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苏维埃强有力的保卫者
——《红色中华》关于苏区少先队的动员策略研究

王斯慧

不同于我国现在少先队的概念，中国近代史上的少先队是工农劳动青年的、群众的、半军事性的阶级自卫组织，其组织成分是年龄16岁以上23岁以下的雇农、手工业工人、产业工人、贫农、劳力工人、中农。［1］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少先队员人数较多，1930年时达到30万人。［2］少先队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领导下活动。1932年1月21日，苏区少先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少先队有加紧扩大红军创造铁的红军、帮助红军作战、帮助红军及其家属耕田等任务，“是苏维埃强有力的保卫者”，并郑重表示 “谁忽视少先队的工作，谁便是破坏苏维埃、破坏革命”。［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①刊发了大量关于苏区少先队的报道。以1931年至1934年《红色中华》关于苏区少先队的报道为文本，通过研究党报对少先队的动员内容及策略，探索中国共产党党报早期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方式，并试图再现苏区少先队踊跃参军、积极参与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的生动情景。

一、《红色中华》关于少先队动员的主要内容

（一）扩红——做 “红军的有力助手”

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组织了三次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扩大红军、组织武装力量巩固苏区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成为根据地最重要的事。1932年4月，王稼祥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关于红色五月扩大红军工作的指示信》；同年9月，毛泽东、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指出 “猛烈地扩大红军” 是彻底消灭敌人、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最基本条件，扩大红军应列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日程的第一位。［4］而少先队作为 “红军的有力助手”［5］，号召少先队通过加入红军的方式参加革命战争是《红色中华》主要的动员内容。

为了培养少先队真正成为红军的可靠后备军，根据地各级少先队中还成立了模范少先队。模范少先队由少先队中18岁以上的男性组成，要求身体强健，政治觉悟高，主要承担作战任务，经常随红军及地方武装出发作战，加入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扰乱、堵截敌人。《红色中华》中报道了许多地区的模范少先队整排、整连、整团地加入红军，如1932年6月9日发表的《兴国赣县少先队对扩大红军的热烈》宣传了兴国、赣县模范少先队以极高的觉悟自愿加入红军的先进事迹。

（二）整理少先队

1934年，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决定从2月15日至4月15日进行整理少先队的运动，目的是健全少先队，扩大少先队，建立经常生活，加紧军事政治训练，健全领导机关。［6］1934年2月23日，中革军委、中共临时中央组织局发布《关于中央苏区赤少队突击运动的决定》，并提出了各省组织赤卫军、模范营、少先队的人数。这里的赤少队，是苏区建立的赤卫队和少先队的统称，其中的赤卫队（也称为赤卫军）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先队中央总队部还发出号召，要在全苏区扩大少先队员到150万人。

《红色中华》非常注重对这场突击运动的报道。在突击运动期间，详细介绍了开展突击运动的必要性，如 “少队组织至今还存在着许多弱点：少队模范营没有健全；组织很散漫；经常的生活没有建立起来”［7］；赞扬了各个地区在突击运动中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动员青年加入少先队的正确方式，“个个都是经过宣传鼓动，自动报名加入的，完全废除了过去挨户造册和暗登姓名等不良的现象”［8］；批评了开展整理运动不积极的地区、个人以及错误的动员方式，如胜利县在突击运动中存在几个乡、村赤少队还未能按编制编好，在乡里还有反革命破坏等问题，原因是政治宣传不深入、没有严厉镇压反革命。［9］

《红色中华》还报道了青年妇女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少先队的情景。比如，瑞金市城市区有130个青年妇女加入少先队。［10］《红色中华》介绍了动员的方式供读者学习——少先队代表在女工农妇代表大会上报告了突击运动的意义，其中联系到了劳动妇女的切身利益［11］。这些报道反击了过去一部分人认为 “妇女脚小加入少先队无作用” 的观点，对提升青年妇女加入少先队、进而参加一般的斗争的积极性有所裨益。

（三）参与地方建设、维持治安、保护后方安全

1931年1月9日，共青团中央局在《苏维埃区域少年先锋队决议》中明确少先队的政治任务为：“武装帮助红军赤卫队的行动，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领导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参加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反对富农、地主的成分混入苏维埃；反对官僚化，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发动劳动青年群众镇压反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担负一部分维持地方治安的职务，组织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12］苏区少先队承担的这些政治任务在《红色中华》的报道中多有体现，这也说明了苏区的少先队在积极承担武装保卫苏维埃、参与苏区建设等多项任务中经常取得不错的成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武装保卫苏维埃方面，《红色中华》宣传了地方少先队维护治安、反对富农等 “战绩”：闽北少先队 “捉来大反动一百余名，打死来苏区抢东西的大刀会、保卫团一百四十余名”［13］；黎川少先队 “检查出有三个富农反水走的没有路条，并检得有一包金子和银子……”［14］建宁城市区少先队捉住了两个国民党侦探，“匪探想用两块大洋贿赂少先队员，被少队员活捉送到警卫区”［15］。少先队还要参与查田运动，查地主、富农的数目，并向群众宣传解释怎样分析阶级等。在经济方面，少先队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开展节约运动，节省伙食费帮助革命，推销公债，突击粮食，还 “深入白区去捉土豪，向富农筹款”［16］。此外，少先队还要参与春耕，帮助红军家属做工，“红军家属随时要劳动力，随时就可以调动”［17］。

总的来说，《红色中华》报道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为成为红军的可靠的后备力量、开展警戒工作、积极参与政府号召的各项活动等一系列生动实践。这些生动的实践均证明了苏区少先队在苏维埃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红色中华》关于少先队的动员策略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红色中华》在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发行科（后由中央局发行部负责）。发行渠道包括党委政府、工会革命团体等部门、红色邮政、苏维埃文化部门直属的红色书店、叫卖队等等。学校、夜校也开办读报班，开展读报活动；乡村俱乐部设读书、墙报等小组，定期组织阅读《红色中华》等报刊和党团文件。［18］依靠庞大的发行网络，《红色中华》得以深入到苏区的每一个角落，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一）专题报道与集中报道相结合

李普曼在《舆论》中提到：“读者们能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切新闻，都是一系列精心选择的结果；报纸必须决定哪些内容可以被报道、在报道这些内容的时候应采取什么立场、每篇报道应当占据多大的版面空间，以及报道应该有哪些侧重点。”［19］为激发少先队参与扩大红军、建设苏区的热情，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少先队，《红色中华》将少先队的相关议题摆在重要位置，并进行集中报道，其中以对热点事件的报道最为突出。

1933年5月17日，《红色中华》在头版报道了兴国模范少年师整师加入红军的消息。兴国模范少年师是兴国县从少先队、赤卫队中抽调优秀青年组成的地方武装，全师7000余人集体报名参加红军，这在当时是一个重磅新闻。在同期二版，《红色中华》配发了一系列报道：少共中央局对此事发来的贺电《革命史上灿烂的一页》，《红色中华》编委写的诗《庆祝你们整师加入红军》，中央政府发来嘉励电《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红三军团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的信《热烈欢迎新战士》，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王盛荣发来的贺电《向你们致少年先锋敬礼》。这些来自政府、军队、报社等多方面的消息，形成专题报道之势，充分营造出加入红军无上光荣的舆论氛围，激发苏区少先队参军热情。

在1934年2月苏区开展整理赤少队突击运动时，相关报道的密度达到顶峰。《红色中华》不仅集中版面报道苏区各地突击运动的成绩、不足、动员方式等，还逐渐把关于赤少队的新闻调整到头版报道，并开设了 “赤少队的突击线”“赤少队” 等专栏。媒体对议题的设置影响着受众对事件重要性的认知。这些议程设置的方式强化了突击运动在受众心里的印象，让读者感受到突击运动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而提高少先队员对该运动的重视程度。

（二）注重树立典型

宣传报道先进典型人物、革命模范一直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宣传队伍通过塑造模范人物，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和激励苏区群众向榜样看齐，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之中。在《红色中华》中，树立榜样是常见的动员方式，《红色中华》还开设了专栏 “红匾”，用于表彰那些在支援战争中的先进典型。在《红色中华》关于少先队的动员中，树立了大量少先队、少先队员的正面典型，号召苏区少先队向榜样看齐。如1933年3月30日刊登的寻乌县苏维埃写给鹅子湖赤少队的《一封奖励信》中，赞扬了赤少队员剿匪有功，并提出奖励赤少队员奖旗1面、列宁帽25顶。

用革命竞赛的方式调动苏区群众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是苏区党报宣传动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很多报道将树立典型与搞竞赛活动相结合，注重报道各地区的竞赛名次，激发少先队荣誉感，营造你追我赶响应政府号召的舆论氛围。如1933年3月18日《整连加入红军》中，报道了福建上杭模范队有一连完全自动加入红军，文章直接呼吁：“长汀的模范队！你们来和上杭的比一比吧！赶上它的前面去！上杭的少先队！努力吧！你们还没有赶上江西的模范队呢。”

在树立先进典型的同时，《红色中华》也会非常犀利地揭露工作中的消极落后分子。如太雷县委书记曾被批评欺骗赤少队去当红军，是官僚主义的表现［20］。如果说赞扬先进典型能激励苏区少先队员向其学习，那么揭露负面典型一方面能激发其羞耻心，另一方面也对其他各区起到警示提醒作用。

（三）结合纪念活动进行动员

在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擅长通过开展纪念活动来塑造自身形象，宣传各项主张，凝聚群众共识。《红色中华》充分结合重大节日的纪念活动，对少先队进行政治动员，其动员的主题则紧紧围绕当时的形势。

对于少先队来说，国际青年节②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1932年国际青年节，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今年纪念国际青年节的战斗任务》，提出 “今年纪念国际青年节，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以实行直接对日作战”［21］，并号召少先队员们踊跃到红军中去。少共中央局还在福建长汀举行了隆重的国际青年节纪念活动，期间举行了少先队总检阅。《红色中华》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包括检阅时的场景和每个县少先队检阅名次等细节。1933年国际青年节时，动员内容则又有所变化。受形势影响，《红色中华》动员劳动青年积极参加第二次全苏大会的选举运动，肃清苏维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参加消减文盲运动；推销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组织；帮助政府进行查田运动。［22］

三、结语

总的来说，《红色中华》通过纪念活动发出指令性话语文本，动员少先队响应政府号召；通过对检阅现场的报道，塑造集体记忆，渲染活动气氛，提振参军热情。通过参与这些仪式感极强的纪念活动，少先队员以及一般读者能够更加认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地位，从而激发起对苏维埃政府各项号召的响应热情。

注释：

①《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红色中华》在瑞金出版了240期，是苏区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发行量最多时达4万份。

②当时的国际青年节是每年九月第一星期日，这是由1915年国际青年大会确定下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