威亲斫。”

图2 天风海涛琴背面

这两行墨书可以完整地证明大师雷威亲手制造的这把天风海涛琴流传至南宋宋孝宗时期重修过。这把琴因为雷威亲斫的原因，一直被当作珍品收藏在皇室之中，在宋亡后又被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女祥哥剌吉所收藏。祥哥剌吉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喜爱汉人的琴棋书画，她在嫁给元朝的鲁王琱阿不剌之后，一直在鲁国生活，天风海涛琴始终伴随她左右。等到朱元璋称帝，该琴就流传到了明鲁王朱檀的手上，并随其葬入地下。

（二）传承礼乐文化

通过对明朝鲁王府的用乐礼制分析，笔者发现明朝鲁王府在传承宫廷用乐礼制的过程中与兖州民间礼俗产生了有效接洽，在促进用乐礼制文化发展，尤其是对于兖州地区的用乐礼制形成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当然王府在几百年的历史传承中，不仅对用乐礼制文化方面产生过影响，其王府建制以及承袭宫廷文化方面的内容也对地方的礼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由于从事王府礼制文化的人员来自地方官员选拔，地方的艺术文化融入王府的礼制文化中，使得王府礼制文化在发展时，从宫廷文化和地方文化中取其优而用，这既是对文明的传承，也是促进文明发展的一个过程。

三、结语

明朝的宫廷礼乐文化随着各处王府的建立，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延伸和发展。本文结合明代鲁王府的用乐礼制进行总结，分析了鲁王府用乐礼制的特点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探寻和认知明代乃至明以后的礼乐文化，对于促进礼制文化传承与发扬意义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