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安全大变局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思路与方略

龙 勇 宋 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高度，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①“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是指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博弈、贸易摩擦、能源革命等一系列因素交织激荡，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市场和国际能源地缘政治，而且给全球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全新变数［1］。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2 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认为，当前全球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能源供应链较为脆弱、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全球超10 亿人饱受能源供应困扰。我国是能源生产大国、消费大国，也是能源进口大国，在全球能源大变局背景下，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抵御国际市场冲击的能力，对于14 亿多人口端牢能源饭碗意义重大。

目前，学术界围绕能源安全进行了多领域、多视角的研究。在能源安全成因研究上，朱彤基于能源系统韧性的逻辑，指出对外依存度过高是我国能源安全的“显性”问题，能源系统僵化和缺乏韧性是我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隐患［2］。 孙倩和薛进军认为，全球价值链危机导致的全球能源产业链断链、碎片化、断供乃至停产，直接影响到全球能源供应链安全，冲击了我国原有的能源保障体系，造成当前的能源困境［3］。吕江研究了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治理状况，认为既有能源垄断结构的坍塌、能源治理机制的不适应以及新能源革命的出现对全球能源治理形成新的挑战，影响到我国的能源安全［4］。Yang 等根据DPSIR 模型对中国能源安全影响因素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城市化等驱动力给能源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已进入“基本安全”水平，并在不断提高［5］。在能源安全应对路径研究上，窦立荣等分析了我国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认为加强国际油气合作勘探开发可以有效降低油气综合对外依存度［6］。李萌等分析了可再生能源投入与能源地缘政治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可再生能源开发显著弱化了我国长期以来以化石能源进口依赖为主导的能源结构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7］。李涛认为，能源安全需要着力解决能源消耗强度问题，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克服“碳冲锋”等急功近利倾向，在降碳节奏和力度上科学把握，逐步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8］。在能源安全制度保障上，胡德胜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能源保障问题，认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应加强能源安全法治，加快构建以多边条约为框架的国际能源合作法律体系［9］。张丹蕾认为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面临变革，我国需要完善国内能源立法，积极开展多边能源合作，并对现有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加以研究和利用［10］。

虽然学术界从我国能源安全的成因、应对路径、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我国能源安全的现状与面临的严峻形势，阐明了我国能源安全的保障策略，对我国更好地维护能源安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能源安全本身进行分析，提出的建议以方向指引居多，未基于全球能源大变局视野和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来探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思路与方略。为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就全球能源大变局下大国博弈、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国能源安全，我国自身存在哪些影响能源安全的突出问题，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思路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能源战略确保能源安全等问题进行研究，力图结合外部环境影响与国内现实困境、国际治理合作与国内综合施策、国家能源战略主导与绿色发展政策推动，就确保我国能源安全提出相关建议。

一、全球能源安全大变局对我国能源安全的传导效应及其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能源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资源，而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11］。特别是近年来，在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国际金融资本炒作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全球能源市场动荡不安，能源产业链稳定受到巨大冲击，全球能源市场面临近50 年来最严峻的挑战。我国是全球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全球能源市场大变局势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此，须未雨绸缪，妥善处理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绿色低碳之间的关系，在确保能源安全供应的基础上，协调推进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

（一）地缘政治冲突打破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我国海外能源存在断供风险

国际能源尤其是油气产量主要受市场供需、经济形势、资本市场、突发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通过以冻结资产、切断融资渠道和阻止金融交易等金融打击手段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制裁，导致俄罗斯原油出口下降11.4%，打破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稳定，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供需与贸易格局。近30 年相对稳定的国际贸易规则正遭受持续侵蚀，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能源发展的外部环境友好性逐步降低，不确定性骤增。此外，为加大制裁力度，美欧国家千方百计逼迫我国等尚未参与对俄制裁的国家“选边站”，甚至扬言动用次级制裁手段严防中俄经济往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利用外部能源的风险。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两大重要战略物资——石油和天然气的供给一直依赖国际市场［12］。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加大煤炭、水电、风电、光电等能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仍以每年9%～12%的增速进口海外油气，截至2022 年底，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1.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0.2%。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生产版图重构的情况下，我国能源安全继续高位承压。

（二）大国博弈引致能源出口政治化武器化，我国能源贸易受到较大威胁

近年来，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出现“阵营化、集团化”对抗苗头，“逆全球化”日渐抬头，包括能源、粮食在内的众多必需品或被政治化、武器化，已悄然成为大国博弈中的重要利器。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无论是美欧等能源进口国，还是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大国，均将能源作为制裁或反制裁的重要手段。这是1973 年石油危机中“石油武器”出现后，能源武器在21 世纪再次成为国际外交舞台的政策选项和重要手段［13］。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拉拢能源出口国、控制能源通道、推行石油美元体系等方式来主导国际能源贸易，从而实现能源霸权。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石油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消费国、天然气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三大消费国，我国石油进口量的50%、天然气进口的20%主要来自沙特、伊拉克、阿联酋等国家，天然气进口量的28%来自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中有的与美国关系密切，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海外能源供应。这些进口的油气大多经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美军控制的咽喉要道运往我国，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能源通道很容易被封锁，进而威胁到我国的能源供应安全。

（三）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导致能源技术封锁加剧，我国能源科技存在“卡脖子”风险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国际政治局势加快重塑，冷战思维迅速扩张，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强，美欧等西方国家试图构建与我国经济脱钩的阵营与联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妄图以技术封锁来限制我国发展，通过技术转移限制、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式阻止我国获得关键技术。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建立起全球最大光伏发电全产业链集群，成为全球最大设备出口国，风电、光伏、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等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在全球仍处于局部领先、部分先进、总体落后的水平［14］。在能源开发领域，超深层高温高压井筒技术、深层非常规油气压裂改造技术等，以及煤炭高效清洁开发利用技术，全产业的地热、氢能、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等，都依赖于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在节能增效领域，碳减排、碳零排、碳负排“三碳”技术发展总体滞后，一些关键材料、核心部件、专业软件、工程装备仍依赖于国外，存在“卡脖子”风险［15］。为此，我国积极通过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问题，加强能源领域关键技术攻关，补强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逐步化解能源技术装备领域存在的风险。

（四）国际金融资本引发能源价格高位震荡，我国能源价格稳定承受较大压力

能源价格是能源应对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对能源市场能产生较大的影响［16］。近年来，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欧发达国家大肆开动印钞机， 大量金融资本涌入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场，直接抬高了国际能源价格，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与此同时，受“欧佩克+”减产联盟保持减产配额不变、美欧对俄原油设置价格上限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供应持续紧张，国际油价短期内难以实质性下降。我国是能源消耗大国，能源价格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综合测算，若平均油价为100美元/桶，将拉低我国GDP 增速0.8 个百分点，拉高CPI 上涨1.2 个百分点、 PPI 上涨1.9 个百分点。保持能源价格相对稳定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国际油价高位震荡可能对我国能源价格造成实质性冲击。

（五）极端天气频发导致全球对化石能源需求大增，我国能源绿色转型升级受到挑战

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能源结构转型步伐加快的国内国际背景，中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17］。但近年来，极端天气不断增多，给全球能源供应带来了巨大挑战［18］。由于极端天气影响，全球多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甚至短缺的情况。美国2022 年夏季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用电需求激增，多个地区均出现了远高于常年的用电需求，甚至不得不轮流停电。 2022 年入夏以来，欧洲高温造成河流、湖泊、水库蒸发加大，极低的水位不仅影响水力发电，而且影响到核电厂冷却反应堆用水和燃煤发电厂的水路煤炭运输，使得欧洲能源危机雪上加霜。 此外，高温天气导致光伏发电板功率折损、使用寿命缩短。据统计，2022 年欧洲水电同比减少25%、核电减少15%。在我国，极端天气导致水库储水不足，全国水电出力明显受限，2022年8 月同比下降11.0%、9 月同比下降31%，呈现罕见的“丰水期缺水、大发期少发”特点。为保基本供电，国家不得不继续使用煤炭兜底，导致我国2022 年煤炭消费占比不降反升，由2021年的55.9%上升到56.2%，直接影响到我国能源转型升级。

二、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及新特征

在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源与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国际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始终坚持“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通过能源技术创新、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式端牢能源饭碗，但面对国际能源大变局，仍需要深度剖析我国能源安全存在的问题与瓶颈。

（一）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但能源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能源局势，我国能源行业牢牢把握能源保供稳价首要任务，保障了能源安全稳定供应，避免了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2022 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煤炭、原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均保持增长，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其中，煤炭产量连续8 年保持增长，2019 年后一直保持40 亿吨以上，2022 年产量达45.6 亿吨，同比增长10.1%；原油产量连续4 年正增长，全年产量达2.05 亿吨，同比增长2.9%；天然气产量2 226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8%。同时，为减少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降低化石能源进口，我国实施了一系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效。2022 年，我国新能源发电量超过1 万亿千瓦时，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25.9%，风光发电装机规模突破11 亿千瓦，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居全球第一位，但全年仍然进口煤炭2.93 亿吨、石油5.08 亿吨、天然气1 512 亿立方米，我国能源整体对外依存度在20%以上（见图1，下页）。

图1 2014 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及总体对外依存度

（二）我国煤炭产能过剩和油气产能不足并存，产需错配矛盾进一步深化

我国煤炭产能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2016年以来，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累计去煤炭产能8 亿吨，但产能过剩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求各地坚定去产能决心，持续推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2021 年10 月国务院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煤炭消费。在煤炭产能过剩的同时，我国石油、天然气产能却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国家通过大力实施能源结构调整战略，能源结构虽然逐年得到优化调整，煤炭占比有所下降，但占比仍然高达55.9%（见图2）。能源结构的调整速度滞后于能源消费结构升级需求，从而导致产需偏离，出现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煤炭有余与石油、天然气短缺并存，难以适应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特别是在“端牢能源饭碗”的能源安全战略下，煤炭安全托底保障作用更加突出，这将会进一步加剧产需错配结构性矛盾。

图2 2014—2022 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三）我国人均可开采能源不足，能源贫困成为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

尽管我国能源总量位居全球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能源占有量、消费量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就煤炭而言，据《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2）》显示，我国探明可开采储量2 078 亿吨，但人均煤炭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就石油、天然气而言，我国石油、天然气可开采量分别为36.89 亿吨、6.34 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量分别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7%和7%。按照2022年石油2.04 亿吨、天然气2 200 亿立方米的开采速度，我国石油、天然气储量仅能分别开采18年和30 年。国内油气储量难以支撑我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实现增长模式的绿色低碳转型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19］。在加快能源转型和能源独立的双重背景下，国内油气产量偏少依然是能源安全的关键核心风险。

（四）重点行业综合能耗长期高位运行，能源保供压力持续加大

“十二五”以来，我国多措并举推进节能降耗和能源转型，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实现年均下降超5%［20］。2005 年以来，我国能源强度累计下降73.15%，远超同一时期美国45.63%、欧盟38.25%、德国40.12%及日本23.13%的降幅。但我国能源强度的绝对数值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也还存在着较大差距。2021 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能源强度大多在3—4 之间，而我国高达8.89，这也远高于全球6.19 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热力生产、化学原料生产、建筑、交通、造纸等能耗重点行业能耗强度依然较高，如果得不到根本性改变，经济高速增长必将带来能源消费量的大幅增长，能源保障的压力将持续增大，能源安全形势难以得到实质性改观。

（五）“双碳”战略目标下能源转型迫在眉睫，给我国能源安全带来新挑战

“双碳”目标的提出使我国的能源转型进入“快车道”,为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抓手,也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有助于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21］。同时，也是我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22］。 通过实施“双碳”战略，可加快煤炭减量和非化石能源替代，同步推进终端用能电气化和电力部门“低碳化”，以能源转型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23］。然而，由于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巨大，且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能源转型面临需求增长与碳减排的双重挑战：一方面，由于可再生能源、水电、核能等非化石能源规模有限，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替代化石能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化石能源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受技术和成本制约，难以在短时间内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碳排放。因此，能源安全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全球能源安全大变局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思路

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端牢能源饭碗，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谋划，统筹国际国内各类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方式，审时度势、借势而为，谋划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思路。

（一）将“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作为能源安全保障的基本方针

作为能源消费大国，14 亿多人口的能源饭碗绝对不能只寄希望于国际市场。同时，尽管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还会持续推进石油、天然气、风光等能源的开发，但由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巨大，短期内难以改变对外依存度高的状况。因此，保障能源安全既不能用谋求发展利益的高线思维来看待能源，将能源外延为一般商品，认为能源可以通过国际购买来解决，又不能盲目将能源安全等同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产。全球能源危机下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必须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能源治理逻辑，立足国内，抓住主攻方向，发展我国的能源供应体系，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筑牢能源安全基石。

（二）将“数量安全、煤炭托底”作为能源安全保障的底线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源消费逐步从满足基本需求向清洁高效转型，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逐步下降，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特别是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幅。为此，我国顺应新时代群众能源消费升级的新要求，将能源安全关注重点从数量转向清洁高效、绿色低碳、包容普惠等，但考虑到我国能源供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处于脆弱的紧平衡状态，能源数量保障仍应该是能源系统转型的底线。鉴于我国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比高、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较少的情况，我国要保障能源安全，必须发挥煤炭的积极作用，把煤炭作为兜底保供应的底线。

（三）将“节约优先、效率为本”作为能源安全保障的根本途径

应对能源安全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来实现，个人的理性消费行为有助于国家应对能源安全问题［24］。通过在全社会倡导节约用能，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引导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坚决遏制不合理能源消费。虽然个人难以从节约能源中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参与能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25］。因此，我国把节能增效作为应对能源安全的优先举措，大力发展绿色消费、推进绿色生产，坚决遏制高耗能产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同时，加快建立碳配额、碳排放权等交易市场，加快建立绿色税收、碳税等制度，全力营造有利于降碳增效的市场环境。积极推广节能低碳工艺技术，鼓励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开展能效“领跑者”行动，以效率提升带动能源消耗的整体下降。

（四）将“科技支撑、多能协同”作为能源安全保障的主要方向

在大力发展传统化石能源的基础上，抢抓全球能源转型契机，在继续加强“技术长板”的同时，抓紧补齐“技术短板”。在化石能源领域，着力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页岩油气开发、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等方面加强技术攻关；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保持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源利用等既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成本并抢占可再生能源技术制高点；在核电领域，在已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并在高温气冷堆等第四代核电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可控核聚变研究；在分布式能源领域，大力开发既可自发自用、又可与集中式电网互动的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在储能领域，努力在高能量密度储能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加快研发石墨烯电池、纳米储能、压缩空气储能、制氢储能等技术。要大力发展碳捕获、移除、利用与封存技术，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深度结合，促进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和能源综合服务系统发展。

（五）将“扩大开放、开拓海外”作为能源安全保障的必要举措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能源体系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油气等能源资源的商品属性得以体现，能源生产、运输和消费之间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稳定供应链。但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不断抬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加剧，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巨大冲击，全球能源危机加剧。我国需要正确处理好融入全球能源市场和端牢能源饭碗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到“自力更生”不是指能源供应只靠自己、不靠别人，形成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建设一个有利于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通过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务实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加强能源技术创新等方式，既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又确保海外能源供应伙伴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四、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方略

面对全球能源安全大变局，我国能源安全战略需提前谋划、积极应对、顺势而为，通过不断完善保障能源安全的体制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增强内生动力，深化开放合作，加快重塑国际竞争优势，于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

（一）实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在增大能源总量的同时降低化石能源占比

一是加快发展风、光、地热等零碳低碳能源。充分利用我国“三北”地区风、光、地热等资源禀赋，以沙漠、戈壁、荒山等地带为重点，大力推进风电、光伏能源基地建设，探索在负荷中心及周边建立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项目。推动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厂房等屋顶光伏建设和实施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二是稳妥审慎开发水电。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原则，有序开发金沙江、雅砻江、岷江等水能资源丰富河段的水电项目，推动西南地区水电与风电、太阳能发电协同互补，积极打造一批综合能源供应基地。三是推进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有序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以及畜禽排泄物、农村废弃秸秆等生物质发电和沼气发电，在粮食主产区统筹规划生物天然气工程。四是积极推进地热、潮汐等能源开发，探索就近利用、就地消纳应用新机制。

（二）实施能效全面提升战略，在削减能源成本的同时降低对外依存度

一是积极推动工业领域节能增效。推动热力生产、化学原料生产、非金属矿物制品生产、建筑、造纸等能耗重点行业节能降耗，持续开展能效对标和能效“领跑者”行动，推进高能耗行业绿色转型。二是积极推动交通领域节能增效。通过推行绿色低碳交通设施装备、加快交通设施节能改造、建立多式联运机制等方式推动交通行业提高运输效率，从而降低整体能耗。同时，积极发展电动汽车、氢能汽车等清洁能源交通工具，降低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三是积极推动能源生产行业节能增效。推进能源开采、加工、运输等环节节能减排，有序推动落后和低效产能退出，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延伸产业链，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加强能源加工储运设施节能及余能回收利用，推广余热余压、LNG 冷能等余能综合利用技术。四是加强产业布局和能耗“双控”政策衔接，严格实施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有效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

（三）实施能源绿色低碳消费战略，在节约能源的同时培育良好生活方式

一是大力倡导绿色消费理念，推动群众开展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积极构建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自觉抵制不合理能源消费。二是深入开展绿色低碳示范创建行动，倡导公共交通、骑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加快节能家电、高效照明、智能控制等产品的推广应用和普及，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重点，鼓励建立家庭用能智慧化管理系统。三是健全绿色能源消费认证制度，加快绿色标识体系建设，完善绿色产品认证标准，建立绿色消费激励机制，鼓励全社会优先使用绿色能源，积极主动采购绿色产品及服务。四是建立绿色消费约束惩处机制，发展针对绿色低碳产品的质量安全责任保障，严格依法处罚生产、销售列入淘汰名录的产品和设备的行为，严禁诱导、误导消费者消费。

（四）实施能源科技创新战略，在形成长板技术新优势的同时提升全行业竞争力

一是加快能源技术领域补短板。围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尽快在先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及综合利用技术、新型电力系统及其支撑技术、安全高效核能技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加快构筑能源转型变革的先发优势。二是锻造能源创新优势长板。加强煤炭智能绿色开采、现代煤化工和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研究，持续提升风、光、地热、生物质能、潮汐能等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加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技术创新应用。三是推动关键技术集中攻关。紧盯储能、氢能、新一代核能、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等前沿领域，实施战略性、前瞻性国家重大科技示范项目。四是适度超前推进新能源建设。从零碳能源、零碳技术等角度设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实现路径，着力在大功率海上风电技术、钙钛矿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等前沿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五）实施能源多元合作战略，在保障海外能源安全的同时提升我国能源话语权

一是巩固海外能源保障能力。加强与海湾、北非、南非等地区的重点油气资源国的合作，以“一带一路”合作为契机，促进海外油气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强跨国油气通道运营与设施联通，与所在国共享发展成果，确保海外油气资源安全稳定供应与平稳运行。二是加强能源转型和低碳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能源公司的全方位合作，围绕氢能、储能、节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以及新能源发电、先进核电、新型电力技术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开展合作，助推我国前沿能源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取得新突破。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着力在能源定价、能源贸易争端、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等领域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积极参与国家能源治理涉及的规范、标准、政策的制定修订，重点突出国际能源体系建设中的中国方案、中国声音，逐步提升我国在能源体系建设中的话语权。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