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海外行动的战场文化情报工作研究
——以随军牧师为例

魏 潍 李 静 高 岩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0 引 言

美国自20世纪开展海外行动以来,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一再表明,美军缺少对目标区域在民俗、宗教、人口等信息上的了解。对此,美军迫切希望补足短板,加快了战场文化情报的建设与发展。2006年,为解决在反叛乱行动中对民情社情的文化信息缺失,美军开发了人文地形系统。相比传统军事情报而言,战场文化情报需要更多元的专业合作和更广泛的信息获取。在中东地区,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宗教对政治、社会起到了突出作用。因此,宗教成为战场文化情报中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美军随军牧师负责照顾士兵的精神健康,同时发挥了军事联络员、军事教育者、军事参谋等作用。海外行动的非对称战斗形式对美军提出了新的军事能力需求,凸显了随军牧师在宗教文化领域的顾问作用。凭借宗教专业背景,随军牧师成为战场文化情报的重要力量。

1 美军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的背景

囿于身份限制,随军牧师参与情报工作不被公开承认。为此,美军利用文化情报的非战斗属性将战场文化情报隐蔽化、合理化,借此满足美军在海外行动中的军事利益诉求。

1.1 美军随军牧师的特殊地位

美军随军牧师具有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专业的神职人员,承担美军士兵的宗教服务。美军要求,应招随军牧师需经过指定教会的资历推荐并取得神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学历。因此,随军牧师掌握宗教为主的专业知识,属于文化专家。同时,随军牧师是现役参谋人员,就宗教及其对军事行动各个方面的影响向指挥官提供宗教建议。根据美国陆军《宗教支持和外部建议手册》,宗教建议包括宗教对部队的影响以及宗教对作战区域内部队行动的影响,分别对应内部建议和外部建议[1]。其中,外部建议旨在帮助指挥官更好地理解宗教如何塑造战场以及宗教对完成任务的影响,实际上发挥了情报支持的作用。由于宗教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对政治、社会和人口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军的反叛乱行动几乎都要考虑宗教及其相关因素。例如,随军牧师会提供作战环境中影响军事行动的宗教因素,包括宗教种类、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结构等信息。他们通过分析、评估宗教环境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帮助指挥员形成决策。因此,随军牧师可以发挥类似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文化情报领域的专业作用。

不过,《日内瓦条约》明确指出随军牧师和医疗人员同属非战斗人员[2],不具备参加军事情报工作的合法地位。对此,美军也在《联合作战中的宗教事务》中规定:随军牧师不得参与战斗任务,不得从事损害其非战斗人员身份的活动,不得担任情报收集人员或提出战斗目标选择的建议,也不会就非打击名单或目标名单上增加或排除特定建筑提出建议[3]。中立身份的限制本质上源自职业伦理,也是非战斗人员参与情报工作的一个共性问题。比如,美军人文地形系统引进人类学家的做法就曾遭到美国人类协会的公开反对。该组织在2007年的声明中强调,任何可能为军事决策服务的情报支持将违反美国人类协会道德规范中关于被研究对象不受伤害的规定[4]。 不过,战场文化情报比较特殊,尽管它有支持达成军事毁伤效力的战斗属性,但也有掌握社情民情便于开展维稳和救援的非战斗属性。因此,战场文化情报的交叉性和模糊性产生了灰色地带,为随军牧师把握和参与情报工作提供了很大的灵活度。

1.2 美军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的合法化

为了利用随军牧师在战场文化情报上的重要价值,克服特殊身份带来的伦理限制,美军通过建构战场文化情报的中性地位来实现牧师情报参与的合法化。

一是淡化“情报”概念的战斗属性。在美军公开的官方资料中,时至今日没有关于“战场文化情报”的正式表述和严格定义。2006年,海军一名高级官员曾提议将(战场)文化情报写入联合条令,认为这一概念可以定义为“经过分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人口统计信息,这些信息提供了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制度、心理、信仰(宗教)和行为的理解”[5]。上述定义撇清与军事背景的联系,反映出美军对文化情报服务军事目的的谨慎表达。2013年,美军《联合情报条令》首次增加“社会文化分析”一词,强调文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作用。具体解释是“针对对手和相关行为者的分析,整合了对群体、人口和有关组织的观念,知识和理解,包括他们在不同时空的活动,关系和观点[6]。” 不难看出,美军实际上将文化情报这一符号进行了去军事化的处理,在概念上避免文化信息与军事目的相互联系,以防产生文化信息产品的军事化解读。

二是突出“文化”的非战斗性属性。美军的人文地形系统作为战场文化情报概念的重要实践,实际上充当了支持美军战术行动的文化情报[7]。但美军认为,这些主要服务反叛乱行动的情报重在维护当地治安,减少盟军和平民的伤亡而并非致命性的战斗行动。因此,通过强调战场文化情报支持具有防御维稳性质的军事行动,美军缓解了非战斗人员的伦理冲突,给他们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提供了合法性。这在美军的官方文件中也有体现,比如海军在《海上宗教服务手册》中指出,随军牧师在被动或不经意间获取行动有关信息合理有效,他们可以向指挥官提供有关对部队、稳定行动或其他敌对活动产生威胁的信息[8]。在美军看来,接受别人主动提供的信息和主动收集人力情报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前一种情况下,随军牧师应当履行每个军人的职责——向指挥部报告对联和部队或平民的威胁。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随军牧师故意收集情报,他们就会损害自己作为牧师的角色[9]。也就是说,传递有关美军或当地社区受到威胁的信息并不违反他们的非战斗人员身份。同时,获取威胁信息而提供对军队人员的生命保护契合了美军随军牧师的职业目标之一——照顾生者,从而在职业伦理上对牧师参与情报工作进行“解绑”。

文化情报对军事利益的间接性支援作用是非战斗人员参与情报工作的灰色地带。与情报人员的人文地形不同,美军随军牧师通常将相关信息叫做宗教地形,以此区分情报搜集。同时,相似术语也为使同行明晰他们的行为[10]。因此,随军牧师参与情报工作的规范和实施具有弹性,他们不会像专业情报人员一样公开进行情报搜集,但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参与所谓“挽救生命”的战场文化情报工作。

2 美军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的组织结构

随军牧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情报人员,也并未成立专门情报机构如人文地形。作为美军重要组成,随军牧师拥有自身的使命任务和成熟体制。因此,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的组织结构主要依托其固有形式。同时,为满足战场特殊形式需要,随军牧师也配属其他组织作为战场文化情报支援力量。

2.1 美军随军牧师的固有组织

美军随军牧师是特殊的参谋人员,贯穿整个指挥链。以陆军为例,营、旅级梯队以及其他特殊任务分队设置牧师小队(Unit Ministry Team),配备1名随军牧师和1名宗教事务专家。宗教事务专家也称作宗教助手,由具有战斗员身份的士兵担任,负责牧师的安全、出行以及行政辅助等工作。旅以上梯队、驻防部队及军事基地设置宗教科(Chaplain Section),除配备1名随军牧师外,根据部队作战性质和任务配备1名或多名宗教事务专家。最高级别的行政单位是陆军随军牧师委员会,负责人为陆军牧师长,授少将军衔。该委员会是美国陆军随军牧师长办公室考察、研究工作的常设机构,受随军牧师长的直接监督和业务领导[11]。

美军随军牧师拥有自下而上的独立完备体制,同时又是各级指挥机构的重要成员,因此形成了战建分离的组织链路。在作战指挥上,随军牧师接受本级指挥员领导,并直接对其负责。这种扁平式组织关系提高了情报效率——随军牧师直接介入指挥流程帮助指挥员完成决策。在行政管理上,下级随军牧师接受来自上级牧师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同时按照要求上报相关动态。在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的过程中,美军随军牧师充当参谋军官,在现有指挥框架下,独自或与情报人员、法律军官、民事事务军官等合作为指挥员提供重要情报和建议,帮助形成决策。

2.2 美军随军牧师配属其他组织

根据战场环境和情报需求,随军牧师也会加入非常设机构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牵头组建的多国部队司令部。其中,参谋部设置了一名高级指挥牧师席位,该职务需要就美军正在进行的政策、关切、计划和政府间对话等事宜向参谋长和J2情报局提出宗教方面的建议;2006年,美军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成立巴基斯坦卓越中心,隶属美国中央司令部的J2情报部。该机构在其战略综合评估处编入一名随军牧师提供宗教要素的支持。

3 美军随军牧师执行的战场文化情报流程

美军随军牧师通过宗教建议履行参谋职能,将外部建议融入指挥决策来发挥情报作用。该职能包含宗教文化信息搜集、分析和分发,成为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的重要流程。

3.1 战场文化情报搜集

美军随军牧师作为非专业情报人员,并未形成复杂、系统的情报搜集手段。他们采取较为传统的方式获取情报,主要包括人力情报和公开来源情报。

3.1.1人力情报搜集

进入21世纪,美军海外行动不断凸显非常规战斗的特点,突出了战场文化情报的重要性,证实了争夺人心、影响民众这一致胜关键[12]。为此,美军不断强调旨在影响、腐蚀、破坏和颠覆对手的信息作战理念,加快培养信息相关能力建设[13]。其中,士兵及领导者接触(Soldier and Leader Engagement)为随军牧师接触当地社会文化,以人力手段获取战场文化情报提供了重要渠道。在作战区域内,该能力通过与当地民众的人际互动进行意识形态塑造、影响对手指挥决策,帮助指挥员实现特定目标。这些接触通常需要多学科水平的能力支持,随军牧师是宗教文化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在指挥官的指示下,与当地宗教领袖、土著牧师、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交流互动。

美军随军牧师的接触活动与指挥层级关系紧密,在分工上具有一定层次性。在战术层级,牧师小队通常与当地民众和(宗教)领袖进行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与当地的宗教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联系,与东道国军事宗教部门完成互动。同时,他们还会参与许多军民项目如建造学校、修缮宗教设施、发放短缺物资、与其他工作小组访问医院等。战术层级的接触提供了掌握基本宗教状况和社会形势的信息来源,对随军牧师理解如何促进可持续的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是获取战场文化情报的主要来源。战役层级的牧师科主要承担牧师梯队在战术和战略层级的承接作用。他们一方面监督战术级别牧师的接触工作,提供任务协调、技术指导等支持;另一方面向上级指挥部门汇报作战区域内的接触情况和重要情报。战略层级的高级牧师需要统筹负责接触活动,包括协调接触活动培训、为高级参谋部门提供接触相关咨询服务。他们也充当了美军的外交人员,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外交发声(如宣扬宗教少数派的声音)、倡导人权以及参与高级别的战略对话等发挥作用。

3.1.2公开来源情报搜集

除了接触活动,美军随军牧师也通过公开渠道获取宗教文化情报。为了掌握和了解当地的宗教及社会文化状况,被部署到特定作战区域内的随军牧师会跟踪关注当地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以及重大的宗教活动、热点事件,及时捕捉和发现重要信息。文化情报的搜集掌握既关注动态,也注重静态,那些历史地理等背景知识具有重要价值。为此,美军成立了一个名为世界宗教的网站来提供许多关键的文化信息。比如,指挥官经常询问有关土著宗教、宗教历史、葬礼仪式和可能堵塞主要供应路线的重大节日(如朝圣)等问题。侦察员或人类情报搜集者很可能无法获得这些信息,这种情况下,该网站所提供的数据库就可以有效支持随军牧师向指挥员提供相关文化信息。该网站资源丰富,按照行政级别对城市进行层次划分,详细介绍了权力结构和宗教实践方式等信息。

3.2 战场文化情报分析

战场文化情报相比军事情报而言更具内容杂、信息多、更新快的特点,对随军牧师进行情报分析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美军通过宗教领域分析这一概念提供了详细解释和有效指导。

为了提高情报分析的效率,宗教领域分析要求随军牧师应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一是跟踪了解时事新闻,根据部队的部署地点预测可能发生的状况;二是结合指挥官需求,围绕决策过程进行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搜集。在此基础上,随军牧师通过作战变量、任务变量和民事变量三方面的宗教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向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提供评估。这三个变量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对宗教类数据和信息进行处理,最终生成宗教类战场文化情报(见图1)。

图1 随军牧师战场文化情报分析框架

作战变量是一组用于描述作战环境的综合性信息类别,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信息、环境和时间。随军牧师根据这一信息类别框架对大量宗教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筛选出有价值的战场宗教信息(见表1)。

表1 作战变量的分析内容[14]

任务变量是执行任务所需的特定信息类别,是美军指挥人员实现态势感知的重要概念[15]。 相比作战变量,任务变量关注作战环境的特征,重在解决“会怎样”的问题,即宗教信息影响任务执行的程度和方式。这是在作战变量分析基础上的深入分析,是对战场宗教信息的有效精炼。

在美军具有非对称战斗性质的海外行动中,军队与当地民众的接触活动成为“重要战场”,致使民事变量作为任务变量中的构成因素被突出强调。它包括六个方面:区域、结构、能力、组织、人员和事件(见表2)。随军牧师根据该框架进行最后的提炼和分析,形成战场文化情报。

表2 民事变量的分析内容[14]

文化情报兼具持续性和动态性,许多信息以知识形式存储,是蕴含在文献中的情报,等待挖掘和转换[16]。为此,美军随军牧师学校中心建立了一个称为“回顾能力”的信息支持系统来维护和保存文化信息,为随军牧师和参谋人员在需要时提供宗教信息支持[17]。另一方面,文化信息的持续变动要求随军牧师不断进行运行评估来监测和更新当前环境中的宗教因素,进而持续修正宗教领域分析。

3.3 战场文化情报分发

美军随军牧师对文化情报的分析最终形成宗教影响评估并作为情报产品进行下发,具体形式比较灵活:既可以是临时的文件如命令、情况说明、简报,也可以是规范的宗教影响评估报告。随军牧师和宗教事务专家根据运行评估中的信息、宗教领域的分析以及来自合作部门或高级部门的信息,编写宗教影响评估。该产品要求简洁,具有指向性,因此通常围绕一个明确的问题焦点展开分析评估,以期有效帮助指挥官、参谋人员和士兵理解和实施建议。

随军牧师的战场文化情报产品为了满足不同需求,在分发和使用上有所不同。随军牧师需要了解每次宗教影响评估的范围和目的,确保合理分配来支持部队行动。宗教影响评估产品可以直接报送高级指挥员,因此随军牧师需要与上级牧师部门或有关专家建立有效通信关系,完成快速审查和材料验证。随军牧师也会与主要负责军民互动的民政业务参谋人员进行密切协调与合作,开发专题宗教影响评估或将宗教因素整合到民政产品中。除此之外,大部分评估产品主要面向附属的作战单位。对于服务士兵和领导人接触活动的产品,宗教影响评估集中于关键领导人的身份和特征、参与团体或领导人的神学差异等问题。考虑到内容的潜在敏感性,评估产品不能携带,通常在任务前2到3天提供给指挥员和参谋用以提前了解情况;对于在宗教节日或纪念活动期间执行任务的梯队,宗教影响评估一般采用参考信息卡的形式,描述应该遵守的行为、习俗,并大致解释遵守的目的及其对民众的重要性。例如斋月节的信息产品应提前几个月准备好,便于在作战区域过节前2至3周迅速分发给下属单位;当与当地人口的互动增加,或宗教仪式推动当地人口正常行为的改变时,宗教评估会将一些可以被量化的关键数据制成表格,由个人携带或张贴在工作区域或车辆上,便于人员熟悉和掌握。

4 美军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的反思

美军随军牧师作为军队的特殊文化工作者,正在不断凸显自身参与战场文化情报的优势和作用。同时,职能优先级和宗教局限性等阻碍因素也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宗教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代表国家,拥有超越国家范畴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网络。因此除了随军牧师外,美国政府没有特别掌握宗教(领袖)动态和影响的机构和专家。在国防部内部,情报专业人员专注于由宗教引起的威胁,而对其他方面关注甚少。作为宗教领域的专家,随军牧师拥有专业的宗教知识,可以借此有效填补文化情报人员的缺口。他们将宗教知识融入军事决策,提供作战区域的宗教评估来更新战场文化情报。随军牧师属于特殊的参谋人员,直接对各级指挥员负责。这不仅使随军牧师能够影响所有层面的指挥决策和行动计划,并且确保了战场文化情报产品或宗教建议能够直接成为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

在中东地区的反叛乱行动中,美国对部队的保护使得士兵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去咖啡馆或者购物,因此士兵无法与当地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而这是搜集情报和赢得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军牧师作为神职人员身处作战区域,有更多直接接触当地社会文化的优势和机会。一方面,当地宗教领袖更愿意与具有相同身份性质的牧师沟通,随军牧师也能经常参与公开性质的宗教领袖会晤和协商;另一方面,随军牧师凭借中立身份能够更加有效参与人道主义救援、宗教文化建设等民事活动。

美军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文化情报兼具综合性和专业性,往往需要多个信息来源。牧师通常与情报、民事等专业人员一起帮助指挥人员了解宗教和文化并提供建议。相比美军的人文地形小组而言,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更像是一种“兼职”。为此,他们需要协调本职工作与情报支持工作的关系。根据任务的优先级,为士兵提供宗教支持通常是随军牧师的第一要务,因此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势必会因任务冲突而被搁置。其次,美军并未对随军牧师参与战场情报工作进行清晰的要求和规定,这项工作的主动性基本在于随军牧师。缺乏制度性和组织性约束使这项情报来源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再次,随军牧师的专业领域并不总是地位突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区,宗教作为重要文化因素的确发挥了突出作用,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宗教可能并不是社会文化中的重点,相关情报可能并不会引起同等重视。最后,非战斗人员参与战场文化情报工作面临现实威胁。随军牧师与地方宗教领袖的接触有时招致一些反叛组织的报复性打击。同时,他们更加频繁地暴露在战斗环境下,容易受到更多无差别打击。

5 结 语

随着非对抗性战争、信息战、混合战争等新型作战样式的出现,战争的边界越发模糊。在非毁伤性质的各类军事行动中掌握主动,需要融合作战地域内军事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情报。在政教关系复杂,宗教的社会影响深远的地区和国家,宗教相关情报对军事行动和决策至关重要。美军随军牧师作为宗教领域的专家和军事参谋人员,具有提供文化情报的重要作用。同时,为了缓和随军牧师的伦理限制,战场文化情报工作被修饰成非战斗要素或者是强调“拯救生命”的道德行为,成为灰色地带。在具体实践中,随军牧师通过宗教外部建议所提供的战场文化情报流程帮助指挥员完成军事决策。作为新兴情报领域,战场文化情报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许多难题有待论证和解决。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战场形势,更多深入的文化情报研究啻待展开。未来研究可对随军牧师在当前信息化作战的作用机制作进一步探析,对传统战场文化情报研究提供更多补充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