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 珺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文法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社会调查报告的出现是为了实现个性化教育,体现刑罚个别化,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法庭教育和观护帮教的关键依据,也是法庭审判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1]但在司法实务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该作用往往被忽视。存在调查内容不全面、调查主体不明确、调查程序不规范以及调查报告适用不充分等问题。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法律规范不明确。
虽然2012 年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以及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等文件,都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了确认,但表述均为“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是什么、怎么调查、报告怎么出,则没有进行明确。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如果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第一个可能出具社会调查报告的机构是公安机关,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