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自由和价值
——《莎乐美》的存在主义解读

肖宇新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奥斯卡·王尔德是19 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诗人、散文家，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以其创作的童话和小说闻名，其写作风格注重对纯粹艺术美的追求。《莎乐美》是一部王尔德于1893 年创作的戏剧，莎乐美的故事改编自圣经中的“约翰之死”部分，描绘了莎乐美对约翰爱而不得，进而用七层纱之舞与希律王交换约翰的头颅，最后被希律王下令杀死的一系列情节，展现出一位具有自主和反叛精神的独特女性形象。存在主义是西方理论界非常重要的一种哲学思潮，是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存在主义深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之后，人类以往深信的价值观崩溃，信仰也迷失在精神的荒原，而存在主义正是在那个时候兴起，它要求关注人的生存现状，找回人的尊严。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尼采、萨特、加缪、波伏娃等，其中，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萨特（1905-1980）是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发表了许多关于存在主义的著作，还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小说和戏剧。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三个联系在一起的要点，一是“存在先于本质”，是说并没有上帝所决定的人的本质，人是首先存在于世间的，而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人自己；二是“世界是荒诞的”，意思是人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充满限制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而又互相冲突；三是“自由与责任”，表明人可以在现实世界进行自由选择，但是，这种自由同样也带来了责任。在《莎乐美》一剧中，主人公莎乐美也可以被看作生活在一个荒诞和绝望的世界上，但是，她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成就自身，并在承担责任中体现出她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

一、莎乐美的生存环境：绝望的世界

首先，由于王尔德的《莎乐美》剧情取材于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因此，在分析时，也应将原本的故事作为一种背景要素考虑进来。圣经中有关莎乐美的那段情节发生在一个关系混乱的家庭。母亲希罗底在女儿已经出生后改嫁莎乐美的叔叔希律，在王尔德的笔下，那时她的第一任丈夫并没有去世，而是被囚禁在一座旧的蓄水池中。借用剧中一个士兵的话：“陛下的哥哥，希罗底王后的第一任丈夫，就被囚禁在那里十二年。他并没有因此而死，十二年之后他才被绞死。”[1]可以看出，在莎乐美成长的过程中，她的父亲一直都被关在监狱中，后来她也亲身经历了父亲的去世，这些事情给年轻的莎乐美的心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以至于她再次看到那个蓄水池的时候会觉得“在如此黑暗的洞穴里肯定很糟糕！它就像坟墓一样”[1]。除此之外，长大的莎乐美越发美貌，希律王对继女的关注也超过了正常伦理的界限。“很奇怪，我母亲的丈夫用那样的眼光看我，就好像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似的。”[1]莎乐美对此时常感到难以忍受，逃离、躲避着继父淫邪的目光。父亲的兄弟变成了自己的继父，并且还每每用充满欲望的视线打量着自己，这家庭伦理的混乱荒诞，对于莎乐美来说，是第一重绝望。

其次，此剧主要发生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希律宴请了各方宾客，尽情畅饮。他有三种名贵的葡萄酒，它们“紫得就像凯撒的长袍”“金子一样”“火红如血”[1]。他用着象牙和碧玉制成的桌子、银制和玻璃的高脚杯，极尽奢华。一位王在自己的生日宴上如此挥霍，这王权统治下的腐败是第二重绝望。

再次，在宴会上，人们谈论的并不是家长里短，而是宗教信仰。他们不停地争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辩论天使是否存在，努比亚人和卡帕多西亚人说起自己的神明。努比亚人每年向神明上供上百个童男童女，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卡帕多西亚人表明自己的国家的神已经不在了，“罗马人把他们都赶走了。有些人说他们藏到了大山里，但我不相信。我曾经在山上找了三天三夜，找遍了山上的每个角落。但我没找到，最后我大声咒骂他们，他们也没有出现。我想他们已经死了。”[1]并且，他认为犹太人崇拜看不见的上帝是很荒唐的事。努比亚人即使献祭上百儿童也未得到神明的回应，卡帕多西亚人的神已经无处可寻，这“神明已死”的信仰危机是第三重绝望。

《莎乐美》虽然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却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绝望的现代生活画面：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代表的伦理关系的崩坏、以王权为代表的政治腐败和宴会上各国客人的谈话中表现出的宗教信仰的迷失。而生活在这个绝望世界上的莎乐美也是一个孤独的个体。萨特认为“每个人是作为一种神秘而孤立的存在”[2]。莎乐美在家庭关系中和母亲与继父是疏远的，她没有朋友，并且，在周围人的眼中，她的身上充满神秘。在剧中，月亮的意象可以说是莎乐美的化身，希罗底的侍从认为“她就像一个从坟墓里缓缓而来的女人”[1]，年轻的叙利亚军官认为“她像一个头戴黄色面纱、双脚呈银白色的小公主”[1],希律王将之看作“一个到处求欢的疯女人”[1]，而莎乐美却觉得月亮“身上有处女的美丽”[1]。莎乐美对自己的看法也恰恰显示出她自身的封闭，这一点也突出体现在她对年轻叙利亚军官的冷漠态度上。起先无论军官如何赞美她，莎乐美都不予回复，而她的微笑也只是为了利用军官让她见到先知约翰。甚至当军官为了莎乐美自杀之时，她也根本没有理会。月亮的意象不是唯一的，而天空中却只有一个月亮，它没有同类，孤独而神秘，正如莎乐美孤身一人在王宫中的处境，她在每个人的眼中都各有不同，或是坟墓里的女人，或是纯洁的公主，或是疯子，她与每个人的交往也都是封闭内心的。

二、莎乐美的行动：自由的选择

存在主义的第一要义是“存在先于本质”，是说人的本质不是既定的，不是上帝安排好的，而是由自己的自由行动决定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本质成为可能”[3]。并且，萨特提出了“自为的存在”，它不同于物质上客观的“自在的存在”，是人为了自己而行动、自由选择时获得的一种存在。世界是绝望、荒诞的，但人却是自由的。莎乐美在剧中也正是在绝望的现实里积极实现自己的欲望追求，从中塑造了自我。刚出场不久，莎乐美就在望着月亮的时候道出了她对自己的认识，“她是一个处女。她从未被玷污过。她不像其他的女神一样，曾委身于男人”[1]。她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物。莎乐美登台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逃离继父那令她难以忍受的目光，而无论周围的人如何评价她，她都不对之进行考虑。莎乐美的自我形象不是生来既定的，也不是在别人的谈论中形成的，而是由她自己决定的。

莎乐美的自由选择在她追求先知约翰时体现得最为明显。一听到约翰的声音，莎乐美的台词就表示出了她强烈的主观愿望，她多次重复着说“我要和他说话”“我想和他说话”[1]，这都是她为了自己的欲望的行动。虽然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和行动，但莎乐美的自由也受到他人和社会的限制。一个就是士兵和军官因为希律王的命令而不能令莎乐美见到约翰的限制。正是因为有了限制，人才能进一步做出自由的选择。莎乐美于是转向倾慕自己的年轻叙利亚军官，利用他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成功见到约翰之后，莎乐美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爱的感觉，尽管她对约翰的感情不似平常的爱情，但她依旧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追求。她主动与约翰说话，欣赏、描述他的身体，想要触碰它，“你的身体雪白，就像是田野里从未被人铲割过的百合……请让我触摸一下你的身体。”[1]她甚至连续八次说出“我会亲吻你的嘴唇，约翰”[1]。莎乐美的目光是对男性凝视的颠倒，她的女性凝视打破了女性固化于欲望客体的地位。她的凝视着约翰身体的目光道出了自身的欲望，此时她成了观看主体，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而约翰的身体却被她的目光分割肢解，成为他者。欲望的眼光强化了莎乐美作为个体的身份认同,其强大的女性凝视力量建立起她自身的主体性。[4]

为了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目的，莎乐美转向了希律王。她深知自己的身体之美和继父对其的迷恋，于是就利用这一点，用七层纱之舞做交换，与希律王达成交易，借此获得先知约翰的头颅，最终得以亲吻约翰的嘴唇。希律王发誓给莎乐美想要的一切。希律王给予莎乐美以任何方式发挥其意志的自由,莎乐美也利用了这种自由。[4]虽然这种自由是在王权的限制下的，是在莎乐美作为欲望客体的限制下的，但也是她获得自身存在、实现自我意志的主体选择。从她听到约翰声音之后的欲望表达，利用年轻叙利亚军官违抗王命，见到约翰之后的欲望凝视，到引诱希律王做出承诺，这一步步都是莎乐美为了实现自己爱情和欲望的自由选择，在其中，她获得了“自为的存在”，建立了自己作为一个自主、智慧、勇敢的追爱者的本质。

三、莎乐美的行动后果：责任与价值

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和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人的主体性不是无限的，人自由选择的后果要由他自己负责。存在主义的核心是“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5]在剧中，莎乐美要为她的自由选择——杀死先知约翰承担责任。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剧末莎乐美被希律王下令杀死的情节上。虽然希律王下令诛杀莎乐美的部分原因是莎乐美的行动挑战了他的权威和他害怕上帝对他的惩罚，但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和莎乐美作为主体的角度，她的死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负责。在为自己的自由行为负责之外，人也要对他人甚至全人类和全社会负责。“追求自由虽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冲突,个人的自由行为及自由选择不能不累及他人。”[6]约翰作为先知，是耶稣的施洗者，是犹太人的圣人，莎乐美在追求爱情的自由选择中间接将他杀死，与信众们的自由产生了冲突，也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人对自己的自由行为负完全的责任,自由是人行动的方法,是人的价值和人的意义的体现。因为,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责任,进而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6]莎乐美接受了死亡，对自由选择行为的负责展示了她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我亲吻了你的嘴，约翰……你的嘴上有股苦味，那是血液的味道吗？不是，但那恐怕是爱的味道。”[1]虽然莎乐美的结局是死亡，但她并没有被死亡阻碍，在生前最后一刻，月光照耀下她亲吻着爱人的嘴唇，尽情感受着爱的味道。死亡的时刻是莎乐美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这也呼应着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观点，“存在主义运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存在’本身进行还原,视存在为提前来到的死亡,我们都不得不向死而生,从而把西方死亡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7]，正是在对死亡的审视和反思中，生命的价值才得以显现。在王尔德的《莎乐美》中，死亡连结着爱与美，对他唯美主义的实现非常重要。莎乐美作为他笔下的一个唯美的化身，其生命“正是借助生死之间的张力来实现的”[7]。在死亡来临之时，莎乐美没有痛苦地惨叫，反而是在爱情得到满足后，从容和平静地面对。死亡具有消减罪孽、拯救颓废、净化灵魂、升华爱意的多重功能,某种意义上,死就是生的再实现。[7]爱与美在莎乐美死后成为永恒，她的生命成为爱与美的化身，她虽死犹生。

四、结语

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王尔德《莎乐美》剧中的主人公莎乐美就是现代人的化身，她的身上闪耀着存在主义的光芒。她虽然生活在王权腐败、伦理混乱、信仰缺失的痛苦现实中，却在欲望追求的自由选择中获得了自身的存在，在承担自由责任的死亡中升华了生命的意义。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可以看出，作为作者的王尔德在他颓废唯美主义的面纱之下其实是对人、对生命的关注。虽然生活在19 世纪，但他充分描绘了现代人的生活画面，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不只是艺术之美，更是生命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