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
——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阮福义，卢光熙（博士），熊 浩（副教授）

一、引言

财政空间这一概念最早由Heller（2005）提出，是指在不危及政府财务状况的可持续性或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允许为实现预期目的而安排的政府预算空间；也可以表达为政府能承受的最大负债率与实际负债率之间的差值，其反映了财政可持续状况。如果财政空间不断收缩，将使得财政风险不断累积、财政不可持续，直接威胁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换挡，财政收入减速，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债务高企，财政空间缩小。根据陈丽等（2022）的研究，2015 ～2019 年间，我国地级市的财政空间从0.8 下降至0.5，且西部地区已有高达27 个地级市的财政空间降到0 以下，财政已经不可持续。李永友和杨春飞（2023）指出，由于我国多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自主抉择空间已经变得非常有限，如果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不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那么在内外部冲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国可能会陷入刚性支付危机，从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如何防止财政空间急剧缩小，有效增强地方财政自主是当前政府经济管理的难点，也是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数字经济为解决财政空间收缩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财政收入渠道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数字经济部门的边际产出优势实现了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有机结合，单位资源投入能产出更多财富，促使宏观经济规模扩大，财政收入增加；而且数字经济摆脱了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可快速实现资产重组、商品交易等行为，实现高效社会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经济结构，涵养更优税源。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财政支出渠道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数字经济与财政活动的深度融合构成了数字财政，数字财政通过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财政透明度，可减少财政不必要支出，节省大量财政资金，进而扩大财政空间，改善财政不可持续状况。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融合为地方经济注入强大活力，有力带动了经济增长，为地方财政涵养了更多税源，税源的增加减缓了财政空间收缩速度，从而提升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制度背景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传统基建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数字基建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而加强数字基建是未来打造数字强国，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为此，国务院于2013年8月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并分三批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区域宽带网络协调发展、加快宽带网络优化升级、提高宽带网络应用水平、促进宽带网络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增强宽带网络安全保障能力等。通过落实这些任务，促使我国宽带网络基础实施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实现宽带网络全面覆盖城乡。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基于宽带网络、信息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借助数据生产要素以及数字技术，实现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种新经济形式（田鸽和张勋，2022）。数字经济的显著特征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以网络基础设施为基础，依赖于宽带网络优化升级（赵涛等，2020；孙颖和陈思霞，2021）。结合“宽带中国”战略的任务、数字经济的本质、数字经济的特征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与“宽带中国”战略密切相关。已有大量学者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并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金环等，2021；李广昊和周小亮，2021）。因此，本文采用“宽带中国”战略这一试点政策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是合理的，且“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外生冲击可提供良好的识别策略。

（二）文献综述

1.关于财政空间的研究。国外学者较早对财政空间开展了研究，并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财政空间是指政府偿债能力上限与实际负债率之间的差额（Ostry等，2010）。影响财政空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府负债率、产出波动、支出波动以及政府层面和时间层面的一系列因素（De Mello，2008；Fincke 和Greiner，2010；Makin 和Griffith，2012）。近年来，国内关于财政空间的研究逐渐兴起。唐文进等（2014）采用Bohn（2005）提出的财政可持续检验方法，测算出我国负债率上限为84.8%，其认为有足够财政空间保持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并提出我国存在“财政疲劳”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我国负债率上限为130.5%（王学凯，2016），但是具体到省域层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特征，我国部分省份的财政空间已不足20%（张金清和聂雨晴，2020）。此外，庞晓波和李丹（2015）、缪小林和伏润民（2013）、杜彤伟等（2019）、邓晓兰等（2021）通过构建财政反应函数分析发现，我国拥有足够的财政空间，财政仍然处于可持续状态，但存在一定的财政风险。可见，国内学者大都认为我国财政空间足够大、财政具有可持续性。

2.“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社会经济效应主要涉及大气污染治理、宏观经济发展、企业内部管理三个方面。①大气污染治理。牛子恒和崔宝玉（2021）研究发现，实施“宽带中国”战略显著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并减少了雾霾污染，且这一政策效应在制造业集聚程度高、规模大以及中东部地区的城市更为明显。②宏观经济发展。方福前和田鸽（202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优化生产环境、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渠道提升经济活动效率，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数字经济在经济健康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马青山等（2021）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这一政策效果是通过技术创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三种渠道实现的。③企业内部管理。邱洋冬（2022）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了5.61%，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和管理水平，但网络基础设施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技术禀赋、企业区位、企业规模等因素而异。但现有关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并未涉及财政空间方面。

3.数字经济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研究。数字经济和财政可持续的研究基本处于平行阶段，仅有少数学者研究了数字经济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邓达等（202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显著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在其中发挥着路径效应，因此，政府要在“开源节流”上做好文章，强化财政资金的监督和绩效管理。刘建民等（2021）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可持续的本地和近邻效应，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本地的财政可持续能力，但是对邻地的财政可持续能力具有“虹吸效应”，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培育“错位竞争”优势，关注区域协同发展。虽然这些文献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与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关系，但是难以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需要进一步提升。

综上，财政空间收缩问题正在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不管是在数字经济领域还是财政空间领域，既有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有几个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我国的财政空间还有多大？数字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增大了财政空间？如何解决既有文献中难以克服的内生性问题？基于现实研判和文献总结，本文尝试分析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机制，并试图回答以上问题。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数字经济角度揭示了缓解财政压力，增大财政空间的新路径。第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克服了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第三，发现了数字经济影响财政空间的新机制，即数字经济还可从财政支出增效的渠道影响财政空间，这为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改变了国民经济的生产、消费、分配方式，有助于高效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此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产业融合能力和市场扩张能力，做优经济结构、做大经济规模。财政收入是政府凭借手中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做大经济规模可增加财政收入，保障财政空间，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下文借鉴Kuznets（1966）和Herrendorf 等（2014）的研究更具体地说明这一逻辑。

根据行业间的产出关系，假设第i个行业和第k个行业产出间的关系为：

式中Yit和Ykt、Pit和Pkt、wi和wk分别代表第i个行业和第k 个行业的产出值、产品价格、工资水平，ε 表示替代弹性。

劳动要素市场的完全竞争假设决定了劳动力可以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进而可认为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是相等的。即：

式中∂代表生产技术提高下有效劳动的产出弹性，θit和θkt、Ait和Akt、xit（j）和xkt（j）、Lit和Lkt分别代表第i个行业和第k个行业的数字技术在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中间产品的投入量、劳动者数量。

化简并对时间求导可得到：

联立行业间的产出关系等式，等式两边全微分并再次对时间求导可得：

可见，行业产出增长率取决于数字经济创新程度（γ）、创新概率（μ）以及数字技术在生产部门（θ）和金融部门（δ）的应用转化能力。

进一步，根据以上各式可求得通用产品部门的产出为：

为便于计算，将最终产品的价格设为1，可求得人均通用产品产出为：

对人均通用产品产出求导可得：

不难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数字技术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应用转化能力，且每单位技术进步能够带来1/∂单位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假设人均产出中有比例为λ 的部分作为税收上缴国家财政，那么每单位的技术进步能够带来λ/∂单位的财政收入。根据刘建民等（2021）的研究，财政收入增加显著地提升了财政的可持续性，扩大了财政空间。由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革新技术，促进了人均产出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继而促进了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和财政空间的扩大。

数字经济增大财政空间还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增效渠道实现。一是，数字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广泛应用使得供需匹配更加精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就政府支出而言，主要分为基本运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大部分。随着数字技术与传统部门的深度融合，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信息传播速度得以快速提升，在基本支出中，财政部门可准确监控部门财政资金使用进度和绩效情况，这不仅可以打破政府部门的业务疆界，还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在项目支出中，财政部门可通过数字系统把控项目进度和项目质量，对质量不好的项目及时进行提醒；此外，财政也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信息收集，并加工提炼出有用线索，借此提供多元化的财政制度供给。通过这些方式，可极大提升财政支出效率，节省财政开支。二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保证政府部门财政透明，从而倒逼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越来越强，对政府阳光财政的诉求越来越高，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阳光财政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方面，政府可利用数字技术将财政收支活动公布在网络上，接受全民审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政阳光透明；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有利于外部媒体监督，政府财政面临较大的监管压力，敦促其不可轻易违收乱支。显然，财政支出效率提升意味着处理等量业务可减少财政开支，假设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财政盈余增多或财政赤字减少，则政府会减少负债，从而增大财政空间，保证财政可持续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可增大地方政府财政空间。

假设2：数字经济增大财政空间是通过财政收入增加和财政支出增效渠道实现的。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组织绩效的发挥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典型的外部环境有儒家文化、城市等级和地形坡度。首先，儒家文化可强化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儒家文化以“礼”为旨归，而节俭正是礼的要求，是治国、齐家、修身的重要道德规范，直接关系到国家盛衰、家族兴亡、个人成败，因此，在儒家文化浓厚的地区，政府会更加强调节省财政开支。另外，儒家文化也讲究兼容并包，对数字经济等革新技术的吸纳能力较强。因此，在儒家文化浓厚的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更强，其次，城市等级在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城市等级越高，其可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越有利于政府偏好行业的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政府重点关注的产业，政府会调动大量资源促进其发展。因此，在等级越高的城市中，数字经济的发展契机越好，其对财政空间的影响越大。最后，在地形坡度较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地形坡度较大的地区，交通不便会导致经济基础薄弱，地方政府财力受限和财政空间缩小，但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会更强。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在儒家文化、城市等级和地形坡度等外部环境中会表现出异质性。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 ～2020年我国地级市层面数据为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以及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原始数据中有缺失值的，用城市统计公报中的数值予以填补；填补后仍有缺失的，采用插值法予以补齐。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252个城市共计2772个样本。

（二）模型设计

1.测量财政空间的模型设计。财政空间作为被解释变量，在研究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的关系之前需对财政空间予以量化。本文借鉴Ghosh 等（2013）的研究，构建如下财政反应函数来测算财政空间：

式中，bsit表示地级市i 在第t 年的财政盈余，考虑到财政盈余存在路径依赖，本文将上一期的财政盈余（bsit-1）也纳入财政反应函数。debt表示地方政府负债率，f（debt）为地方政府负债率的三次函数。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缺口、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特别地，为了反映财政空间的质量，本文将财政支出效率也纳入财政反应函数作为控制变量。地方政府需满足的预算约束为：

式中，r 表示实际利率，g 表示经济增长率。当负债率达到地方承受能力上限时，式（2）可写为：

联立方程（1）、（2）、（3）可得：

由方程（4）解得的debt 的较大值即为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极限值，记为debt*，用债务承受能力极限值与实际负债率之间的差值（debt*-debt）表示财政空间。

2.数字经济影响财政空间的模型设计。在研究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时，考虑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分批实施的，本文构建了DID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czkjit表示地级市i 在第t 年的财政空间，treat×time表示数字经济，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同时，为了验证数字经济通过财政收入增加渠道和财政支出增效渠道实现财政空间增大，本文构建如下机制效应模型：

上式中，inmedia 表示中介机制变量，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效率两个变量。如果系数λ1和η1均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

（三）变量说明

1.财政空间量化模型中的相关变量。

（1）被解释变量：财政盈余（bs）。该变量用基本盈余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衡量。其中，基本盈余的计算借鉴了陈丽等（2022）的研究。

（2）解释变量：地方政府负债率（debt）。该变量用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 的比值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是2010～2020年的数据，但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14年开始公布，致使2013年之前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缺失。本文借鉴了张忆东和李彦霖（2013）的研究，用公式“地方政府负债=市政领域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内资金投入-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投资的资金-投资项目盈利现金流入”估算出2010 ～2013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控制变量。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X）包括财政支出效率（eff）、财政支出缺口（zcqk）、产业结构（cyjg）、贸易开放度（mykfd）。较高的财政支出效率不仅能缓解财政压力，还能增加财政基本盈余，财政支出效率运用DEA方法计算获得。财政支出缺口越大，财政基本盈余就越小，财政支出缺口采用HP滤波方法计算得到。地方财政的基本情况与所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产业结构与贸易开放度也纳入模型加以控制，其中产业结构用第一产业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衡量，贸易开放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

2.数字经济影响财政空间模型中的相关变量。

（1）被解释变量：财政空间（czkj）。通过构建财政反应函数，运用系统GMM 方法估算出财政反应函数中各个变量的系数，然后将除地方政府负债率之外的系数代回财政反应函数，并解出地方政府负债率的较大值，这个较大值与实际负债率之差即为财政空间。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treat×time）。数字经济是虚拟变量，本文借鉴刘奥和张双龙（2022）的研究，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来表征，为组别虚拟变量（treat）与年份虚拟变量（time）的乘积：如果地级市i 被纳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则归为实验组（处理组），treat记为1，否则被纳入控制组（对照组），treat记为0；如果地级市i 在第t 年被纳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则time 在第t年及之后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3）中介机制变量：财政收入（czsr）和财政支出效率（eff）。为了减小异方差，财政收入用其对数值来衡量。参考邓晓兰等（2021）的研究，财政支出效率运用DEA 方法计算获得，其中投入变量包括教育财政支出、科学财政支出和除两者外的其他支出，产出变量包括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医生数（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货运总量，邮政业务总量。

（4）控制变量。模型（5）～（7）中的控制变量（X）包括土地财政（tdcz）、转移支付（zyzf）、财政收入分权（czfq）、人口密度（rkmd）、固定资产投资（gdzctz）、经济发展水平（rjgdp）、产业结构高级化（hcyjg）、教育支出占比（rjy）。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是补充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但土地财政不可持续，转移支付受到预算约束，因此，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对财政空间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均用其对数值来衡量。财政收入分权反映了地方财政的自主权，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越高，财政自主权越大，财政空间越大，财政收入分权的测算借鉴郭庆旺和贾俊雪（2010）的研究，用地级市人均财政收入与地级市人均财政收入、省级人均财政收入、中央人均财政收入之和的比值来衡量。人口密度大反映出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但也说明需要地方政府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所以人口密度对财政空间的影响不确定，人口密度用户籍人口数与辖区面积之比的对数值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会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可能会缩小财政空间，用固定资产规模的对数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和产业结构越优的地方，往往税源越充足，财政收入规模越大，进而财政空间也越大，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 来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借鉴了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教育支出占比可以反映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关理论和历史经验已证明发展教育可以提升地方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涵养税源和提升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作用，教育支出占比采用地级市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所示。财政空间的最小值为-1.854，最大值为1.312，说明不同地级市之间财政空间悬殊，财力差距过大，已经有一部分地级市的财政出现不可持续情况。另外，财政空间的平均值为1.062，表明从总体来看，绝大部分地级市拥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供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能。

表1 描述性统计

（二）财政反应函数的回归结果

基于模型（1），本文估计了财政反应函数的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其中，AR（2）的值均大于0.1，Sargan检验的p 值均为1，说明财政盈余滞后1 期是合适的且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表2 财政反应函数回归结果

另外，模型（1）中构建了地方政府负债率的三次函数，表2中debt、debt2、debt3分别表示地方政府负债率的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结合表2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①地方政府负债率存在路径依赖，而这种路径依赖更多体现为一种策略性行为。滞后1 期财政盈余（bst-1）的系数均为负，说明如果本期的财政盈余较多，则政府会在下一期增加开支，造成下一期财政盈余的降低，这解释了财政收支平衡原则下政府的策略性行为。②地方政府负债率与财政盈余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且这种非线性表现为三次项形式。当模型设定为只有一次项的线性形式时，地方政府负债率（debt）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线性形式的财政反应函数设定并不符合我国地级市层面的具体情况；当模型设定为二次项的非线性形式时，虽然地方政府负债率的一次项（debt）系数显著为负，但二次项（debt2）系数显著为正，显然地方政府负债率过大时对财政盈余的解释力不足；而三次项的模型设定不仅符合预期，还能有力地解释“财政疲劳”现象。③财政支出缺口、财政支出效率、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均会对财政盈余产生影响：财政支出缺口越大，财政盈余越少；财政支出效率越高，财政盈余越多；贸易开放度越高，财政盈余越多；产业结构优化越足，财政盈余越多。根据经验预期，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说明控制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

图1 为财政反应函数求解的根分布图，可见财政反应函数的较大根多集中在1.3附近，即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极限约为GDP 的1.3 倍，这与王学凯（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国际上流行的负债率标准为0.6，但很多国家负债率超过0.6 的警戒线后，其财政仍可持续，形成了“财政警戒线”之谜。本文提出的债务承受能力极限值为揭开这一谜团提供了经验证据。

图1 根的三次曲线分布

（三）数字经济影响财政空间的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①不管是否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和相关控制变量，treat×time 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空间，假设1 得证。②列（6）显示，在双固定效应模型下，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未能有效提升财政的可持续性、扩大财政空间，而财政收入分权可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空间，这说明仅仅依靠卖地和转移支付来解决财政空间缩小问题不是长久之策，而发展经济、培育税源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和长效机制。③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支出占比均与财政空间正相关，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空间负相关，这说明在发展数字经济解决财政空间缩小问题的同时，还需要人口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等协同配合。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从平行趋势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五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采用DID模型需要通过平行趋势检验。为此，本文构建了如下动态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其中，pre_x、current和post_x 均为虚拟变量，表示政策设施的前x年（x＝1，2，3，4）、当年和后x年（x＝1，2，…，6）。从回归结果来看，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没有差异，即平行趋势检验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之后，其政策效果随着年份的增加而显著增强，时间的异质性效果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确实有利于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空间。

2.更换被解释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的财政空间数据考虑了不同地级市财政收支缺口、财政支出效率、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度等环境变量的异质性。从统一标准的角度出发，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不考虑这种异质性，而是将这些宏观变量取均值代入财政反应函数求出地方政府负债率的较大值，再用较大值减去实际负债率作为财政空间的替代变量。更换财政空间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显示，treat×time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是可靠的。

3.剔除直辖市。本文采用的是城市层面的数据，所以在基准回归中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数据也纳入进来。但考虑到这些城市是直辖市，行政级别较高，拥有较大的资源调配权，可能出现异常值等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数据予以剔除。剔除直辖市样本后的回归结果表明，treat×time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准确可靠。另外，剔除直辖市样本后，treat×time 的系数基本未发生改变，说明直辖市是否参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与该政策的效果并无太大相关性。

4.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为了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方法进行检验。在此之前，需要先对样本进行匹配。首先，选择土地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收入分权、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匹配特征变量，并利用logit 模型计算倾向值得分。其次，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进行1∶1 的近邻匹配。匹配结果表明，匹配后样本的标准差减小，且多数样本进入共同取值范围（仅损失了33个样本），说明倾向得分匹配是成功的。匹配后的双重差分结果显示，treat×time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一致，说明基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

5.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效果可能会受到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基于这一逻辑，本文找到了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2015年和2017年国家先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和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这两个文件可能会影响到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效果。为排除这种潜在影响，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哑变量（D1、D2）与数字经济虚拟变量的乘积。如果年份为2015 年，则D1=1，否则D1=0；如果年份为2017 年，则D2=1，否则D2=0。回归结果显示，treat×time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的结论一致，说明在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之间的关系仍然显著为正，发展数字经济确实能够扩大财政空间，提升财政可持续性。

6.安慰剂检验。如果“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时间提前，而treat×time 的系数不显著，那么就有理由相信，确实是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增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空间而不是其他政策。为此，本文将政策实施年份提前2 年并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treat×time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确实能够扩大财政空间，增强财政可持续能力。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均已省略，留存备索。

（五）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假设2，本文以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效率作为中介机制变量对模型（6）和模型（7）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机制分析

1.财政收入增加渠道。表4第（1）列反映了数字经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第（2）列反映了财政收入对财政空间的影响。其中，treat×time 和czsr 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数字经济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财政收入增加又扩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空间。究其原因，数字经济快速推进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在不断做大经济规模的同时还优化了地方产业结构，为地方政府培育了优质税源，促进了财政收入增加，继而减少了政府负债，推动了财政空间的扩大。此外，财政收入增加为政府履行各项社会经济职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必要条件，这又反过来提高了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从而扩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空间。

2.财政支出增效渠道。表4第（3）列反映了数字经济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第（4）列反映了财政支出效率对财政空间的影响。其中，treat×time和eff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发展数字经济可有效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而财政支出效率提升又扩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空间。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数字技术在财政部门的广泛应用直接打破了传统业务疆界，提升了政府的运营效率，进而节省了财政开支；第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政府能收集到财政支出项目的更多相关信息，这为财政部门提供更加精准的供给政策奠定了基础，提升了财政支出效率；第三，数字技术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公共财政的账本在外部监督之下更加阳光透明，这可以倒逼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使用上精打细算，节约开支，扩大财政空间。

根据财政收入增加渠道和财政支出增效渠道的分析可知，假设2得证。

（六）异质性分析

根据假设3，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会表现出异质性。对此，本文构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予以检验：

其中，hjbj 表示环境变量，包括儒家文化（rjwh）、城市等级（csdj）和地形坡度（dxpd）。借鉴陈刚和邱丹琪（2021）的研究，用辖区内明清进士数量与辖区面积之比的进士密度来表征儒家文化，进士密度高于均值则rjwh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城市等级用是否为副省级及以上城市衡量，如果该地级市为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则csdj 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借鉴封志明等（2011）的研究中关于地形起伏度的测量，若地形起伏度大于均值则dxpd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异质性分析

表5 第（1）、（2）列是环境变量为儒家文化的回归结果，第（3）、（4）列是环境变量为城市等级的回归结果，第（5）、（6）列是环境变量为地形坡度的回归结果。在双固定效应（FE）模型下，treat×time×rjwh、treat×time×csdj、treat×time×dxpd 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变量正向调节了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可见，在儒家文化浓厚、城市等级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扩大财政空间的效果会更加显著，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更能改善地势起伏较大、环境较为恶劣地区的财政状况，假设3得证。这一结果说明，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还要考虑文化环境、权力配置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财政空间收缩致使财政风险累积，已威胁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基于2010 ～2020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数字经济与财政空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负债率与财政盈余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这种非线性表现为三次项形式，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极限约为GDP 的1.3 倍。第二，表征数字经济的“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有效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空间。第三，数字经济扩大财政空间是通过财政收入增加和财政支出增效两个渠道来实现的。第四，儒家文化和城市等级可正向调节数字经济扩大财政空间的效果，另外，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改善地势起伏较大、环境较为恶劣地区的财政空间。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空间，所以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必须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首先，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力度。数字经济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但由于风险巨大等原因致使这种外部性并未获得有效的报酬和补偿，导致数字经济发展不畅。对此，政府需要出台政策予以纠偏，防止市场失灵，例如对数字化企业提供研发补贴、加计扣除和金融贷款等方面的支持。其次，推动数实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作用巨大，发展数字经济不能仅着眼于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ICT），还要加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等产业的融合，打造数字化制造集群，培育数字化制造产业园区。最后，建设数据安全体系。如果数据安全得不到保障，数字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建设数据安全体系至关重要。具体地，需加快落实《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严厉打击数据黑市交易，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2.推进数字财政建设。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扩大财政空间是通过财政收入增加和财政支出增效两个渠道来实现的，所以在收入端要做到应收尽收，在支出端力求提升效率。一方面，积极探索并优化数字经济模式下的税源管控和税收征收方式，全面掌握纳税人涉税信息，完善财政、税务、金融等部门之间的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精准识别税收风险点，强化税收征管，减少偷税漏税行为，保护国家税收利益。除此之外，基于税收大数据的数字财政建设将会使得纳税人画像更加精准、纳税服务更有温度，进而可实现“以服务促遵从”的目标，最终达到增加财政收入、扩大财政空间的效果。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应注重将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融入财政资金管理的方方面面，尽快做到数字化绩效预算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财政开支，减少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增大财政空间。

3.优化外部环境布局。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城市等级、地形坡度等环境变量会调节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效果，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考虑这些环境因素。首先，重视挖掘优秀传统儒家文化，宣传“兼容并包”和“节省支出”的儒学理念，为数字经济发展缓解财政空间收缩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准公共品，由地方政府提供具有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而本文发现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数字经济对财政空间的影响效果更强，因此，对于财政空间较小的城市，上级政府可考虑下放一定的权力以增加其在资源调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快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解决财政空间过小的问题。

【 主要参考文献】

陈刚，邱丹琪.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一项流行病学研究［J］.财经研究，2021（3）：95 ～109.

陈丽，邓微达，王智烜.财政可持续性与地方政府教育努力程度［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2）：54 ～66.

邓达，潘光曦，林晓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J］.当代财经，2021（9）：38 ～52.

邓晓兰，许晏君，刘若鸿.结构性减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营改增”的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10）：15 ～29.

杜彤伟，张屹山，杨成荣.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J］.财贸经济，2019（11）：5 ～19.

方福前，田鸽.数字经济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J］.学术界，2021（10）：55 ～74.

封志明，张丹，杨艳昭.中国分县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146 ～151+160.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 ～16+31.

郭庆旺，贾俊雪.财政分权、政府组织结构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J］.经济研究，2010（11）：59 ～72+87.

李广昊，周小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宏观经济研究，2021（7）：146 ～160.

李永友，杨春飞.中国财政抉择弹性空间估计［J］.经济研究，2023（5）：23 ～40.

刘建民，薛妍，刘嘉意.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本地—邻地”视角［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46 ～56.

马青山，何凌云，袁恩宇.新兴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财经科学，2021（4）：76 ～90.

缪小林，伏润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与生成：一个文献综述及权责时空分离下的思考［J］.经济学家，2013（8）：90 ～101.

牛子恒，崔宝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大气污染治理——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学报，2021（4）：153 ～180.

庞晓波，李丹.中国经济景气变化与政府债务风险［J］.经济研究，2015（10）：18 ～33.

邱洋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属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与管理，2022（4）：57 ～67.

唐文进，苏帆，彭元文.财政疲劳、储备渠道与中国政府债务上限的测算［J］.财经研究，2014（10）：18 ～31.

王学凯.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基于E29的财政反应函数［J］.国际金融研究，2016（8）：38 ～47.

张金清，聂雨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评估——基于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J］.南方经济，2020（11）：13 ～27.

张忆东，李彦霖.地方债务清查及“排雷”风险——地方政府专题深度研究系列报告［R］.上海：兴业证券A股策略报告，2013.

De Mello L..The Brazilian“Tax War”the case of value-added tax competition among the states［J］.Public Finance Review，2008（2）：169 ～193.

Fincke B.，Greiner A..Do governm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ursue sustainable debt policies？Empirical evidence for selected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0（4）：745 ～770.

Ghosh A.R.，Kim J.I.，Mendoza E.G.，et al..Fiscal fatigue，fiscal space and debt sustainabi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J］.The Economic Journal，2013（566）：F4 ～F30.

Heller Peter.Back to basics - fiscal space：What it is and how to get it［J］.Finance and Development，2005（2）：32 ～33.

Herrendorf B.，Rogerson R.，Valentinyi A..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2014（2）：855 ～941.

Makin A.J.，Griffith R.A..Fiscal sustainability in India at state level［J］.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2012（4）：350 ～367.

Ostry J.D.，Ghosh A.R.，Kim J.I.，et al..Fiscal space［Z］.IMF Staff Position Note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