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地理的标识：“蒙古马”精神的隐喻
——以远心诗集《我命中的枣红马》为例

杨瑞芳

（集宁师范学院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不管诗歌界把诗定义为“情感的艺术”，还是“语言的艺术”，女性写诗，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女诗人们在20 世纪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就涌现出冰心、林徽因、陈敬容、郑敏、舒婷等诸多优秀的女性诗人。特别是进入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女性诗人在关注自身感受的同时，也开始对公共的场域，进行聚焦和对视，写文明异化的城市、故乡、生活的底层、特定的社会事件等等……如翟永明笔下的《老家》、蓝蓝的《矿工》、海男的《檐下，是我的整个滇西》、安琪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等，诗人笔下呈现的不仅仅是作为所有在场者可以相通的共同情感，而且更多地贴上了地域性标签，以空间意识的隐喻和修辞，揭示出了一种在地方、空间特性中成长起来的自我。近年来异军突起的80 后女诗人远心，从1994年到2019 年在内蒙古成长、工作，2019 年调到南京生活，其诗歌一方面延续了老一辈女性诗人的书写主题，另一方面又以独特的视角关注描写着蒙古高原。本文就以远心的诗歌创作为例，分析其在蒙古高原地域文化背景下，以“马意象”为中心的隐喻和修辞。

一、“马意象”：文化情结的书写

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的不稳定性，在迁徙过程中，蒙古马作为最重要的跨越空间阻隔的交通工具，成为游牧民族的忠实伙伴，被赋予游牧流动性的“象征符号”。“马”不仅见证了战争与和平，经历了生命的起落，更彰显出了其力量、速度和激情……草原因“马”的存在而充满动感，“马”通过奔跑的方式进一步延展了草原的历史时空。“马”作为草原的精魂，仿佛草原文化的一把“密钥”，在草原文明史上撰写着它的辉煌。从英雄的史诗《江格尔》开始，“马”就被意象化了、象征化了，它以惊人的速度飞驰到草原牧人的面前。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有这样的诗句：“圣主江格尔可汗/有一匹神奇的安冉扎骏马，它快得能旋转世界。”[1]（68）安冉扎骏马又称“阿兰扎尔”骏马，它是英雄江格尔的坐骑，助力江格尔夺回了家园，建立了神奇的宝木巴王国。在《江格尔》史诗中，安冉札骏马出现在哪里，江格尔的征服就延伸到了哪里。一部马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在草原文明构建初期，动静最大、影响力最直接的事就是“人”驯服了“马”，“人”终于骑到了“马”背上，共同构建了草原的荣耀。所以“马”和“人”结合在一起，一同走进了草原的文化史，“马”也在与“人”的同框中不仅被赋予神秘的特征，更是以草原“母题”的形象存在于神话故事、宗教文化、祭祀活动之中。

远心作为一名汉族诗人，为什么会对蒙古马情有独钟，正如她在《后记：女人和她的马》中所说，“不知什么时候，我，一个从河北山村来到呼和浩特的汉族人，开始以现代诗的方式，与蒙古马进行深层次的精神对话。”[2]（238）所以，这就是一种人生际遇，像艾青之于太阳、海子之于麦田、翟永明之于黑夜等，当一位抒情诗人与对象相接触，从直观感物到物我亲和，这是神赐的生命形态，是一个壮丽、圣洁的使天地万象有情化和审美化的过程。但创作不仅仅只是感性和冲动，中国当代女诗人翟永明强调“为自己写作，并非不考虑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的关系，个人经验总是包含有时代和历史经验的。”[3]所以翟永明是把女性意识纳入到一种生命崛起的历史意识来书写的，个人和历史同时在场。无独有偶，从远心的诗歌创作来看，她同样是把女性意识纳入到一种涵盖历史文化的美学意识中来书写的，如小说作家白雪林在评价远心诗歌时说“远心毕竟是位女性作家，她写身边的爱情，写每日时刻感知到的生命絮语，但支撑她诗歌世界的骨干框架却是文化，一种天地之间的大文化。这与她的学养有关，作为苏州大学毕业的古代文学博士，多年的学术生涯让她养成了一双智慧的眼睛，她观察着大千世界的历史文化纹理，观察着文化对人心的影响。”[4]创作是形象思维，诗思之呈现往往或实或虚，共同构成了艺术的辩证。诗人正是以诗的方式，通过神奇的马背，在奔腾的想象中穿越城市的羁绊，在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科尔沁等地感受着来自草原的历史风雨和民族精神的血脉。

诗人的文化情结首先表现在对草原文化的认同。如她在诗集《我命中的枣红马》（《自序》）中说“在内蒙古高原生活的二十七年时光里，我所获得的爱与生之力，与草原、与自由的骏马有关。它是心灵和梦的远方，是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诗意云端。”[2]（238）诗人立足于草原的母题，并将其纳入开放的视野当中，给予全新的观照，充实历史文化，加入时代内容，以情思起兴涵盖。草原文化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它主要彰显出两个特殊的禀赋：速度和激情。纵观《我命中的枣红马》诗集，诗人笔下最醉心的马几乎都是奔马，如她行走在呼伦贝尔草原的系列组诗，不安定的因子随着迅疾的草原风和骏马一起奔跑。“一群野马奔驰在连绵不绝的山林间/忽而踏入深谷，忽而腾跃峰岭/我被风裹挟，在马背上颠簸”（《野马鬣鬃》）；“奔马扬蹄，一声嘶鸣之后低头欲起/向着敕勒川无边的梦境/逆光，一匹矫健的阿巴嘎黑马”（《一匹矫健的阿巴嘎黑马》）；“它没有主人，承天踏地而来，它双目如电，看到山川上下的来往生灵，一座渡桥接通尘世。它踏水而渡，机警的黑色长鬃，没有一根杂色，这是永远的秋天，揣着冬的荒寒”（《透骨乌龙驹》）；“黑马甩着一身的阳光甩得再快一点”（《啸鸣》）；“风中奔跑的小黑马/像顽皮的小驼羔，小狼崽，小骆驼/黑黝黝地拱着我的额头”（《科尔沁小黑马》）。谷中风在评论诗人笔下的“奔马”形象时说，“‘奔跑’比‘马’更具质感，从而完成了‘马’的精神抽象与移情，一如鲁迅笔下滋长得有些野蛮的‘野草’，也似昌耀诗里的静穆而显出神性的‘高车’。”[5]所以诗人的“奔马”形象无不昭示着她对自由的追求，诗人在臆想的“马背上”颠簸，像那匹阿巴嘎黑马，逆着城市之光如梦境般飞奔，她的生命激情随着系列马诗篇被酣畅淋漓地书写出来。

诗人的文化情结还表现在对马所蕴含的审美理想的认同上。马群有喧嚣的一面，更有孤独的一面，诗人用显性的抒情符号来寄托她对原始自然之野性与独立的审美理想和情感认同。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马常年处于野放自然状态，和野性自然亲密接触。诗人探索天地人终极奥秘精神，与蒙古马的野性气质相融和，她在诗意沉思中成就诗章。如“马群散落着，像农村那些插手而坐的老人/有的在石头上，有的靠着墙/有的趔在一旁/马头长鬃挡脸，黑毛梳理茫茫细雪”（《泪水洒落薄雪晕染的草原》），“如今，我看不见你，在风雪里/驾驶越野车到半白半黑的草地/最后一匹马，带着霜//是不是在等你，灵魂的歌者/而你只是缄默/用线条编织马鬃/长长地，回眸甩下……”（《抱着第三只眼睡去》），在自然朴素的语境里，马的存在是一种庄严，时间的线性流逝戛然而止，现在的和过去的共时性感受形成诗意的节奏，诗人的美学体验也由激情走向沉思。马在诗人笔下似乎成了遗世独立的末路英雄，“孤傲”的气质和自然的野性相辅相成。实际关于马的这种“孤傲”气质书写自古就有，比如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胡马，胡马，远方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6]（18）这首小令颇能说明马在广袤草原的风雪之中的独有风姿，有孤独但自在，有悲凉但自由，这也是诗人对于“马”的审美认知。远心将孤独作为马意象的底色，凸显其野性的力量，独立自由的品质，让本性回归自然。

二、“马意象”：英雄情结的升华

在内蒙古草原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大自然培育出蒙古民族强悍、坚韧的民族精神和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崇拜生命的原始朴素的生命意识，而马作为一种精神品格的象征一直潜藏于草原人民的意识深处，马文化也在原始的崇拜、信仰、祈愿、祷告仪式中逐渐凝聚为一种形态，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重塑了马的内涵，使它超越了世俗之“物”的界定而具有了和江格尔一样的英雄情结。

在2013 年和2018 年两个夏天，诗人两次参加了鄂尔多斯草原上鄂托克旗的那达慕大会。在乌兰镇那达慕会场，庄严的祝颂词通天接地，开启那达慕大会的序幕。骑手们跨在马背，马蹄奔腾，尘土飞扬。这让诗人想起梦一样勇敢的雄狮洪格尔，他的铁青马，从八万匹铁青马中跃然而出，如一道青色的朝霞，唤醒沉睡的高原。诗人以诗性的智慧表达着骨子里的“英雄崇拜”。“英雄”如一道大漠尘烟，从广袤的草原深处滚滚而来，让诗人驻足、流泪。如《劲风吹过哈撒儿古城》，现实和历史相交融：“到小孤山西北，秋草高高摇动的城墙 /远远耸立在几户牧人家西边/你说肯定是了，草原上没有那么长的墙/那里一定是哈撒儿古城/祖先驻扎繁盛之地/你在虚空中感受到熟悉的气息。”草木摇落，荒凉中却渗透着一种悲怆，这种悲怆来源于“英雄”的过往，“悲风跑着似有若无的战马/每一声马蹄里都有一个战死的英雄”。悲风流淌，诗人的情思也在流淌。像雪莱在《致云雀》中涌现出来高扬在天、藐视尘俗的精灵一样，诗人正在把英雄的力量转化为全人类听得懂的音律。“面对孤独，一个人接触到了自己生命的本质/秋草将淹没你的身躯，我的记忆/祖先的荣光俘虏你的灵魂/我紧紧抓住你的影子”“我手上紧紧攥着护城河河道里的秋草/似乎攥住哈撒儿坐骑的缰绳”。诗人在寥廓中畅想，承载苍生忧患和人间悲欢的诗情浓缩在一匹马的缰绳上，如果双手打开，“千军万马在劲风中驰骋无穷”。这是一种力量，尽管斯人已逝，但驰骋千里的精神仍在，“蒙古马”的精神仍在。

宝马安冉扎赤骥给英雄江格尔注入了英雄的野心和信心，陪着他艰难而耐心地成长，日日苦心志、炼筋骨。在草原文化中，人和马往往合二为一，互相成就，是宝马成就了英雄，同时也是英雄成就了宝马。所以，即使马老了、病了，也少有惨遭遗弃和疏离，它更像一位历经风霜的老牧人，站在夕阳的余晖里。草原人民“以梦为马”，马头琴响起的时候，悠扬的旋律就是人和马的肝胆相照。我们知道，“任何自然现象被人类加以神话的前提，是它首先必须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7]（229）而在草原上，马似乎天生是与人类做朋友的，他们同甘苦共患难，人骑在马背上实现了驰骋的梦想，在草原辉煌的文明中招摇而过。由此，在草原的文明史中马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马被作为草原永恒的母题纳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草原文化的关键性符号，并被淬炼为“马文化”，彰显出新时代的英雄重构属性。可以说，相比较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新时代的“马文化”更强调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潜存于民族心灵深处、激发民族奋发向上的原始力量。《我命中的枣红马》诗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无论是克什克腾的大野马，还是科尔沁的小黑马，抑或是诗人幻想的飞马、神马等，它们都带有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英雄属性，并凝练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和品格，让人们在获得审美感受和文化熏陶的同时，找到了“马文化”的精神之根。

三、“马意象”：朴素生存观的彰显

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语境中，“天人合一”的中国式审美逐渐获得西方理论界的认可，如西方的生态理论家在谈到东方文化时说“在东方文化中找到了能够从外部有效地颠覆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价值范式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认为东方文化的各种思想体系大都以主客交融的、有机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认识和对待自然，肯定自然万物有其内在的价值，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境界，使人与大自然之间在生物学上和道德上的界限不再截然分明。”[8]可见，东方的审美场域，自古就是文化、历史、生态的集成，特别是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蒙古马，更赋予了其立于天地间与万物为邻的朴素生存观，构建出了具有独特风情的草原审美体系。但在进入现代文明以后，反观马的实用价值，却大大减弱，甚至沦落为观光者眼中的陈设。那么在当下，马的存在有何意义？诗人很好地把握住了这种质疑声音，怀着一种敬畏之情自觉汲取马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回应了在进入现代文明时代还必须具有的生存和生态观念。

蒙古高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催生了诗人的诗歌品质。可以说，远心是以粗犷的野性闯入诗坛的，她在激情表达对马的迷狂时，同时也塑造了风、荒野、河流、草原、森林等意象，再现了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形成游牧文化与当代人生存状态和境遇的对话与交织。石钟扬在评论远心诗歌时说“内蒙古草原是作者命运的故乡也是她诗歌的元点，枣红马是她青春图像也是她精神图腾。”[9]由于现实境遇和历史存在的疏离，所以诗人笔下的自然生态更多是以精神图腾的形式加以呈现的。

首先，诗人感知到的是自然景观与自我经验的可分离性。如果与熟悉的现实环境相比较，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距离感”，正是由于有了距离的存在，诗人才会对每一个场域、每一种事物都满怀着虔诚和神秘，才会在文本中试图还原世界最初的状貌。所以，人类面对大自然最虔诚的方式不是科学，不是人性，而是神性。有学者认为，神性是“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万物所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感悟和思维方式。”[10]（72）正是大自然的神性和人对神性的理解感悟，构成了诗人面对他者、面对存在的最基本抒情方式。如诗人充满藏族风情的系列诗作，选取了飞鸟、牦牛、经书、风马旗等意象……当一般的审美体验加入深层的生命情绪时，就会突破“真实+想象”的窠臼，进入如卡西尔提到的“符号母体”的解释。这里的意象就是符号，诗人意图通过这些表象重塑她的家园意识和心灵图景，抑或用一种超自然力的信仰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喘息、摸索、呐喊……诗人在布达拉宫的廊道上，听黑牦牛毡子外呼啸的风声，她听到了风马旗的声音，就像聆听一部无字经书，借着风的速度诵读。每一种事物的神秘或许都能够变为一种启迪，诗人是一个自觉地与世界建构精神联系的人，她认为消失与碎片化的传统依然是一种力量，一些不存在的事物依然充满了魔力。如诗人自己所言“马从蒙古高原的山丘、河流、草原，从博物馆的雕塑，从摄影师的图片，从蒙古长调民歌，从中外史诗，从古典诗词，从不同方向向我嗒嗒走来。清脆的马蹄声，成为诗的节奏……”[2]（238）

其次，诗人感知到的是自然属性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负载，她敬畏自然，关怀生命。写她梦中的雄狮洪格尔的铁青马“从八万匹铁青马中跃然而出。能把星星摘下来，能把山岳驮起来，能把宇宙神游遍”（《后记：女人和她的马》）；写她的阿兰扎尔神驹：“走向荒原，是为了更加广袤，走向内心的沃土”（《自序》）；写她爱情的小黑马：“在后视镜里慢慢老去/双眉结霜，爱情晚年的模样”（《乌云姑娘的长调》）；写像寓言一样的野马，在草原深处野放：“来自长生天的神驹”（《赶霜降》）……虽然马作为草原文化中的核心因子被寄予了很多种品格，但最为宝贵的财富还是对它的生存理念、生命追求及生活状态的理解和把握。比较翟永明力求通过隐喻来获取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独立，远心的诗歌似乎是在淡化性别意识。如翟永明在诗歌《女人·世界》中关于“白燧石”和“太阳”的象征，打破了以男性（太阳）为中心的“原创—象征秩序”,创设了以“白燧石”（月亮的本体）为中心的意象：“为那些原始的岩层种下黑色梦想的根。它们/靠着我的血液生长/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11]打破什么，建立什么，翟永明的观点很明确，而远心笔下的“马”则更多表达了“雌雄同体”的属性和品格。马逐草而居，遗传基因里既有与命运抗争的血性，更有一种辗转流离中尝尽各种滋味的苍凉，诗人似乎刻意把“自我”经验和“他者”书写进行了有效圆融，旷野、骏马，臆想的“形象”和蓬勃的生命力进行着激情碰撞，可能在诗人的视域里，这种朴素的自然美学就是真正的生命美学精神。

四、“马意象”：自我生命价值的体认

在远心笔下，“马”不仅是书写的载体，歌咏的对象，更是与诗人的精神世界水乳交融。马的高贵、自由、神性，成为诗人反观自身、追求理想、讴歌生命与爱情的精神对象。特别是在整部诗集中起到领衔和压阵作用的《我命中的枣红马》，初读这首诗，仿佛在读一部生命的写真，诗人是用一匹“枣红马”传递着自己的成长与追寻。马的存在和气场构成了诗人主体世界的“情”与“思”，诗人褪去了女性柔弱的一面，以凌厉的语言植入了马的刚烈、强势、雄壮，让雄浑的“壮美”直接呈现于意识深处，最终以近乎崇拜式的虔诚完成了文本的诗意扩张和生命承载。“你奋蹄疾驰，让尘土飞成光轮”“让那奔驰之力延续到无物的荒野/与天宇间雷光星云的奥秘对垒”，远心的诗风永远给人一种雄浑大气之感，用石钟扬给予这首诗的评论来说，“远心不羁的枣红马，打破了我两个偏见：我原以为中国新诗已被北岛那代人写完了，没想到枣红马又跑出一个新生面；我原以为女诗人写到极致也不过易安居士般的婉约，没想到这枣红马竟闯入了东坡居士豪放之域，呈现的是一派阳刚之美。”[9]姑且不论石钟扬先生的评价有无溢美之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远心的诗歌具有一种被地域文化滋养出来的豪放之风。但身为女性诗人，自有她内心深处的纤细与敏感，有现实遭遇中的心灵悸动，也有一种母性的慈悲，所以在这首《我命中的枣红马》中，既写出了她的游移与徘徊，也写出了她的冷静与决绝，正如诗歌结尾：“我已悄悄地走过很多四季/为了走到你马蹄到达之地/日复一日，置备粮草和精气”，我虽然爱“你”，崇拜“你”，但我真的“不是草原”，只能“为了到达你所在之地”而“置备粮草和精气”。其实，诗歌写作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情感对照，如拜伦所说，“爱我的，我报之以叹息；恨我的，我撇之以微笑。”[12]（46）这里，诗人和早已融入生命的“枣红马”虽然渐行渐远，但距离不仅没有让情感产生疏离，反而进一步演变成了生命的执着与坚守，让她在完成精神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沉淀与安宁。

远心诗歌中的马意象虽然占了很大篇幅，但究其实还是自我心灵世界的一种折射和彰显。诗人走到草原深处，走进冬天萧疏的草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与广大的自然空间混沌合一，走向荒野，也就走向了“自我”。她让自然和心灵对语，雄伟、严酷、贫瘠、原始的自然风貌始终占据着她内心的方寸之地，她用理性批判中庸和懦弱，在和自然同构的刚健中践行着自强不息的理想人格。这是一种思想的自觉，诗人用诗的语言创建自由的精神世界，关于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化作笔底波澜。

在《命运的深谷》中，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两个自我形象”的游移、交错，一个“自我”是到社会上去挣扎、去奋斗，去卷入喧嚣和躁动，也许凯旋，也许败归，而另一个“自我”则带着宁静的笑容，在缪斯的王国里清点着自己的战利品。“用什么来喂养你/默默流下雪一样的泪水”，诗人的关切与忧伤是来源于“你”的孤独，一匹孤独的“金马驹”在大地上回眸，在“狼群长嗥，暴风骤雨”的现实环境中“金马驹”有些眩晕。这首诗可以理解为一种象征，“金马驹”就是诗人精神的高度与追寻，让诗人爱恋、抚摸，热情汹涌又泪流满面，这是自我情感的一种碰撞和折磨，希望“黎明更早地升起”，也“更早降落”，因为只有在“夜里”，“我的金马驹”才会“降落在我眼底”。诗人渴望与“金马驹”相逢，而落入眼底的“金马驹”又是那样茫然四顾、不知所措。远心的诗歌永远饱含着浓郁的情感，即使悲情，也热烈而张扬，诗歌结尾，“我以奔流的泪水喂养你 ”，[13]和开头形成呼应，即使生命跌入谷底，也要流着眼泪飞奔。

在远心的诗篇中，“我”的生命觉醒方式和“马”蕴含的精神内涵始终相辅相成，正如陈超论及翟永明诗歌时说，“女性意识”是她的心灵词源，那么“马”意象同样也可以作为远心心灵的词源，她通过隐喻、象征等手法，通过语言“本身的言说”，[14]（167）窥视着自我精神成长的历程。

结 语

在都市高楼林立的逼仄空间里，诗人以诗的形式突围，她避开日常生活经验的琐碎而从地域文化入手，始终以一种精神力量为牵引，让诗情与文化意识齐头并进。

远心的诗是激情的，也是透明的，她在看似单调、荒凉的环境中发现了生活的美，发现了生命的可贵，她不仅仅在讴歌、喟叹以“蒙古马”意象为代表的草原的雄浑与壮美，更在一心一意地构筑着自己的理想和愿景。在当下地球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绿色思潮兴起之时，她以“蒙古马”为核心意象打通了自然与灵魂之间的通道，从单纯的视觉奇观描写发展成为丰富的人性体验，并表达了自己的生态责任、文明批判和文化理想，以艺术的形式探索自然的力量、生命的奥秘，在提高草原地理文化辨识度的同时，把“蒙古马”传递出来的精神价值一起标举。

因此，本文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评论远心的诗歌，并不是在于她把地域文化挖掘得多么有深度，而是在于她通过诗歌技艺，把对生态建设的思考、民族精神的延续全部收纳其中。纵观近年来的女性诗歌创作，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大前提下，更多女性诗人表达的是个体灵魂的肖像或是自身精神的履历，虽然有关注地域文化的，但其创作内容也比较分散。所以，《我命中的枣红马》作为一部书写“蒙古马”精神的文化专题诗集，其代表了诗人总体的创作倾向，并且以一种超越女性视角的中性写作姿态，让读者既体会到了“蒙古马”的忠勇与刚毅，也体会到了从“蒙古马”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质朴与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