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

李银兵

当前,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农民真苦”“农业真难”“农村真落后”为标志的旧“三农”问题已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但随之而来的以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以及农村空心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又慢慢浮现,并逐渐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最大结构性问题。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也关涉农民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培育与塑造。因此,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须发挥乡村文化现代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先导作用,凸显乡村现代文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所起的目标指向、精神动力、思维工具、智力支持以及凝心聚力等文化功能。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现代化,说到底,就是如何根据矛盾发展的规律,解决现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矛盾。”[2]序3在人们秉持传统而又追求现代、建设乡村而又向往城市、安于现实而又怀揣理想的当前,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在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中是一个矛盾的存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基于此,在深入认识和厘清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围绕为何现代化、如何现代化及现代化若何三个乡村文化现代化元理论问题,着重探析乡村文化现代化中内含着的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社会三对矛盾关系,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勾勒出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所具有的真理性、实践性与价值性及其“三位一体”而形成的系统性属性,进而形塑乡村文化现代化的整体结构和实践功能,为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

一、情感与理性: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真理性

文化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4]毋庸置疑,乡村文化发展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近年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城乡文化一体化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随着文化惠民工程有序实施、文化事业产业蓬勃发展、文化遗产有效保护以及农民文化自信不断提升,乡村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但还需要看到,在乡村文化发展的同时,一种以文化服务虚无化、消费文化膨胀化、文化力量弱小化以及文化意识淡薄化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现存态势和变化趋势也在一些农村地区显现甚至加剧,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乡村文化的前进步伐,是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道路上必须要应对的挑战。面对乡村文化急剧变化及其呈现的现存态势,“乡村文化衰落论”“乡村文化无用论”“乡村文化消亡论”“乡村文化忧愁论”“文化乡建破坏论”等言论甚嚣尘上,给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蒙上了一层阴影。基于乡村文化发展面临的各种现实状况,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不仅要求全面客观地把握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各种现实条件,而且需要充分认识和化解乡村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诚然,现代与传统相对,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没有现代也不会有传统;没有乡村文化现代化,就没有农民现代化;没有农民现代化,就没有乡村文化现代化;没有农民文化现代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农民文化现代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是始终贯穿在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一条主线,从这个意义上讲,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及其张力问题无疑是乡村文化现代化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当前,文化乡愁的出现及其与文化乡建的矛盾运动,不仅很好地诠释了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转换的逻辑理路,也表征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互动实践,还指明了借助乡村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同时这也构成了分析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比如,文化乡愁依赖情感,文化乡建依靠理性;文化乡愁珍视传统,文化乡建面向现代;文化乡愁注重记忆,文化乡建关注建构。要言之,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矛盾关系基本囊括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核心问题,很好地印证了乡村文化现代化在本质上所具有的鲜明的矛盾性。因而,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矛盾关系是分析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一个最好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动力源泉。诚然,要充分展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重构的真理性,除了要客观把握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客观事实和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之外,还要特别关注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方法论及其实践等相关问题。真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在情感与理性的碰撞中,事实、规律、实践与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就成为了乡村文化现代化重构真理性的集中体现。

1.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方法论选择

有学者指出,目前学界存在四种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流派及其方法路径,即以主张走“全盘西化”为文化现代化路数的自由主义流派、以复兴儒学为文化现代化核心的现代新儒学流派、以强调文化批判和以文化建构为文化现代化主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以推动视野转换和文化比较为文化现代化手段的后现代主义流派[5]。但笔者认为,以唯物论为基础、辩证法为核心、实践观为首要观点、历史观为最终归宿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无疑是分析中国文化和乡村文化现代化的核心流派。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处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上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质和优势。乡村文化现代化不仅包含着理论、实践和目标“三位一体”的主要内容,也具有集真理、价值、实践于一体的内在品质,还面临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社会等尚待化解的矛盾关系。由此可见,乡村文化现代化中多重矛盾关系的存在事实可以很好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应用于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契合性、科学性。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6]列宁也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7]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对立统一规律是其实质和核心。因此,运用矛盾分析法去分析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矛盾关系,无疑是解开乡村文化现代化之谜的一种正确方式。

2.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必要性

“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的缺乏、非理性的盛行。”[8]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所有的现代化,不仅在于其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本质要求,也在于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实质性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2]360马克思主义行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事实很好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所具有的真理和实践伟力,是认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实现自由解放不可或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疑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就乡村文化现代化而言,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转换有其必然性。目前,学术界对乡愁本质的认识存在多样化解读,比如有人认为乡愁是现代城市人对以往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9],也有人从对亲人的思念、故园的怀念以及传统文化的眷恋等三个层次去解析乡愁[10],还有人主张乡愁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恋旧情结,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情感表达[11]。面对学界对乡愁本质的多样化解读,笔者认为,乡愁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是人们在对传统文化的回忆与珍视中透露出来的一份特殊而复杂的情感。相比较而言,学术界对于文化乡建本质的把握则显得简单、明了,一般认为,文化乡建是与新时代兴起的乡村振兴、乡村建设相连,具有乡村振兴视域下文化建设或文化发展的明确意义。可以说,文化乡愁立足于精神,依赖情感认知,属于形而上的抽象表达,而文化乡建扎根于物质,充满理性认知,属于辩证法的实践叙事。其所表现出的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充分说明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区别。未来学大家托夫勒说:“但是倘若他们因不满现状就盲目地反对科学,走入非理性主义,沉溺于病态的怀旧情绪,或一味地享受‘现在’,那么他们不仅态度错误,而且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后果。”[12]因此,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就显得十分必要,即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首先须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从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的转换。换言之,乡村文化现代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且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理性实践和实践理性的产物。

3.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可能性

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的转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其具有实践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的出现,除了文化乡建具有比文化乡愁更为科学的理论指导之外,还在于文化乡建依存于中国式现代化,能很好地回答“中国之问”,具有丰富的实践价值。第一,文化乡建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3]22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现代化。当前,在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党的庄严历史使命。共同富裕指的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物质富裕而精神匮乏不是共同富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也是文化现代化。乡村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文化乡建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实践和重要内容。第二,文化乡建可以很好地回答“中国之问”。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着眼于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丰硕理论成果。中国之问作为“四个之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和核心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中面临的任务、挑战和考验前所未有,大量理论和实践课题亟待回答。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又是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治理的重心在于推进乡村现代化,而乡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与文化现代化,都必须以文明主体为主体,以文明主体的利益为根据,以集合起来的文明主体的意志为指导。”[2]序18基于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主体作用的发挥要求极高,更加需要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乡建无疑是解决中国之问的最好途径,也是回答中国之问的最好方式。第三,文化乡建蕴含着丰富的实践价值。有学者指出:“当前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与此相关,当前三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的破坏。”[14]文化乡建既是过程,又是目标,集乡村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于一体。文化乡建直面乡村文化发展现状,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乡村文化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事实依据;文化乡建强调文化建设实践,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中,不断界分和连接起传统与现代、主体与客体等矛盾关系,不断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文化乡建重在凸显乡村文化的现代价值,发挥乡村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在乡村振兴中的动力作用、在文化强国和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综上,从文化乡愁到文化乡建的转换,不仅涉及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复杂矛盾的选择和处理,也牵涉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方法论选择,更是直接区隔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理性行为,充分展现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真理性。真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真理不仅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关系问题,更是关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问题。诚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落脚于改造世界上。因此,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区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仅仅是解决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必要准备,而深刻把握这两对矛盾深层次的转换关系,则是促进乡村文化现代化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核心问题和关键之处。引入正确的实践方法论无疑可以为文化乡愁的现代消弭和文化乡建的现代构建打开了一扇门。

二、传统与现代: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性

有学者认为:“逝去的知识体验或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追怀,从个体的回忆逐渐汇聚、上升或者转化为集体性的文化记忆,并最终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文化构建行为。”[15]诚然,实现从“记得住乡愁”到“留得住乡愁”的飞跃,的确要借助文化记忆这个情感纽带。正是依托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情感,人们才能够凭借集体性记忆去进行对传统的发明。但“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16],且“文化并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17]。这说明,文化构建不单是人们情感满足的非理性行为,还涉及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政治等矛盾关系处理的理性实践,理性在其中无疑是居于决定性地位。但就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而言,在方法论上,不仅要充分运用文化乡愁的情感作用,还应发挥理性所具有的整体性和重点性功能;在看到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对立性区别的同时,还要发挥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同一性关系。只有辩证地认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对立统一关系,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行为才能得以顺利展开。换言之,只有寓文化乡愁于文化乡建,实现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互动实践,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

从本质上来看,文化乡愁侧重于强调人们用特殊复杂情感传达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依恋与珍视,而文化乡建则着重于指人们用理性化实践表达对现代乡村文化的形塑与再造,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决定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之间蕴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传统是现代的过去,现代是传统的未来,传统与现代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8]的道理所在。寓文化乡愁于文化乡建,就是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传播现代文化,进而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遵循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内在一致性,乡村文化现代化实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

1.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逻辑理路

真正的文化是具有内在的生命力的,它通过自己的有机生长和盛衰变化来展示人的丰富的生存,来不断超越给定的文化形态,推动历史的演变。文化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后得性、适应性、分化性、整合性、变异性和涵化性等多重属性,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因此,文化乡建应兼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当前,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文化也在随之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并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从治理的层面讲,一方面,文化发展要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保持协调并受其决定;另一方面,还要充分看到文化发展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即文化在根本上受到经济、政治决定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形式和规律。文化这种独特的发展形式和规律主要表现为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文化内部各形式之间相互影响及其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明确文化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文化发展的逻辑理路也就明朗起来。总体而论,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上,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主张:坚守传统文化精髓,抵制现代文化的侵袭;主张现代文化引领,消除传统文化的影响;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协调同步发展。诚然,对任何性质的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来说,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协调起来同步发展无疑是最为理想和最为现实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坚持文化乡愁和文化乡建的同一性关系,是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基本前提,能够在实践中促使文化乡建进一步明确自身行动的基本遵循。

2.立足于乡村民众现代化

学者罗荣渠认为,现代化发展的最终要求体现在人的素质的改变上,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现代性转变,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具备人的现代人格和现代品质,发展中国家就不能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20]。因此,人作为生产力要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始终是衡量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最为重要的标志。只有实现广大乡村民众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具体而言,在文化乡建中,引导乡村民众走向现代化,需从以下三个基本层面来建立重构机制。第一,在教育机制上,要引导民众构建起融合非理性和理性、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新文化精神。“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3]33教育作为一切生产力发展的准备性要素,除了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之外,还在科技发展、管理水平提高和人才培养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在文化乡建中,要在实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位一体”基础上,用科学技术理性、人文主义情感、改革创新精神对广大民众展开文化启蒙,使乡村居民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自发走向自觉。第二,在制约机制上,要用法治的、民主的、人道的、规则的社会运行机制去批判乡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着的血缘的、宗法的、经验的自然关系和自在原则,引导民众在辩证否定传统文化中,对有着自然主义色彩和基于伦理中心主义结构的乡村文化进行合理扬弃,逐步形成乡村文化法制化、理性化和民主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将礼俗与法治进行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地发挥他律和自律的积极互动作用。第三,在实现机制上,需要引导民众形成一种符合现代生态文明的全新的生存方式和生产生活模式。针对一部分民众思维还处于“田园牧歌”“小国寡民”“世外桃源”“自得其乐”等封闭性、狭隘性、想象性的情感和记忆之中的事实,文化乡建除了要发挥教育启蒙和制度规约的作用,还要积极地把改造民众思想意识和改造其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建构起融合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统一的绿色生态文明,培育民众的绿色生态意识与和谐生态方式。立足于乡村民众现代化,文化乡建不仅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还能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主体性基础。

3.推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乡村民众生生不息的精神滋养、文化基因、精神家园、文化实力和精神财富,不仅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成熟发展以及民众安稳自足生活方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古代中国创造灿烂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提供了文化支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物质文化为基础、高度集中的封建政治文化为保障,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为精髓的农业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在古代社会的辉煌成就。在新时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机遇期,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培根铸魂等功能已成为时代之需和实践之急。然而,囿于时代背景、实践目标、发展方式、组织形式等不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要发挥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文化功能,则需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侧重于对优秀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过时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主要是指按照时代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拓展和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诚然,在优秀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仅要明白文化“两创”的必然性,也要辩证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区隔与文化交融等多重复杂关系,还要保存和拓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联系、自我扬弃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要承担起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植文化沃土、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成为党和国家文化自信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等时代重任。此外,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根本动力在于传播和交融,因此,除了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交融发展,文化乡建还要进一步加强优秀乡村文化的国内外传播,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增进人们对乡村优秀文化的认知,增强乡民的文化自信,推进乡村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

4.引导乡村社会全面进步

乡村是集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特征于一体的地域综合体,具有多重社会功能,且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了人们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衰关系国家兴衰。当前,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及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传统乡村由于受到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为标志的新“三农”问题的困扰,其多重社会功能不断减弱。新时代党和国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有序开展。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不仅能为乡村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也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由此可见,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之间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交融的关系。文化融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方面,不仅会促进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快速形成和发展,还能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因此,在文化乡建中,一方面,要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发挥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目标指引、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凝心聚力等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挖掘、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兴旺等有利于提高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文化建设工作。为了能够实现以上目标,一要改变以往看待文化建设以及建设文化的形而上的刻板方法;二要立足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乡村文化载体,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三要把文化乡建与乡村全面建设融为一体,推进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四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们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总之,在现代乡村文化引导下,文化乡建要把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的积极功能融入乡村现代社会构建,不断推动和实现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的飞跃。

总之,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面,看到文化乡愁向文化乡建转换的必要性,为认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必然性提供了前提;聚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同一性,寓乡愁于乡建,则为把握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性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认识和厘清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辩证关系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得到了彰显。当然,新时代文化乡建不仅是基于自然形式的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在特定社会和意识形态指引下,且有特定价值指向的社会文化发展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政治之于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使其免于沉沦,发挥促进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精神动力作用。因此,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作为政治引领下融真理、价值与实践于一体的系统工程,需始终坚持立足于真理、重在实践、落脚于价值的基本导向。其中,价值始终贯穿于真理和实践之中,是真理和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体现人之为人的基本表征。

三、文化与社会: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

“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或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视角入手,把它看做是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个学科的规划图。”[21]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2]文化乡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作为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领导者、组织者,在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理应主要针对党这个实践主体而展开。同时,价值作为反映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哲学范畴,是客体对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时,价值的主体性特征决定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不是一种自然的、现成的关系,也不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随机相遇的关系,而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确立的同客体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关系。基于此,笔者主要从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比较价值、互动价值以及政治价值入手对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进行探析,以此彰显乡村文化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彰显文化乡建的比较价值优势

诚然,在文化乡愁中,人们是用一种非理性化、超越时空和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乡村传统文化进行回忆和想象;在文化乡建中,人们则用一种理性化、时代化和辩证法的模式对现代乡村文化进行形塑和重构。正是在对文化乡愁和文化乡建的表现方式和建构模式的比较中,文化乡建的比较价值优势得以彰显。其一,在形式上,文化乡愁注重回忆和情感,是在非理性行为基础上对乡村传统文化表达依恋或忧愁情绪的主观行动;文化乡建强调形塑和重构,是在理性行为基础上对乡村现代文化进行建设和发展的一种社会实践。理性相对于非理性来说,其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全面性、理想性、辩证法、重点性等属性,使得文化乡建具有比文化乡愁更为科学的表现形式。其二,在方法上,文化乡愁跨越历史时空,局限于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思念眷恋,而较少考虑乡村传统文化存在的历史背景及其在新时代的现实境遇。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乡愁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杂糅物;而文化乡建立足于新时代,把人们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情感和现代社会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要求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发展乡村现代文化,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可以说,文化乡建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其之于文化乡愁有着显著的优势。其三,在内容上,文化乡愁关注的是乡村传统文化,较少考虑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等基础性要素和条件,在有些情况下,还存在片面、孤立地看待和回忆传统文化的认识弊端;文化乡建侧重于发展乡村现代文化,在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还要求展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生态、社会互融互促的丰富性和整体性。其四,在指向上,文化乡愁表达出一部分人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美好回忆或现实忧虑,满足了一部分人精神上的寄托或忧思;文化乡建则传递了党和国家对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的重视,以满足乡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农业强国目标为实践目标。就价值的主体性而言,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文明化,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3]3,“发展文化,实现文化现代化,其外在价值取向是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其内在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24]。文化乡愁局限于文化本身,而文化乡建重在文化背后的社会的事实,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乡建在广度、深度、厚度上具有比文化乡愁更大的比较价值优势。

2.突出文化乡建的互动价值成效

在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关系中,始终贯穿着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等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矛盾地位和作用的显现主要不在于矛盾的多少,而在于矛盾的最终解决。因此,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要重视认识和分析矛盾,还要重在解决矛盾。从价值衍生的角度来看,在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文化乡愁的存在会对文化乡建产生负面影响,但在一定的条件情况下,文化乡愁也会对文化乡建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在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中,既要注意避免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弊端叠加,也要积极引导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实现优势叠加,充分利用文化乡愁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去促进文化乡建,进而提升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价值。比如:文化乡愁抒发的人们对乡土文化的眷恋,能为乡村文化现代化奠定情感基础;文化乡愁表达的人们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喜爱,能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有效利用提供现实依据;文化乡愁反映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文化乡愁流露的人们对乡村文化建设的些许担忧,能反向推进乡村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乡愁畅想的乡村文化发展的愿景,能进一步明确文化乡建的目标导向。概言之,文化乡愁具有促进文化乡建不断发展的正向功能,而作为对文化乡愁积极回应、继承和超越的文化乡建,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基础上,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可以通过建设乡村文化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大历史观、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科学方法论为指导的文化乡建,能够保证乡村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实践性、价值性和人民性;在实践上,在文化乡建的系统框架下,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培育与发展等具体工作不仅有了基本原则遵循,还具备了具体的实施依据。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有效互动,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性和文化乡建的真理性、实践性、价值性。只有不断促进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实现有效的互动交融,产生丰富的互动成果,才能逐渐化解二者之间存在的情感与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社会等多重复杂矛盾,进而推动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

3.凸显文化乡建的政治价值内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3]17-18毛泽东讲道:“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25]文化乡建作为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是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集中体现。相较于文化乡愁的非政治性而言,文化乡建的政治属性十分突出,相应地,文化乡建的政治价值内涵也就十分丰富。第一,文化乡建高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党性作为一个政党固有的属性,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党的性质、理想信念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产党人必须充分了解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以及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之上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一旦忘记初心和使命,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改变其性质,脱离人民,失去未来。”[26]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党是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文化建设和要实现的文化复兴,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性的高度体现。第二,文化乡建集中体现了党在新时代形成的人民中心论。人民中心论以人民根本立场、人民幸福目标、人民主体方法、人民共享成果、人民利益标准、人类共生发展为主要内容,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文化乡建以践行人民中心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坚持了文化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化、文化要热爱人民的建设导向,有力印证了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这一根本的价值坚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7]民生就是最大的福祉,民生也是最大的政治。文化乡建作为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文化乡建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8]文化乡建不仅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也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乡村社会的落地落实,还是乡村民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公德意识的积极行动。同理,文化现代化在乡村社会的推进和最终实现,不仅能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也能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文化支撑,还能为农业强国建设培根铸魂,直接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事实上承担着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动员’任务”[29]。概言之,小传统与大传统的有效融合,民众与政党的同向同行,无疑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大结构性优势。

综上,从文化乡愁到文化乡建的转换,展现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真理性;寓文化乡愁于文化乡建,见证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实践性;以文化乡愁促文化乡建,凸显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价值性。真理力量、实践指向与价值道义共同形塑着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的整体结构和实践功能。而情感与理性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不仅很好地表征了文化乡愁与文化乡建的辩证统一关系,也说明了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矛盾,更彰显了乡村文化现代化的真理性、实践性与价值性及其“三位一体”而形成的系统性属性。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造和理论创新的乡村文化现代性重构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和结果的完美结合,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好表征。新时代讲好乡村故事、传播乡村声音、展现乡村力量,不仅要求理念、目标与原则的统一,也需要真理、价值与实践的同一,还倡导个人、集体与国家的合一。一言以蔽之,在文化乡愁中积蓄力量,在文化乡建中迸发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示力量,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虽任重道远,但未来大有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