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赵一凡 赵玉峰

一、问题的提出

老龄化是当前我国人口结构的主要特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22年末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4.9%,已经进入联合国定义的“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巨大,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人,老年人口规模与世界人口排名第四的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相当。如此规模的老年人口,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相对于传统的现金交易,智能手机使用所带来的移动支付无疑拓宽了老年人的消费路径,虽然老年人还存在智能手机应用困难等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活力老年的出现,老年人应用智能手机消费的情况正逐渐增多。2021年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显示,50%以上的65—69岁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2021老年人手机使用报告》显示,“缴纳水、电、煤生活费用”是老年人最常使用的手机功能之一,39.05%的老年人拥用手机后消费更加便捷,同时调查还显示56.6%的老年人通过手机增进厨艺,45.05%的老年人经常在微信群中发布“帮我儿子/女儿投票”“帮我孙子/孙女投票”相关内容。社会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因活动力的下降和生活中角色的丧失,希望摆脱要求他们具有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社会期待,愿意扮演比较次要的社会角色,自愿地脱离社会。新科技和新技术的应用正在打破这一理论,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老年人可以更加便捷的与子女交往,并且维持自身的社交网络。同时,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消费的便捷性,也可以使老年人通过消费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银发浪潮带来银发经济,老年人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可忽视的群体,探讨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当下老年群体消费潜力释放和开发老年红利以及提升老年福祉等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已有较多文献探讨老年消费问题,也有部分文献涉及互联网和老年消费,但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有学者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能显著提升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1)彭小辉、李颖:《互联网促进了老年群体的消费吗?》,《消费经济》2020年第5期。,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互联网对老年群体消费无显著影响(2)贺达、顾江:《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农村经济》2018年第10期。(3)祝仲坤、冷晨昕:《互联网与农村消费——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证据》,《经济科学》2017年第6期。,同时有学者指出在智能时代,农村老年人日常消费被“数字鸿沟”深深割裂(4)蒋文宁、朱晓琦、陈振中:《智能时代农村老年人消费困境及教育对策——基于三级数字鸿沟理论》,《中国成人教育》2022年第13期。。随着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率的提高,智能手机成为互联网最重要的载体,智能手机是老年消费的催化剂,还仅仅是作为社交娱乐的玩具,目前学术界对此鲜有研究。本文聚焦于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并试图在手机使用和消费之间建立桥梁,探讨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一方面能丰富现有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探讨智能手机这个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物品及其影响,符合现实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还探讨了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这对于出台有利于老年人扩大消费的政策以及提高老年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老年消费的研究从开始重视规模到细分领域对老年消费的影响,整体看随着老龄化加快,老年消费的文献逐渐增多,老年消费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萌发后,一直延续到互联网兴起对老年消费影响的研究。(5)彭小辉、李颖:《互联网促进了老年群体的消费吗?》,《消费经济》2020年第5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老年消费市场、老年消费特征、老龄事业以及老龄产业的建设开始受到重视。(6)刘超:《老年消费市场细分方法与模型》,《消费经济》2005年第5期。(7)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8)陈俊华、黄叶青、许睿谦:《中国老龄产业市场规模预测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5期。近十多年来,随着老年人权利保障逐步达成共识,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等老龄问题被提出,如何完善老年人的消费权利,确保老年人的物质基础,成为新的命题。(9)胡湛、彭希哲、李光辉:《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20年第4期。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构成部分,老年消费不仅包括衣食住行、休闲文化等一般性群体需求,也包括养老服务、医疗保健、老年用品、老年专项服务等彰显老年身份的特殊需求。(10)吴玉韶:《对老龄产业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老龄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作为一般经济个体,传统居民消费理论,无论是凯恩斯收入—消费理论,还是有关储蓄、收支预期以及不确定性等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对老年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从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医疗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均会导致老年适度降低消费以维持财富或收入下降的速度,但这种抑制效应在社会保障的保护作用下一定程度上予以缓解。(11)高瑗、原新:《中国老年人口健康转移与医疗支出》,《人口研究》2020年第2期。

目前学界针对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影响及其机制分析的研究仍较为稀缺,而作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载体,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当前有关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学界已有较多成果,而这也为本文的研究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路借鉴,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经济环境下居民消费能力的探究。贺达和顾江(12)贺达、顾江:《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农村经济》2018年第10期。利用CFPS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有利于消费水平的提升,但对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无显著影响。赵保国(13)赵保国、盖念:《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国内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则认为互联网技术在金融方面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居民消费结构中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比例,进而促进了消费升级。二是关于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证,普遍认为互联网技术主要通过产品、渠道和服务三方面的创新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14)杜丹清:《互联网助推消费升级的动力机制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3期。(15)He Y., Li K., Wang Y., “Cro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Elderly Individuals’ Consumption Upgrade in China”,Technology in Society,Vol.71,2022,pp.102-141.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能有效消除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升级。(16)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三是关于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行为及特征研究。有学者认为城镇居民的消费在互联网作用下偏好于品质化、内容化、智能化和服务精细化。(17)Hinsch C., Sheldon K. M., “The Impact of Frequent Social Internet Consumption: Increased Procrastination and Lower Life Satisfaction”,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Vol.12,No.6,2013,pp.496-505.居民消费行为转变原因的探究中发现,心理需求、消费动机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是影响消费行为的三大重要因素。(18)Wang P., Liu Q., Qi Y., “Factors Influenc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Behaviors: A Survey of the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63,2014,pp.152-165.受老年人口消费低迷及信息边缘人群等传统思想的束缚,学术界基于数字时代下的老年消费研究较少。一些学者尝试讨论互联网是否促进了老年群体消费,但其选用的样本实际上是中老年群体,而非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可能存在结果的偏误。并且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影响老年消费的研究尚无统一结论。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应用内容丰富多样,但是老年人对互联网功能的需求相对简单,上网通常是收发邮件和浏览新闻,利用网络进行商业消费的比例低。(19)丁志宏、张现苓:《中国城镇老年人上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21年第2期。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老年家庭的线上消费额正在高速增长,且具有注重身心健康发展、社交性消费需求强烈等特征。从数字化消费本身来看,其巨大的便利性使老年消费者通过平台获得信息的同时能轻松地对产品的特点、价格和质量进行比较,且网购送货上门的服务模式极大地减轻了老年人的行动负担与时间成本,能让帮忙给子女养育孩子的老年家庭在消费安排上更加灵活。数字技术的沟通性应用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与其他人交流的手段和维持社会参与的方式,帮助其降低抑郁可能、缓解孤独感,进而增加老人们在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等方面的消费。Pick等人建立UTAUT模型,发现绩效期望、社会影响和便利条件同马来西亚老年人对网络购物的认知、接受意愿有显著正相关系,但使用障碍、风险障碍却与此负相关。Benson(20)Benson V., Ezingeard J. N., Hand C., “An Empirical Study of Purchase Behaviour on Social Platforms: The Role of Risk, Beliefs and Characteristics”,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ople,Vol.32,No.4,2018,pp.876-896.等调查了500多名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发现社交平台上的购买意愿受人口统计因素、认知因素和信念的影响,年龄和性别都能缓解信念和认知因素的影响,年龄是影响男性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认知因素对老年女性影响更大。Natarajan(21)Natarajan T., Balasubramanina S. A., Kasilingam D. 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evice Type and Age of Users on the Intention to Use Mobile Shopping Applications”,Technology in Society,Vol.53,2018,pp.79-90.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影响移动购物应用意愿的因素,将受访者分为青年人和老年人,发现设备类型和年龄会影响使用移动购物应用程序的意愿。另外,针对已有网上购物经历的老年人,Kwon和Noh(22)Kwon W., Noh M., “The Influence of Prior Experience and Age on Mature Consumers’ Perceptions and Intentions of Internet Apparel Shopping”,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Management,Vol.14,No.3,2014,pp.335-349.发现老年人对产品价值、价格折扣和财务风险的感知会影响他们在网上购买衣服的意愿,且年龄较大的消费者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会受到他们之前网购经历的影响。

综上所述,针对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影响机制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数字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难以进行具体影响机制的分析,而关于互联网对老年消费的影响结果还存在较大分歧。最重要的是老年群体是一个具有较强异质性的群体,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地区的老年消费都存在差异,甚至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类型的消费的影响都是不同的,这些在以往的文献中较少涉及。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消费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机制性,以往文献对此探讨不多,这也是本研究力图进行探索性研究的重要议题。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会给其消费水平带来何种影响?本部分我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究其中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下文的实证分析提供指引。为尽可能简化模型,我们假设在竞争性市场中存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形式(23)程名望、张家平:《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2期。:

Y=A(D)KαL1-α

(1)

其中,Y表示商品总产量,A为市场技术水平,且是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发展D的函数,K表示资本要素投入量,L表示劳动力要素投入量,α∈[0,1]表示生产过程中资本要素产出的弹性系数。此时,市场利润函数为:

π=A(D)KαL1-α-rK-wL

(2)

其中,π为利润总额,r和w分别表示资本价格和市场工资率。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商品价格为1。求解利润最大化,可得:

(3)

从而求解出均衡状态下的市场工资率:

(4)

进一步考虑老年人个体行为。根据经典的劳动—闲暇模型,老年人效用主要来自消费和闲暇时间的利用,其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为:

(5)

老年人个体满足如下的预算约束:

cε(D)+s+T1=w(1-l)+T2+T3+W

(6)

其中,c表示老年人个体消费状况,l为闲暇时间,s为储蓄状况,T1、T2和T3分别表示老年人照料父母的支出与提供给子女的支出之和、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养老金等政府转移支付收入,W表示其他非劳动收入。ε(D)表示资金融通的约束程度,其为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发展D的函数。(24)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老年人若仍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其工资收入满足式(4)的结果。将式(4)带入式(6),求解得到均衡状态下老年人个体消费水平:

(7)

通过式(7),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一方面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会降低融资门槛,从而均达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作为信息化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智能手机的使用为老年人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助力于数字化进程对老年人群体消费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我们初步判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会提高其消费水平。同时,老年人自身收入水平、储蓄状况、与父辈和子代之间相互的经济支持,同样是影响其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下文构建计量模型展开实证分析时应予以控制。此外,地区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会直接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这也为实证分析过程中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指引。

(二)计量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构建OLS模型:

lnConsumei=β0+β1Phonei+γiXi+provi+μi

(8)

其中,因变量lnConsumei表示老年人月均消费水平的自然对数;核心自变量Phonei表示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Xi为其他控制变量,provi为样本所在省份虚拟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β1为本文所关心的估计参数,即表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下文的进一步深入分析中,我们也将因变量替换为不同类别的消费水平。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2018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简称CLASS)。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和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设计并实施调研,旨在探究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的健康与相关服务、经济社会状况、养老规划与社会支持、家庭状况、身体活动与心理感受状况等方面的内容,从而为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在学术界也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本文基于当前公开获取的最新一期2018年CLASS的数据展开研究,经过筛选后确定有效样本8214个。

(四)变量选取与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消费状况。我们采用“家庭平均每月总支出/家庭常住人数”方式计算所得(25)石贝贝:《中国城乡老年人口消费的实证研究——兼论“退休—消费之谜”》,《人口研究》2017年第3期。(26)宋泽、何阳:《中老年消费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来自CHARLS的经验证据》,《财经理论与实际》2019年第3期。,主要考虑在于,一方面现有数据中没有直接询问个体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家庭成员长期居住会产生同质化的消费观念和习惯,产生近似的消费行为(27)彭小辉、李颖:《互联网促进了老年群体的消费吗?》,《消费经济》2020年第5期。。在下文深入分析中,我们也将消费依据类别展开细分,包括日常饮食消费、医疗费用、水电气、物业、交通、通讯费用、家务料理、康复护理服务的开支、文化娱乐消费(旅游、学习、培训等)。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智能手机使用。我们基于调查问卷中“您现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这一题目,将回答为“是”视为使用智能手机,赋值为1;将回答为“否”视为未使用智能手机,赋值为0。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已有的文献研究,本文选取影响老年人消费的主要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地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别、健康状况、养老保障、收入状况、储蓄状况和朋友数量,家庭特征包括婚姻状况、照料(配偶)父母、子女经济支持和提供子女经济支持,地区特征包括地区经济状况、所在地区固定效应。(变量选取与说明参见表1)。

表1 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根据表2展示的结果,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月均消费支出1693.176元,显著大于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的996.286元。分类来看,除家务料理、康复护理服务的开支之外,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在其余各项消费支出方面均显著多于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其中,在日常饮食消费这一生活必需品支出方面,二者消费支出差距最大,达到434.692元。

图1 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核密度分布

表2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与其消费支出状况

进一步通过老年人消费支出的核密度分布图可以看出,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的消费分布右偏于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且分布相对更为集中。统计结果初步表明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消费支出多于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但不难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群体仅占比23%,数字化技术在老年人群体中的普及仍任重道远。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3展示了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1)仅放入了智能手机使用和地区特征指标,发现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显著提高其消费水平33.8%。在此基础上,模型(2)和模型(3)逐步放入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分别为0.165和0.166。相比较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提高其消费水平16.6%。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状况,提高了其收入水平,降低了融资约束,从而更有助于促进消费。具体的影响机制分析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验证。

表3 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

(二)稳健性分析

本部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我们依次将核心自变量替换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将样本缩小为已办理退休的老年人;采用聚类到样本所在地区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上网已成为使用智能手机最主要的用途。由此,本文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作为替代变量,近似反映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我们基于CLASS问卷中“您上网吗(包括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上网)”这一问题,将选择“从不上网”赋值为0,选择“每年上几次、每月至少上一次、每星期至少上一次、每天都上”赋值为1。根据表4中的模型(1)所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消费水平14.6%,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

表4 稳健性分析结果

在国家积极老龄化战略实施背景下,老年人达到60岁之后仍有部分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从事经济社会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其消费水平。在此,我们将样本聚焦于已办理退休的老年人群体,根据表4中模型(2)展示的结果,使用智能手机会提高该群体老年人消费水平8.3%,进一步说明了智能手机使用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

考虑到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包含于不同层面,我们在此采用聚类标准误,将标准误聚类到最高一层的地区层面进行相应的回归。根据表4中模型(3)展示的结果,使用智能手机会同样会提高老年人消费水平16.6%,且在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JI Cheng, FEI Shu-qin, CHEN Ming, ZHANG Rong-xue, XU Wen-rong, QIAN Hui

基准回归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影响老年人消费和智能手机使用的因素众多,调查数据难以完全控制,难免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消费水平较高的老年人群体收入水平往往相对较高,加之潜在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需要,使用智能手机的概率也会相对更高,即模型可能同样存在反向因果问题。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分别选取样本所在地区智能手机的使用率,以及样本居住的房屋有网络信号(有线或者无线)作为工具变量。(28)吕明阳、彭希哲、陆蒙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10期。一方面,地区智能手机使用率和网络信号的覆盖反映了一个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智能手机的使用高度相关;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不会对于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产生直接影响。

表5展示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均发现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根据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表明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在采用家中有网络信号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时,DWH检验并不显著,即无明显证据证明内生性问题存在。回归结果需要我们辩证看待。

表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三)不同群体间的差异

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思维观念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会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偏好,以及消费行为习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部分将老年人样本根据年龄段、受教育水平和所在地区进行分组,探究使用智能手机对于不同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影响的差异。

表6中的模型(1)—(3)展示了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的影响。不难发现,智能手机使用显著提高了60—79岁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而对于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于消费和智能手机使用的需求均呈现下降的趋势。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发现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占比分别为34.96%、14.23%和6.09%。对于高龄老年人而言,其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频率十分有限,对其自身效用的影响也并不明显。

表6 不同年龄段和受教育水平的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

表6中的模型(4)—(6)展示了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智能手机使用对于不识字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无显著影响,而显著促进上过中小学的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16.9%。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发现不识字、上过中小学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群体使用智能手机的占比分别为5.02%、28.49%和61.92%。对于不识字的老年人而言,智能手机的使用存在较为明显的数字鸿沟,难以对其生活产生显著影响。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群体而言,其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强,智能手机在其生活中往往充当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其消费支出同样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对于占比超过七成的接受过中小学教育的老年人而言,充分发挥智能手机的积极作用,促进其更好的消费,成为我们制定政策过程中关注的重点。

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习惯存在着千差万别,进而也会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和消费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表7展示了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我们发现各地区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均显著促进其消费水平。其中,城市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边际效应分别达到17.9%和22.3%,几乎是农村地区(8.3%)和中西部地区(10.3%)的两倍。根据样本数据的统计结果,城市和东部地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占比分别为31.93%和35.47%,显著高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10.70%和14.70%。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发展较快,带动地区内规模经济发展,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也更有助于促进消费。

表7 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

五、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一)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类别消费的影响

表8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对不同类别消费的影响

(二)不同消费水平间的差异

上述基准回归采用OLS模型进行分析,反映了全样本平均意义上的一个估计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考虑到不同收入的老年人群体预算约束存在差异,相应地会影响其消费水平,由使用智能手机带来的边际效应也会存在一定差异。本部分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分位点上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其消费水平影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体现收入水平带来的影响。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为:

Qq(lnConsumei|Phonei,Xi,provi)=δ0+δ1Phonei+ρiXi+provi+vi

(9)

其中,Qq(lnConsumei|Phonei,Xi,provi)为lnConsumei的条件分位数,δ1为核心自变量的估计参数,即表示不同分位点上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分别选取10、25、50、75和90分位点进行分析。

根据表9展示的结果,不同分位点上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均显著促进其消费水平,但随着分位点升高,边际效应呈现递减的趋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对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老年人群体而言,智能手机的使用有助于其更好地获取市场上有关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优惠等信息,通过电子商务方式激发其消费的欲望。而对于高消费水平的老年人而言,其在文化娱乐等享受型消费方面的支出趋于饱和,同时智能手机等数字化技术的使用也较为普及,对于推动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效应较为有限。

表9 不同分位点上的差异

(三)影响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会显著促进其消费水平。那么,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其结果有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推动老年人群体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1.就业状况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快速普及,产生了以平台就业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同时,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和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讨论,具有一定技能禀赋的老年人群体就业也将被更多的鼓励。(29)赵一凡、易定红、赵依兰:《养老保障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2年第3期。智能手机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获取市场信息,搜集符合自身禀赋的工作,进而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的欲望。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于就业的定义,我们基于CLASS问卷中“目前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活动的情况”这一题目,将回答“没有参加”视为未就业,赋值为0;将回答“一年几次、每月至少一次、每周至少一次、几乎每天”视为就业,赋值为1。通过表10中的模型(1)展示的结果,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显著提高其就业的概率,该影响机制得到验证。

表10 影响机制分析结果

2.资金融通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推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助力于经济包容性增长(30)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推动共同富裕。近年来,国内多家银行降低存款利率以刺激群众消费。伴随着智能手机的使用,老年人群体能够更加有效地了解市场行情,将更多闲钱投入到基金、债券等理财产品之中,加之融资门槛的降低,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群体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进而刺激其消费。

本文基于CLASS问卷中“(除房子外)您和老伴还有股票、基金、外汇、债券等理财产品吗”这一问题,作为老年人融资意愿的体现,将回答“没有”的赋值为0,将回答“有”的赋值为1。通过表10中的模型(2)展示的结果,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显著提高其购买股票、基金、外汇、债券等理财产品的概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促进了老年人融资意愿,以促进其消费水平的提高。

3.生活满意度

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其中,老年人的主观福祉是反映其生活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将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紧密联系在一起。(31)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David P. A. and M. W.[1]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学界也陆续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印证了主观福祉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维度。(32)Morgan R., Wang F., “Well-being in Transition: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from 2002 to 2012”,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20,No.11,2018,pp.2609-2629.老年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微信、抖音等应用程序,有助于其开展一系列社交、娱乐活动,丰富其精神生活,提高其主观福祉和生活质量,从而激发其消费意愿。(33)杜鹏、汪斌:《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人口研究》2020年第4期。

本文基于CLASS问卷中“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这一问题,将回答“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依次赋值为1—5,通过Ordered Logit模型探究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根据表10中的模型(3)展示的结果,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促进其更多的消费。

图2 智能手机使用影响老年人消费的理论逻辑框架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智能手机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在老龄化背景下,本研究以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消费的影响作为切入口,试图反映数字化、智能化浪潮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变。本研究发现,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显著提高其消费水平,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思维观念和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会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偏好,以及消费行为习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智能手机使用显著提高了60—79岁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而对于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无显著影响。智能手机使用对于不识字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无显著影响,而显著提升上过中小学的老年人群体消费水平。在城市和东部地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发展较快,带动地区内规模经济发展,在提高收入水平的同时也更有助于促进消费。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对于家务料理、康复护理服务的开支的影响不显著,影响显著的从大到小依次是文化娱乐消费、水电气、物业、交通、通讯费用、日常饮食消费、医疗费用。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可以显著提高其就业的概率,促进融资意愿,提高其主观福祉和生活质量,进而刺激老年消费。

本文关于智能手机使用对老年人消费的机制研究,为今后我国老年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要想进一步推动老年消费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帮助有意愿的老年人就业。如建立老年人口就业创业鼓励和奖励机制,适当延长专业技术领域人才工作年限,开发公益岗位,促进灵活就业,对于积极推进老年就业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根据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需要,探索设立与老年人口再就业需求相对应的培训学习平台,增加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二是增强老年人金融知识。一方面,将老年人金融知识普及嵌入金融教育宣传、金融消费和金融服务全流程,扩大宣传触达范围,营造全民开展老年人金融知识教育宣传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从老年人最为关切的养老、健康、资产保值等内容着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年金融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案例、金融维权途径。三是关注老年心理健康。建立完善心理协会等社会组织并开展老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加强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和有效治疗,逐步使老年心理健康工作专业化和规范化。引导志愿者、义工等爱心人士参与对老年人精神关爱活动,采取上门服务,定期巡查等方式,对高龄、空巢、病残老人结对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