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与时代性
——非虚构视阈下央视中国非遗纪录片的当下书写

潘路路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金华 321004）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断被认可，相关纪录片日益增多，其中就包含大量央视制播的作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审美品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与精神矿藏，具备重要的文化价值。

纵观当下，城市化的进程加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改变着当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人们在创造新的文化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1]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同时，大量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也正在消失。“在人类社会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通过耳濡目染就可以自然传承下去的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其自然传承的社会环境和基础”[2]。越来越多的非遗逐渐远离当下生活的主流范畴，呈现出一番边缘化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非遗与当下受众之间的认知鸿沟，如果不给予特别的引导与关注，容易使当下受众对非遗的时代价值产生质疑，进而导致相关非遗的传承出现断裂乃至消亡。面对此类问题，作为国家级媒体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起链接非遗与当下受众的联系，保护并传承中国非遗的重担。

总体上看，近些年央视制播的非遗纪录片的确有意识地践行着相应的责任。此类纪录片从当下现实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强调非遗同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挖掘寄寓其中的时代价值，探讨非遗在当下的现实意义，并通过非虚构的纪实手法强化影像的真实性，从而引导大众重新审视非遗，重拾了解乃至传承中国非遗的兴趣。本文将结合《过年》《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春节》《围棋》《回家过年》等作品，探究央视非遗纪录片当下书写的具体方式，以此明晰纪录影像赋能非遗保护、传播、传承的现实逻辑。同时，基于央视非遗纪录片当下书写的现状分析，反思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为非遗纪录片的未来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思路。

一、以人民为中心：拉近受众认知距离

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多元变革，致使中国非遗逐渐远离当下受众的日常生活。加之中国非遗具备悠久的历史性，古老的起源通常也会令当下受众对其的认知产生基于时空维度的距离感。为了拉近当下受众与中国非遗的认知距离，央视中国非遗纪录片的当下书写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文艺创作导向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3]“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央视非遗纪录片的创作导向，同时也是其当下书写的主要方式。

具体而言，首先，不同于其他同类型作品记录非遗时聚焦历史、传承的宏大叙事，央视非遗纪录片的当下书写通常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作为表现主体，以人民为中心，展示当下人民与中国非遗的日常联系。纪录片《春节》关注的翟国峰、冯永超、宋喜娥、阿英、叶根明等人都是当下社会中普通的打工人，展现的也都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平凡人与春节之间的多样日常。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中出现的诸如山西丁村的花馍大妈、陕西绥德的黄国盛、贵州黎平的杨秀霞、浙江井头的顾圣在、云南诺邓的老黄、安徽歙县的程亚忠等人也都是当下社会的普通人。他们或是务农，或是经营些小生意，影片呈现的也是关于这些平凡的中国人与非遗美食之间的生活日常。纪录片《回家过年》也是如此。在该片中，带着妻子骑摩托车穿越广东回老家广西过年的蒙俊源是在佛山打工的工人，将远在河南老家的孩子接到身边一起过年的魏建立是杭州某快递公司的员工，赶在春运前抢票回福建过年的胡开烨是高校食堂沙县档口的经营者，从山里搬到山下新房过年的周丽荣是海坪扶贫安置点的售货员。影片以当下中国社会的普通人作为表现主体，展现他们在春节期间的日常生活。此外，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围棋》等作品也都如此。《围棋》中出现的王学华、秦镇等人都是当下社会中的普通人，围棋是他们日常休闲的兴趣所在。《我在故宫修文物》撕去了王津、屈峰等人“文物专家”的标签，转而塑造的是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平凡的工作者身份，他们也会展望自己的退休计划、喂猫、逗鸟、弹吉他、打杏子、提开水、在故宫骑自行车甚至是吐槽。

央视非遗纪录片以人民为中心，将创作视点聚焦于当下的平凡大众，关注社会中的普通人。每一位出现在影像中的“主角”都来自广大受众所处的空间，每一位与非遗发生联系的“主角”都是受众身边的普通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将受众移置当下的场域内理解非遗，提升受众的代入感，缩短当下受众与非遗的认知距离。

其次，此类纪录片大都以当下人民生活中常见的节日习俗、日常饮食、休闲技艺等非遗项目作为主要展示对象。例如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便是以日常饮食为选题。影片中出现的柳州螺蛳粉、诺邓火腿、岐山臊子面、陕西肉夹馍、兰州牛肉拉面、嘉兴粽子、金华火腿、云南汽锅鸡、徽州木榨油等非遗饮食大都是各地百姓日常多见的特色饮食，在当下寻常可见，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虽然它们位列非遗名录，但并没有丧失活力，或被搬入博物馆，反而依旧活跃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纪录片《围棋》的同名选题是中国传统休闲技艺的典型代表，至今依旧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休闲娱乐的形式出现，深受大众喜爱。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文物修复技艺为选题。对于广大文物修复工作者而言，该片展示的非遗技艺是他们最为普通的工作内容与生活日常，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纪录片《春节》《过年》《回家过年》《我要上村晚》《楹联里的中国》等作品以传统节日——春节作为题材。春节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然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行为逻辑。作为中国非遗的它依旧是当下中国人民最重要，也是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它塑造着中国人民在一定时刻的日常生活范式，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逻辑，与中国人民紧密相连。

央视非遗纪录片以当下人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非遗项目为选题，每一项非遗都与诸多平凡大众朝夕相处。这一方面展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另一方面圈画了“当下”这一时间坐标，将呈现“过去完成时”的非遗再次纳入到“当下进行时”的时态范畴，使非遗“近在眼前”，从而拉近非遗同当下受众的时空距离，给予当下受众与非遗历时同行的认知体验，也为纪录影像实现非遗价值挖掘，传播、传承非遗奠定基础。

二、阐释时代价值：重申非遗的当下意义

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式进拉近了受众与非遗的时空距离，那么阐释非遗的时代价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申并强调了非遗在当下现实的意义。

央视非遗纪录片的时代价值阐释依托当下的平凡大众，在聚焦个体人物的基础上，以故事化的叙述，展现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非遗故事。“故事对于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具有不可缺失的重要性。通过一个故事，人们讲述信什么和不信什么；讲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讲述什么是爱，什么是恨。”[4]人类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在传递其中的观念价值。此类纪录片正是凭借个体化的故事叙述，在呈现非遗与当下日常的互动关系之余，阐释其中的价值意蕴，彰显中国非遗在当下现实的意义。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即是如此。58 岁的黄国盛是陕西绥德地区的普通农民，用糜子面发酵制作的黄馍馍是他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也是其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黄馍馍作为陕西非遗美食，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从农历十一月开始一直到冬天结束，黄国盛每隔三天就要做一批黄馍馍并骑一个半小时的三轮车去县城售卖。得益于黄国盛淳朴的性格与其严格的质量把关，他的黄馍馍拿到集市上往往不消一会儿便能卖完。一整个冬天的时间里，黄国盛要做15000 个黄馍馍，多次往返农村老家与县城集市售卖。在黄国盛看来，自己坚持传统手法制作黄馍馍并不辛苦，吃着自己种的粮食，住着自己盖的窑洞，他觉得自足且踏实，因为只有辛勤劳作才能换得生活的美好与富足。68 岁的陕北老农张世新是制作空心挂面的好手。一到合适的天气，张世新便和老伴开始配料、做面。白面和盐水混合做出的面块要在半夜醒面结束后开始揉面搓条，二次醒面结束后又要起床开始挂面。往往一个晚上张世新和老伴只能休息几个小时。从15 岁学习挂面开始，张世新年年如此。依靠这门手艺，张世新养大了5 个儿女，勤劳和坚守是他一辈子的生存信念。

从物质的存在趋向意义的展现，意义的生成与人类社会实践不可分割，同时也与人类精神活动紧密相连。对黄国盛、张世新等人而言，这些非遗是日常生活中寻常可见的事物，也是他们维持生计的物质来源，更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寄托。该系列纪录片通过讲述个体与非遗美食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巧妙地通过当地人家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使食物本身及其背后的精神内涵和赖以存在的自然特征自在地流露出来。”[5]由此，该片询唤了勤奋、踏实、坚守、自足等蕴涵在中国人身上的优秀精神品质，也借此阐释了非遗美食的时代价值，美食作为非遗传承在当下依旧存续的现实意义也因此得到重申。又如纪录片《春节》，该片中的翟国峰带着孟雪回老家参加翟家自办的春节联欢会并参与评选最孝顺儿媳。对翟家来说，春节是整个家族团聚的时候，每年的家族联欢会彰显的正是春节团圆在翟家人心中的重要意义。至于评选最孝顺儿媳则是翟家借此向所有家族成员宣扬尊老敬孝的好时机。冯永超离家打工多年后，终于愿意在这个春节回家过年。老家的父亲为此特意装修房子，母亲提前置备衣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谈心，多年的父子心结因此打开。春节对冯家而言，不仅是团圆的时刻，更意味着家庭和谐。来自湖南的潮汕媳妇阿英被选为今年春节郭家祭祖的家庭代表。一场新年祭祖让阿英系统了解了潮汕当地的新年习俗，也再次体会到郭家对祖先的敬奉，对家庭和睦、四时平安的追求。纪录片《回家过年》也是如此。此类纪录片通过个体化的叙述，阐释了春节的时代价值。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融入血脉的对阖家团圆的追求，是对祖先、长辈的敬奉，也是为美好生活而祈福求安的重要时刻。作为中国非遗，春节在当下依旧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恰恰是因为它至今影响着大众的生活日常，指导着大众的生活范式，呼唤着大众践行家庭和睦、敬奉宗祖、尊老爱幼等中国传统美德，这也正是它在当下现实的意义所在。此外，纪录片《围棋》《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作品也通过个体化叙事阐释非遗的时代价值并强调其在当下现实的意义。《围棋》中的王学华因为下围棋，从颓唐中走出，再次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秦镇通过学下围棋改变了自己浮躁的性格，也开始对自己曾经的行为表示忏悔，对父母表示歉意。围棋对大众而言，不仅是一项闲暇娱乐的技艺，同时也成为引导人生正面、积极发展的指示标。《我在故宫修文物》围绕文物修复工作者，通过个体化叙事，将叙述的焦点着眼于平凡的“我”，呈现平凡的“我”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因如此，文物修复这项中国非遗的时代价值不止限于对文物本身的保护，也体现在工匠精神的传递上。对当下大众而言，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不免扰乱平和的心境，而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则能为观众带去一份安抚与鼓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影片呼吁大众人人都成为工匠，而是借工匠精神示意社会群体不必担心外界的纷扰，要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保持淡泊、内敛，戒骄戒躁，踏实平和。整体而言，央视非遗纪录片聚焦个体，通过故事化的叙述，将非遗这类经由历史传承而来的“过去的生活经验遗存转化为当代人能理解、感受、体验的文化嵌入当代空间，从而使得非遗文化对当代社会具有活的精神价值。”[6]这一过程即是对其时代价值的具体阐释，也是对非遗当下意义的重申与强调。

三、影像的非虚构：一种真实的写照

“如果说，‘写实’作为多层多义性符码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显现体现为对生活原态与自然真实的仿真，造成‘写实感’的话”[7]，那么央视中国非遗纪录片的当下书写也是如此。这种来自纪录片的“写实”是影像非虚构的本质所在，它注重生活化的日常图景展示，在坚守纪实性的同时，此类纪录片不仅实现了纪实影像的客观记录，也“再现了不能被艺术家们所想象出来的事实”[8]，即非遗时代价值的真实写照。

纪录片的力量“源于它基于事实而非虚构”[9]。纪实是纪录片创作的基本要义，它给人真实感的原因之一，“就是镜像生活世界和原初生活世界在空间对应性和时间绵延性这两方面的一致性，仿佛与真实生活同步发生。”[10]此类纪录片通常采用非虚构的旁观纪实，默默记录相关非遗与当下中国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不避讳生活的琐碎与偶发的意外，冷静、客观、如实，不做过分的主观介入，更甚之流露出一丝类似“零度情感”[11]的意味，整体上强化了中国非遗日常景观呈现的真实性，从而为中国非遗的时代价值阐释提供非虚构的影像保障。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分集《心传》记录了张世新老人的日常生活与挂面的联系。挂面的制作涉及两次起夜，第一次是在半夜时分，需要对完成醒面的面团进行盘面，第二次是在破晓时分，将盘好的面缠绕在木杆上以便挂面。该片依照时间的客观发展顺序，以旁观纪实如实记录了张世新老人两次起夜做面的过程，并未因时间的特殊而避之不拍。分集《主食的故事》也采用旁观镜头记录了黄国盛骑三轮车赶往集市，在集市叫卖，用传统驴车拉磨，手工炒制糜子并揉面，在窑洞中做面吃晚饭，凌晨三点开始制作黄馍馍等过程。这类纪实、客观的旁观视角一方面是此类纪录片“非虚构”呈现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是为影片所阐释的非遗美食的时代价值提供影像维度的真实写照，从而令观众更为信服。

“旁观既是一种美学态度，也是一种拍摄的方法。旁观的方法要求拍摄者尽可能少地干扰拍摄对象，尽量保持一种从旁观察的态度。”[12]纪录片《回家过年》通过旁观镜头客观冷静地再现了蒙俊源返乡过年过程中的真实经历。从广东返回广西老家的路途十分遥远，摩托车并不适合长途骑行。蒙俊源骑到半路，轮胎突然出现漏气，他只能在返程沿途寻找修理站。对于这一突发事件，该片不仅没有规避，还持续跟随并记录了修车的过程。对此，影片也没有表示出关心或提供帮助，在不做介入的情况下仍旧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其进行记录，体现了影像呈现非遗日常景观的非虚构性，也彰显了回家过年、团圆和睦在中国人心中重要且真实的意义。又如分集《全年包邮》在记录魏建立在春节返乡前运送快递的过程中，也直接呈现了医院护工请他代写地址并与他还价，配送员临时失踪老板自己顶上，电瓶车半路没电找充电站救急以及处理客户投诉等日常过程。一系列偶发事件对魏建立而言，都是他每年春节前派件的日常过程。“事实本身的过程与接受事实的分析过程，都告诫人们，传播的真实，并不意味着接受的真实。当传播的真实失去了某一事实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或者失去了分析和推断的过程，也就失去了人们确信的基础。”[13]该集纪录片通过旁观如实记录了这些琐碎的日常过程，并没有对其做出介入性的行为。其所显示的对非虚构的坚守，同施特罗海姆所言的“要截获而不要重组”[14]，以及让·雷诺阿提倡的“偶然视觉”[15]等理念较为相似。正因如此，该片影像呈现的真实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关于春节的时代价值阐释也更为可信。纪录片《春节》也通过旁观视角呈现了朱五返乡组织舞龙队的过程。朱五的姐夫李诗敏因为要在昆明演出而无法返乡，但家乡的父老乡亲期盼春节期间的舞龙能如期上演，所以李诗敏委托自己的小舅子朱五帮忙回家组织。但当朱五向县文化馆提取舞龙的道具时，文化馆并没有给他。他只好再向姐夫李诗敏求助。随后，等到朱五在现场准备打铁花的材料，却又发现焦炭太大无法燃烧。这些偶发的事件在该片的影像中得到了完整的记录，影片对此并没有规避或介入，而是通过冷静的旁观并如实的呈现。该片通过非虚构的纪实“纪录生活状态、生活流，使纪录片纪录内容更符合生活的本真”[16]，从而实现中国非遗时代价值的真实写照。

结语

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中国非遗只有尽可能地获得更广大的人民基础，才能拥有不竭的生命力。以人民为中心，阐释非遗的时代价值，并通过非虚构的影像呈现真实性的强化，央视中国非遗纪录片强调非遗同当下日常生活的联系，彰显非遗在当下的时代价值，这再次赋予了非遗鲜活的生命力，从而让广大受众重新意识到古老的非遗在如今的价值。对于中国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来说，从当下生活的视角印证非遗延续的意义，无疑是一种值得推广的路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目前央视非遗纪录片的当下书写存在题材选取过于雷同，价值阐释相近等问题，这些都是未来此类纪录片创作应当继续完善和不断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