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1978—1984）香港文艺期刊中的内地与港台文学互动※
——以《开卷》《海洋文艺》《八方》为考察对象

陈庆妃

内容提要：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冷战融冰，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内地进入新时期，文艺界逐渐复苏，台港以及海外华人文化圈也相应发生重要变化，香港文艺期刊成为见证这一历史过程中华人世界互动、华人心灵驿动的重要文本与文化中介。本文以《开卷》《海洋文艺》《八方》作为研究对象，返归历史场域，辨析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香港文艺期刊对内地新时期文学创作、文艺思潮的转介与回应方式，一方面反思所谓香港文学“建构论”，另一方面也重审海外华文文学史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若干盲点。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表述中，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文学被指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被批评家赋予“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文学回归”等内涵。①参见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于香港文艺界来说，“新时期”则带有自身的问题意识。香港文学的新时期一方面大致可以对应内地“新时期”，但在具体的时间点和重要事件上又有所不同。内地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事件是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②有关新时期文学起点有不同的认定，可参阅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此处采用通行的看法，以周扬在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所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作为起点。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香港文艺界代表是罗孚（罗承勋）。罗孚曾被戏称为香港的“文化教父”，其时身份为香港《大公报》属下《新晚报》的总编辑。新中国成立，罗孚作为当时香港《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在香港，受廖承志领导，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香港文学新时期最重要的起点事件应当是1978年港澳办的成立。而将1984年作为香港文学新时期的下限则是由于这一年对香港文学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此后至1997年，香港文学进入回归过渡期。以1978—1984作为香港文学的新时期有其特定的历史认识意义。1970年代末期，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香港未来归属也还未被提上议程，海峡两岸对峙的情势下，大陆文学在台湾尚属禁区，如何在内地与港台文学交流中凸显香港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中介-中心”的特殊性，香港文艺界在“新时期”如何有所作为，通过这一时期的香港文艺期刊可以管窥一二。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作为中央港澳小组的办事机构，第一任主任是廖承志。廖承志甫一上任就邀请一批香港文化界、出版界代表访问内地①根据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九日电：《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香港出版界参观团》：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今天下午会见并宴请了以蓝真为团长、方志勇为副团长的香港出版界参观团。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罗俊，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副局长许力以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一九七八年访京团团长为蓝真，由香港三联书店的蓝真和黄仕芬带队，北京三联书店派范用和董秀玉到深圳会合。团员梁披云、锦波、黄仕芬、杜渐、古苍梧、何达、徐友梅、刘文良、潘耀明，方志勇、梁鉴天、刘文良、陈琪、温辉、翟暖晖、罗志雄、陈国华、高剑波、吴羊璧等。参加座谈的国内作家则有夏衍、卞之琳、邵燕祥、袁鹰等。参见杜渐《长相忆：师友回眸》，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82、89页。，内地与港台（海外）文化圈交流进入新的一章。而后中美建交，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结束军事对峙、两岸“三通”、扩大交流等主张。这一历史性文件的发表对台港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登陆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由此发轫。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本并未获得授权的《台湾小说选》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待遇可以说是超规格的。从新华社到《红旗》杂志、《文艺报》，以至《读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刊物都予以高度关注。②新华社新闻稿1979年第3595期报道人民文学社出版《台湾小说选》，《红旗》杂志1980年第5期发表张葆莘《评〈台湾小说选〉》，《文艺报》1980年第2期发表武治纯、谷文娟《〈台湾小说选〉选评》，《上海文学》1980年第4期发表武治纯《〈台湾小说选〉的乡土特色》，《读书》1979年第9期发表刘炜文章《“朴实无华 自然逼真”——读〈台湾小说选〉》，与《台湾小说选》出版完全同步。此外，张葆莘《台湾现代文学一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三十年来的台湾小说——兼论〈台湾小说选〉》（《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4期），王晋民《台湾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都聚焦了《台湾小说选》。如此阵仗显然为新时期文艺工作配合政策转向的国家行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新时期氛围下，“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1982年6月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以此为起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进入学科时代，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成为“一只报春的燕子”①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如此爆发式的研究“繁荣”显然以台湾文学为中心，1978年几乎完全被1979年湮没，香港文学的能见度微乎其微。然而，在台海两岸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是何种因缘造就台湾文学“如此繁华”呢，不妨借助香港文艺期刊回溯1979年到来之前以香港为中转站的海外华人文化圈的互动。

曾敏之②参见袁勇麟《曾敏之与香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一瞥》，《华文文学》2008年第3期。1979年发表于《花城》的《港澳及东南亚文学一瞥》一文被视为开评价港澳和世界华文文学先河③陆士清：《深深的闪光的历史履痕——曾敏之与华文文学》，《香港作家》2008年第1期。。曾敏之写于1980—1984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艺报》《羊城晚报》的《海外文情》（文艺通讯六则之一：台湾文艺界近事，之二：流淌同样的血液，之三：有心人栽树育林，之四：“沙漠”和“绿洲”，之五：春风吹苏文苑，之六：陈若曦黄春明谈对文学的新观感）④曾敏之：《海上文谭：曾敏之选集》，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8～24页。正是立基于香港文艺界的观察，文艺期刊提供了曾敏之重要的观察视域。葛浩文则从另一方面指出，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面对两个不可忽视的阻碍——资料所限和政治问题，“在大陆写的文章，资料的来源往往限于香港的一些刊物，如《明报月刊》《七十年代》《八方》《开卷》（已停刊）等”⑤葛浩文：《中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概况》，《明报月刊》1981年第8期。。

新时期香港文学，除了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新”，还应该表述为中西方阵营（主要是中美）冷战融冰的“新”。香港作为文化冷战的滩头堡，其文艺期刊也是冷战风云的晴雨表。冷战融冰体现为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密集的文化交流，如中国文化界代表团访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邀请海内外华人作家，举办“中国周末”，留美华人作家重访中国，等等。由于其时中国内地正忙于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更多被伤痕展示和历史反思的情绪所覆盖，海外华人的文学交流盛况并未能即时反映在中国内地的文学创作、文艺期刊上，中国历史转折与文学转型过程的这些侧影反而在香港文艺期刊中得以呈现。

由于港英政府长期以来并无专门的文艺政策和出版机构，香港文艺期刊以民间性、同人性为主要特征，其背后往往有各自传承的“左”“右”文化亲缘。率先对新时期进行即时性反映的主要是与内地文艺界比较有渊源的期刊，因此本文将以《海洋文艺》《开卷》《八方》在1978—1984年期间出版的期刊作为分析对象，兼及整体性研究，探讨香港这一时期的文学脉动与文艺界的思想变动。

《海洋文艺》与《开卷》同为左派期刊，且主导期刊的主编、编辑原本都任职于中资出版机构——主要是以香港三联书店为领导的中国出版总署在港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之下的书店，但新华书店是完全公营的书店，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后，该书店即将成为国家书店，三联书店是公私合营的进步书店，将来亦应仍旧保持此种性质，即国家与私人合营的性质，因此在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出版事业中（暂时除了台湾以外），新华书店应成为主要负责人，三联书店应成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与同行，但在香港，在一个时期内，三联仍是革命出版事业的主要负责人”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2页。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辑，第190页。。香港三联1948年10月26日成立，由原来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三店合并是在当时中共在港党组织香港文委书记胡绳以及领导小组组长邵荃麟的组织下完成。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三联归国家出版总署领导，在港的负责人1950年代后期开始是唐泽霖，1968年之后则由蓝真②蓝真曾在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求学，由导师、生活书店总编辑胡绳推荐参加学校工作，持恒关闭后，转入生活书店工作。胡绳在主持香港三联成立大会后北上，蓝真等6名青年职工留港。1950年底蓝真接任香港三联总管理处经理。胡绳离港前为蓝真题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会万种人，做万种事。”参见蓝真《邹韬奋周恩来与香港三联书店》，《明报月刊》2001年8月；蓝真《尘凡多变敢求真——纪念胡绳老师》，《明报月刊》2001年2月；蓝真《五十年从头细说——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一段重要历史》，《明报月刊》2002年4月；蓝真《香港三联度过动荡的五十年代》，《明报月刊》2012年10月。接任。《海洋文艺》和《开卷》的创办、编辑、出版、发行基本上都是在蓝真的统管下完成。二者区别主要在于，《海洋文艺》在左翼出版组织的内部，《开卷》则由杜渐自筹资金、自主经营，但政治上、经营上仍然受左翼文化出版方针的指导。

一 《开卷》：香港版《读书》

1978年11月创刊的《开卷》是应内地新时期文艺风向转变而生，颇有香港版《读书》的意味。内地与香港文坛重建联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起了关键作用。《范用存牍》收入《开卷》主编杜渐写给范用的信件多达46封①《范用存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07～274页。，从《开卷》出刊前的1978年7月开始，到停刊后有关香港三联书店店刊《读者良友》事宜，巨细必呈。显然，《开卷》的整个办刊过程都得到范用的支持与协助，《开卷》分享了新时期内地最有影响力的读书杂志的信息和人脉，其办刊理念、编辑手法、组织稿源方面都颇受影响。“《开卷》是一本图书的杂志，它的宗旨就是提倡读书。”（创刊词）但从栏目设定、封面人物来看，“作家访问”栏目才是《开卷》的王牌，《开卷》首先从阅读“人”——历史的大书开始。“希望《开卷》能成为一个让国内作家有机会在文革后同海外读者见面的‘南风窗’。”②杜渐：《岁月黄花：三代人的求索》，香港天地图书2014年版，第525页。

《开卷》与《读书》的同气连枝首先反映在内容上。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刊载林大中《“控诉文学”及其他》、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③“作家访问”《王蒙谈反对官僚主义》，《开卷》总第10期，1979年10月。、郑文光《科学和民主的赞歌》④《开卷》总第17期，1980年5月号“SF特辑”“作家访问”栏目《访问中国SF作家郑文光》。、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诗选〉自序》⑤《开卷》总第4期，1979年2月号“作家访问”刊载《艾青谈诗及写长篇小说新计划》；总第11期，1979年11月号刊载吴尚智评论《从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谈起》。、裘克安介绍斯诺作品的一组文章（《彭德怀》［《西行漫记》选录］、《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埃德加·斯诺作品介绍》）⑥《开卷》总第19期，1980年7月号刊载裘克《斯诺名著的新译本》，肯尼恩·休梅克著、裘克译：《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些作家及相关议题在《开卷》中都得到聚焦。《开卷》立足香港、连接海峡两岸以及海外，介入内地新时期文学的意识非常明显，有关“伤痕文学”、巴金《随想录》、曹禺《王昭君》，以及官僚主义、科学与民主等勾连文学与社会的诸多议题，都汇集了内地与海外华人作家学者的观点。刘文勇《近两年来中国大陆短篇小说漫评》评述了“潮头文学”——以卢新华（《伤痕》）、刘心武（《班主任》）、陆文夫、王蒙等为代表的创作。“它们提出和回答了海内外广大读者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尽管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参差不齐，但由于它们突破了‘四人帮’的清规戒律，反映了现实生活，接触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初步改变了中国大陆‘没有小说’的局面”。该文同时指出这些小说存在的问题：精神枷锁还没有彻底打破、作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题材尚待开拓、艺术民主不足等问题。①《开卷》总第5期，1979年3月。曾兆基《从〈班主任〉到评论〈班主任〉的文章》一文对海内外争鸣做了回顾总结，认为尽管《班主任》还在激烈的争鸣之中，但从它获得1978年《人民文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者成为第四次文代会主席团成员来看，刘心武受到文艺界的热烈推崇，已经奠定了当代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代表官方的《人民日报》却尚未表示立场，可见“对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的文学，仍是采取保留态度的”。《班主任》在艺术技巧上仍不是成熟的作品，只是当代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先锋及开荒者，其轰动性在于其突破严禁描写社会黑暗面、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禁区的时事性，但“这种敢于冲破无理的禁区，敢于坦然负责的精神，正是刘心武及《班主任》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留名的地方”②曾兆基：《从〈班主任〉到评论〈班主任〉的文章》，《开卷》总第22期，1980年10月。。《从〈班主任〉到评论〈班主任〉的文章》不仅引用了林大中《“控诉文学”及其他》，其批评立场和《读书》“读书无禁区”的立场也几乎完全一致。“《班主任》突然地冲破禁区，已闯开了一条新的写实主义路线。”作者引《访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一文，认为作者面临被视为右派文学的压力，遭遇可能与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相似。

《开卷》与《读书》就新时期的文艺批评风气也互有回应。《有赠》刊载于1979年《读书》8月号第5期，遭批评“耽酒”“避世”后，作者荒芜随即在《开卷》以《说诗存照》作为回应。往还争鸣之间，可见其时内地的文艺批评界仍受制于“赞美诗”“歌德派”的影响，健康的批评文风尚未成为主流。借助台港以及海外视野，萧乾《〈王谢堂前的燕子〉读后感——一种值得提倡的风气》一文提倡“发扬光大欧阳子和白先勇两位的作法；让在台湾、香港、美国和祖国大陆的作家们以同行的友谊为基础，对相互的作品认真研究，坦率地加以探讨，写出文章，让我们为中华民族创作出更完美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小说，以无愧为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吴敬梓的子孙”③萧乾：《〈王谢堂前的燕子〉读后感——一种值得提倡的风气》，《开卷》总第22期，1980年10月。。该文赞许批评的“风度”，以及有关“小说美学”的商榷，足见萧乾揽观中外文学传统的见识，在新时期文坛无疑是很有启发意义。

由于巴金的《随想录》最初陆续发表于香港《大公报》，随后于1979年12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因此巴金及其《随想录》也是《开卷》关注的重点，开放讨论空间。总第15期（1980年3月）的巴金专辑，包含四篇文章：董玉《访问巴金》、林真《读〈随想录〉的随想》、克亮《关于巴金》、镜堂《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以及古苍梧《抚心集》谈“巴金先生的遗嘱”。总第16期（1980年4月）特稿杨苡《坚强的人——访问巴金》，总第21期（1980年9月）特别组织了“开卷论坛”——《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开卷论坛”为大学生作业汇编，香港大学中文系教师黎活仁，也是《开卷》的重要作者，在给大学生上“当代文学”课程时，选用了巴金的《随想录》，课后布置学生写短评。学生的意见完全不同于专辑的温情，直率且尖锐，认为《随想录》“既无系统，又不高明”“这部小书的确有一点历史意义，但没有文学价值”“叫人感动又失望”“并没有像陈若曦的小说或《天仇》中所揭发的惊人‘真相’”……

《开卷》对内地新时期文学关注的同时，也平行看台湾文坛。第5期“书评”栏刊登陈翊《从异乡人到回归的一代——评介〈台湾现代写实小说选〉》，与《近两年来中国大陆短篇小说漫评》形成互视。《台湾现代写实小说选》是香港杜宇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乡土文学选集，代表其时台湾新兴的文学主流。相较于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愁（反共）文学”、现代主义文学，1970年代台湾的“现代写实”已经产生了质变意义的“乡土”意识。在世界冷战格局的变动之下，海外学运辐射到台湾，触发了台湾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运动。而不同背景的作家笔下所呈现出的民族意识却是有差异的。一方面，留美学人开始觉醒，思考“回归”，张系国《守望者》即是经历保钓运动之后的思想转向——“守望”。另一方面，台湾本省籍作家关注新殖民经济下的台湾乡土，黄春明《莎哟啦啦，再见》《我爱玛莉》为台湾底层同胞寻找尊严，有后殖民反省和个体觉醒的意味。从狱中归来的陈映真以《夜行货车》延续省籍和爱情的题材，却转而熔炼出跨越代际恩怨和省籍隔阂走向乡土黎明的可能。王祯和《素兰要出嫁》借城镇知识分子生活走向困顿的遭遇，反省“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工人作家杨青矗《升迁道上》摆脱了对上司的幻想，指向对外资的反抗。《开卷》第7期（1979年5月）鲁达的《新的作家 新的题材——评杨青矗的〈工厂人〉》专文分析了杨青矗的工人小说，呈现了台湾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过程（草地人变成都市人）中农民工所做的牺牲。显见台湾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确突出而且尖锐。

《从异乡人到回归的一代——评介〈台湾现代写实小说选〉》《近两年来中国大陆短篇小说漫评》两篇文章分别以大陆和台湾1970年代最后两年的小说作为观察对象，艺术分析背后的实质用心在于体察隔绝三十年之后两岸社会发展的状况与人民的精神状态。两篇文章的作者都直陈各自的关怀：“如果隔着海峡，仅仅作为一个冷漠而‘客观’的文学欣赏者，也就会轻易忽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从异乡人走向回归的一代”，“中国大陆近两年来尽管出现了一批较好的小说，涌现一些有才能的作家，但与时代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有一些问题，极待解决”。尽管两岸历史发展进程不一，文学样态不同，但无论是台湾文学的“现代写实”或大陆文学的“新写实小说”，都以结束冷战对抗、回归“现实”作为共识。

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产生很大影响，但其中的问题在叶积奇的《一本所谓经典之作——评〈中国现代小说史〉》①《开卷》第19期，1980年7月。中已经被尖锐地指出。1979年7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初版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尚未进入内地学者的视野，《开卷》就已经意识到该著的问题所在。其一，夏志清撰写该著的出发点是非学术的，而是为稻粱谋，替美国政府编写一部《中国手册》，“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那时是韩战时期，美国政府原则上是很反共的，所以饶大卫才能（申）请到这笔钱”（“序”，第3页）。其二，夏志清标榜的写作宗旨和标准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然而该著许多地方是主观臆测，充满偏见，且形式大于内容。其三，该著出版过程延请的审阅专家都对中国文学不内行。叶积奇做出这样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中国内地几种主流中国现代文学史了解的基础上，诸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由此叶积奇指出同期中国内地文学史书写同样充满基于政治立场的偏差。在1980年，叶积奇对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偏差问题的发现唯有在香港才可能产生，遗憾的是，这本著作的问题直至1980年代末还未被内地学界注意到，反而片面地成为内地“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开卷》最后一期“文史资料”栏目刊出由王宏志撰写的《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欧美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①《开卷》第24期，1980年第12期。值得关注。作者整理了1945—1979年海外大学有关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对两岸作家的海外研究状况做出分析。分析显示，当代作家比重小，台湾方面的作家很少有人问津。这种研究状况与海外学者不易取得中国内地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有关。

由是可见，《开卷》展示了“新时期”香港视野的开放性和意识的前瞻性，开掘了许多多年后才引发中国内地文艺界、学术界回响的议题。

二 《海洋文艺》的新时期转型

《海洋文艺》1974年4月正式创刊，1972年11月至1973年12月出了4期试刊，出版长达八年，被认为是香港文坛贯穿整个1970年代的最重要文学刊物，1978年可以视为转型期。曾敏之“承嘱报道海外文情”，有感于《海洋文艺》主编吴其敏及助手们海外文艺拓荒的热情，特意以诗相赠：

高楼纵目对汪洋，此是平安旧战场。

一自文星辉大泽，伫看汉德代桅抢。

《海洋文艺》幕后推手为香港左翼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蓝真——三联、中华、商务管理处（联合出版集团的前身）主任，《海洋文艺》几乎可谓为吴其敏度身定制的。②潘耀明：《〈海洋文艺〉点滴》，《文学世纪》总第55期，2005年10月。吴其敏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香港左翼文艺阵营的重要成员。为应对美元文化的冲击，吴其敏于1956年创办新地出版社，主编《乡土》半月刊。《乡土》报道祖国、故乡的新成就，倡导文艺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为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开拓园地。1960年代后期，受内地“文革”冲击，香港左翼文艺活动曾陷入低谷，读者流失。吴其敏临危受命，重建香港左翼文坛的新风格，以《海洋文艺》延续香港左翼文艺的命脉。

《海洋文艺》创刊号《编者的话》以抒情性的语言曲折表达吴其敏的新思维，“生活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辽阔深邃！我们文艺爱好者，应该像一尾游泳在大海洋中的鱼一样，以极大的灵敏度，反映出海洋瞬息万变的规律”①《海洋文艺》创刊号，1972年11月。。香港左翼文艺再出发必须面向广阔的“海洋”，策略必须“灵敏”。七年后，吴其敏将《海洋文艺》理念说得直接明了：“面向生活，面向海外社会，提倡现实的、健康的文学，贯穿古今，沟通内部（外），作者队伍以香港、外地（海外）为主，（队伍）辅以国内作家，读者主要是海外华人、中间份子，不使用太高调门，哪一派的文学都斟酌接受。”②吴其敏接受香港中大文社访问，参见《新绿》第3期，1979年11月。转引自许翼心：《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页。《海洋文艺》在特殊时期，既坚持了左翼的现实关怀立场，发表了许多反映1970年代香港劳工阶层生活状况的作品，也联结不少非左翼团体的作者，借此将视野拓展到东南亚、北美。这也是曾敏之将文情观察建立在《海洋文艺》之上的重要原因。

《海洋文艺》后期（1978—1980）由潘耀明接任也是蓝真的安排，访京的行程明确了潘耀明在《海洋文艺》的身份。③潘耀明笔名彦火，1957年赴港。1976年应蓝真之命，由《风光画报》（《中国旅游》的前身）调到《海洋文艺》编辑部。《海洋文艺》与《开卷》的左翼亲缘关系由杜渐的双重身份可见一斑。④杜渐原名李文健，出生于香港。杜渐少年时期辗转于战乱中的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后就读于香港圣士提反书院（St.Stephen’s College）。1951年回内地升学，1960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1971年返回香港，先后任职《大公报》《新晚报》，1983年起任香港三联书店特约编辑。杜渐在《海洋文艺》中译者面目的前后变化很有些戏剧性。1973年，刚入职不久的杜渐为《大公报》副刊翻译美国小说《警官》，总编辑陈凡认为不适合，于是转投给《海洋文艺》，但最终还是被撤稿，原因是这篇小说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杜渐因而奉吴其敏之命转而翻译“遵命文学”——第三世界文学，这些“小国家”“小作家”的译文最后结集成《塔尔卡的良宵——亚非拉小说选译》。等到杜渐主编《开卷》时，吴其敏则指导说，“最近国内比较开放了，你搞翻译也可以手脚放灵活些，不必局限在第三世界的作品，可以选一些英美和西欧的作家作品”①杜渐：《长相忆：师友回眸》，第46、282页。。《警官》的翻译及发表过程说明香港左翼文化人之间文艺观的分歧，以及新时期香港左翼文艺期刊立场的调整。杜渐随后为《海洋文艺》译介了八篇英美西欧和日本作家的小说，结集成《当代外国作家与作品》。

1978年，香港文化界、出版界代表团访京期间，廖承志在与代表团座谈时，期待他们“在香港出版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特点的刊物”②杜渐：《长相忆：师友回眸》，第46、282页。。这次内地行直接促成《海洋文艺》的转型，从第5卷第11期（1978年11月）开始刊登内地复出作家的创作。纵观1979年开始的《海洋文艺》，内地作家的分量和比重增加了许多，艾青、沈从文、卞之琳、吴祖光、赵清阁、蔡其矫、柯蓝、周良沛、郭风等老作家纷纷现身。与《开卷》相比，《海洋文艺》并未过多介入新时期内地文艺思潮，但对台湾文学现象关注的比重则有明显的变化。1979年元旦中央对台政策刚刚发布，1979年第2期的《海洋文艺》就刊登了韩牧的诗《相思——一九七九年元旦阅报后作》。该诗不长，但有“序”有“跋”，“序”为：“我的相思是需要媒介的／媒介不是固定的某一种／我的相思是有方向的／方向不是固定的某一个方向。”“跋”则呼应：“从今天起／我的相思的媒介是这一种沉寂／炮声之后 爆竹之前／我的相思的方向是指南针的方向／台湾 是最大的磁场。”序跋之间，分明感受到诗人对两岸政治气候解冻的感受与期待。第4、5期分别发表了秦松的诗《乡土台湾十七弦》《乡土台湾未尽弦（十三首）》。

从第5卷第6期开始，叶如新应邀写系列文章，聚焦台湾文学（此前叶如新主要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杨青矗和他的短篇小说》（1979年6月）、《在现实土壤上的王拓》（1979年7月）、《欧阳子的心理描写》（1979年9月）、《宋泽莱笔下的农村气息》（1979年10月）、《台湾青年作家张系国》（1979年11月）、《王祯和的台语文学》（1979年12月）、《王文兴的〈家变〉及其他》（1980年1月）、《年青一代的洪醒夫》（1980年4月）、《陈若曦和她的旅程》（1980年5月）、《不同流俗的吴浊流》（1980年6月）、《钟理和的悲剧》（1980年7月）、《杜国清的诗和诗论》（1980年8月）、《郑愁予和他的诗》（1980年9月）、《别有特色的台湾文学》（1980年10月）。③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为《台湾作家选论》（香港中流出版公司1981年版）。

如果对照《台湾小说选》会发现，《海洋文艺》对台湾文学的聚焦与《台湾小说选》的编选存在时间与编选对象的诸多“巧合”。《台湾小说选》编辑委员会在编后记中强调台湾作家的作品同祖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以及乡土气息，同时也坦诚：“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今天初次提出的这个选集，未能向作者们征求意见……本书的编选，得到海内外广大台湾同胞和侨胞的协助，谨致谢意。”①《台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2页。对于与台港以及海外文艺界长期缺乏交流的内地而言，《台湾小说选》编选眼光无疑是出色的，一方面注意到台湾文坛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台湾海外留学生文学的整体状况，以青年作家的创作为主，也注意到日据时期的重要作家。尽管编委会没有列明具体编选者，但有理由相信也是通过香港文艺期刊而获得的“海外文情”。

叶如新的台湾文学批评尽管属于香港左翼批评，侧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仍然保持独立见解。最为难得的是他发人所未发的见解，他肯定了台湾小说日益走向现实主义，也不简单否定现代派技巧，然而“胸怀不广，视野不远，纤细有余而气魄不足”，“唯有把宝岛和大陆在地理和心理上如实地联系起来，使台湾文学找到她的‘根’，才有可能更深更广地开辟新的局面，而这样的条件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对于陈若曦反映“文革”的小说，叶如新将其纳入“伤痕文学”，不过出现得更早而已，这对于此前有关陈若曦“反共”的批评是必要的拨乱反正。②叶如新：《别有特色的台湾文学（代序）》，《台湾作家选论》，香港中流出版公司1981年版。

《海洋文艺》前后期的调整无疑是配合国家两岸政策的需要。潘耀明后来分析“由于销行阻滞，亏蚀良多”而停刊的原因：“《海洋文艺》在七十年代末期，刊载了许多内地知名作家的作品，本地和星马地区的作品相对减少，由于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也同时在内地出版的刊物出现，并且在海外行销，所以较难引起本地及海外读者兴趣，所以星马地区的销路为之锐减，构成致命伤。”③彦火（潘耀明）：《〈海洋文艺〉之什》，《香港文学》总第13期，1986年1月。除了内地出版物海外行销，其他香港文艺期刊对复出作家的过度重复聚焦也影响了《海洋文艺》的竞争力。

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并无文学体制，但左翼在香港的文化出版界代表了中国内地文艺体制在香港的在地实践，以及新时期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海峡两岸之外的“第三地”、面向世界的开放，同时因应香港商业社会而做相应的调整。

三 《八方》与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重建

有别于左翼的“听将令”，本土同人杂志“没有宣言的诗学”，《八方》开宗明义“有意结合左、中、右和海外”，“而且势必同人式运作，有核心、有外缘、两个圈的结合”。①郑树森、熊志琴：《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92页。无论是自我定位或是文艺实践，《八方》都可谓再现新时期内地与台港以及海外华人文化圈互动交流盛况最重要的文艺期刊。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世界视野以及多元立场；汇集海内外华人最优秀作家和学者的创作与思考；专辑议题设定上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具有自觉的引导性与前瞻性。此外，《八方》每辑两三百页、三十万字的篇幅容量也是其他文学期刊所难以并提的。

《八方》1979年在利通图书公司②利通图书公司为香港第一家图书发行公司，创办于1966年，属于左翼出版系统当中二、三线的中间性质的发行公司。据古苍梧给范用的信件可知，《八方》获得利通图书公司的资助也与蓝真的背后支持有关。参见《范用存牍》，第394页。这说明《八方》尽管属于独立立场，但其办刊理念获得左翼出版的支持，但支持有限，属于间接支持。的支持下创刊，到1981年9月因为经济因素出版中断，共出版四辑：第1辑（1979年9月）、第2辑（1980年2月）、第3辑（1980年9月）、第4辑（1981年9月）。《八方》前期尽管只出版了4辑，但编辑团队文化使命感非常强。由于戴天曾任职于美国新闻处，《八方》创刊前特别说明，因为要向内地和台湾约稿，所以不能有美国资金，特此标示其独立立场。

《八方》属《盘古》（1967—1978）、《文学与美术》（1976—1977）、《文美月刊》（1977—1978）一系期刊，编委会成员基本都是一些深受新亚书院文化中国情怀影响，兼具港台学术背景，以及世界视野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核心成员为戴天、古苍梧、黄继持、林年同、郑树森，以及后来加入的小思（卢玮銮）、陈辉扬，文楼是《八分》封面的义务设计者。③戴天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曾参与《现代文学》的创办，留学美国爱荷华大学；古苍梧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留学美国爱荷华大学、《八方》休刊期间赴意大利游学；黄继持创刊期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林年同留学意大利学习电影；郑树森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后留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创刊期间往返于香港与美国；卢玮銮毕业于新亚研究所，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陈辉扬，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哲学和文学；文楼曾留学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是知名雕塑家。他们自我定位高远，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立场，部分成员如古苍梧等在《盘古》期间曾持“国粹派”的立场。经历“文革”时期激进的“左”倾之后，他们逐渐朝向“现实、历史与文化”①《双程路》所指称的“第三程：现实、历史与文化的回归”。参见卢玮銮、熊志琴、古兆申《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 1963—2003：古兆申访谈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回归，同时继续保持对世界时势、中国时局的热情，并积极回应。戴天评价范用等《读书》编辑成员：“你们都是和中国大地相结合而又具有民族新貌的正直的人。”②《范用存牍》，第174页。某种程度上，戴天此言既代表了《八方》编委的民族立场，也代表了自1960年代末以来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回归”运动的思想倾向，亲近中国大地，体现民族新貌。

古苍梧也是1978年访京团的成员，其主导下的《八方》编辑方针与这一时期发生在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件有直接的关联。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代表团访问美国。9月，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举办“中国周末”，两岸三地二十多名华人作家、学者③出席1979年“中国周末”的华人作家、学者包括：中国大陆的萧乾和毕朔望，香港地区的李怡和戴天，台湾地区的高准，新加坡的黄孟文，美籍华人作家和学者李欧梵、李培德、周策纵、於梨华、秦松、陈若曦、陈幼石、许芥昱、许达然、叶维廉、郑愁予、刘绍铭、欧阳子、翱翱、聂华苓、蓝菱。此外，据萧乾回忆，台湾诗人高准以个人名义出席，参见萧乾《漫谈访美观感》，《读书》1980年第5期。参加。这是1949年以后首次有中国大陆作家受中国作协委派出访美国，萧乾将“中国周末”视为“一国四方”（“四方”指大陆、香港、台湾和在美国的作家）之间的一次对话。“正式会议之外，当晚的讨论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我这次去如果说有点收获，就是对‘海内外关系’有了些新的认识。”④萧乾：《漫谈访美观感》，《读书》1980年第5期。对话具体内容以《中国文学的前途》为题刊发于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第10期。爱荷华此次邀请一方面有美国国家政策调整的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聂华苓基于华人立场的特殊安排。“因对台政策改变，美国国务院要求‘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IWP）’必须改邀两位中国作家，台美断交，台湾本已无名额，因聂华苓的缘故，仍继续邀请台湾作家，经费来源另外募款。”⑤周馥仪：《在自由的异国思索台湾：杨逵赴美交流活动与言论研究》，《台湾文学研究汇刊》第21期，2018年12月。时势加以人为，故而以上两个中美文化交流项目的参与者与《八方》创刊号的内容和作者重合度高实非偶然。

钱锺书和费孝通是1979年中国社科院访美代表团中的明星级学者，受到众星拱月的待遇，成为陈若曦小说《城里城外》的人物原型，其真实程度甚至引发北美和香港一些报刊的争论。①陈若曦：《〈城里城外〉的纠纷（代序）》，《城里城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对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所著的《访美观感》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访美观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作者暨访美代表团成员：宦乡、宋一平、费孝通、钱锺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简况》）、芮沐、薛葆鼎、李新、赵复三、廖秋忠。，以及夏志清、余英时、水晶、庄因的回忆③参见《重会钱锺书纪实》（夏志清）、《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锺书先生》（水晶），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钱锺书印象》（庄因），杨联芬编《钱锺书评说七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原载台北《联合报》1979年6月5日、26日；《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余英时），彭国翔编《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城里城外》几乎可认为是介乎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创作。钱锺书因为其早期小说《围城》在海外的影响，以及轰动美国汉学界的完美“表演”（夏志清语，非贬义），更为华人文化圈瞩目，成为《八方》创刊号的焦点。评论栏目钱锺书以两篇论文现身——《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为钱锺书1978年在欧洲东方学会议上的发言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意义是改变重考据轻思想、忽视理论的状况，《钱锺书论诗近作选》来自正在出版中的《管锥编》，转载自周振甫1979年新版的《诗词例话》，为使海外读者先睹为快。如此一来，《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论诗近作选》成为同期小说《城里城外》“秦征”形象的注释，或者反过来说，《城里城外》成为钱锺书“文化昆仑”形象的海外见证。

除了对现实事件的即时性反映，《八方》的首篇评论文章《新文学六十岁：访问周策纵》颇具创刊宣言意义。1979年正好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由《五四运动史》的作者来引导读者重返五四，其寓意不言而喻。自觉建立与五四文学传统的联系，一直是香港文化界的共识。同为访京团成员，古苍梧并未马上着手创办刊物，而是为《开卷》做第一位复出老诗人卞之琳的访问。对古苍梧而言，这是回归到1960年代末编选《现代中国诗选 1917—1949》④《现代中国诗选》1967年开始编选，1969年完稿，1974年正式出版。参见《双程路》，第25页。时期的理想，希望修复新文化的断层，反省1960年代中后期港台文艺流行的“亚流”现代主义文学。⑤古苍梧：《请走出文字的迷宫——评〈七十年代诗选〉》，《盘古》第11期，1968年2月28日。“这时我们发现了不论大陆或台湾，新文学的发展都出现断层。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台湾看不到左翼的东西，甚至鲁迅的名字也看不到。台湾的新文学史仅止于冰心、徐志摩、胡适这些作家，鲁迅在苏雪林的书中出现时则成为了被批判的人物，他的书成了禁书。当时所有的大陆作家和学者在台湾都被禁……我们觉得许多关于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问题，其实在三四十年代的大陆都讨论过，六七十年代在台湾又重新讨论，是因为中间出现了断层。……事实上当时我们比较关切新文学的人，似乎都因文革的冲击而想到这问题。”①《双程路》，第23～24页。

《八方》为复出的内地老作家发声，创刊号第一辑的重头戏是钱锺书，第二辑首发李黎访问巴金《巴金先生谈过去、现在、未来》，卞之琳专辑②卞之琳在《八方》刊载的文章7篇：《与周策纵先生谈新诗格律》（第1辑）、《“不如归去”谈》（第2辑）、《成长》（第2辑）、《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汉语翻译及其改编电影的汉语配音》（第2辑）、《介绍江弱水的几首诗》（第5辑）、《翻译对于现代诗的功过》（第8辑）、《不变与变——过时的岐见》（第10辑）。有关卞之琳的评论文章与研究资料集中在第2辑的“卞之琳专辑”：《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试论卞之琳早期新诗（1930～1937）》（张曼仪）、《附录：卞之琳著译目录》（张曼仪编）、《雕虫精品——卞之琳诗选析》（黄维梁）。其余1篇：《湖光诗色——寄怀卞之琳》（木令耆，第4辑）。较为全面介绍了卞之琳的创作与翻译，兼及早期作品与当下思考。第三辑九叶专辑③“九叶专辑”（第3辑，1980年9月）：《九叶专辑前言》，袁可嘉《〈九叶集〉序》，《诗三首》，穆旦《冬》《友谊》，杜运燮《树》《春》《占有》《落叶》，陈敬容《诗六章》，郑敏《诗信》《桥》《六十弦》，辛笛《网》《雨和阳光》《三姊妹》，唐祈《北大荒短笛》，唐湜《夜中吟》，杭约赫《题照相册》，《九叶诗人小传》，梁秉钧《失去了春花与秋燕的——谈辛笛早期诗作》，钟玲《灵敏的感触——评郑敏的诗》。，对九叶诗人全员检阅之余，配发《九叶诗人小传》。但前三辑内地作家仅以专访与专辑出现，新时期新作很少，直到第四辑才以创作为主，海内外华人作家同期在场，实践名副其实的“八方”。内地老作家以及中年作家新作——流沙河《七只情雁》、白桦《蔷薇的新枝》、张洁《波西米亚花瓶》、蔡其矫《泉州》。第四辑首发为台湾作家王祯和的中篇小说《美人图》，压轴是袁则难评白先勇《痴儿了却公家事——浅谈白先勇的近作〈孽子〉》，其余大部分皆为北美华人作家，“文艺理论”栏由林年同主导古典美学与现实主义再评价议题，刊发布莱希特的《中国戏剧艺术的陌生化效果》、黄佐临的《读后补充》、翻译周文中的《亚洲美学与世界音乐》，广泛涉及戏剧、电影、音乐领域，连接中国与亚洲、世界相关的美学议题。《八方》的专访专辑以及内地约稿一部分源于古苍梧、李黎与范用的关系，也有罗孚的支持。①《范用存牍A-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96页。这一时期的《八方》作者群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因参加海外保钓统运而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作家李黎、刘大任、方方（王正方），曾被捕入狱的陈映真，以及杨牧为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灭门惨案而作的《悲歌》。

《八方》编委对新时期中国内地文艺思想发展的冀望以及承担意识也体现在文学理论专栏上。《八方》前期共刊发了3辑专栏文章：“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专辑”（第1辑）、“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专辑”（第3辑）、“文艺理论专辑”（第4辑）。“年同兄、继持兄和我三人经常讨论大陆文艺理论路线问题，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三个重大的、互相关连的环节，在一九八〇年代初该如何重新认识？是当时中国大陆不可能进行的讨论，所以在香港来爬梳，甚至希望将现实主义的真正精神、现代主义的技巧开创，重新向大陆文艺界推广。”②郑树森、熊志琴：《结缘两地：台港文学琐忆》，第102页。

以上对香港文艺期刊分别论述，以系统阐释刊物之间的不同立场与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刊物取向，但这些刊物彼此之间又有颇多的联系和合作，这种合作更多体现在具体的跨界能力强的“人”身上，如《八方》编委郑树森和李黎。所谓的跨界能力一方面指空间流动能力强，人脉广泛；另一方面也指较为中性的立场和跨学科的学术造诣。郑树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国际视野和人脉以及学术造诣。李黎在新时期重建华人文化圈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她与《八方》《海洋文艺》《七十年代》，以及内地的《读书》皆有密切的互动，范用仍为关键枢纽。李黎1970年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在大学图书馆看到在台湾看不到的禁书，于是迫不及待补课，“试图弥补那个错失的文学断层”。适逢海外留学生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李黎投入这场“海外五四”运动，被“台湾当局”视为“左”倾分子，上了黑名单，十五年不得回家。“思乡情切之余，我转而去大陆做文化源流的探索，同时也是为自己的身世寻根。”③李黎：《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页。由是，1977年秋天李黎辗转美国，经由香港过境，到北京、上海、大西南游历了一遍。1979年，李黎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作报告④此次报告会参与者名单，除了外联部的工作人员，三联书店的范用、董秀玉，作家有苏叔阳、白桦、高行健、刘心武、理由等，参见李黎《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第215页的照片说明文字。，谈台湾与海外文学，在《读书》杂志讲座，因此有了此后的系列老作家访谈——寻找世纪文心。而早在1978年，李黎的先生薛人望，也由范用牵线，对刘心武进行了采访。这篇署名张华、李黎的长篇访谈《访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①《七十年代》第111期，1979年4月。可谓海外最早讨论伤痕文学的文章。李黎第一部小说集《西江月》197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茅盾为书名题字，丁玲写序。李黎与范用的通信在《范用存牍》中达46封，从1979年11月到2003年9月。“一个兼具台湾和美国背景的年轻作者公然演说，这在1979年、1980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而且非常敏感的事，他其实要扛很大的责任。”②李黎：《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第219、215页。范用此举用心良苦，由于“文革”造成的伤痕——“他周遭我的同龄人有许多不是打倒一切的造反派，就是对古典传承和国外世情一无所知；对于他那一代这也是一个断层，而我在那时出现，像是从那片断层里冒出来的一个中国青年的异数。这也是他决定不由三联书店，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我第一本书的原因吧。”③李黎：《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第219、215页。正是由于对台湾、美国、香港、内地都有深度的文化体验，李黎在新时期所发挥的个人作用是无法取代的。

结语 停刊、休刊及其影响

《海洋文艺》《开卷》同时于1980年底停刊，《八方》于1981年9月休刊。尽管这些文艺期刊停刊、休刊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为1980年代后期香港文艺期刊的发展预留了伏笔。

《海洋文艺》《开卷》同属香港左翼文艺系统，但因为刊物定位不同，资金来源不同，刊物面貌同中见异，各有侧重。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二者几乎同时停刊。据潘耀明回忆：“《海洋文艺》的结束，真正原因不得而知，大抵是与吴其敏先生退休和《海洋文艺》销路都有关系。1980年秋我赴闽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返港后蓝真先生突然找我，向我宣布《海洋文艺》决定停办，并调我筹办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香港三联书店过去业务只是做图书发行，没有正式编辑出版部）。”④彦火（潘耀明）：《琴台客聚〈海洋文艺〉的浮沉》，《文汇报》（香港）2020年11月25日。杜渐在给许定铭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困惑：“……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当然在香港这样的商业城市，办这样一份读书刊物，不亏损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当时也不是不能办下去，一方面是我已经心身很疲劳，另一方面也是因外因，这外因同当时停了好几个刊物，有 《海洋文艺》、《季候风》……”①许定铭：《杜渐和他的〈开卷〉》，《文学研究》2006年夏之卷。杜渐给范用的信中则直言：“《开卷》明年办不办下去，现在等蓝公作最后决定，将在下星期内见分晓。停了可惜，办却要赔钱。我对当主编这虚衔并无多大兴趣，建议蓝公全盘研究香港的刊物，重新组织人力，合理调配，再作一战，未知结论怎样，反正这意见已同杨奇和蓝公谈过，由他们决定了。”②《范用存牍A-G》，第254页。由此可见，香港“左”派文艺刊物，其命运不仅要服膺于香港的商业环境，更要服膺于统战方针思路的整体布局与调整。从后续的发展来看，1985年创刊的《香港文学》应该是左翼文艺期刊停滞几年后，面向回归过渡期统战新思维的体现。

作为香港左翼文化体制内代表的《海洋文艺》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呢？综合内地、台湾、香港、海外四地的观察，李黎的意见客观且犀利：“我个人的感觉，《海洋文艺》是有希望的文学杂志，因为它诚实、健康。我觉得《海洋》的诗好，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的译介也好，文学美术的评介（包括游记式的、如黄蒙田的作品）水平颇高。剧本方面的贫乏大概是普遍的现象，这是要配合整个戏剧表演的环境的。小说和散文的问题，我想在于几个方面。最主要的，我想，主题和内容方面‘进步’的小说散文，在这个社会里还是‘新生事物’——包括有些作者们在内。其次，也许是读者对象的问题。我用‘也许’因为我不确定《海洋》有没有假设一种或几种读者对象。如果有，就比较能解释小说的语言和题材的局限性的现象了。”③李黎：《圣地亚哥书柬——之三》，《海洋文艺》1978年第6期。李黎的批评涉及香港左翼文艺期刊读者定位的尴尬，以及过去只考虑政治因素，现在过度强调经济利益的问题。

理念与现实的尴尬同样也存在《八方》身上。尽管《八方》持没有立场的立场，还是招致国民党的关切，《八方》编委低调处理，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被是否“统战刊物”所干扰。④参见郑树森、熊志琴《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白色恐怖与《八方》”，第112～113页。但《八方》有“左”的成分，无法在台湾发行流通，通过个人关系寄到台湾的邮件也时有寄失。“除了来自台北的白色恐怖，《八方》进入大陆也有困难，邮件也被没收，只有罗孚先生通过他的管道送入大陆的顺利抵达，而罗孚先生更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将《八方》作为香港文艺新动态介绍。《八方》在大陆的作家圈里流传，得多谢罗孚先生之外，还有经常到大陆的海外文友，和个别《八方》的同仁，都不辞辛苦负责运送。看到《八方》的内地文人虽然只是少数，但有时影响就是这样点滴累积。”①郑树森、熊志琴：《结缘两地：台港文坛琐忆》，第115页。《八方》出版四辑后休刊，固然是经济问题，但与缺乏读者市场，完全靠情怀、靠赞助也有关系。杜渐的观察是：“小古的《八方》已经出版，三百页的刊物，内容充实，但在香港我怕太深，内地会感兴趣，但在港我怕会蹈《开卷》之覆辙。”②《范用存牍A-G》，第234页。从内容来分析，《八方》确实存在陈义过高，与中国内地新时期文艺界思想不同步的问题，理论议题更存在代际的时差，无法引发内地文艺思想界的共鸣与回应。如此看来，即使同一个新时期，由于内地自身的问题意识与香港文艺界的关注不同调，《八方》的文化理想基本落空。然而香港在文化冷战前沿，在海峡两岸“真空”地带承担文化使命的意识依然在延续。六年后《八方》复刊，继续秉承超越的文化理想，其主导香港文艺发展导向的精英意识无疑继承了1970年代以降香港青年知识分子“反殖”、“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人文情怀。

香港新时期文艺期刊既是内地新时期政治、文艺思潮转向所致的发展，也是冷战融冰为香港文艺发展带来的新面貌。不同文艺期刊在回应内地新时期的文艺新局面上既有共同的取向，也有基于各自立场的思考和表达。尽管他们在新时期的努力并未产生如他们预期的效果，但仍然可供当下台港澳以及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交流与互动借鉴，并催生新的思考：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史叙述以1979年作为叙述起点是否合宜，如何将台港澳文学（甚至海外华文文学）有机地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1979年作为历史重大事件的起点有特别的聚焦意义，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的重要程度也容易理解，但如果从文学内部出发，从冷战对峙到融冰到解冻，将当代文学发展理解为内外合力逐渐演变的过程，当代文学从“文革”十年到新时期并非断裂性的。呈现在香港文艺期刊中的，海外华人学者如何解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其所引发的有关“新写实文学”讨论，也提供了一种理解内地新时期与“文革”十年文学关系的视角。由于两岸三地政经情势发展不同，长期隔绝造成彼此误读，何为“新”，何为“写实”，各自有理解的语境与脉络，这在当时并未获得共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新”，内地学者主张“向前看”，而一些港台海外学者试图“向后看”，两者之间的分歧与张力也佐证说明新时期很难割断其历史债务。①有关“新写实文学”的论争主要集中在李怡主编的《七十年代》，本文讨论的刊物也有间接涉及。从香港视野出发，而非以中美建交作为起点，以台湾文学进入中国内地作为叙述起点，思考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与中国内地的文学关系，其前因甚至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初期“海外五四运动”——保钓运动。“重返八十年代”“以八十年代为方法”的讨论，如何重返？以何种路径？香港文艺期刊不失为一个可供参照的入口。

就当下香港文学而言，还有一些研究倾向值得关注，譬如流播甚广、影响日深的香港文学“建构论”，“我城-浮城-失城”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无疑是某种程度去历史化研究的后果。陈筱筠认为：“1980年代香港文学场域强调香港位置，其所要取得的文学正当性之一，是一种对于文化中国的诠释权，想像理想中的文化中国。”“但必须留意的是，《八方》当时所想像的文化中国，其内在特质并非是巩固并增强中国性霸权的文化中国，而是偏向凸显香港经验对于中国现代文艺的意义，以及早期来港的中国文人对于香港早期文学的发展所带来的丰富资产。”②陈筱筠：《1980年代香港文学的建构与跨界想像》，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6、12页。陈筱筠研究初衷试图突破香港文学建构论中“我城-失城”的单一路径，避开陷溺于“借”／“还”之间造成的创伤逻辑。③陈筱筠：《1980年代香港文学的建构与跨界想像》，中国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6、12页。然而，此种去历史化的香港文学建构论不仅存在由果导因、后设追述的偏狭，也容易因其简单化、概念化而易于接受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陈筱筠的研究虽有所突破，也仍然存在无意识（或有意识）的预设前提。这个前提就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文化霸权，对华文文学有意识地进行收编，所以动机不纯，而香港作家、学者也以自我／香港为中心，强调自身的文化资本。陈筱筠研究的盲区在于局限于文本内部分析，未能看到文学书写背后“人”的交流与互动。本文仅以新时期作为一个入口，而不将1980年代作为预设的整体进行分析，不仅进行期刊文本内部分析，也将“人”带入历史现场。新时期香港文艺期刊与内地期刊的互动，期刊编委与内地文艺界的有效沟通，彼此共同为中华文化发展的承担意识，谈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也是在中国文学的脉络里讨论。部分台港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学者的香港文学研究以后殖民抵抗霸权、“角逐界定正当性文学论述的主导权”等理论预设一定程度上存在偏见与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