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研究
——基于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的调节效应

贾亚娟,周 星,赵敏娟

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既要让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也要让村庄越来越美(1)朱隽.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N].人民日报,2022-06-08(5).。美丽乡村的建成离不开农村环境的治理与改善,在影响农村环境的众多污染源中,农村生活垃圾因来源、结构、组分的复杂,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主要污染源之一(2)DENG M, LIU H T, OUYANG Z.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oastal rural domestic waste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in China[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2(6):131670.,然而,传统粗放的混合处理已经不能实现农村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和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3)贾亚娟,赵敏娟,夏显力,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与建议[J].资源科学,2019(2):338-35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4)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EB/OL].(2021-07-14) [2022-09-1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218591732052300&wfr=spider&for=pc.。因此,持续有效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有助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可以有效减轻后续收集与转运压力,降低混合处理带来的二次污染,推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建成与农村人居环境的全面改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具有一定的益社会性与外部性,农村居民是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主体(5)贾亚娟,赵敏娟.农户生活垃圾源头分类选择偏好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环境关心的双重视角[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10):40-47.,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分类回收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关键途径(6)JIA Y J, CHENG S J,SHI R.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Northwestern of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pollution percep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12):1-9.,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村居民是否愿意进行源头分类,实际分类行为如何,分类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悖离,直接影响着分类治理的后续环节以及整个治理成效。因此,探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产生的内在机理,研究影响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转化的关键因素与主要障碍因子,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近几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相关研究不断丰富,有关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类意愿(7)姜利娜,赵霞.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村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京津冀三省市村民的实证考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5):139-151.、分类行为(8)张书赫,王成军.农户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机理研究[J].生态经济, 2020(5):188-193.(9)朱红根,单慧,沈煜,等.数字素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研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35-53.等方面。学术界关于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研究主要涉及亲环境行为(10)赵和萍,苏向辉,马瑛,等.情理整合视域下干旱区农户亲环境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11):89-96.、绿色出行(11)蔡洁,刘炜,马舒悦.西安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11):31-37.、地理标志农产品消费(12)吴春雅,夏紫莹,罗伟平.消费者网购地理标志农产品意愿与行为的偏差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9(5):110-120.、绿色生态生产种植技术(13)李福夺,尹昌斌.农户绿肥种植意愿与行为悖离发生机制研究——基于湘、赣、桂、皖、豫五省(区)854户农户的调查[J].当代经济管理,2021(1):59-67.等多个领域。在生活垃圾治理方面,陈绍军等分析了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14)陈绍军,李如春,马永斌.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9):168-176.,许增巍等探讨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农户意愿与行为的悖离(15)许增巍,姚顺波,苗珊珊.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支付意愿与支付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2):1-6.,但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制度等问题仍显著存在(16)FAN Z G, WANG J W. Model and suggestions on classified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3):1-8.,且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意愿与行为普遍存在不一致现象(17)ZHOU S Y, QING C, GUO S L, et al. Why “say one thing and do another” a study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armers’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J]. Agriculture, 2022(8): 1159.,重点关注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及其影响的研究仍需进一步补充。综上,现有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研究领域,为分析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但仍存在些许不足,主要存在如下表现:(1)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实际分类行为悖离的影响机理缺乏深入探究;(2)计划行为理论多用于研究个体的行为动机(18)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50):179-217.,强调意愿对行为有直接决定作用,但并非充分必要条件,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时有发生,但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深层原因的相关研究较为欠缺;(3)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有被提及(19)贾亚娟,赵敏娟.环境关心和制度信任对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J].资源科学,2019(8):1500-1512.,但在意愿与行为悖离中的调节作用仍有待研究。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将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研究框架,深入探究其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机理;基于陕西省863个农村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效果;进而剖析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直接效应,以及在我们“主观规范-意愿与行为悖离”“分类态度-意愿与行为悖离”“知觉行为控制-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可以为降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从根源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提供一定参考。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理论分析

计划行为理论是研究个体意愿与行为的经典理论,该理论突出个体主观心理与其意愿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行为规范、主观态度以及对行为的自身控制能力等三个因素会作用于个体的意愿行为(20)LIU Q, XU Q, SHEN X, et al. The mechanism of household waste sorting behaviour——a study of Jiaxing, China[J]. IJERPH, 2022(4):1-12.,且意愿会对实际行为产生一定影响(21)劳可夫,吴佳.基于Ajzen计划行为理论的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J].财经科学,2013(2):91-100.。当然,主观心理因素也会导致个体意愿与实际行为的悖离,即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会存在不一致现象(22)李昊,李世平,南灵.农户农业环境保护为何高意愿低行为?——公平性感知视角新解[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8-27.,且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实际分类行为的悖离过程包括一系列连续的环节,也就是主观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态度以及知觉行为控制是农村居民在分类行为实施前选择、判断、比较和分析的过程,反映了农村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意愿强度,是影响其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转化的首要条件。Schwartz所提出的规范激活模型(23)SCHWARTZ S H.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7(10): 221-279.,强调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在绿色环保以及亲环境行为等方面被广泛应用,认为个体对环境的态度取决于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个人规范对其行为意愿有直接影响(24)潘鹤思,孙先民.基于TPB-NAM的森林旅游企业亲环境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5):193-199.,也就是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际行为会受自身的主观规范性的影响。此外,农村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预期收益”越高,也就是说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效果的前景越看好,认为分类治理可以为个体、家庭、社会带来更多的显性或隐性收益,比如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居住环境持续改善等,其进行分类的态度就会越积极,分类意愿与实际分类行为的统一程度就越高(25)畅倩,颜俨,李晓平,等.为何“说一套做一套”——农户生态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1(4):85-97.。

Guagnano等学者提出的“态度—情境—行为”理论(26)GUANGNANO G A, STERN P C, DIETZ T. Influences of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hip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J].Environment &behavior, 1995(5): 699-718.,认为绿色环保意愿行为是个体内在环境态度与外在情境制度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外在情境因素是个体是否实施绿色环保行为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外在情境因素在个体认知态度与意愿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态度—情境—行为”模型也指出个体的心理认知、态度会影响其绿色低碳行为,而且环境、制度等外在情境因素会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27)王建明.资源节约意识对资源节约行为的影响: 中国文化背景下一个交互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J]. 管理世界, 2013(8): 77-90.。

(二) 研究假说

综上分析,本文将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及其影响机理的研究框架(见下页图1),探究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以及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直接作用,进而剖析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下文详细解析研究框架中的影响路径。

图1 研究框架

1. 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农村居民的行为不仅受意愿控制,同时受主观规范、参与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后者影响程度的增强有助于个体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降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主观规范反映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28)张露,帅传敏,刘洋.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心理归因及干预策略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情境实验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49-55.,也就是周围人比如家人、朋友和邻居的积极行为会影响其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转化的决策(29)聂峥嵘,罗小锋,唐林,等.社会监督、村规民约与农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1(9):2264-2276.。农村居民在看到周围人的实际行为后,自身易受其带动,更愿意积极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分类意愿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程度较高。分类态度是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某些特定行为措施的喜爱或者不喜爱程度。态度是减少悖离现象发生,促进农村居民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30)问锦尚,张越,方向明.“源头分类”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全国五省的调查分析[J].农村经济,2021(3):26-33.,具有正面积极的垃圾分类态度评价的农村居民更加支持垃圾分类处理方式,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所预期到的环境收益更高,能够抑制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所具备的经验能力以及对执行某特定行为所预期到的困难,它反映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31)张圆刚,余向洋,程静静,等.基于TPB和TSR模型构建的乡村旅游者行为意向研究[J].地理研究,2017(9):1725-1741.,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觉行为控制表现为其对分类方法、措施的了解程度以及可能的时间与资金投入,如果农村居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时间、资金等可以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则其较高的分类意愿越容易转化为实际行为,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可能性越小。综上,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会受到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主观规范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H2: 分类态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H3: 知觉行为控制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2. 村庄环境、村庄制度与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作为一项重点环境整治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村容村貌有所改善(32)卢春天,王辰光.村庄环境“问题”的基层建构与实践困境[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88-95.,但生活垃圾污染、污水随意排放等问题仍然存在,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空间较大。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是增强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分类,使其分类意愿有效转化为实际行为的重要外部保障(33)刘春霞.河南省农村地区人居环境治理:问题与对策——基于乡村振兴背景[J].农业经济,2022(5):49-51.,能降低意愿与行为悖离现象的产生。当前,农村只有部分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体系(34)蒋培.规训与惩罚:浙中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逻辑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03-110.,而完善的村庄制度是激发农村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支撑力(35)ZHENG D, SHEN J, LI R,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key factors determining rural domestic waste treatment behavior in China: a meta-analysi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2(8):11076-11090.,可以为实施分类行为营造一定的情境与氛围,增强其分类治理的信念,促进分类意愿向实际分类行为的转化。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村庄环境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H5: 村庄制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3. 村庄环境与村庄制度的调节效应。村庄人居环境改善问题关乎每个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农村居民所处村庄环境制度是导致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之一。村庄环境、村庄制度政策等外在情境因素在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行为是否悖离的同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间接影响。良好的村庄环境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可以提升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主观规范性、分类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能力,推动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强化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36)蔡洁,刘炜,马舒悦.西安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11):31-37.。舒适优美的村庄环境会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正向强化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态度,为了保持并优化生活环境,农村居民会积极采取绿色低碳行为,比如垃圾分类、清扫门前卫生等,分类意愿在提升的同时实际分类行为也相应增加,悖离的现象就会得到有效抑制。另外,村庄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有效改变村庄治理的结构,提高治理效率,降低农村居民分类时所预期的困难,推动实际行为的产生,而且村委会的组织力度、财务透明度以及生活垃圾治理等相关村庄制度也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为难情绪(37)贾亚娟,赵敏娟.环境关心和制度信任对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J].资源科学,2019(8):1500-1512.,提高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性和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其分类意愿受到相关制度鼓励的同时,分类行为实施也会更加便捷,从而增强分类意愿与实际行为的一致性。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 村庄环境在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村居民意愿和行为的悖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7: 村庄制度在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与农村居民意愿和行为的悖离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 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陕西农村地区为研究区域,依据“区(县)—乡镇—自然村—农户”分层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在综合考虑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每个区(县)选取3个,共12个镇/街道,每个镇/街道选取3～6个自然村,共52个自然村进行调查,其中普通乡村40个,乡镇驻地7个,城郊结合地5个。所调研的52个自然村中,有8个村子将生活垃圾随意倒在村口,39个村子将生活垃圾进行统一混合填埋处理,2个村子通过焚烧处理生活垃圾,而仅有3个村子推行分类处理并建设有可腐烂垃圾处理设施。另外,52个自然村中有30个村子进行了生活垃圾墙体宣传,40个村子实施了相应的奖惩制度以及36个村庄推行了生活垃圾治理评比等相关活动。

52个自然村中,每个村子随机抽样15～20个,共对900个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获得有效数据样本863份。其中,有246个农村居民不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全部混合倒掉;有59.68%的农村居民(515个)将生活垃圾分为两类处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这主要由于农村居民生活相对节俭,出于对具有经济价值生活垃圾的考虑,将可回收垃圾进行变卖以补贴家用;有72个农村居民将生活垃圾分为三类(可回收、可腐烂和其他),据调查了解,这部分农村居民有些在家中将可腐烂厨余垃圾进行简单发酵,用于种植蔬菜花卉等,有些是用家里的剩饭剩菜喂养鸡、猪等牲畜;还有30个农村居民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处理(可回收、可腐烂、有毒有害和其他)。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是否悖离,为二分类变量。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预调查,分类意愿问题设置如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可提高垃圾处理效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降低垃圾处理费用支出,而生活垃圾的分类治理需要农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分类习惯,您是否愿意将您家中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农村居民的实际分类行为通过问题“目前您家里产生的生活垃圾,您是否已经对其进行分类处理”进行测度。意愿与行为两个问题的答案均为“是=1,否=0”,统计分析时将“有意愿有行为”“无意愿无行为”设定为相一致不悖离,而“有意愿无行为”“无意愿有行为”则认为言行不一、意愿与行为悖离。

2. 预测变量。本文的预测变量包括核心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核心自变量。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以及相关研究(38)畅倩,颜俨,李晓平,等.为何“说一套做一套”——农户生态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1(4):85-97.,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行为会受其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的核心自变量为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以及知觉行为控制,每个变量选取2～4个观测变量作为研究指标(指标问题详见下页表1),各问题答案选项及赋值为“很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为提高数据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健性,本文运用SPSS 21.0软件对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10个指标问题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进行信度检验,检验结果为0.797,说明本文所设计的计划行为理论指标体系量表具有较高信度;通过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进行效度分析,KMO值为0.839,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5 474.219(P<0.001),显著性良好,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说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表1 因子分析的原始指标

调节变量。根据理论与文献分析,结合农村实际情况,本文通过“您所在村庄的环境卫生怎么样”“您所在村子是否经常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比如生活垃圾污染等)”以及“目前的村庄环境卫生(如生活垃圾治理等)是否需要进一步改善”三个问题来表征村庄环境。村庄制度通过三个问题来反应:“您所在村子村委会组织动员力度如何”“您所在村子财务(村集体收入、分配及公共支出等)透明度如何”“您所在村子有关生活垃圾治理的制度是否完善”。村庄环境与村庄制度各问题的答案选项均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分别赋值为1、2、3、4、5(详见下页表1)。本文对各指标问题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提取公因子,村庄环境与村庄制度各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8.896%、63.495%,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 控制变量。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在本村居住的时间等均会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39)姜利娜,赵霞.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村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基于京津冀三省市村民的实证考察[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5):139-151.,故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家庭年收入、家庭总人口、是否为党员和是否为村干部作为控制变量。在受访农村居民中男性多于女性;平均受访年龄在51岁以上;受教育时间平均约为8年,也就是初中文化程度;大部分受访者在本村居住时间较长,多为43年以上;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平均为6.379万元;平均家庭总人口为5人左右;受访者中党员和村干部的占比较小。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三) 模型设定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主要表现为“有意愿无行为”和“无意愿有行为”两种形式,对问卷数据检查后发现受访者出现“无意愿有行为”的悖离形式尚未发现,故本文数据研究的悖离现象为“有意愿无行为”。农村居民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是二分类变量,故选用Probit模型进行分析,预测精度更高,模型的计算公式:

(1)

式中y代表因变量“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实际行为是否悖离”,y=1时,表示“有意愿无行为”,也就是言行不一、意愿与行为相悖离;当y=0时,表示农村居民“有意愿有行为”,即意愿与行为一致不悖离。γ表示各变量系数,X代表自变量、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即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所在村庄环境、村庄制度、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本村居住年限、家庭年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数以及是否为党员或者村干部。

三、 实证分析

(一) 多重共线性检验

由于各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会使模型失真或难以估计准确,因此,在回归分析前先对核心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VIF均值为1.61,各变量 1/VIF值均小于1,说明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村庄环境、村庄制度以及各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二) 内生性检验

本文基于计划理论框架研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现象,未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核心变量及其误差进行分析,易产生内生性问题,主要表现:(1) 核心变量均通过主观指标测量,各解释变量的误差项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2) 主观指标测量选取的调研地区均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村相邻的非试点村,具有一定代表性,其政策宣传推行力度较一般村镇更为深入,当地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了解程度也较高,由此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基于以上两点,本文选取适用于解决由互为因果和样本选择偏差造成内生性问题的Heckman二阶段模型对数据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与模型修正。检验值IMR均大于0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以模型修正后的回归数据为基础,检验结果及修正后回归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表3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温忠麟等学者的相关研究(40)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 2005(2): 268-274.,自变量、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时,可通过层次回归检验调节效应,通常情况下需要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因此,本文运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实证分析,并采用Heckman二阶段法修正模型,实现了1至3的层次回归:回归1是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2将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纳入模型1进行直接效应分析;回归3将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分别与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2,考察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主观规范-意愿与行为悖离”“分类态度-意愿与行为悖离”“知觉行为控制-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至3的LR卡方检验值均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该模型是适用的。

1. 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表3的回归1检验结果显示,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均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农村居民的主观心理因素对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影响较强,也就是农村居民的自身规范性、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态度看法以及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所预期的困难程度显著促进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

主观规范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抑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说明自身规范性越好的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实际分类行为相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时所感受到周围人的社会压力越大,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越强,采取实际分类行为越多,其分类意愿转化为分类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分类态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行为的转化,说明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认识越清晰,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越高,也就是说分类态度越积极的农村居民表现出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可能性越小。知觉行为控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知觉行为控制高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程度高,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信息越了解,认为自己越有足够的能力、时间、资金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其分类意愿与实际行为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即分类意愿更容易转化为实际分类行为。在这里,假设1、2、3均通过了验证。

2. 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表3回归2结果表明,村庄环境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抑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说明村庄环境越好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一致性越高。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也不再仅仅只关注吃饱穿暖,开始重视居住环境,更愿意通过自身的行为去改善村庄环境,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较高。村庄制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表明村委会动员能力越强,村庄制度越透明以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越完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可能的解释是村委会的组织动员可以有效督促、引导居民积极进行生活垃圾分类,透明化的村庄财务情况可以让居民了解生活垃圾处理的费用支出,完善的垃圾分类治理制度能够让农村居民明确垃圾分类方法与过程,因此,村庄制度越完善,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假设4和5在这里通过验证。

3. 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的调节效应。在模型回归3中,纳入村庄环境、村庄制度与3个核心自变量的交互项,探究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上述路径中的调节效应。分析前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检验结果如表3的回归3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交互项中,村庄制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余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各交互项的影响方向均为负向,与3个核心自变量的影响方向一致,说明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关系中均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表明随着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善,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转化的影响被强化了。可能的解释是,良好的村庄环境影响了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看法,其分类态度更趋于正面性,且在周围人对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积极行为的影响下,居民自身的主观规范性得到增强,行动力和知觉行为控制能力随之增强,假设6在此通过验证。村庄制度加强了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作用,即村庄制度在“主观规范-意愿与行为悖离”“分类态度-意愿与行为悖离”“知觉行为控制-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路径中均发挥了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随着村委会组织力度、村庄财务公开透明度以及村庄制度规范完善程度的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义和重要性更加了解,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得到加强、分类态度提升,同时,完善的制度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最终使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转化的影响作用增强,假设7在这里均通过验证。

4. 控制变量的影响。在回归1、2、3中,除农村居民的性别和家庭年收入外,其余变量均对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影响。在影响显著的变量中:年龄与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方向为正向,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与家庭人口数越多的家庭产生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居民实施分类行为时的困难与阻力越大,虽然从意愿上愿意分类,但是由于受自身能力的限制,实际分类行为较弱,从而悖离的可能性大;而人口数较多的家庭每日产生的垃圾较多,垃圾的组分更加复杂,在实际分类处理中会更加困难,进而出现意愿较强而行为较弱的现象。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居民是否为党员和是否为村干部四个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有显著负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接受教育时间越长的居民,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垃圾分类方法的了解程度越高,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越高,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也越高;居住时间较长的居民对村庄的情感更为深厚,对村庄人居环境的改善更为了解,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程度较高;村干部与党员思想觉悟相对较高,能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起到榜样作用,其意愿与行为悖离程度较低。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健性,可以通过因变量观测问题和选项赋值替换的方法,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因此,本文将分类意愿由“您是否愿意将您家中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替换为“将来我会积极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将分类行为由“目前您家里产生的生活垃圾,您是否已经对其进行分类处理”替换为“总体来说,我会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替换前的问题均为二分类变量,赋值为“是=1,否=0”,替换后的问题选项采用五级量表,赋值为“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对替换后的问卷数据再次进行处理,1、2、3认为无分类意愿或行为,重新赋值为0;4、5认为有分类意愿或行为,重新赋值为1,对再次赋值为二分类变量的意愿和行为的数据进行相乘,相乘结果为1表明不悖离,赋值为0,相乘结果为0表明悖离,赋值为1,将悖离数据再次带入模型中,回归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由表4中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更换指标问题后回归分析结果整体变化较小,从回归1中可以看出核心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与方向未出现变化,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中,年龄和是否为村干部的显著性有所提升,更加显著;是否为村干部仍然显著但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从回归2中可以看出村庄环境的显著性降低,但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村庄制度的显著性及方向未发生变化。从回归3中可以看出村庄环境对“知觉行为控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调节作用减弱;村庄制度对“主观规范—意愿行为悖离”的调节作用也有所减弱,而对“知觉行为控制—意愿与行为悖离”的调节作用有所增强,所有交互项均显著,且方向与主效应方向一致,未发生变化。整体来看,核心自变量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变化,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但仍然显著,整体结果与原回归结果的差异较小,说明回归结果稳健性较高。

四、 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将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西省863个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验证农村居民主观规范、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在检验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直接影响基础上,分析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以上路径中的间接调节作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 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以及知觉行为控制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实际分类行为的转化;(2) 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直接抑制作用;(3) 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主观规范-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分类态度-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和“知觉行为控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影响路径中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4) 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家庭人口数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即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与家庭人口数越多的家庭产生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可能性越大,而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居民是否为党员和是否为村干部四个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 启示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1) 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进程中,主观规范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抑制作用不容忽视。有关单位和部门一方面可以通过营造村庄环保氛围,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另一方面引导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发生的居民发挥示范效应,促进周边居民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

(2) 政府、村集体、公益组织等应优先向分类态度、知觉行为控制较强的居民宣传、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美好前景以及社会、生态效益,以增强该部分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态度,通过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的互补,促进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进而不断产生外溢作用,影响其他村民采取分类行为。

(3) 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加强村庄规划与治理,全面开展村庄环境卫生改善,抑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现象。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引导下,各地政府、社区要不断优化村庄环境,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水污染、土壤污染的治理,道路、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的清扫,可以促使居民更愿意参与美好生活环境的维护,强化其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4) 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完善村庄制度,加强村委会动员力度,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行为的转化。村集体在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公共事宜中,不仅需要明确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准、优化分类步骤、减少农村居民在实际分类中的困难与障碍,而且可以通过公开村庄财务开支,扩大村委会动员力度等方式,抑制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进而强化主观规范、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对其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从而促进这项公共事宜的持续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