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的语义生成与传承发展

程碧英 商小春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2019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1]不言而喻，梳理“美德”文化的语义生成，明晰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涵，有助于将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美德”文化的语义生成

“美德”，顾名思义指美好的德行。《说文解字》释“美”为“甘也，从羊从大”，《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伸之凡好皆谓之美”。“德”字相对复杂，《说文解字》释“德”为“升也”，但从字源来说，甲骨文的“德”是一个表示方向性和动作性的概念，意谓行走时目不斜视；金文的“德”在“目”字下加了一个“心”，意谓眼直、心正方为“德”，“德”字由此进一步具有了伦理学涵义。古人多有释“德”为“得”，杨荣国据此说：“‘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2]可见“德”是一种由内而生的自我约束的规范和力量。

就“美德”作为一个语词来讲，首次出现在《荀子•尧问》中，“周公谓伯禽之傅曰：‘汝将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对曰：‘其为人宽，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已。’”[3]本段记述周公旦教诲即将赴鲁就任的伯禽。对话从伯禽师傅的评价展开，说伯禽为人宽厚，喜欢依靠才智，并能谨慎做事，此为美德也。这里的“美德”是指伯禽所具有的内在的美好德性。此后《史记·礼书》有“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力也哉”，这里的“美德”专指“礼”，相当于外在的道德规范。

揆诸《诗经》《论语》《孟子》《史记》《三字经》等文献典籍，保存着众多关于传统美德的论述，这其中既有内在的德性修养，也有外在的德行规范。伴随社会生活的发展，“美德”一词进入日常语用，词义内涵逐渐丰富，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进而推陈出新。

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传统美德资源

《新纲要》高度重视“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继承创新，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使之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成为全体人民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传统美德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濡化作用，要求以中华传统美德滋润道德，实现“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韩玉胜在《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珍视和守望美德传统并将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以及浸润到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构筑起支撑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系统的德性根基。”[4]毋庸置疑，中华传统美德作为宏大的价值体系，是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爱国爱民，强调责任意识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高尚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经受无数考验仍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根本原因。比如源自《诗经》的“夙夜在公”，意指从早到晚勤于公务，体现了勤政务实的责任意识；《后出师表》中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叙写诸葛亮勤勤恳恳，日夜为国事操劳，最终竭尽心力，为世人所敬仰；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样显示出中华儿女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民族精神以及浓烈的爱国情怀。历史演进过程中，在中国遭受外敌入侵之时、危难存亡之际，华夏儿女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感被强烈激发，并进一步升华为为国献身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南宋爱国者岳飞“精忠报国”，近代爱国者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寻求富国强兵之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呼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均体现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面对三年新冠疫情，无数白衣天使忘我工作，无数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通力协作，持守爱国爱民情怀，锻造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的抗疫精神。

（二）仁爱孝悌，追求人际和谐

中华传统美德推崇“仁爱”，将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置于重要地位。何为仁爱？孔子认为，“仁”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当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应以君子之风“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尊敬自家长辈、爱护自家儿女进一步推广到敬爱别的老人、呵护别的孩子。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宽厚仁慈的人不仅懂得爱自己，还将以自爱为起点不断加以扩展，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爱万物。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认为当人与人之间互相有爱，便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

如何爱人？我国先哲认为，由亲到疏、由近及远，仁爱之本在于爱亲。《大学》有“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意在指出为人子者必须以孝道为先；《管子·五辅》有“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孝经·圣治》有“人之行，莫大于孝”，意即孝悌是仁的根本。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父母和子女间的人伦关系，将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作为仁爱精神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倡导将对父母之爱进一步推己及人，最终兼爱他人，实现更高层次的仁爱。

（三）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

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谦敬礼让、克骄防矜既是中国人的德性与国民性，也是值得传承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原则。最初的“礼”，指的是制度和规范，在古代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人际关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左传》有“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以上均为“礼仪之规”。从广义角度来看，“礼”对国家的典章制度、社会的习俗规范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做出规范；从狭义角度而言，“礼”则对人际交往中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做出要求。

礼之运作，自有“谦和”之德。“谦”缘于关系，是由于对对方的尊重而表现出的在下感和自我的克制，《周易》对“谦”的含义进行了详细阐释。《周易·象》中有“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意为谦者，谦虚也，谦让也，谦虚和谦让既能使尊贵者更有光彩，也可以让卑下者赢得尊重，因此，君子应该始终保持谦虚的美德。《周易·谦》中有“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其义大同小异。当今社会，谦恭礼让、克骄防矜要求我们人际交往中有谦虚的态度，尊重别人，对人恭敬，懂得谦让，同时“事思敬”，“不居功”。“谦”与“礼”于华夏子孙而言既是一种德性，也是一种运用于日常生活而不察的智慧，更是值得赓续传承的道德操守与处事原则。

（四）重义轻利，追求精神境界

建立正确的义利观、追求崇高精神境界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均意在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当我们将道德理想的实现作为高层次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物质追求，不仅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也对正确认识物欲追求提供了重要启发。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理念主张将“义”高于“利”，将“义”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认为财富的获得要服从于伦理准则。当代中国，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中阐发的“计利当计天下利”，同样体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义利观以及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5]。

（五）言行一致，主张恪守诚信

“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在传统社会调节人伦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于个体而言，“诚信”是为人之本；于国家而言，诚信是“治国之策”，因此在任何时代，诚信都是值得倡导的重要道德规范。传统意义上的“信”讲求言而有信、以诚相待，但在适用范围上仍有所局限。此后，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文化的变迁，“朋友”之“信”的语义外延不断拓展，进一步扩展到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和社会之间，谓之“诚信”。《礼记·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被提升至“天道”的至高地位，认为人类应该诚实守信、善始善终，正犹如自然界一年四季有规律的交替一般。中国人常说“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指出诚信是做人之本，可以让我们受益一生；诚信是立业之基，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基石；诚信是治国之道，是抚民安邦的长久大计，于国于民，都应将诚信视为应该坚守的第一法则。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积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具有能够为时代所传承的优秀价值。然而，文化软实力与突出优势的作用发挥并非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优秀价值也并不直接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现成的道德滋养，因此，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充分发挥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价值。

（一）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原因

1.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是应对多元文化冲击的必然选择

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异质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被打破，不同国家、地区以及民族之间开启了文化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一方面，文化交融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创造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氛围下，部分缺少鉴别和判断能力的公民将更易受到消极文化观念的影响，进而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抵触心理，致使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受到冲击。因此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新时代更应该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多元文化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重新审视并进行当代创新，通过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来规范国民道德生活、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应对多元文化的冲击。

2.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是培育新时代公民的必由之路

良好的社会公德有助于新时代公民更好地协调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与国家关系，并进一步凝聚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个人品德。[6]因此，加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培育新时代公民的不二选择。然而，“道德”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使得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之间除正向联系外，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阂和冲突[7]。因此，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使其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要、获得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是化解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以及培育新时代公民的必由之路。

（二）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的路径选择

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本质上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将对当代社会具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予以改造，通过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采取现代化的形式予以表达，进而激活其生命力。[8]换句话说，就是要遵循一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将蕴含在中华传统美德中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规范体系、实践模式进行归纳总结，进而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符合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1.深化道德教育引导，突出传统文化的德育底蕴

中华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进一步奠定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十分重要。当代社会中仍存在部分较为消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诸如“文化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广泛推荐宣传榜样模范，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将立德树人贯穿至学校教育，将思想品德纳入学业质量标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以正确舆论营造良好道德环境等，通过“汉字中的文化”“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节目宣传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习惯。

2.关注青少年道德建设，结合学科特征提高教育精度

将传统文化融入公民道德建设，因不同个体在接受和认知方面存在异质性，所以在扩大传统文化宣传广度基础上，亟需提高教育的精准度。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青少年将是重要储备力量，因此应重点引导、帮助青少年群体建立科学的“三观”。在青少年教育方面，可以将传统美德教育与不同学科的教学工作形成紧密链接，结合教学特点以及学生特征，有所侧重地深化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传统文化美德教育的精度。

3.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创造良好道德文化氛围

一方面，全方位宣扬传统文化，构筑良好的社会道德文化氛围，有利于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广度，并让更多民众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公民道德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借助多方合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具体来看，可将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作为重要宣传载体，以社区为基本宣传单位，通过举办传统文化培训班、开展专家讲座等多种方式开展传统文化知识普及与教育工作。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广泛借鉴和有效转换传统文化资源。因此，在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美德时代内涵基础上，探究中华传统美德融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发展的必然选择。

1.以德为先，挖掘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

王文东《中国共产党推进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思想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思想时代化和现代化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一部推进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百年奋斗史”。[9]从古至今，中华传统美德经过不断传承发展，其词义内涵随着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完善。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阻碍，贫富差距、国际关系格局、人类矛盾等不断涌现，人们需要用美德的力量来化解矛盾、国家需要用美德的力量来化解危机、世界需要用美德的力量来维持和平。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新的国情和世情，我们更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让公而忘私、仁爱宽容、中正和谐、自强不息、勤俭节约、廉洁自律、节操守德、谦虚礼敬、诚实守信、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精神内核不断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的日常秩序，进而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法则，进一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为个体、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营造一个和谐、美好、安定的氛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

2.以德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是国家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精神支撑和不竭源泉。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在大中小学都开设了相关课程，积极引导中华传统美德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以不同方式和形式呈现中华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在具体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了部分学生因缺乏历史文化积淀，或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对中华传统美德理解不深、落实不到位甚至放任自流的状况，这种状态给家长和老师带来了极大困扰，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也给国家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造成阻碍。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需要通过学校教育主渠道，将传统美德与诗文教学相结合、与立德树人相结合、与课程思政建设相结合，不断从历史、从案例、从国情、从世界格局等方面充分挖掘中华传统美德的文化资源，融入大中小学各类课程的教育教学中，并充分结合当代数字化教育手段，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传统美德的表现形式，充分激发当代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课堂教学、知识竞赛、社团活动等充分将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实训、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竭力保障“以德育人”的良好成效，着力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3.以德为范，树立中华传统美德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平凡岗位的付出、历尽艰辛的执着、挑战困难的担当，都是奋进者的最美姿态，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重视发挥榜样的作用。一方面，要重视对已有榜样的宣传和解读。在中华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中，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榜样引领。仅以爱国主义来说，“历史上的苏武、文天祥、林则徐等人，以其民族气节诠释了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10]在现代生活的今天，有更多人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对国家的热爱，肩负着时代的责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们，明知前方有危险，却不顾自身安危、不顾家人安危、用实际行动肩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与责任，奔赴抗疫一线，与病毒顽强作战，保障了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共和国勋章”和“人民英雄”的称号是对他们的嘉奖，更是对时代精神和道德力量的广泛弘扬。榜样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节的代表，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我们要对已有榜样进行充分宣传和解读，促使榜样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重视对榜样的树立和传承。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定期开展“道德标兵”“五好家庭”“学习之星”“先进集体”等榜样个体和榜样集体的评选活动，在现实生活中为人们树立典型标杆，引导人民向榜样学习，向典型学习，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