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民社会心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战 睿，齐常华，王 挺

（1.沈阳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870；2.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部，辽宁 沈阳 110161）

社会心态是一种群体的思维和情感模式，它反映了社会的情绪基调、共识和价值取向。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是深化平安建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预防和减少因心理问题引发命案和个人极端案（事）件的重要措施，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1］。近年来，国人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良好的社会心态意味着个体具有自尊自信、理性认知、平和情感和积极的适应能力，不断滋养、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然而，现有的社会心态研究却缺乏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核心指标，并且对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缺乏大量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沈阳市民的社会心态调查数据，从自尊自信水平、理性平和素质和积极性三个方面来探究影响社会心态的相关因素，以期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为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提供科学的指导。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

1.原生家庭与社会心态

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第一环境，家庭环境为个体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家庭对个体社会心态的影响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家庭经济状况两个层面实现［2］。原生家庭环境是否和睦、具体教养行为及态度、对家庭经济条件的满意度会对个体自尊自信心、认知能力、情绪及积极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导致个体社会心态的差异。第一，原生家庭是影响个体自尊的重要因素，较高的自尊可以提高个人的心理适应能力，可以帮助个人调节自己的行为和心境，降低在面对困难、挫折时出现的躯体化倾向问题，有利于个人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自尊的情感模型认为，自尊在童年早期出现，来源于重要家人的赞许与肯定，孩子越能感受到父母的关注，就越有利于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促进自尊的建立及发展［3］。第二，认知能力是指人类的思维能力，包括感知、注意、记忆、思考、推理、判断、解决问题等多个方面，这些能力综合反映了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认知能力的形成不仅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家庭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教育环境包括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的文化氛围、家庭的经济状况等多个方面。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可以促进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而不良的家庭教育环境则可能会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产生负面影响［4］。家庭教育环境也影响个体的情绪发展，如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可以预防情绪广泛性焦虑和冲动［5］。所以家庭教育环境与个体理性平和素质的提升密不可分。第三，个体成长主动性与早期的家庭环境有关,如果个体早期遭受处境不利的家庭环境或者不良的亲子关系后，会损害个人成长主动性［6］。反之，有利的家庭教育环境有利于个体成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此，提出假设1:

H1a：原生家庭对自尊自信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原生家庭对理性平和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原生家庭对个体积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家庭压力模型指出，较低的家庭收入会对家庭功能和个体适应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深度贫困或持续贫困的家庭。这些家庭的父母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而出现情绪不佳或行为问题，缺乏关注和照顾子女的精力，导致子女出现挫败、愤怒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可能会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进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良好的社会支持则能够弥补家庭对个体理性认知的形成及平和情绪的培养，并且使个体感到被尊重和理解，有助于稳定情绪、缓解心理问题、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影响［7］。另外，被除家庭以外的其他人接纳和关爱，能够避免愤怒、难过、受伤等负面情绪。据此，提出假设2：

H2：社会支持对原生家庭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2.学习或工作体验与社会心态

个体的美好生活体验影响个体的社会心态，生活体验不仅包括家庭的生活氛围，还包括学习和工作环境带给个体的主观感受。学习和工作体验是指个体在此类情境中能否愉快地学习或工作、进行人际交往、参与集体活动和情绪适应等方面。首先，社会控制理论认为，社会联系对个体的行为具有牵制作用，当个体感知到社会联系时，会更加遵守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而当个体感知到社会联系的减弱时，其行为受到的牵制作用也会减弱，问题行为的发生率会增加。在学校中，学生对学校氛围的感知越负向，学生和学校间的联系越弱化，学生的社会联系就会减弱，问题行为的发生率也会增加［8］，同样，员工对工作氛围的负面感知也会导致问题行为。学校和工作单位是个体所处的特定领域，个体所重视的特定领域的成功或失败经历影响个体自尊水平。其次，在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会经历各种情绪体验，高强度低关怀、缺少新鲜感、缺乏自由的学习或工作环境增加了个体的工作压力，滋生负面情绪。另外，个体的理性认知、感性认知也与学习或工作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再次，个体完全投入活动中能带给个体本身极高的充实感、兴奋感及幸福感，良好的学习和工作体验有助于增强幸福感，满足人们自我改善、自信等心理需求，从而提升个体应对问题的积极性［9］。据此，提出假设3：

H3a：学习或工作体验对自尊自信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学习或工作体验对理性平和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c：学习或工作体验对个体积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生活方式与社会心态

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定文化、民族、经济、社会、风俗、规范等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生活制度［10］。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紧张的生活和激烈的竞争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能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等。不良生活方式可能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焦虑、抑郁等健康问题。一是Yarcheski等人研究发现，正性健康行为与自尊评分呈显著正相关［11］。二是已有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中的饮食习惯、睡眠状况、卫生习惯、体育锻炼、娱乐活动等方面与焦虑抑郁情绪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另外，生活方式与认知功能存在密切联系，生活方式作为增加认知储备及调节压力的重要手段对认知具有积极作用，其对认知的影响已得到很多研究证明［12］。三是王梦佳等人认为生活方式是影响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13］，采取正确措施改善和引导生活方式，能够以积极的方式解决困难。据此，提出假设4：

H4a：生活方式对自尊自信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b：生活方式对理性平和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c：生活方式对个体积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社会学理论，个体社会心态的形成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生活方式的差异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当情境事件发生个体无法立即适应时就会产生沮丧和失落感。另外，情境事件可能导致个体产生认知偏差，激发或制约个体的行为活动。认知偏差会导致个体的学习、工作、生活、交往产生问题，造成不适应的情况，甚至导致情绪障碍［14］。据此，提出假设5：

H5a：生活方式对情境事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5b：情境事件对理性平和素质有显著正向影响；

H5c：情境事件在生活方式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社会心态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心态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22 年沈阳市民社会心态调查数据，于2023年1月通过腾讯问卷向沈阳本地微信用户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619 份，经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407 份，回收有效率为65.75%，其中男性140人，女性267人；1950年以前出生有5人，1960～1969年出生有40人，1970～1979年出生有47人，1980～1989年出生有126人，1990～1999年出生有61人，2000年以后出生有128人；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者6人，高中或中专者38人，专科或本科者288人，研究生以上者75人；独生子女者193人，非独生子女者214 人；个人月收入2 500 元以下者130 人，2 500～5 000元者83人，5 001～10 000元者146人，10 001～20 000元者38人，20 000元以上者10人。

2.测量工具

本文设置原生家庭、学习工作体验、社会支持、生活方式、情境事件五个维度，并且对于社会心态，将其解构为自尊自信水平、理性平和素质、积极性三个维度。参考赵郝锐［15］论文家庭环境的量表内容提出4 个题项测量原生家庭。参考王益富［16］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感等量表提出5 个题项测量学习工作体验。参考肖水源［17］的社会支持量表提出7 个题项测量社会支持。参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 年调查问卷（居民问卷）提出4 个题项测量生活方式。根据Horowitz［18］等人制定的时间影响量表提出4 个题项测量情境事件。参考自尊量表提出4 个题项测量自尊自信。参考王俊秀［19］对社会心态指标体系构建的论述及心理行为认知（XRX）量表、王国芳［20］等的消极情绪调节期待量表研究设计5 个题项测量理性平和素质。参考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设计5 个题项测量积极性。另外，设置性别、出生年代、教育程度、是否为独生子女、月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信度、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社会支持、生活方式、情境事件、自尊自信水平、理性平和素质、积极性8 个因子对应的总信度系数值为0.941，共同度值均高于0.556，KMO 统计量值为0.919，8 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2.917%（大于50%），研究项的信息量可以有效地提取出来。

每个变量的Cronbach's α 均高于0.816，说明测量具有较高信度和内部一致性。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判断变量间的效度情况，CFA 的因子载荷在0.556～0.914，所有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20（大于0.7），AVE 值均大于0.513（大于0.5），体现了良好的聚合效度，且各变量AVE 的平方根值大于因子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表明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见表1和表2。

表2 潜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于本研究的测量题项均由一人填写，可能存在同源方法偏差问题。使用CFA 进行验证，原四因子模型数据拟合指标为χ2/df=2.664（＜3），RMSEA=0.064（＜0.10），CFI=0.907（＞0.9），IFI=0.907（＞0.9），SRMR=0.061（＜0.1），说明模型拟合尚可。而单因子拟合指标为χ2/df=10.432，RMSEA=0.152，CFI=0.447，IFI=0.449，SRMR=0.128 明显偏差标准值，表明研究量表数据无法聚焦成一个因子。使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单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3.955%（＜40%）。因此，研究数据通过共同方法偏差CMV 检验和单因子检验，说明无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在回归方程中设计12 个模型，其中模型1 和模型2的因变量为情境事件，模型3 和模型4 的因变量为自尊自信水平，模型5～10 因变量为理性平和素质，模型11 和模型12 为积极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主效应。首先分别将自尊自信水平、理性平和素质、积极性设为因变量，再加入性别、出生年代、教育程度、是否为独生子女、月收入水平5 个控制变量，最后，加入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置入分层回归方程。从模型3～6、模型11、模型12 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自尊自信水平、理性平和素质、积极性的影响不显著，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对自尊自信水平显著正向影响（t=3.792，p＜0.001；t=6.957，p＜0.001；t=5.281，p＜0.001）；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对理性平和素质显著正向影响（t=2.501，p＜0.05；t=6.188，p＜0.001；t=4.575，p＜0.001）；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对积极性显著正向影响（t=2.582，p＜0.05；t=6.186，p＜0.001；t=6.253，p＜0.001）。且学习或工作体验对自尊自信水平的影响作用大于生活方式和原生家庭对自尊自信水平的影响作用；学习或工作体验对理性平和素质的影响作用大于生活方式和原生家庭对理性平和素质的影响作用；生活方式对积极性的影响作用大于学习或工作体验、原生家庭对积极性的影响作用。因此，假设H1、H3和H4得到验证。

中介效应。运用层次分析回归法对情境事件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首先将理性平和因素、情境事件设为因变量，再加入控制变量，然后加入自变量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最后将中介变量情境事件置入回归方程。从表3 可以看出，生活方式对情境事件（t=5.308，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5a得到验证。情境事件对理性平和素质（t=8.630，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5b得到验证。再加入情境事件这一中介变量后，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依然对理性平和素质（t=2.123，p＜0.05；t=6.213，p＜0.001；t=3.592，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只是影响作用减弱。由此可见，情境事件在生活方式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5c得到验证。

调节效应。首先，将理性平和素质作为因变量加入回归模型，然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再加入调节变量社会支持，最后将原生家庭的交互项设置加入回归方程。由表3 可以看出，原生家庭与社会支持交互项对理性平和素质（t=2.808，p＜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原生家庭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假设H2得到验证。进一步，本文绘制不同水平社会支持程度对原生家庭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关系的影响效应，如图2 所示。可以看出，相较于低程度的社会支持，高程度的社会支持下原生家庭与理性平和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

图2 社会支持对原生家庭与理性平和素质关系的调节效应

3.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 方法对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 和表5 所示。生活方式的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297,0.454］，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44,0.121］，置信区间不包含0，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生活方式对理性平和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境事件在生活方式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5c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4 Bootstrap直接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5 Bootstrap间接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原生家庭、学习或工作体验、生活方式对社会心态有积极影响，其中社会支持对原生家庭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起调节作用，情境事件在生活方式与理性平和素质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认为重视家庭教育、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社会支持、提升对情境事件的应对能力有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心态。

1.重视家庭教育，培育积极健康心态

家庭教育是培育个体积极健康心态的基础。首先，可以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中通过制订家庭教育指导模块，并借鉴新加坡家庭教育理念，注重家庭中的道德教育、自信培养等方面，形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模式。其次，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融入家庭教育计划，提升家长的育儿能力，引导家庭成员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再次，对于个体发展应关注整体培养，重视认知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社会支持，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促进家庭功能和个体适应的发展。

2.彰显人文关怀，营造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氛围

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氛围。首先，学校和工作单位需要创造一个支持个体全面发展和幸福的环境，关注个体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帮助个体改善生活品质，并提供满足自我发展需求的机会。其次，积极和谐的组织氛围对于个体的学习和工作效果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加强个体同组织的联系减少问题行为发生，营造令人满意的工作环境，激励个体获得成功的体验。此外，要重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是确保个体拥有和谐内心世界的重要支持。

3.培育良好习惯，锻造健康生活方式

培育良好习惯、锻造健康生活方式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密不可分。健康生活方式不仅包括促进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还涉及心理健康与和谐关系的维护，个体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并进行各种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在培养良好社会心态方面，可以借鉴《健康中国2030》的建议，加强媒体宣传，通过正面宣传、舆论监督、学术引领和典型报道等方式，增强全民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重点培养健康饮食、适量运动和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等良好生活习惯，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

4.加强社会支持，助力家庭培育良好心态

社会支持包括家人、朋友、同事、亲戚、邻居等对个体提供实质、情感和信息方面的帮助。一方面，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减轻个体的生活压力，缩小低社会地位群体的范围和规模，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要实现有效的社会支持，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并建立基于社区的资源整合机制，形成政府推进、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和家庭响应的长效机制。例如可以建立社区活动中心，搭建以家庭学习和交流心得为主的平台，调动各类资源，助力家庭培育良好社会心态。

5.提高适应能力，理性应对情境事件

适应是指个体通过自我调节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使其重新与环境达到平衡。拥有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情境事件，产生积极情绪并从消极情绪中快速恢复。具备良好适应能力的个体能够看到情境事件中的有利因素，找到自己从中获益的资源，学习适应方法使情绪更理性稳定。为了提高适应能力，个体可以培养自身分析问题的能力，发展坚韧果断的精神和自制力，保持自我监控的意识和调节能力，以及进行全面客观的自我评价。同时，政府可通过多渠道提供心理咨询和宣导服务，逐步提高群众的适应能力。

此外，培育良好心态需改变政府工作理念，强化社会心态培育工作时效性，全面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政府和群众交流与沟通的互动平台，同时加快构建与管理网络阵地，推动网络舆论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