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底蕴中的苏州人文精神

薛莹

水在孕育苏州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赋予了苏州别样的神韵：水随物赋形、温润通达，造就了苏州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水滴石穿，苏州人以柔韧而务实的进取态度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和经世致用的工商业文明，创造出富饶殷实的江南水乡；苏州的水温婉细腻，在水的浸润下，苏州产生了崇文重教的风尚以及细腻雅致的审美情趣。水文化对塑造苏州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将继续绵泽后世。

苏州山水秀丽、人文荟萃，城外太湖浩渺，城内小桥流水，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苏州是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建造吴国的新国都——阖闾大城，由此揭开苏州古城的历史序幕，有学者认为，“吴”这个名称的由来与水有关。从字形看，“吴”字就像一条鱼市上被人挂起来的张着大嘴的鱼，而在吴方言中“鱼”和“吴”的发音是一样的。水在孕育苏州生机活力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别样的神韵。

开放包容

水随物赋形、温润通达，“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造就了苏州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文化源头

吴文化的源头要从“泰伯奔吴”说起。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中原周部落的周太王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泰伯、仲雍为了让贤给季历，“奔荆蛮，自号勾吴”。于是，长江下游及太湖流域原有的土著文化与中原周文化进行了最初的“融和”。因此，吴文化从一开始就烙上了开放与兼容的色彩。

开放任贤

苏州是吴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建城源于楚国人伍子胥为巩固吴国统治建议迁都，他提出“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造了“阖闾大城”，也就是姑苏古城。苏州历经2500余年的沧桑，其地理位置、城池形状基本没有变动，苏州人引以为傲。吴国称霸春秋还有齐国人孙武兵法如神的功劳。其开放任贤的人才观念，对吴国的迅速崛起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伍子胥深受吴国人的爱戴。伍子胥死后百姓为他在江边立了祠堂，奉其为“涛神”，“胥江”“胥口”“胥山”皆因此而得名，端午节在吴地就是百姓纪念伍子胥的日子。人们对伍子胥的崇拜和缅怀，深深扎根在乡土人心深处。

开放包容的苏州人甚至对与吴国争霸的越国也并没有怀恨在心。明代苏州人梁辰鱼的戏曲作品《浣纱记》，不仅歌颂了伍子胥，还以大量笔墨描写了越国人范蠡和西施忠贞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他们爱国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苏州人至今游览灵岩山时，还津津乐道于吴王井、玩花池、玩月池以及馆娃宫，耳畔仿佛传来西施响屧廊清脆的舞乐声。

吴越、吴楚文化交融

事实上，越王勾践灭吴后，吴越文化进行互渗，文化隔膜几近消除，后人也习惯将这一区域的文化统称为“吴越文化”。公元前355年楚国灭越，吴地后来大部分成为楚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此吴越文化中又融入了楚文化因子。黄歇还是历史上治理太湖水系的第一人，苏州至今保留着他当年筑堤围堰的遗迹——春申湖，沿堤筑堰被称为“黄埭”，这个镇也因此得名；他率众开浚的入海水道，就是现在的“黄浦江”。春申君还被奉为苏州府城隍神，位于现在观前街西的城隍庙，其乃吴楚文化交融的见证者。

学习、传播中原文明

吴国是良才贤能大显身手的地方。《吴越春秋》记载，阖闾的祖父吴王寿梦出访中原诸国以观天子、诸侯的周礼礼乐，鲁成公向他详细介绍了礼乐制度后，寿梦自叹不如，感慨不已：“于乎哉！礼也。”其对中原文明的向往之心溢于言表。若干年后，他的儿子季札出使中原时，在鲁国听到了蔚为大观的周乐和各诸侯国音乐。季札深谙礼乐之教的深远，拥有卓绝的见识和深厚的文化功底，可以通过音乐洞悉各国盛衰之势。几十年的变化，折射出吴国学习中原文明的成果。

紧随其后学习与传播中原文明的是“南方夫子”言偃。言子是孔子七十二贤徒中唯一的南方人，特习于礼，以文学著称。他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士民，境内有弦歌之声，为孔子称赞。后言子南归，道启东南，文开吴会，后人配祀孔庙，列入“孔门十哲”，对江南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言偃死后葬于故里——苏州常熟虞山脚下，现存有言子墓等遗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苏州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海纳百川，绵延至今

吴文化因其包容性延续至后世历朝历代。位于苏州沧浪亭的“五百名贤祠”供奉了自春秋至清代的596名对苏州作出杰出贡献的仁人贤士，据学者统计，其中80%以上是外来人。

如今的苏州已成为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全市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人。苏州犹如一块别具魅力的磁石，吸引各地才俊来到这个海纳百川的城市，与新老苏州人一起踏实奋进，建设人间天堂，融入苏州生活。

柔韧进取

水滴石穿，正如老子所言：“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千百年来，在滔滔长江、浩浩太湖交织出的水网密布的湖光山色中，苏州人以柔韧而务实进取的态度，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和经世致用的工商业文明，创造出富饶殷实的江南水乡。

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

苏州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农业发达。1973年，在苏州草鞋山遗址中，考古专家在积压了6000年的土层中发现了炭化稻谷。这说明苏州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人工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唐宋以后，吴地农业发展加快，出产的粮食供给全国，于是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谚。

春秋时期，吴王曾于长江边设置粮仓，直至元明清时期，这里都是天下大粮仓，所以此地就被称为“太仓”。京杭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时期，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时期。历朝历代都注重运河的修缮，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求之外，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要将南方的粮食物资通过漕运运往都城。苏州的百姓不仅使最普通的粮食获得了最高产，还积極探索多种经营模式，广泛利用河塘养鱼，洼地种植水生作物，栽桑养蚕，养畜育肥。

经世致用的工商业文明

明清时期，吴地农业又率先进入商品经济的行列。明代以来，太湖流域成为全国著名的产棉区，精明的吴人看到了更大的利益所在——棉花加工和棉产品交易。家家户户都办起了家庭棉纺织手工作坊。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绘当时的盛泽镇“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

清雍正十二年（1734），苏州城内从事纺织业的机匠大规模罢工，这件事情惊动了清政府，最后机户们答应改善机匠待遇，并呈请政府行文“永禁”“叫歇”，就是永远禁止罢工。雕刻这一公文的石碑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也就是“永禁机匠叫歇碑”。这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也是苏州纺织业在全国举足轻重的明证。

300多年前吴地出产的优质蚕丝，因为光洁柔韧，质量精良，不仅被内务府定为皇家专用品，而且打开了海外销售市场，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最受追捧的奢侈品。十六七世紀，在秘鲁、菲律宾等国的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关的记载：“吴丝引入后，物美而价廉，畅销全国。”在16到18世纪的300余年中，东西方航道上源源不断的船队，把产自吴地的生丝、绸缎、棉布运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刺激了吴地的经济。

到明代中期，吴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在整个明帝国的税赋财政中，吴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松、常、镇、湖、嘉六府土田仅占全国总数的4%，而田赋却占全国总数的22%，无怪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江南赋税甲天下，苏松赋税甲江南”。

乾隆二十四年（1759），画家徐杨有感于家乡繁华鼎盛的景象，创作了一幅长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进献给乾隆皇帝，生动描绘了当时苏州百业兴旺、市井繁荣的景象。乾隆皇帝还在北京颐和园以山塘街为蓝本仿建了苏州街。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把苏州阊门、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吴地的发展史是一部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奋斗史，闪耀着吴人经世致用、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务实进取的苏州人选准方向，抓住机遇，“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相互激荡，点燃了干事创业的“熊熊烈火”，成就了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华彩乐章。

崇文精雅

苏州的水不是惊涛骇浪的，而是温婉细腻的。在水的浸润下，苏州产生了崇文重教的风尚以及细腻雅致的审美情趣。

民风嬗变

《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先秦时期“好剑轻死”的吴俗，一方面使得吴国铸剑业异常发达，铸剑工艺异常精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吴国所出的人才多为武将和刺客，如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的要离。

秦汉时期，吴地文化精神中“好剑轻死”的流风依然。秦末项羽起兵于吴中，这“八千江东子弟”就是来自吴地一郡的八千精兵，也是楚汉相争时，项羽极为倚重的核心军团。大约西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北方士族的南迁，人们的生活逐渐安逸，民风得以转变，东晋末年已有“吴人不习战”的情况。

到了北宋时期，相传范仲淹在故乡南园购得一块土地，阴阳家认为这是姑苏城的风水宝地，在此兴建家宅，子孙后代必将科举及第，公卿将相，万世不竭。而范仲淹想到的是，“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于是出让土地兴建府学，后来宋仁宗下令，效仿苏州府学，天下各州皆立学校。范仲淹的义举可谓开东南兴学之风，此后县学、书院、义塾层出不穷。特别到了明清两代，苏州形成了崇文重教、以文“化”人之风。

文教盛行，人才辈出

崇文重教之风一开，苏州为社会培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明朝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仅苏州一府就有8名，占全国近9%；清朝的114名文状元中，苏州就有26名，占20%多。

崇文重教之风的盛行提高了苏州地区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苏州经世致用的工商业文明的产业与苏州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催生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多元价值取向。一些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匠人或者从事石刻、玉雕、核雕、刺绣等行业，或者从事木雕、砖雕、叠石等行业，或者从事雕版、印刷、装裱等行业，抑或是从事昆曲、评弹表演。这些行业的业界翘楚不仅拥有很高的声望，运气好的还能入仕。例如，香山帮匠人蒯祥当上了工部左侍郎；表演评弹的马如飞也被封为七品官，被人们誉为“七品书王”。

技艺化为艺术，艺术融入生活

安定富足的生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让苏州人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技艺化为艺术，将艺术融于生活，一如当初干将莫邪为吴王铸剑所达到的精妙境界。明清以来，苏州出现了大批能工巧匠，“苏作”“苏式”这些词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精美细致、高品质的代名词。

苏州人陆子冈，是明代海内闻名的玉雕大师。美玉出自西域的昆仑，而制玉妙手却以吴地最多。明人魏子敬脍炙人口的《核雕记》，描绘了苏州艺人鬼斧神工的核雕工艺。桃花坞木刻年画色彩鲜艳喜庆，充满乡土气息；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具有文人画气质又雅俗共赏。而可以将一根丝线分为64股的苏绣，在明清两代专为朝廷绣制包括帝王袍服在内的官服图案。到清末民初，苏州绣娘沈寿吸收了西洋绘画技法，绣制了仿真绣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将其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轰动朝野。

艺术品如此，医药业更是自成一派。有清一代温病学派兴起，前后四百多年间形成了世人瞩目、传承不衰的吴门医派，温病学说一枝独秀，显现出吴门医派“名医多、御医多、医书多”的特点。《清史稿》中有关于吴有性、叶天士、薛雪、徐大椿等吴中名医的记述。

苏州人的生活也是艺术的。不论修建故宫的香山帮工匠蒯祥，还是故宫用的砖，都产自苏州。御窑金砖，用料无非泥和土，然而因为苏州人对细节的专注和执着，它们也被点石成金，在明清两代成为皇家建筑的指定砖瓦。

文人雅士在闹市高墙内辟出幽静雅致的园林，在这样的园子里最适宜婉转浅唱昆曲；普通百姓也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几棵竹，栽几盆花，摆放几块石头，再加上临河而居、粉墙黛瓦，听听评弹，也算得如诗如画，充分显示了苏州文化细腻雅致的审美情趣。

从古至今，苏州得益于水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柔韧进取和崇文静雅的文化，也创造了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的发展路径。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考察时盛赞苏州，“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水，源远流长，水文化影响下的苏州人文精神也将绵泽后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中绵延不绝。

2019年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优秀教学团队（项目编号：JXTD201920）。

（作者单位：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