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创伤与自我救赎
——评孙频《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

陈肖彤

中篇小说《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首发于2017 年第5 期的《花城》，后被收录于小说集《鲛在水中央》。小说背景设置在交城县却波街，延续了孙频一贯擅长的小县城中的小人物视角，以宋之仪与宋书青母子的悲剧命运为主线，以小调母子的悲剧命运为副线，深入挖掘了个体心理创伤的形成原因，揭示了心理创伤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和异化。

一、心理创伤的成因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创伤经验不仅会在短期内对心灵造成直接刺激，还会通过不同的存在方式对个体心灵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成为贯穿个体生命始终的永久性创伤。个体遭受的创伤经验有着多重来源，小说《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呈现出三种基本的创伤成因，分别对个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灵刺激。

（一）现实的直接刺激

小说主人公宋之仪曾是大学中文系教师，之后被下放到交城县改造，社会地位骤然崩塌，在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下艰难求生。惨痛的现实经历给宋之仪造成了高度刺激，使其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即使平反后恢复了社会地位，但她仍惧怕集体、惧怕人群，饱受心理创伤的折磨，直至生命尽头都未能与创伤和解。可见极度痛苦的切身经历是个体心理创伤的常见成因之一，会给个体带来难以消解的创伤经验。

（二）创伤的代际传递

创伤经验还能够间接传递给与个体密切相关的人，时常通过家庭关系发生代际传递。从心理学角度看来，“创伤的代际传递在认知层面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创伤经验的替代性分享”。［2］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宋书青继承了母亲的特殊阶层身份，自出生便被迫戴上“成分不良”的枷锁，遭受着社会的歧视和排挤，甚至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便是创伤在现实中的代际传递。心理学家朱迪斯·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指出：“对恐怖事件的否认与大声言说之间的冲突正是心理创伤的辩证法。”“在 （创伤） 恢复的过程中， 复述创伤事件可以改变创伤记忆，使它融入受创者的整个生命。”［3］创伤主体在极力否认创伤经验的同时往往会产生难以抑制的倾诉欲，并试图通过倾诉来减轻创伤带来的压力与痛苦，这是个体疗愈心理创伤的本能行为。宋之仪惯于在深夜向宋书青讲述她的惨痛遭遇，将其视作倾诉创伤的唯一对象，使宋书青从情感上深刻地感知并分享了她的创伤经验，从而陷入对历史和集体的恐惧当中，成为心理创伤的第二代受害者。因此，虽然宋书青并未切身经历特殊历史时期，但他继承了源自母亲的心理创伤，可见创伤经验能够通过代际关系发生传递，使其他个体遭受间接创伤。

（三）舆论的二次创伤

除现实经历与代际传递导致的心理创伤外，社会舆论还会使创伤进一步发酵，对个体心理造成再次伤害。小说人物宋之仪、宋书青、男孩小调及其母亲无一不受到舆论的困扰，他们的创伤经历被人们作为轻佻的谈资，时刻遭受着异样眼光的窥探，并承受着恶意的臆测与评判，无形之中加重了个体的心理创伤。作者塑造了县城居民的群像，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与人物的内心世界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全然不同情创伤主体的悲惨境地，邻居执意寻找宋之仪的踪迹并非出于关心，而是为其高额的退休金感到愤愤不平；在发现男孩的尸体后，“很多人一路小跑着紧走着往前赶，好像今天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有的一边嘴里啧啧着一边却上瘾了似的又回头看去”，［4］这便是典型的“看客”心理。小说通过第三者视角暴露出人性的卑劣与人心的冷漠，人们的言行无疑在鞭笞着受害者的心灵。县城居民的丑陋群像反映出现实社会不仅没有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关怀与接纳，反而成为加深心理创伤的帮凶，具有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意味。

二、创伤的心理症候

严重的心理创伤会触发自我保护机制，使个体心灵发生畸变，外化为自我封闭、自我虐待、自我迷失等病态的心理症候。小说对这类症候进行了深刻表现，堪称心理现实主义描摹的范本。

（一）出于本能的自我封闭

创伤个体表现出的自我封闭症候有别于心理学上的自闭症概念。宋书青和男孩小调均因严重的心理创伤而本能地远离人群，孤独地躲避在桃林中，以期脱离现实社会，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寻求安全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长廊中，具有这类典型心理症候的人物形象并不少见。例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他们难以融入现实社会，便形成了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以示反抗，最后往往使自己陷入自暴自弃的境地，沉溺在灵与肉、现实与幻想的矛盾冲突中无法自拔，最终彻底成为“对社会完全没有用”的人，走向精神和生命的双重毁灭。

（二）迷恋创伤的自我虐待

宋之仪和宋书青都具有强烈的自虐倾向。现实中感到精神痛苦的人往往会选择逃避，将痛苦的记忆封存起来，或借助外力麻痹自己，以实现肉体的苟活。但宋之仪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思想自由是她生存的支撑和底线，她唯恐被剥夺自由思考的权力，变成一具没有意识的肉体。因此她展现出绝不与创伤和解的姿态，坚持在清醒的状态下反复感受既往的创伤。例如在罹患帕金森病后，她忽然要听《红灯记》，而《红灯记》正是她当年挨打时常听到的音乐，“好像她执意要参观自己当年坐过的刑具……开始是安静地听，听着听着就无声地诡异地笑了起来……”［4］《红灯记》凝缩着她的创伤经验，宋之仪在对创伤的反复回味中产生了奇异的快感，这无疑是心理上的自虐行径。

宋书青的自虐行为更加阴暗残忍，他深陷由自己臆想出的精神困境难以自拔，近乎癫狂地迷恋伤害和疼痛。在遇见有相似创伤经历的男孩小调后，他找到了自虐的契机，故意加深小调的痛苦来虐待自己。“他盯着地上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像虫子一样弱小，无法抵挡任何杀戮与伤害的自己，忽然有了一种迷恋的感觉，迷恋伤害，迷恋他身上所有的灾难故事，迷恋他身上那些最痛的缝隙。似乎只有更多的灾难才能治疗他的灾难，更多的疼痛才能喂饱他的疼痛。”“小男孩有多痛，他就有多痛。”［4］宋书青由受虐者转向施虐者，不仅没有减轻他内心的痛苦，反而加重了他对伤害和疼痛的迷恋，实际上仍是在虐待潜意识中的自己。

（三）缺乏认同的自我迷失

严重的心理创伤还会导致自我迷失，使个体产生深刻的虚无感和疏离感。“受创者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 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5］作为一个被社会孤立的“边缘人”，宋书青常常陷入虚无主义的漩涡，分不清真实与幻象，甚至怀疑自己也是虚构的：“更多的时候，他觉得他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幻觉。”“他再次无法分清究竟哪个是梦境，他到底是站在梦境里还是现实里，到底是梦中的他在看着他，还是他正阴森森地看着梦中的自己。”［4］这种将现实看作虚妄的想法反映出他对现实人生的疑惧，以及由于缺乏身份认同而导致的自我迷失。他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只有母亲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宋之仪去世后，他将小调妈妈视作母亲的替代者，深层原因是惧怕自己丧失唯一的身份认同，彻底迷失在现实与虚构的裂缝之中。

三、创伤的表现手法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吸收了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作出了超越。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孙频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对人物的创伤心理进行了细腻的表现，深化了小说的创伤主题，实现了创伤叙事的多义性。

（一）立体化的叙事结构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展现的不再是客观的真实物理时空，而是经过个体心理演绎后的主观时空感受。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作者依据人物不断变化的内心活动来布置时空结构，使用插叙和倒叙手法交代人物的创伤经历，在当下与过去、现实与内心世界中不断跳跃，打破了现实生活单一连贯的时空逻辑，使小说的叙事平面向纵深拓展，时空结构更加立体，同时表现出人物内心的错乱与迷失之感。立体的叙事结构拓宽了小说的时空界限，将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与现实环境的描写相融合，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体现出心理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客观再现”的艺术形式的反叛。

立体的叙事结构还表现为灵活的视角转换。小说以第三人称为主要叙事视角，令读者处于故事情境之外的位置旁观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状态，使叙事更加灵活，表现范围更加广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小说又时常使用第一人称视角回忆人物的创伤经历，直观地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增强读者的参与感。例如在宋之仪与宋书青的长对话中，宋之仪的话语更像是她的内心独白，以“我”为叙事主体重现了历史情境和创伤记忆，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更能引发情感上的共鸣。

（二）典型化的环境描写

心理现实主义小说不仅着眼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也重视对现实环境的刻画。“一方面，通过人物的心理反映现实，反映客观世界，即心灵化了的现实；另一方面，心理内容的描绘必须与客观现实相融合，心理是对象化了的心理”。［6］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作者将客观现实世界与主观心理世界进行有机结合，在两者的相互映衬中展开叙事。

小说有意吸收了古典文学中的意象营造传统，选取诸多典型意象和场景作为人物内心情感的载体。例如，小说情节发生的一个重要场景是桃园。桃园在文学作品中通常象征着悠然自乐、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然而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桃园不仅是宋之仪避之不及的罪恶之地，还是宋书青和小调躲避现实世界的唯一栖地。“前面的桃园像一个大梦一样正安静地诡异地等着他，他只想躲进去”。［4］桃园见证着不同人物的心理创伤，成为被动避世的处所，暗示着小说人物不为俗世所容的艰难处境，极具讽刺意蕴。

还有反复出现的“夜色”与“月光”等意象，营造出阴森诡秘的氛围。“午夜的月光愈发凶猛，把人间的一切剪出了黑白的边缘，他跪在那里只觉得千钧重的月光正夯入他的骨骼，他的血液，似乎整个世界的重量都正压在他的身上，一定要榨出他的那点原形来”。“月光把一切白的事情都照黑了。白的霜。白的时辰。白的骨头”。“午夜的月光愈发惨白，所有的空间在瞬间凋零为幻象”。［4］色彩单调而冲突分明，凄凉的现实场景与人物的内心感受相互交融，烘托出宋书青痛苦、恐惧的心理状态，也奠定了小说的悲剧基调，再度深化了小说的心理现实主义风格。

四、创伤的自我救赎

单纯地展现创伤并不是文学的目的，创作者往往秉持着文化反思的态度去诠释创伤，试图通过文学寻找与创伤和解的路径。正如作者孙频所言，“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怎样在这‘顽固’的生存困境下找到精神的救赎与出口。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罪与罚、爱与绝望，纠缠着哲学与宗教意味的过程。”［7］

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个体对待心理创伤最初均采取了逃避态度。例如宋书青和男孩小调的自我封闭症候，终日躲进桃林便是逃避创伤的表现。宋之仪总是有意地避开桃林，从不与宋书青谈论父亲，亦是难以直面创伤的表现。然而他们的心理创伤并未因为逃避现实而有所减轻，小说通过创伤主体的悲剧命运揭示出一个道理，即逃避并非自我救赎的有效路径，只会使创伤主体更加孤僻厌世，加深心理创伤的阴影。

小说主人公也展现出试图疗愈创伤的努力。例如宋之仪坚持生下宋书青，即是将孩子作为疗愈创伤的工具。宋书青不仅成为宋之仪的精神支柱，更是她唯一的倾诉对象、竭力活下去的原因。尽管养育孩子使宋之仪的心理创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疗愈，但也必然通过代际传递将创伤转移到孩子的心灵当中。因此，宋之仪对宋书青始终心怀愧疚，故而一味地放任他的性格发展，甚至不惜隐瞒自己的死亡为宋书青换取生活保障，这种行为不仅源自作为母亲对儿子的补偿心理，同时也是宋之仪生命尽头的最后一次自我救赎。

小说的次要人物小调是宋书青自我形象的投射，他对同样缺失父爱、被社会排斥的小调产生共情——“他忽然如此想成为男孩的父亲，因为他深知一个没有父亲的人的今生和来世。就在黄昏降临的那一个瞬间里，他想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那男孩拥抱入怀，把他四十年虚度的光阴如祭祀一样全部虔诚奉上”。［4］宋书青将小调视作自我救赎的载体，流露出神性般的善意，实则是试图通过关爱小调来疗愈父位缺失给自己造成的心理创伤，在潜意识中补偿童年时的自己。而宋书青对小调妈妈极尽关爱，也是将其视作母亲的替代品，疗愈母亲逝世带给自己的伤痛。

小说末尾，宋书青将冒领的工资退回，按照当地丧仪挨家给邻居磕头回礼，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母亲死亡的事实，开始勇敢地直面创伤。“他走过的地方，邻居们一路送出来，集体站在背后默默目送着他”。［4］直面创伤的宋书青不再惧怕人群，首次脱离“边缘人”的身份，获得了人们的正视。小说的主题由此得到升华，尽管创伤并没有被完全疗愈，但个体能够通过直面创伤，寻找与创伤共存的生活方式，亦是自我救赎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