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齐民要术》看北魏的农牧关系

王东洋,张 曙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齐民要术》作为一本成书于东魏时期的农业技术集成巨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魏时期的经济状况(1)王仲荦先生认为《齐民要术》成书于东魏之时,贾思勰成为高阳太守也是在东魏之时,这本书是六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完成的一部农业技术著作,全面反映了六世纪中叶封建经济总的生产水平。参氏著:《有关〈齐民要术〉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61年第3期。。目前学界对于《齐民要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角度,或是分析书籍的成书背景及其影响,或是介绍书中的农业畜牧业养殖技术方法,或是利用书中的农业技术探析当时社会状况(2)如王玲《〈齐民要术〉的成书背景再论》(《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与《〈齐民要术〉与北朝胡汉饮食文化的融合》(《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那晓凌《〈齐民要术〉所见抗御灾害的思想及措施》(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杨坚《〈齐民要术〉中的农产品加工特色初探》(《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和陈明、柴福珍、张法瑞《从〈齐民要术〉中的农谚看北魏农业文明》(《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等论文。,而忽略了书籍中关于农业和畜牧业关系的论述。有鉴于此,本文试从《齐民要术》相关记载,探究北魏时期的农牧业发展状况,以期对北魏时期的农牧关系作更深入的研究。

《齐民要术》共分十卷,涉及农、林、牧、副、渔等方面选品、制作、养育、收获以及储存的过程,其中农业和畜牧业占全书比重较大。若将农业和畜牧业放在一起比较,农业的比重远超畜牧业,两者的比例大约为4∶1(3)参见游修龄先生《〈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文中的相关数据。。从《齐民要术》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魏时期的农业与畜牧业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达到了以农供牧、以牧养农的效果。

一、北魏和谐统一的农牧关系

北魏时期有关农业和畜牧业的研究成果颇丰,大多数学者认同北魏的经济结构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从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转变为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经济这一观点。但是部分学者将农业与畜牧业割裂开来进行讨论,认为一种产业的上升必然会伴随着另一种产业的衰落,并没有对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实际上看来,农业与畜牧业总是息息相关,两者并非在激烈斗争,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农供牧,以牧养农的和谐关系。北魏之前的农书也有关于时令的记载,如《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4)《氾胜之书》以农业为主,仅有四处记载与牛马羊相关:“土甚轻者,以牛羊践之”;“取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剉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渍附子”;“牵马,令就谷堆食数口;以马践过”。其中第一条、第四条与农牧配合有关,第二条、第三条则是关于骨汁粪种的记录。不过最后一条史料存疑,石声汉先生认为此条充满着迷信的厌胜思想,可能并非《氾胜之书》中的记载,但由于目前材料所限,只能仍归于“氾胜之”名下。参见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页。本文赞同石声汉先生的观点,仅认为第一条体现了农牧配合的关系。,这些农书的主要内容多为顺应天时耕种土地。《齐民要术》的独特性在于,该书中有多处关于农业和畜牧业相互融合的记载,这些记载体现了人工、农业、畜力三者的协调统一关系。

(一)时令上的配合

对于大规模养羊的人家,《养羊篇》也提出了相应要求。“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1]554百姓要在三四月里种上一顷大豆,连同谷子一起混播,出苗后连杂草一并留着,此时不必锄草,到八九月里再一齐收割。而“凡秋刈草,非直为羊然,大凡悉皆倍胜”[1]554,趁着秋天的时机割草,不只是为了喂羊,也是因为八九月的草料较多较好,更适合作为饲料喂养。在养羊的过程中,百姓依据时令,种植饲料,割草喂养,为日常生活提供保障。

畜牧业要想有更好的发展,需要农业的支持与配合。在精心培育羊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精细饲料。但依靠日常放牧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所以需要百姓种植大量豆类。耕种与畜牧相互配合才能饲养出更加健康的牲畜,而健壮的牲畜运用到农业当中,也能够使农业产量有一定的提升。

(二)耕种上的配合

农业耕种离不开畜力和人力,《齐民要术》中从翻土、播种两个方面都体现了牛在农业耕种中的作用。“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2]622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技术逐步提高,这种现象离不开时人对牛力的广泛使用。

在春季翻土时,牛力发挥着重要作用。“菅茅之地,宜纵牛羊践之;践则根浮”[1]8,长着茅草的地方,要先让牛羊在这块地上踩过,之后茅草的根就会翻上来,这样翻过的土地就会干净;将土翻过之后种旱稻的时候,“其土黑坚强之地,种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践之;湿,则不用一迹入地。稻既生,犹欲令人践拢背。践者茂而多实也”[1]171,碰上土地黝黑又硬而且种下去还没出苗就开始干旱的状况,就要让牛羊在上边踩,这样长出来的稻苗才会又多又实。除了种稻之外,种枣时也需要翻土,“欲令牛马屡践,令净”[1]329,牛马踏过的土地皆适宜作物生长。

翻土之后,百姓开始耕种时,也离不开牛力。“凡种,欲牛迟缓,行种人令促步,以足蹑垄底。牛迟则子匀;足蹑则苗茂。足迹相接者,亦不可烦挞也。”[1]49凡是需要牛力拉着耧去播种,牛要慢慢走,播种种子的人,步伐就会紧密,这样人就可以用脚在垄底踏着走过去。牛走得慢,种子播种得均匀;人步伐紧密地踏着走过去,禾苗长得茂盛。牛羊都是畜牧业的产品,而书中提到在耕作时,使用牛羊等畜力来与人工配合,这种方法可以使得播种更加均匀省力,这无疑是北魏时期农牧业相互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百姓生产生活中,畜力配合农业生产,农业种植情况的变化也可以说明牛羊价格的贵贱。通过葵的生长状况可以判断牛羊的贵贱,“秋葵下有小葵生,牛贵;大葵不虫,牛马贱”[1]298。秋葵下长有小葵,牛的价格就会高,这是农业与牧业相互反映的一种现象。

(三)家庭产业中的互补

综上所述,北魏时期农业与畜牧业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达到了以农供牧、以牧养农的效果。从产业自身来看,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产方式具有互补性,农业要依靠畜牧业提供动力,畜牧业需要农业的供养。从产业生产的产品来看,“要满足人类的健康生长,既需要摄取动物性食物,也需要摄取植物性食物,并保持两者的动态平衡”[3]266。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共同构成了人类的饮食结构,使得人类能够获取更均衡营养的物质,促进人体的健康生长。

二、北魏和谐统一的农牧关系的形成过程

拓跋鲜卑以游牧起家,北魏立国初期,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构成中所占比重必然会大一些。北魏定都平城之后,农业逐渐发展,此时北魏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一种农长牧消的态势。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农牧发展越发和谐。农业与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一些冲突,有学者将其称为“血与火的碰撞”[4]189。《齐民要术》展现的是最后这个和谐的结果,而不能体现农牧业消长的过程,因此探讨这个关系形成的过程是很有必要的。

《齐民要术》关于畜牧业的叙述主要集中于第六卷,作者在书中用对话的形式表达了畜牧业的重要性。“猗顿,鲁穷士;闻陶朱公富,问术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万计。”[1]序,6猗顿向陶朱公请问致富的方法,陶朱公告诉他想要迅速富裕起来就要畜养牛羊等家畜,可想而知北魏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在北魏前中期,畜牧业虽是国家经济构成的主要部分,但农业在国家生产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道武帝南下与中原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北魏逐步吸收中原的农业文化,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牛马羊为北魏提供了前中期战争生活的物资,农业为北魏提供了后勤基础保障。

(一)北魏盛乐时代:初步形成融合趋势

拓跋鲜卑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畜牧业在北魏初期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比重。这个民族通过蓄养繁育和掠夺周边游牧民族的方式,实现了早期畜牧业的繁荣,“形成一种畜牧与狩猎并行互补的经济结构”[5]372,这种经济结构为拓跋鲜卑的发展提供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物资。从北魏建立起直至北方统一的五六十年间,北魏扫掠其他民族的战争不少于十五次,且作战规模不断扩大。登国五年(390)“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6]23,登国六年(391)破直力鞮部,“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6]24。在盛乐时代,畜牧业承担了重要的军事和经济作用,为国家提供战马和物资,以确保北魏对外征战顺利和王朝稳定。

虽然畜牧业在北魏前期政权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疆域扩大,北魏继承了部分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开始重视农业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登国元年(386)二月,道武帝下令“息众课农”[6]20,还“躬耕籍田,率先百姓”[6]2850。不仅如此,北魏通过大量发展屯田、移民和计口授田等措施,来促进农业的发展。登国元年冬十月“屯于延水南”[6]21,登国九年(394)三月“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棝杨塞外”,五月“田于河东”[6]26。由此可见,北魏初期君主并未忽略农业,而是重视农耕以期农业发展。

(二)北魏平城时代:融合之势逐步发展

天兴元年七月,北魏定都平城之后,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越发紧密,“一个与拓跋部传统完全不同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摆在这些‘控弦之士’面前。在这里,不再有大批的牲畜供他们掠夺,也缺乏供他们放牧的草原”[7],为了适应这种经济状况,北魏不得不重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所需人口越来越多,在这种状况下,北魏将作战中所获得的人口迁徙到能耕作土地的地方。天兴元年,道武帝在定都平城之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6]2850,将畿内之田作为田地分发给百姓耕作。同年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6]34。永兴五年(413)七月“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八月又“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受田”[6]53。延和元年(432)七月“徙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6]81。北魏大量迁徙人口,并为新民提供耕牛和土地,颁布相应的农业管理措施。北魏的君王也越来越重视农业的发展。太武帝时太子拓跋晃监国之初,“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6]108,命令官员督促京郊内的百姓,没有耕牛的家庭可以人力换牛力,尽力开垦田地。孝文帝多次“耕于藉田”[6]136,认为“务农重谷,王政所先”[6]170。太和九年(485)孝文帝颁布均田制,更是将北魏的农业发展推向了一个小高峰。为了不耽误农时,影响农业耕作,在正值农时要月时,孝文帝都要大敕天下,以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太和四年(480)诏“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6]148,五年(481)又诏“农时要月,民须肆力,其敕天下,勿使有留狱久囚”[6]150。为了能够使农业生产中有更多的劳动力,孝文帝多次下诏释放囚犯,使其归家耕耘田地。

即便农业有所发展,北魏此时仍是以畜牧业为主,“即使到了拓跋焘统一了北部中国以后,仍未改变国家以畜牧业收入为主的状况”[8]39。在代北由于气候干旱,导致收成较少时,大臣请求君主派遣兵力抢救黄河沿岸储存的粮食、布帛,但太武帝拓跋焘回道,“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9]3948,认为百姓本就是穿羊皮裤子,丝帛对其无用,崔浩也应附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6]808,等到春天草地生长的时候,“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6]808。此时的饮食文化仍然充满着游牧色彩,因此北魏对其他族落劫掠畜产的活动仍在继续。对于劫掠畜产的态度,从太武帝与群臣讨论征战赫连与蠕蠕的对话中可见一斑。太武帝询问群臣赫连与蠕蠕要先征战哪个部族,长孙嵩和长孙翰、司空奚斤等都认为赫连族一直居住在一个地方,不会成为大患。蠕蠕世代都祸害边境,应当先讨伐大檀。打败大檀之后,“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6]644。通过征战大檀得到的牲畜和资产,足以使国家富裕;打不败它也可以到阴山狩猎,多打一些禽兽,把这些畜产的皮、肉、筋和角用来充实国库,发展军队,由此可见北魏对畜牧业的重视程度。天兴二年(399)二月,“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骠骑大将军、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破其遗迸七部,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并服玩诸物”[6]34。同年三月,“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讨厍狄部帅叶亦千、宥连部帅窦羽泥于太浑川,破之,厍狄勤支子沓亦千率其部落内附。真等述破侯莫陈部,获马牛羊十余万头”[6]35。天兴五年(402)正月,“材官将军和突破黜弗、素古延等诸部,获马三千余匹,牛羊七万余头”[6]39。为了大量蓄养马匹,也为了放置从各个地方扫掠得来的战利品,北魏为此建立牧场。北魏对外掠夺其他部落畜产,对内则将畜产作为赋税来征收。泰常六年(421),明元帝诏牧民“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6]2850,农民则是“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6]61。“平城时代的强盛,包括平城的发展,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曾得益于北魏经济中的非农耕成分”[10],此时畜牧业有所减重,北魏农业在国家生产中所占比重逐步增加,为北魏平城时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北魏的国力也逐步强盛起来。

(三)北魏洛阳时代:农牧业碰撞中走向统一

太和十八年(494)北魏迁都洛阳,农业经济比重大幅上升,但此时北方农田出现了“农田牧场化”[8]39的倾向。太和十八年迁洛之后,宇文福作为统领马政的官员,“(孝文帝)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6]1000,宇文福奉高祖之令,将西至石济、东至河南、黄河南北千里的地方都划为了牧场。黄河流域的土地由于有河床养育,土地肥沃,自古以来都是耕种的良地,而这些地方都被划为牧场,可见当时农田变为牧场的规模之巨大。

随着北魏封建化与农业化程度越来越深,国家开支越来越大,封建国家的收入大多数来源于赋税收入,这就要求将百姓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北魏通过均田制和屯田制等措施,农业最终取得了国家收入中的主要地位。北魏后期,牛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利用牛力耕作土地、繁殖牛用于上交赋税、挤奶食用等日常生活皆无法离开牛。太和三年(479)发生牛疫,牛死伤大半,孝文帝为此下诏要求官员督促百姓有牛无牛都要勤劳耕作。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北魏多次下令禁止盗牛杀牛,延兴五年(475)“六月庚午,禁杀牛马”[6]141,永平二年(509)冬“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6]209,熙平元年(516)“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之禁”[6]224。北魏均田制颁布之后,“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6]2853,丁牛在均田制下与土地相联系,更加确定了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农业与畜牧业相互联系且发生作用,共同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

《齐民要术》展现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我们可以从《齐民要术》中解读北魏时期黄河流域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景象。《齐民要术》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主要可以分为植物类和果蔬类,两者更偏向于前者,尤其侧重于耕种主要的粮食作物。贾思勰认为:“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1]53国家是君主的根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但是耕作获得粮食则是百姓的根本,国君必须“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1]53,同时还要“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树以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以为民资”[1]53,修理田地,养育家禽,种植桑麻树木,春夏秋都积极劳作,春天整饬干枝,夏天收获果实,秋天积蓄粮食蔬菜作为百姓过冬的物资,这样才能使得整个国家“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1]53,国家欣欣向荣。除了对国君有所要求之外,对于百姓如何跟随时令开展日常农业生产与休息,《齐民要术》也有详细记载,见下表。

《齐民要术》有关一年四季农事安排表(5)该表据《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种谷》制作。详参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12、51页。

由上表可见北魏黄河流域百姓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与积存活动:春季准备田具,衡定土地标准,修理门户;夏季勤恳劳作,不能耽误农时;秋季收获农事,整理积藏;冬季计划第二年耕地,休养生息,一年四季按照时令季节耕种收获储藏休息。百姓依靠田地生活的同时蓄养家禽,把家畜的饲养作为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牛力作为当时社会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牛被大量蓄养,“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买牛”[1]序,7,即便百姓没有耕牛,也要蓄养猪,在价高时出售,再用得来的钱买牛。畜牧业为农业生产提供耕种动力,农业产品用来养育牲畜,黄河流域的百姓实现了农业和家庭畜牧业的和谐统一。

三、北魏和谐统一的农牧关系的形成原因

拓跋鲜卑建立代国,后建北魏,其生产方式经过一系列的冲突和磨合,最终形成和谐统一的农牧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北魏气候进入小冰期,北魏阶段性发展的需要,游牧与农耕民族融合发展的必然以及农耕经济的供养能力高等方面。

(一)北魏时期气候进入小冰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气候较之前朝代开始转冷,并出现两个大冷锋时期。“第二个冷锋的中心时间在500年代,跨度大约在450—540年代间”[11]163,北魏在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正处于第二个冷锋期的开端,“《齐民要术》中的涉及的物候现象大体在530年左右,就是位于第二冷锋的后期”[11]163,明显看出北魏时期气候进入小冰期,洛阳时代气候更冷。“从时间延续来看,第二个冷锋比第一个长,寒冷事件的频数也要比第一个冷锋大”[11]163,在这个时期,北魏极端气候明显,灾害事件多发。游牧产业具有不稳定性,畜产极容易在一场灾害中遭受毁灭性打击,而农耕产业方式即便由于灾害收成不好,但是只要灾害结束,农田依旧可以耕种,政府也会给予相应的补偿措施,农业仍会继续发展。为了生存,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进入中原,或通过冲突的方式即劫掠人口与农业产品,或通过和平交流的方式即学习农耕方式,这都加强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联系,促使北魏的生产方式走向和谐统一。

(二)北魏阶段性发展的需要

鲜卑拓跋在与中原文明逐步交流中踏上了北魏封建化的道路,初建代国,后又立魏,逐渐建立起国家政权,政治中心也开始逐渐南移,这期间定都平城与洛阳是两个重要的节点。在定都平城之前,拓跋鲜卑更多的是游牧生产方式,他们需要大量的作战来维护族群稳定,掠夺畜产以满足其自身生活需求。但随着国家的建立,尤其在定都平城之后,拓跋部开始逐步稳定下来,游牧民族自身所带有的流动性开始减弱,四处征战掠夺资源以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求也开始减弱,人口越来越庞大。为了稳定人口与增加国家收入,就需要将人口与土地捆绑起来并征收赋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劝课农桑,标志着北魏用行政手段促使拓跋部由游牧向定居转化”[12]271。但此时由于北魏偏居代北,对于生产生活的需求并不太高,直至最终迁都洛阳,北魏彻底入主中原,迈出了其封建化最后一步。进入洛阳之后,“北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获得极大增强,孝文帝更是宣扬天命在我,频频南征,欲实现其大一统理想”,在这种“强烈的大一统观念”[13]下,时代与观念的转变要求北魏不仅要满足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需求,更要满足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需求,因此北魏大力发展农业措施,通过农牧融合等手段发展国家经济以实现其追求的目标,这是北魏随着自身阶段性发展而必然产生的变化。

(三)游牧与农耕民族融合发展的必然

虽然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但是冲突也是交流的一种方式。“人口的南北双向流动,带来的是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生产技术的相互学习与引入,民族的融合,这些,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3]265拓跋部落早期与汉族的差异十分明显,随着双方的冲突与交流的增多,拓跋部落也逐渐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建立王朝并进行改革,这都是民族融合之下潜移默化的影响。鲜卑作为游牧民族,经济结构主要以游牧为主,但随着鲜卑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王朝,其经济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拓跋政权的领土随着征服战争的持续也不断扩大,各民族在冲突中逐渐融合。经济上的融合在于农牧业间的相互配合与发展,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北魏王朝进行改革,之前虽有一系列的措施但实际上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孝文帝改革应运而生,在制度上确保了经济上的发展需求,大力发展农耕的同时也保有一部分畜牧经济,而政治、经济、文化的民族融合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农耕供养能力较强

农业与畜牧业相比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即农耕经济所带来的产出远远高于畜牧业的产出,农业产品可供养的人口也要远高于畜牧业。“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和从事农业相比,人们所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14],一个国家要想稳定首先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在一定的土地范围之内,人口不断增加,在强烈的生产生活需求下,国家就要以农业为主,颁布农业相关措施,开垦荒地,大力发展农耕经济,畜牧业再为农耕经济提供动力,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满足人们愈发增长的能量和食物需求。只有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被满足,社会的稳定才会有所保障,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时代,在这股时代的洪流下,拓跋鲜卑这个游牧民族也被裹挟其中,最终走向了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融合的道路。北魏农牧业在这个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关系。与此同时,北魏农牧业的和谐统一关系也从经济方面促进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融合。因此我们需要用辩证、动态的视角看待北魏的农业与畜牧业。但也应该注意《齐民要术》中反映的更多的是庄园经济,这种和谐是有局限的,适用一定范围,不宜过分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