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2023-10-19 19:25丁群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23年10期
关键词:特务西南联大北平

丁群

1947年8月10日,蒋介石下达反共的“戡乱总动员令”才一个月,北平最豪华的六国饭店礼堂里,一对新人的婚礼在欢快的《花好月圆》乐曲声中隆重举行。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是蒋介石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爱女陈琏;身着笔挺西服的新郎,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内弟袁永熙。可谁也不会想到,眼前的新娘陈琏,是中共地下党员;新郎袁永熙,则是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所属的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官宦世家的“逆子”

袁永熙和陈琏的婚礼之所以办得如此隆重,是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的指示进行的,目的是利用陈布雷这样的人物,掩护他们在北平所从事的地下工作。

出生于1917年的袁永熙,早在初中时期,就看到了东北沦亡的民族危机。1935年,他从师大附中高中毕业时,日寇侵犯华北,虽然他因患结核病卧床,未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但病情稍有缓解后,他就常与朱采芷(朱自清长女)、孙国梁等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议论时事政治,很快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对象。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袁永熙不得不抱病随朱自清教授一家,逃离日寇铁蹄下的北平,经过长途跋涉,于1938年5月到达昆明,准备投考西南联大。

过了几个月的逃亡生活,袁永熙的身体较之前反倒康健起来。当年9月,袁永熙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不久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由于卓越的组织才能,1939年,他被任命为西南联大的首任党支部书记,成为将西南联大建成“民主堡垒”的核心人物。同年9月考入西南联大地质系的陈琏,在入学时与袁永熙相识。两人经过八年的恋爱长跑,结为伉俪。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固然与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西南联大党组织比较正确地理解并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工作方针,将秘密工作和公开的合法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建立公开合法的群众性学生团体——群社。

1938年底,群社正式成立,聘请曾昭抡、余冠英等名教授为导师,在学校训导处登记,成为合法的学生团体。从此群社就在以袁永熙为首的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各种进步活动,社员逐步发展到近两百人。继群社成立后,许多进步社团纷纷成立,多种多样的壁报也应运而生。许多学生通过进步社团里的地下党员,看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他们团结广大群众,冲破了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使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充分肯定了西南联大党组织的成功经验。

学生运动中的风云人物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同时疯狂地在后方镇压民主运动。特务头子康泽带着长长的黑名单赶到昆明,准备实行大逮捕。袁永熙和一批地下党员奉命转移到云南、四川的农村隐蔽。袁永熙负责个旧地区的地下党工作。1944年,他奉命回西南联大复学,担任西南联大第一支部书记,通过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联合“中国民主同盟”的闻一多、吴晗等名教授,使西南联大的进步力量重新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蒋介石政府,以和谈为掩护,蓄意大打内战。他们为巩固其统治区,不惜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准备摧毁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镇压昆明的民主运动。

为帮助更多学生认识蒋介石的伪善面目,袁永熙等人经过串联,决定由联大、云大等四所高校的学生自治会出面,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时事晚会,请进步教授钱端升、费孝通等发表演讲。但这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扰乱,他们割断电线、造谣生事,但均未奏效,最后关麟征(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竟命令其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会场,并用机枪对空射击,威吓与会的六千多名师生。尤其使广大学生感到愤怒的是,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谎言,说昨晚的密集枪声,是由于“西门外发生匪警”,他们将学生称为“匪”。昆明的大中学校纷纷传来要求罢课的呼声,袁永熙、马识途等地下党领导人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要求,全市的学校顿时陷入瘫痪状态。蒋介石电令李宗黄“以行动对行动”。李即刻出动军警,殴打上街宣传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学生,强迫学生无条件复课。袁永熙当即冒着全城戒严的危险,找到闻一多和吴晗,说明此时学生的要求一条也没有实现,如果无条件复课,无异于示弱于暴力。同时他表示,为避免损失,可以劝说学生们在校内活动,停止街头宣传。闻一多、吴晗认为袁永熙说得有理,当即联系许多进步人士,向当局表示抗议,支持学生罢课。狗急跳墙的李宗黄竟然命令其武装特务,手持凶器,闯入联大、云大,打死打伤师生五十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袁永熙征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同意,决定立即组织反攻:一面编印《“一二·一”惨案实录》《告全国同胞书》,广为散发;一面在联大图书馆设置灵堂,接待各界人士前来吊唁。一时间,声援昆明学生的舆论遍布全国,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将肇事的关麟征“停职”,将李宗黄调离昆明。在同学们的要求得到初步实现后,袁永熙适时提出复课的建议,保护了广大学生的斗争热情。

危难之中真品格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947年9月24日,袁永熙、陳琏在寓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那天晚上,袁永熙正在家里与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邢福津、陈琏一起讨论工作,前来汇报情况的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在另一个房间里等待接谈。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打门声。袁永熙感到来者不善,忙让妻子陈琏前去应付,自己则火速将陈彰远送来审看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藏起来。陈琏本想拖延一点时间,可一群如狼似虎的武装特务已经破门而入。一进门便大声吆喝:“谁是袁永熙?”袁永熙挺身回答:“我是。”特务又问在场的邢福津是什么人,邢回答是北大的学生。这时,等候在另一个房间的陈彰远也被特务押了过来。袁永熙急中生智,连忙招呼说:“他是我的同学,是来请我们帮忙找工作的。”陈琏也随机应变,发现陈彰远衣着单薄,就拿起丈夫的一件毛衣,掏出二十块钱交到陈彰远手里说:“工作不是马上能找到的,你回家等着,这些你先拿去用吧!”

袁永熙和陈琏在急难中的表演,可算天衣无缝。不幸的是,之前在匆忙中藏到衣柜顶上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和几份油印的延安广播记录稿,被特务搜了出来。袁永熙马上镇定下来,说:“这些东西是一个同学寄存在我这里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特务们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把袁永熙夫妇和邢福津、陈彰远二人押进两辆汽车,四人当晚被关入监狱。接着,特务又在袁永熙的寓所守候,逮捕了北大学生力易周、燕大学生龚理康等人。消息传开后,北大、清华等高校立即以罢课来抗议当局的暴行。

袁永熙夫妇被捕,直接威胁到北平、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因而惊动了中共中央。周恩来连发两份电报给杨尚昆、李克农等人,指示他们采取措施搭救。

被关入监狱的袁永熙深知自己的言行关系到北平、上海地下黨的安危。审讯开始后,特务们得不到想要的口供,多次给袁永熙用重刑。实在逼不出口供,就拿出最残酷的刑具,给他“坐老虎凳”。袁永熙咬紧牙关,忍受着剧痛,几次昏死过去。每次苏醒,他耳边便响起钱瑛大姐的嘱咐:“共产党人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在敌人面前绝不能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组织。”凶残的国民党特务因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不便下毒手,就把她带到刑场,一边对袁永熙用刑,一边要陈琏劝丈夫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陈琏心如刀绞,痛哭失声。

袁永熙在严刑中坚守共产党人的气节,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泄露自己的上级和自己所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北平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未受到任何损害。与袁永熙一起被捕的邢福津、陈彰远以及其后被捕的北大、燕大学生,也在广大学生的声援下被无罪释放。

北平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无计可施,只好将此案上交南京。1947年12月1日,袁永熙、陈琏夫妇等二十三人,被押上飞机,送到南京。

这时的陈布雷,得知女儿、女婿在北平被捕并且押解到南京,十分焦急。但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他一直装作若无其事。蒋介石则直到认为此案已经查清以后,才主动对陈布雷说:“你女婿袁永熙是民青成员,并不是共产党员。陈琏也只是思想有点左倾。”陈布雷这才决定亲自出面,先把女儿保释出来,再设法保释袁永熙。陈琏出狱后,陈布雷派人和袁永熙谈话,对他提出三条要求:不要离开南京,不要过问政治,不要再和“民青”联系。袁永熙觉得这三条都不伤原则,就答应了。1948年5月28日,袁永熙在经历了八个多月的炼狱生活后,终于在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的前提下,由陈布雷保释出狱,与陈琏一起被陈布雷看管在南京。

袁永熙出狱后,陈布雷为这个学经济的女婿在中央信托局找了一份美差——担任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学历史的陈琏则被陈布雷安排到国立编译馆工作。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见蒋家王朝气数已尽,于寓所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前一天,陈布雷把袁永熙找到身边,对他作了一番临终嘱咐:“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的这番痛悔之辞,当然动摇不了袁永熙夫妇投身光明的决心。他们经过一番波折,去了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

在严冬里等待春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袁永熙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办公厅信访领导小组,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198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同时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他利用业余时间主编了我国第一套《中国人口》丛书(共27册),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做出了有益贡献。

1984年,袁永熙离休。1999年12月13日,他走完了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永熙与世长辞的消息,称赞他是“为中国学生运动和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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