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验与汉语诗性
——首届川渝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讨会综述

梁苏琴

2023年6月15日至16日，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与《星星》诗刊共同主办的首届川渝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讨会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召开。《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魏巍、童龙超，华中师范大学王雪松，上海财经大学徐仲佳，华侨大学田文兵，西华师范大学傅华，成都大学罗文军，三峡大学刘波，广西民族大学陈爱中，江西社会科学院张丽，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邱婧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魏巍主持会议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民族经验与汉语诗性”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深化了对川渝当代少数民族诗歌这一重要研究对象的认识。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魏巍副教授认为，川渝本是一家，生活在川渝的少数民族为川渝的文学、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很多现象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从民族文学书写的广度来看，回族的木斧、张央等，彝族的吴琪拉达、吉狄马加、倮伍拉且、吉木狼格、俄尼·牧莎斯加、鲁娟等，藏族的阿来、列美平措、远泰、蓝晓、康若文琴、王志国等，苗族的二毛、何小竹、张远伦等，土家族的李亚伟、冉冉、冉仲景等，羌族的羊子、雷子、羌人六等，不仅有着宏大叙事的相似性，也有着来自各族群、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族群文化、地域文化、代际差异等丰富性构成了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的重要景观。从族群来看，彝族诗歌现象在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中独具特色，这里所谓的特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诗人人数众多，二是有专门的文学总集出版，三是几乎所有彝族诗人都热情地歌颂着他们生活过的凉山，以及他们脚下的土地，充满着浓厚的彝族文化色彩。从文学史来看，重庆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更是直接推动了1980年代以来诗歌语言、思维的更新换代，不仅将诗歌从庙堂之上带到了民间，也直接影响了其后诗歌创作的口语化、民间化、日常化，将“第三代诗”结结实实地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从城市地域来看，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创作成果丰硕，“康巴作家群”里就有大量的诗人。重庆的少数民族地区虽没有四川多，但酉阳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在县级城市中很难找到与之匹敌的，这些诗人的创作共同构成了蔚为大观的“酉阳文学现象”。从文学与民族来看，很多川渝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不仅将诗歌与少数族群联系起来，也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

华侨大学田文兵教授认为，“出走”抑或“坚守”是川渝地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两种可能，即从身份意识及其诗歌创作入手，整体观照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人，大致有两类：“出走”即淡化民族身份和特征，“坚守”即以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来书写本民族文化。但无论出走还是坚守，代表着跨文化语境下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两种典型类型，其诗歌创作实绩共同构成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多元景观。当下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如何回应新时代文学创作的要求，以高度自信的姿态呈现本区域民族文化的同时，又避免拘泥于民族性的限制，既是少数民族诗人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亟须思考的问题。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生梁苏琴谈到了川渝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发展中的分化与整合，川渝本是一家，但其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为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形成的固有文化根性，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少数民族地区都为高原边地，诗人往往有恋地情结，恋地情结使得四川少数民族诗歌表现出“保守”的文化特色，在创作中立足并反哺于族群与地域文化；靠水运交通营生的重庆少数民族诗歌在文化上则更为“开放”，其诗歌语言、意象思维等就明显逸出了族群与地域文化的轨道。当代川渝少数民族汉语诗学的内在分歧主要体现在族群意识与文化认同、地域书写与代际差异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再度呈现出整合的趋势，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主题逐渐发散到全人类命运、乡愁、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人精神体验和生存现状等更多方面。对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的全景扫描，应综合考虑诗歌中的文化书写、文化认同、国家想象和人类命运关怀等方面，既要意识到川渝少数民族诗歌于整个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特殊性，也要把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放置到整个当代诗坛来加以讨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的重要性。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邱婧教授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谈到了以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的个体学术史为中心的彝族当代诗歌群的海外传播及研究。邱婧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彝族文学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尤其是彝族当代诗歌群的兴起，在国际学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如何看待中国民族文学“走出去”以及跨区域性的海外传播及研究，如何在国际学术视野下审视彝族当代诗歌群的发展，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亟须解决的议题之一。从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的个体学术史出发，来观察彝族当代诗歌群在北美的传播和影响，并分析“凉山诗派”借由学术传播进入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全过程，由此考证中国民族文学是如何在国际视野下被赋予生态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理论面向，从而客观检视中国多民族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能动性、主位影响力和接受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可以提供一定的话语参照。

成都大学罗文军教授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剖析了当前阿坝少数民族诗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阿坝地区的诗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意味，公开发行的《草地》(1980年创刊，初名《新草地》，1987年改名《草地》），内部发行的《阿坝文艺》等刊物，刊发的诗歌作品既有着连续性和现代性，还呈现出了颇具生命力的民间性与坚韧性。“阿坝文艺”“阿坝嘉绒文化研究会”“藏人文化网”等公众号发表了很多阿坝诗人的优秀作品，甚至“阿坝师范学院学生诗歌选”中的民族诗歌也表现出不少可取之处。阿坝州独特的地理结构、山水空间、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为阿坝地区的诗歌注入了颇有地方特色的意象、情感和体验，也使之具有了更为明显的“自我”智慧和“诗意”存在。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历史浪潮、民族文化的必然转化、现代性的问题焦虑等时代主题，也在阿坝诗人创作的诗歌中得到了细腻、真切的表现。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同质化的表达、浅层次的抒情、碎片化的感悟，以及创新追求中的猎奇、尝试、焦虑、迷惘等因素，仍处于一种普遍的杂糅状态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阿坝少数民族诗歌的表现及其问题，在地方书写等基础之上已越出地理的束缚，甚至实现诗歌层面上的飞越。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生黄英豪认为，少数民族诗人与诗歌研究在当代诗歌研究领域始终是一个边缘性命题，或者说，往往与主流诗歌创作及各种重大命题“无涉”。如“第三代诗”的兴起中，少数民族诗人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质素与汉语诗歌断裂性新变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诗人如何通过“非猎奇性”的另一条路径进入“第三代诗”乃至当代汉语诗歌新变？对这一重要命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发掘少数民族诗歌或文学的另一副面貌，并重审第三代诗的源起及“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之于汉语诗歌1980年代流变的重要意义。“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少数民族诗人通过戏谑化、疏离化、加减法的方式，模糊化了稠密的少数民族文化质感，跳脱出猎奇性少数民族特质的写作范式。主张“pass寻根”的少数民族诗人，依托于新时期的市民生活与“日常”的表达冲动，重塑了汉语诗歌在新时期的抒情姿态，在双重文化网络负压下开拓出新的路径。之于当代诗歌运动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突破了猎奇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既有感知框架，发起了对西方民族文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可移植性的质疑，从中华民族文化实体生成的语境出发，在与当代市民生活的有效联动中，获得建构少数民族诗歌史论的丰富维度。

华中师范大学王雪松教授认为，当代的诗歌经过历史的洗涤最终会成为现代的诗歌。左翼诗歌中的“意象政治”就很有启发意义。1930年代左翼诗人在创作中所使用的形式技巧和形成的诗歌风格各有特色，但他们均着力于在再现“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将诗歌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能动工具，构建了现实主义风格鲜明的意象系统。从1930年代左翼诗人对现实意象的描摹和调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诗人普遍选择描摹政治革命场面的现实意象以纳入政治化主题的建设中；另一方面，作家也不断尝试将自己的审美经验与政治心得融入对现实意象“直露”“简单”弊病的改造中，推动现实意象的象征化，进而赋予了政治诗歌更为深刻的情感召唤力。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童龙超教授从民歌底色、新诗转化与“歌诗创作”方面谈到了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王洛宾经验”。童龙超教授认为，王洛宾是民歌领域的民族音乐家，但早年接受了诗乐精英艺术教育，并受到徐志摩等诗人的影响。他的民歌作品源于对原始民歌的记录整理，大多是利用民歌素材进行创造性改编或独立创作，以此通过音乐对歌词形成制约，确保了歌词的民歌底色和民歌形式。在歌词上，因为文字不同、语言不通，王洛宾的汉语歌词几乎是对原始民歌的重新创作。不同于一般再现民间意识形态的歌词编制，王洛宾基于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把民歌资源作为创作素材，把民歌歌词用作个人抒情言志的文艺形式，以个人的民歌创作道路反拨民歌的集体创作传统。在这一点上，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资源支撑了歌词的诗化创作，通过诗与歌之间的抒情性桥梁，打通了新诗与民歌的文类壁障，“以诗写歌”成为王洛宾的歌词的基本创作方式。但是以诗写歌是为了可唱之歌而不是为了阅读之诗，一方面兼顾民歌在音乐上的本色，一方面是民歌向新诗的迁移，少数民族民歌与汉语新诗相融合，这实际上是开辟了诗与歌统一的“歌诗化”道路，当然也成就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艺术地位和广泛影响。王洛宾的个人经验足以启发少数民族诗人打破诗歌之间的门类偏狭，以融合民歌资源和汉语新诗的“歌诗创作”引领文艺实践的新方向。

西华师范大学傅华教授认为，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诗歌创作中的抒情美学值得关注。正如吉狄马加自述：“我在创作上追求鲜明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我相信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他首先应该是属于他的民族，属于他所生长的土地，当然同样也属于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也不会存在不包含个性和民族性的所谓世界性、人类性，我们所说的人类性是以某个具体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傅华自此提出，如果从双语者的反向确认、族裔性与世界性的反向互证、史诗与抒情的诗学辩证三个角度进行观照，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吉狄马加近年来长诗创作中的抒情诗学。

三峡大学刘波教授认为，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一直立足于彝族的传统文化与风土人情，诗人在通达与再造彝族文化传统的诗学实践里，一方面，要寻找自身传统民族文化之根；另一方面，也在人类学层面上指向了更高文明的融合。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推出的《吉狄马加的诗》，作为诗人写作的阶段性总结，既可看出他为民族文化立传的努力，也表现出其以汉语写作对接“民族志”的诗学主张——从对民族精神的重构，到强调国际视野的拓展，再上升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维护。在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他不仅有着对诗歌本体之美的实践和思想之力的追求，而且以更新颖的时空观来靠近他所希望建构的人文主义诗学。

上海财经大学徐仲佳教授谈到重庆诗人冉冉的长诗《群山与回想》《大江去》，两首长诗以女性诗人特有的细腻表达了三年来疫情对社会、经济、生活和人心的深刻改变。与普通人的感受不同的是，冉冉的这两首长诗以宏阔的视野表达了大疫带来的生命思考，力图重塑我们对生命、生存的理解。《群山与回想》把生存的思考与自然万物紧密结合起来，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诗人试图使人回归到自然的时序中，重新定义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二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诗人冉冉以独特的生命体验续接了对时代维度的认知。《大江去》中的江并非自然中的江，诗人把它熔铸为与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紧密相连的存在，可以看到抒情主人公在自然、历史与民族的充盈中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感受。语言一直是新诗的软肋，如何锻造出区别于格律体的、体现现代汉语独有美感的诗歌语言是一百多年来新诗写作者、研究者心心念念的事，《大江去》《群山与回想》的语言具有蕴藉的质地，虽不能说已臻完美，但却可以称为具有个体风格的、成熟的现代诗歌语言。

广西民族大学陈爱中教授从“记忆诗学”的角度谈到了族裔身份与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随着新时期整体社会语境的急遽转型，中国少数民族诗歌进入了创作的丰产期。这是文学格局多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也促使汉语新诗改变了具有某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内在机制。与之相对应，自1990年代之后，关于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无论是问题之钩沉还是个案之抉微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民族/身份话语体系的研究范式依然潜在地压抑了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表达权利，这种将少数民族女性诗歌的问题作为整体性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大而化小、小而化无的做法，极大地遮蔽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因此，作为汉语新诗的重要一脉，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复杂的内在特性亟须指陈。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可以反思“他者”理论在少数民族女性诗歌身份认同问题上的偏颇。“文化记忆”是女性诗人身份认同的基础，“文化记忆”的有无决定了认同的形态，不同认同形态在争夺“记忆”的过程中构成了不同的话语场，这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内部的差异性。基于此，“记忆诗学”的提出有其必然性，少数民族女性诗歌应当以坚实的自我去展开对世界的探索，从而实现辩证的超越。

首届川渝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研讨会的召开，整合了当前诗坛学界对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正如魏巍所说：“对于我们未来的民族文学研究来说，川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域。川渝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或是川渝少数民族在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中均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重要位置和意义，因此，对当代川渝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