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视域下苗族诗班合唱音准探究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杨云惠 叶飞燕

（1.2. 昭通学院艺术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引 子

合唱声部之间的音准研究，通常是从音乐技能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但音乐事象本身除去技能训练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因素，对合唱省部之间的音准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这一点，早就引起了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以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1858 ～1942）为代表的一批人类学家、音乐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开始更多地从文化背景中去研究非欧洲地区及其各土著民族的音乐传统，他们更重视实地考察（田野作业）和音乐与社会、经济及文化方面的联系，从注重和强调音乐文化意义的角度，为这一学科的新发展做出了贡献。”［1］(7)

苗族唱诗班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人聚居区。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支系，俗称“花苗”，自称“阿卯”，他们主要居住在滇东北、滇中及黔西北地区。

现当代基督教传入我国西南苗族聚居区的时间，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后，随着基督教的传人，其相应的宗教仪式亦同时传入，其中自然包含了各种歌唱活动，苗族人接受最快的是基督教宗教仪式中的歌唱活动，因为，这与苗族人以民歌传承历史和文化的风俗很契合，基督教的唱诗班在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人（俗称“花苗”）中间迅速传播开来。西方的传教士们，在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人聚居区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逐渐发现：通过教唱赞美诗的形式，来进行传教的效果，比单纯布道的效果要好的多，苗族信众通过“唱诗”这种宗教教义艺术化包装的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基督教的教理和教义。

位于滇东北的昭通市地处乌蒙山区，是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人的聚居地，他们与毗邻的黔西北苗族，可谓一脉相承，属同一支系。目前，云南省的昭通市，大约有几万苗族基督教信徒，他们分布在昭通市周边几个县乡的苗族村寨里。他们平常去当地教堂做礼拜唱的歌，主要是汉语版的《新编赞美诗》和《敬拜赞美》，另有苗文版的《颂主圣歌》，还有一些当地的苗族信众根据圣经的内容或自己的感悟所编创的各类歌曲。

当地的唱诗班，由教会的信众组成，一般是信徒中歌唱能力较好的一群人,他们主要负责教会礼拜日的唱诗及带领其他信众进行敬拜仪式，唱诗几乎是整个基督教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唱诗班的演唱形式，主要是以多声部合唱为主，其中既有横向的旋律声部运动，又构成了纵向的和声效果。想要做到整体演唱的和谐之音，音准是其关键的核心，整个唱诗班的各个声部，除去准确地把握自己的音准外，同时，还要聆听其他声部的歌唱效果，与其他声部的歌唱者融合为一，构成整体歌唱效果协和的音程关系。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花苗），是目前学界研究少数民族宗教唱诗班歌唱艺术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对苗族基督教音乐的研究，已有不少著述问世。如云南大学李昕博士《滇北花苗基督徒热衷唱诗原因解析——以云南昆明芭蕉箐教会为例》（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 期）一文，是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探讨了云南花苗热衷诵唱赞美诗歌的原因；中国艺术研究院孙晨荟副研究员《傈僳族与大花苗四声部合唱音乐的比较研究》（载《黄河之声》2014 年第21 期）一文，专门探讨了苗族唱诗班合唱的发声方法；西安音乐学院华慧娟的《基督教赞美诗在滇北苗族地区的传播、演变与文化意义》（载《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7 年第3 期）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赞美诗的演唱情况；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的《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版），是一本专业研究的学术专著，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书中也利用了不少的篇幅，完整介绍了云南花苗基督教信众赞美诗的演唱方式。

以上各位专家学者及宗教音乐的研究者们，对宗教音乐尤其是云南的基督教音乐的前期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采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对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唱诗班的合唱情况进行了解析与诠释。从学者们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发现：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音乐”，并不只是单纯的声音形态，而是一种历史、文化、民族包括民俗的综合的音乐现象。

延绵在云贵高原上的乌蒙山，覆盖着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来自云南昭通乌蒙深山里面的一群花苗民众，他们平日里忙碌在田间地头，也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声乐训练，甚至有些淳朴的花苗民众连认字和识谱都有困难，究竟是如何掌握了这种外来的、陌生的、宗教仪式中的多声部歌唱形式的，是音乐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笔者也是这一音乐文化现象的关注着，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笔者开展了深入乌蒙山区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了颇具代表性的三所滇东北次方言苗寨的基督教堂，近距离观察了唱诗班的现场演唱活动，并广泛访谈苗族信众和教堂工作人员，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探究苗族唱诗班合唱音准的原因，其余宗教文化的问题，本文概不涉及。

一、滇东北苗族唱诗班的田野调查

针对滇东北地区苗族信众诗班如何处理声部之间的音准问题，笔者专门走访了坐落在滇东北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的三一圣堂，还有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蒙恩圣堂及大关县天星镇凉风坳的基督教堂，并分别采访了三个教堂的负责人王海牧师及教堂工作人员王健清和陶仕敏。上文提及的三座教堂均有上百年的历史，几经翻修，目前依旧按时举办各种宗教活动，因为这三座教堂均位于滇东北次方言苗族人聚居地，其信众也基本上都是当地苗族民众。而且，教堂中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亦均系当地土生土长的苗族人，且均毕业于云南神学院，有着规范的宗教文化研习的身份背景。为此，给笔者的调研增添了不小的信心，给实地调研访谈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也增加了可信度。

（一）对云南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王海牧师的访谈

2019 年9 月，笔者专程赶往云南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的三一圣堂，采访了该教堂的负责人王海牧师。莲峰镇基督教堂所有的唱诗活动，都是由王还牧师教传授和指导的，附近苗族寨子里的苗族信众或是到他家或是直接去教堂学习唱诗。

王海牧师介绍说，信徒们学习唱诗的积极性很高，天天晚上都到他家去学习唱诗，即使没有乐曲的伴奏，他们的音准也不会出错（见图1，图片内容：为云南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的唱诗班在教堂里唱赞美诗，她们手上所拿书本为苗文赞美诗。拍摄时间：2019 年9 月22 日上午12:20。拍摄地点：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内。拍摄：杨云惠）。

图1

我在采访该教堂负责人王海牧师时，他就苗族唱诗班有关声乐歌唱如音准等技巧问题，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觉得：

苗族有个特点，大概是因为经济文化背景的原因吧，历史上，苗族人一直都隐居在山上，不愿意跟其他民族或者是外乡人来往，他们的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都显得更加封闭。但是，苗族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他们在唱歌这方面的天赋。通过唱歌，苗族民众可以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心情，他们通过唱歌，还能把自己感到的所有压力，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自卑感慢慢地释放出来。

我小的时候，常常能看到家乡苗寨里的苗族民众在一起聚会时的场景，就是现在想起来也还会很感动。家乡的苗族百姓每逢节庆或其他好日子，常常聚在一起唱啊、跳啊、讲啊……很多人唱着、跳着、说着就会流下泪来，大家都会觉得喜乐平安，是多么的珍贵。无论白天的劳作多么忙、多么累，也不论你自己有什么烦恼，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唱歌，彼此分享着各自的感受，这种的和谐融洽的沟通，通过同歌共舞的形式，就会让你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寨子里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到平安喜乐，慢慢升起一种自己对生活的勇气和自信……

我们那一代人，在没有信仰的时候，苗寨里的花苗看到外来人，都会往自己家里躲藏，或者干脆把门关了，不见外人，也不想与异乡人沟通，甚至根本就不想与外界任何人来往。这种心理和行为，在苗寨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或者说是行成了一种风俗习惯。其实，这是因为苗家人，尤其是生活在山上还不愿下山的花苗民众，他们心里面的自卑感所导致的。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再遇到汉族或者彝族，还包括其他民族，都觉得彼此间的隔膜没有以前大了。

唱歌，对于苗族人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他们在不认识字或不识谱的情况下，也不会跑调。苗族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太害羞了（不自信），但是在唱歌这方面却能够掌握得很好，十分自信。比如说合唱的时候，他们的音准和节奏，都不会高出来或者跑偏，但是，在单独唱的时候，又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掌握的并没有那么好，可能这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的一种自卑感所导致的。

当苗族人认可并接受了基督教，也就是说广大苗族民众大家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大家就认为它是一个至高无上创造天地的主，在苗族民众的心里面，是很敬畏他的，在唱歌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神圣的心理状态，不敢乱跑调。在合唱中，他们会认真聆听别人的声音，然后再跟随着节奏和旋律去自觉地融合，若碰到自己不会唱的地方，就悄悄地跟着唱，遇到自己会唱的部分，就大声的唱出来。不忽高忽低，不会故意乱唱和乱吼，也不存在有这种心态。①

（二）参加昭阳区盘河镇蒙恩圣堂感恩节

2020 年11 月初，笔者前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的蒙恩圣堂，参加了在这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感恩节（见图2，图片内容：为笔者在蒙恩圣堂院坝里面与前来参加感恩节的苗族信众合影，一旁地下放着的背篓是当地的苗族信众背来做奉献的粮食。拍摄时间：2020 年11 月8 日上午11:00。拍摄地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蒙恩圣堂。摄影：叶飞燕）。该教堂管理组的组长，名叫王建清，他几十年来一直负责该教堂的管理工作，并负责唱诗班工作。

图2

笔者对该教堂的负责管理的王建清进行了访谈，据王建清介绍，当地的苗族民众喜欢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在他们来教堂参加礼拜活动时，更喜欢通过唱歌的方式来展示自己内心的虔诚与信心，效果往往胜过单纯的讲道活动。这个教堂的工作人员，在每次礼拜活动之前，都会利用空闲的时间教前来参加活动的苗族民众唱歌，等人到齐或者到时间了，才开始做礼拜。

该教堂的负责人王健清，向笔者讲述了自己带领唱诗班的成员学习合唱的情况：

平常的日子里，每个礼拜日的早上，我就提前来到教堂，带领着一些先期赶来的唱诗班的成员联系歌唱。等到来教堂参加礼拜的人来得差不多了，我再带着大家集体练习合唱。除了礼拜日在教堂里联系合唱外，有时，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有两三个晚上，还聚集在某位唱诗班的成员家里，一起练习歌唱……②

笔者在参与蒙恩圣堂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活动现场，还发现有不少当地苗族信众陆续背着玉米前来蒙恩圣堂做奉献，还有给蒙恩圣堂捐现金的。唱诗班的成员站在讲台上方的台阶上唱欢迎歌，她们一边拍手，一边歌唱（见图3，图片内容：蒙恩圣堂的唱诗班在礼拜仪式开始前演唱欢迎歌。拍摄时间：2020 年11 月8 日上午12:00。拍摄地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蒙恩圣堂内。摄影：杨云惠）。由于笔者是汉族，蒙恩圣堂的唱诗班，通常是唱一遍苗语的，又唱一遍汉语的，笔者也能知道她们歌唱的内容。

图3

该教堂的感恩节活动内容，由唱诗、讲道及舞蹈等活动内容组成。许多苗族信众都准备了节目，大家穿上节日的盛装，轮流上台表演。参演的苗族信众，年长者有70 多岁的老人，年幼者有13、14 岁的孩子，女性偏多。

在活动现场，笔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当某个苗族信众与同伴分享自己的体会时，或许是他（她）的某个想法触动了其他兄弟姊妹的内心，他们就会根据叙述者所讲的内容，唱起相应的歌来，进行回应。笔者在现场观察到，有好几次，只要有一个人起头唱歌，其他人就跟着唱起来。笔者通过采访的苗族同胞了解到，他们歌唱的内容，或欢乐、或悲伤。唱到开心之处，他们还会集体拍手打节拍，身体也随着节拍左右摇摆。激动之处，甚至站起来拍手跺脚高声歌唱，速度越来越快，现场的情绪越来越高，气氛也越来越热烈……每当这时，刚刚与大家分享自己心得体会的人，要么停下来等待大家唱完继续讲述，要么跟着大家一起唱，直到唱完这一首歌之后，才又接着往下讲。这或许与苗族民众平日里动辄以歌唱来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生活习俗有关，一人唱，大家合，显得那么自然而然，祥和共情。

（三）参加大关县天星镇凉风坳教堂的礼拜活动

2020 年10 月底，笔者参加完由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民族宗教局主办的苗文培训班后，就和大关县天星镇凉风坳教堂的管理人员陶仕敏女士一起，前往她负责布道并管理的凉风坳教堂，参加星期天固定的礼拜活动。

中午12 点左右，前来参加礼拜的苗族信众坐满了这个新修的教堂。由于当地的苗族年轻人基本上都出门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和带着小孩的年轻妇女。

整个礼拜活动，贯穿讲道与唱歌，唱诗班间或进行表演，站到讲台前方的台阶上为大家唱赞美诗（见图4，图片内容：凉风坳基督教教堂唱诗班的部分成员在唱赞美诗。拍摄时间：2020 年10月25 日中午12:40。拍摄地点：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星镇凉风坳基督教堂内。摄影：杨云惠）。

图4

整个礼拜活动，由该教堂的管理者陶仕敏女士主持，由于笔者在场的缘故，陶仕敏女士就用汉语普通话布道。礼拜活动贯穿着布道和唱歌，陶女士说到动人之处，下面的苗族信众当中，就会有人立即唱起相应的歌，只要一人起头，苗族信众就会很自然地加入进去，一起歌唱。即兴的歌唱，这是在其他地方的宗教仪式中，很少见到的一种文化现象，笔者在云南昭通不同的几处教堂中，都遇到这样的歌唱场景，感触颇深。布道者讲得好，就会打动下面的苗族信众，苗族信众就会有感而发即兴唱歌，唱的歌多，听讲的人也多，大家都很专注。如果台上的布道者讲得不好，打动不了台下的苗族信众，引不起大家的共鸣，或者说对他们没有什么启发，台下的信众就会各自讲悄悄话，也不会即兴唱起歌来，或者是打瞌睡，甚至走出教堂门去，这种情况笔者也遇到过，但不多。在笔者长期调研宗教音乐的过程中，碰到的台上布道，台下倾听，彼此互动，即兴歌唱的场景，还是常见的，如此这般的文化现象，贯穿了整个活动的全过程，这是苗族信众参加宗教活动时的一大特点。

接下来，笔者结合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调研材料和访谈录音的整理资料，就云南昭通地区苗族信众唱诗班合唱的音准的问题，从几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

二、民族文化心理对合唱音准的影响

笔者在对云南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王海牧师的访谈中了解到：民族文化心理因素，对于苗族信众合唱音准的把握，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他告诉笔者：

这一方面的原因，是由历史原因所导致的封闭和自卑感造成的，这种心理体现为苗族民众平日里不敢大胆表现自己，总怕出错。一来是怕影响整体的合唱效果，二来是怕自己唱的不好而遭人耻笑。因此，他们参加唱诗班开初的一段时间，总是表现得小心翼翼的。这种小心谨慎的体现，在参加合唱时，总是偷偷找自己的音高，另外，是通过仔细倾听其他人的音高，来找准自己的声部。一旦她们找准音高了，就开始大声歌唱，反过来，若找不准，就干脆不出声，只听别人唱，直到找准后，才张口……此外，这些唱诗班的成员,即使自己会唱，平日里自己也不敢单独唱，好像缺少勇气和自信。但是，在她们进行合唱时，每个唱诗班的成员，都会放开喉咙尽情地歌唱。这大约是由于合唱的时候，她们的音准和节奏，都不会高出来或者跑偏，但是，在她们单独歌唱的时候，掌握得又没有那么好的缘故，最后说起来，还是因为他们自身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卑感所致。③

苗族民众在声乐学习和演唱中的这一文化艺术现象十分有趣，即：由于自卑和不自信，导致他们独唱时不敢唱，而合唱时却唱得很好。换言之，即：群体的力量使个体凝聚成一个整体，这种内聚力强大的集体感在合唱时体现的很明显，这大概就是民族学家们研讨的苗族民众的群体意识吧。

这种强烈的群体意识，正是苗族心理特征的一大体现。在苗族习惯法《议榔词》中，要求苗族人民“穿衣同布，做活同一处”，“我们走一条路，我们走一坐桥，我们转头在一起，立足在一处。”可以看出，苗族的生存方式是以“群体行为”为主的，个体必须遵守群体的生存法则。“在苗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中，群体是远高于个体的现实存在，是被‘神圣化’了的具有崇高意义的存在，个体必须归属于群体。在作为习惯法性质的‘议榔’中，有一种关于对违反榔规者给予‘开除’的处分，被‘开除’者即使不被驱逐出村寨或一定社区，也被断绝同‘议榔’的各成员的一切交往。‘开除’是一种仅次于处死的严厉处罚，受罚者也感到离开群体是很严重的问题，脱离群体就意味着失去了庇护，失去了生存的权利……”［2］（270）

“由于民族音乐学在研究有关民族的音乐及音乐生活时，必须要涉及相关民族群体的社会内容和这些音乐及音乐生活与社会体制之间所发生的密切联系的内容，”［1］（41）苗族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小聚居群体，就形成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群体，整个寨子里面的人，都是亲人，大家必须遵照一定的伦理或社会准则行事，体现出长幼有序、谦恭谨慎、团结协作的群体意识。苗族人这种极强的“群体意识”，在歌唱中尤其是合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显现为不同声部演唱不同的旋律，而各个声部的成员不但要有准确的音高判断力和稳定的音高概念，还要倾听彼此之间的音程关系，以达到完美协和的视听效果。这种分工合作的歌唱形式，体现出整体的风貌，在表达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集体整齐划一的坚强意志。

这种群体和个体间的关系，体现在合唱中就反映为：单个个体演唱的时候，这种来自于集体的信心就变弱了，于是，就造成了单个演唱的效果并不出色这样一种现象。笔者采访的王海牧师时，也多次同笔者提起过这个问题，也认可这种现象其实也是苗族民众文化心理中的那根深蒂固的“群体意识”的体现：

苗族信众单独歌唱时显得不自信，但在大合唱的时候，大家一起唱，就唱得非常好，音准和节奏都掌握得很到位。可当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一起唱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你看，苗族人单独歌唱的时候很少见的，比如说在一个什么节日当中，一个苗族人在众人面前出来独唱的，非常少，但一出现合唱的情形，所有在场的苗族民众就非常积极的参加。④

当然，“群体意识”的巩固和维系，还包括共同信仰的因素在里面。笔者访谈的王海牧师，在访谈中涉及到合唱音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有共同信仰的约束。他认为人有信仰时，就会心生敬畏之情，甚至在歌唱时也显得虔诚谨慎，从不敢随意对待，乱跑调的。

三、苗族的歌唱习俗为合唱奠定了扎实的音准基础

有学者研究发现“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人类远古的民俗和音乐是共时共生的一个整体，所有的音乐都是实用性的，都包含着民俗内容……”［1］（41）笔者在云南昭通地区的诸多苗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尤其是考察苗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歌咏习俗时，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2011 年，笔者受滇东北昭通市民族宗教局的委托，前往位于昭通市昭阳区附近的盘河镇“阿初鲁”苗寨，为那里的苗族群众教唱汉语歌曲，当地宗教合唱团的苗族信众也参加了这次以合唱为主的声乐学习，宗教合唱团的成员，主要由当地蒙恩圣堂唱诗班的成员组成。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昭通市民宗局委派了一位工作人员（花苗）为笔者当助手。在这次培训中，每天，都是由面包车载着笔者和助手，趟过宽宽的、流淌着浅浅河水的河床，前往苗寨，组织苗族群众学习合唱，而参加合唱培训的苗寨群众，则是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合唱学习，可见苗族人对唱歌的热爱及对学习的渴望。合唱培训工作结束后，在告别宴会上，所有的参与合唱培训的苗族学员排着队，唱着歌，挨个向笔者敬酒，表达惜别和感谢之情，令笔者十分感动。

苗族人用唱古歌的形式传承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习俗，这在笔者数次深入苗寨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时，都得到了印证。歌唱，已经成为他们生产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他们生命成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苗族人在劳动时唱歌、休息时唱歌、做客饮酒时唱歌、谈情说爱时也要唱歌，尤其是苗族人的婚礼上，主家都要请当地善长唱歌的著名歌手来唱歌助兴，到了节日里，更是要唱歌……

寨子里或自己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也会邀请善歌的青年男女前来盘歌，这既是一种欢迎待客的方式，也是通过对歌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苗族每年最盛大的花山节，那更是歌舞的海洋。善歌的青年男女是参加花山节人群中的佼佼者，他们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目光。这些朝气蓬勃的苗族男女青年，通过对歌互相了解彼此，建立感情，发展成情侣者，不在少数。可以这样说，苗族人一生中，基本上所有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等，都离不开歌的伴随，哪怕是与敌人开战前，也要由寨子里的巫师唱歌来祈神相助，鼓舞士气。

苗族喜歌善舞的习俗，使得苗族民众通常以自己所属的村寨为一个彼此熟知的群体，经年累月地处在一个歌舞的环境和氛围中，已成常态。为此，他们歌唱中的音准和节奏，早就融进他们的血液和骨髓中，虽然没有专业音乐院校刻意训练的音准概念，但在日常生活习俗中，置身歌唱的海洋，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就是一个天然的、开放的学习歌唱的大课堂，整个苗寨就是一所歌唱的学校，所有祖先留下的历史、文化、生产及生活中的各种风俗，都是通过歌唱而汲取知识和养分，代代传承的……笔者在多次的田野调查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观：晚饭后，苗家人的晚辈，围坐在火塘旁，听老辈人唱苗族古歌，通过歌声了解了祖先的历史故事；在山坡上放牛羊时，也能和对面山上的人对歌解闷；花山节上，随着人群吹笙唱歌，仍然是以歌唱来庆贺苗家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婚礼，是每个苗家人一生中最重要时刻，这一时刻的古歌、山歌、“啊阿作”歌，会唱的通宵达旦……总之，歌唱，对苗族人而言，是族群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族群生存的一个重要标配，更是苗族人传统文化、乡风民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具体体现。

笔者采访的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的负责人王海牧师对苗族信众善歌的民族习俗和文化传统十分认可：

苗族有一种天赋，就是通过唱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通过唱歌把自己的一切压力，包括自己的一些自卑感，都能慢慢释放出来。苗族人为什么有唱歌的天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通过唱歌的方式，能释放出自己内心的压力，是一种“生命之需”和“生存之需”，能慢慢提升自己对生活的勇气和自信。这个天分的形成，与他们天生喜欢唱歌、一切都离不开唱歌的习俗是分不开的，因为唱歌能够释放一切压力，得到心灵的满足。⑤

笔者同云南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蒙恩圣堂的管理组组长王建清交流时，他也深深地感受到苗族信众与生俱来的歌唱天赋，在唱诗班的合唱中展现得最为充分，显露无疑：

苗族信众喜欢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在礼拜活动中，更喜欢通过唱歌，去理解教理教义，效果往往胜过单纯的讲道。活动现场，当某个信众与兄弟姊妹们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如果这种分享触动了其他信众的内心，他们就会根据分享的内容，唱起相应的歌曲，有时就是苗族人的古歌，这大概是我国西南苗族聚居区宗教活动中一个独有的文化艺术现象……⑥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能歌善舞的习俗，早已融进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包括宗教仪式活动之中，他们通过唱诗班里的合唱来了解深奥的教义，并在彼此分享心得体会时，即兴的一人起头，众人合唱，使得整个礼拜活动充满了歌声。

唱歌成为苗族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积淀已久的传统习俗，造就了苗族善于歌唱的天赋本能，而声乐演唱时的音准和节奏等要素，既是最基本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歌唱技能，都润物无声地滋润并培育了苗族民众的天赐的歌唱能力。由此可见，苗族民众喜欢唱歌的习俗，使其音准与节奏等声乐演唱的要素，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并早已运用自如了。

四、苗语声调对合唱音准的影响

语言和音乐彼此的互动的关系由来已久，与此相关的前辈学者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音乐界的老前辈杨蔭浏先生，在其《语言音乐学讲稿》（1963 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油印版）一书中，仔细地分析了汉语的声、韵、调、句逗等与音乐的关系，为民族音乐学新领域的拓展开了先河；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教授所著《语言音乐学基础》（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 年版）一书，详细介绍了语音、声调等与音乐的关系，其系统性与学理性，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类似的前辈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有关苗语声调音乐性的研究，也引起了许多音乐研究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也陆续发表。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马学良先生注意到“……押调不押韵是黔东方言苗族格律的特点,押调是在诗句的末一个音节要求声调相同, 读音的高低升降等完全一样。”［3］（8）刘振南在研究苗语后也发现“苗族的诗歌、唱词不讲究押韵而讲究押调。”［4］李炳泽研究了苗语的押韵和声调后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苗语的押韵比较独特，要求上下诗句相同位置的声调一样, 这一点在黔东方言诗歌中体现得最彻底……”［5］李石德富在研究了苗语诗歌的格律与音乐的关联后认为“……更巧的是，这些平调的调值相差数值与音乐上的五声音阶互相吻合。”［6］

不但中国的学者发现了苗语声调的音乐性，国外的研究者也发现了这一语言现象，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民族音乐学系的李海伦（Helen Rees）教授撰文认为“Agnew 在文章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苗族的仪式音乐场景，还介绍了他们的民歌、乐器和舞蹈动作等。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苗族音乐的音阶和节奏，而且提出，苗族的民歌跟苗语的声调应该有密切关系……”［7］

大量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苗语具有音乐性，尤其是苗语声调的音阶化，使苗族形成“会说话就会唱歌”这一独特的语言艺术现象，“说话”与“唱歌”融为一体，对声乐演唱音准的掌握，自然驾轻就熟。

2020 年10 月，笔者参加了由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民族宗教局主办的苗文培训班（见图5，图片内容：笔者在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参加苗文培训班时的照片，图中前排左一为笔者。拍摄时间：2020 年10 月12 日上午10:30。拍摄地点：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文化馆会议室。摄影：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民族宗教局副局长王朝光），授课的教师由大关县政协朱明钊老师（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担任。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朱明钊老师详细教授了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声母、韵母、声调，还有苗文拼写、朗读及教唱苗文歌等。

图5

滇东北次方言苗语有6 个声调，丰富的语言声调，使滇东北次方言的苗语具有了音乐性。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民众，大多数人还在依旧使用老苗文（即拉丁字母与苗族服饰图案的结合），其声调标记是根据发音的高低，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的。

（一）声调位置

从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6 个声调位置来看，第一声处于字母上方的最高位置，其声调音高最高；第六声处于最低位置，其音高最低，全部六个声调的音高，都可以用音符来区别（见图6，图片内容：为滇东北次方言苗语声调位置示意图。制图：杨云惠）。

图6

如图6 所示：最上方的位置，是第一声，相当于汉语的一声；右肩上有两个声调，一个是第二声，相当于汉语的去声；另一个是第三声，汉语无对应声调；中部腰部有一个声调，即第四声，相当于汉语的第二声；最下方有两个声调，一个是第五声，另外一个是第六声，相当于汉语的第三声。⑦

（二）声调对应的音高

如何区分这六个声调，笔者在大关县文化馆参加苗文培训期间，对声调第三声的音高很难区别和掌握。后来发现，用简谱的首调音乐旋律5 35 2 的音高，去记录这个声调的苗文拼读，就掌握了第三声的音高。

与此同时，笔者也用这种类别的方法，掌握了其他几个声调的音高及彼此间的区别，“……在把这样一种语言演变成文字的过程中，似乎自始至终都在需要某种音乐的乐谱，从中您能够学到一张可以唱出来的乘法运算表。如果当真把它当作包括数字在内的十足的数学问题，亦将令人难以应付，总之音乐的要素从来绝对不可缺少。”［8］（12）结合上述六个声调的音高，可用音符标记示意图（见图7，图片内容：为滇东北次方言苗语声调对应的简谱首调音高示意图。制图:杨云惠）来区别：第一声的音高，相当于简谱中的5 音；第二声的音高，相当于带前倚音5 的3 音；第三声的音高，相当于简谱中的2 音；第四声音高，相当于带前倚音3 音的5 音；第五声相当于简谱中的1 音；第六声相当于简谱的低音6 音。

图7

从这些音符的排列来看，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几个声调中，已经包含了中国传统民族调式的五声音阶1235 及低音5 和6 了。

以上内容可用一个设计的表格来总结归纳（见下面的表格，表1，表格内容：为滇东北次方言苗语声调位置、音符拼读方式、声调音高及对应的汉语声调示意图。制表：杨云惠）。

表1

另外，听苗族人说话，他们习惯用带头声的高位置拉长语调，外人听起来，就像在唱歌，因此，民间才有“苗族会说话就会唱歌”这种说法。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学者李睿，在其所撰写的《云贵川边境苗族的文化教育圣地——石门坎》一文中，通过总结操滇东北次方言苗语的人在学习音乐及在歌咏队的演唱情况，把苗族人在歌唱方面音准的天赋，归功于其族群的语言“说来可能有人不相信，苗族学生唱歌，七个音阶唱的十分准确，无矫正可言。可汉族生就不同了，要把七音唱准确，不经过长时间的纠正是很难的，尤其是3、4 与7、i 两个半音，实在无法纠正。苗族人不说学生，就是一般没进过学校的男女青年，也唱得十分准确。这也可以说是苗族人先天的一种长处。其实，从生理上讲，这可能是与本民族的语言有关……”［9］（268）

结 语

滇东北次方言苗族唱诗班的多声部合唱，是一群生活在山乡僻壤、来自田间地头、文化程度不高且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苗族信众，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唱出的令人震撼的四声部合唱歌曲。

多声部大合唱，需要每个成员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具有宽容、默契与合作的平和心态，还要有自觉自律的统一性。苗族唱诗班成员共有的民族认同感和一致的信仰追求，使唱诗班的成员们在合唱中得到了一种心灵上的满足，这为唱诗班合唱时的音准和谐，奠定了牢固的群体凝聚力的基础。她们在演唱中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音准不再是一种刻意的技能追求，而是一种单纯的歌唱行为，是个体情感表达与集体情感表达的相互融合为一的最佳效果。“由于民族音乐学描述和研究的音乐对象（特别是其中的民间音乐类型），在留存和分布上总是依赖人类社会群体生活而表现为一定的自然空间区域范围，而且这些音乐事象又无时无刻不受赖以生存空间范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1］（49）扎根于云南苗乡的基督教礼拜仪式中多有歌唱舞蹈伴随，对于能歌善舞的苗族民众而言，这种伴随歌唱的宗教活动，既满足了精神上信仰的需求，又抒发了内心丰富的情感。

苗族唱诗班合唱中的音准把握，既得益于苗族族群的歌唱天赋，又得益于苗族文化心理的强大生命力和信仰的凝聚力，更源于他们平日里的勤学苦练和不懈努力。恰是因为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助力，他们凭着父辈传承下来的记忆和经验传授，凭着每周四次的勤学苦练，排练出和谐的四声部合唱，以小水井农民合唱团（其前身就是苗族唱诗班）为代表，他们唱出云南，走向全国，也走向了更大的世界舞台。⑧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实地观察和参与唱诗班的活动，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把苗族唱诗班合唱音准这一学术问题，与其民族心理及群体意识、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及族群语言声调与音符的关系等问题相结合进行研究。唱诗班合唱中多声部音准的和谐，对苗族民众而言，不仅仅是声乐演唱技能的掌握，更是族群文化的综合体现。

注 释：

①本段文字实录，来自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与该教堂负责人王海牧师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访谈时间：2019 年9 月22 日上午08:30。访谈人：杨云惠。被访谈人：王海。

②本段文字实录，来自于笔者在云南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蒙恩圣堂与该教堂管理组组长王建清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访谈时间：2020 年11 月8 日下午17:00。访谈人：杨云惠；被访谈人：王健清。

③本段文字实录，来自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与该教堂负责人王海牧师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访谈时间：2019 年9 月25 日下午15:20。访谈人：杨云惠。被访谈人：王海。文中提及的有关苗族民众民族文化心理对合唱音准的影响，尤其是其“群体意识”对唱诗班合唱的影响，不可忽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亦可参阅笔者在《音乐天地》2021 年第8 期上发表的题为《群体意识对滇东北次方言苗族诗班合唱的影响》一文之详述。

④本段文字实录，来自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与该教堂负责人王海牧师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访谈时间：2019 年9 月23 日下午16:00。访谈人：杨云惠。被访谈人：王海。

⑤本段文字实录，来自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莲峰镇三一圣堂与该教堂负责人王海牧师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访谈时间：2019 年9 月24 日上午10:00。访谈人：杨云惠。被访谈人：王海。

⑥本段文字实录，来自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盘河镇蒙恩圣堂与该教堂管理组组长王建清的访谈录音记录整理。访谈时间：2020 年11 月10日上午10:00。访谈人：杨云惠。被访谈人：王建清。

⑦有关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声调研究的详细内容，可参阅笔者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上刊发的论文《滇东北次方言老苗文与苗文谱的田野调查与研究》（2021 年第3 期发表的是该论文的第一部分，2021 年第4 期发表的是该论文的第二部分）。

⑧2003 年10 月，云南省“小水井农民合唱团”（前身为小水井唱诗班），参加了首届中国西部合唱艺术节“美丽多彩云南”族群杯大赛，以一曲英国作曲家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征服了来自北京和西部省区的评委和观众，一举夺得了优秀指挥奖、优秀组织奖和中青年组演唱一等奖。之后，云南省“小水井农民合唱团”陆续参加了全国各类演出和比赛，并受邀赴英、美等国演出。

注 释：

[1]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2]石朝江.中国苗学[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3]马学良.民族文学研究的新课题——试论少数民族的诗歌格律[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4]刘振南.苗族曲艺“嘎百福”的说唱性，[J].中国音乐，1989（2）.

[5]李炳泽.苗语诗歌格律发展初探[J].民族文学研究，1992（3）.

[6]石德富.黔东苗语的语音特点与诗歌格律[J].民族文学研究，2005（2）.

[7]李海伦（Helen Rees).1949 年前中国西南地区地方音乐研究的外文资料（Non -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on Music in China' s Southwest Regions Before 1949）[J]. 中国音乐学（MUSICOLOGY IN CHINA），2005（1）.

[8]（英国）柏格理 著，东人达，东旻 译.在未知的中国（苗族纪实）［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

[9]东旻，朱群慧 主编.贵州石门坎.开创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D].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