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实践境况与理论面向

2023-11-13 02:10吴洁许向东
编辑之友 2023年2期
关键词:新闻生产人本主义

吴洁 许向东

【摘要】文章通过算法新闻的聚合与分发、自动化新闻的采集与写作、编辑部场域中的数据新闻创新三个典型示例,以人—技关系的复杂博弈为切入点,探讨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人本主义新闻生产的实践境况与理论面向。研究发现,在新闻生产的前、中、后台,新闻用户与智能算法、新闻记者与写稿机器人、新闻编辑与数据技术间的关系状态分别体现为深度接合、动态协商与相对区隔,这三种差异化的人—技关系揭示并构建了人本主义在新闻生产不同阶段中被认知、理解与实践的具体方式,为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在当下的存续和坚守提供了学理支撑与经验路径。文章认为,对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及其人—技关系模式的聚焦与反思,有助于为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中国新闻业的整体转型锚定价值内核,开启新的实践可能。

【关键词】新闻生产 人本主义 动态协商深度接合 相对区隔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2-099-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2.013

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职业生态与产制流程正面临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传播技术的冲击,这为既有新闻生产模式的转型与再造提供了新可能。一方面,自动化新闻生产作为一种新模式,[1]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表现为新闻产品的精准定制与高效传播;[2]另一方面,智能时代的新闻生产也显露出技术中心主义笼罩下新闻生产过分凸显工具理性,渐趋背离人本逻辑、缺乏情感观照[3]的端倪。有鉴于此,想要以重申人本主义新闻生产价值内核的方式来应对新闻生产中技术主义所带来的职业伦理问题,就需具体考察当前职业新闻生产模式与新兴科技应用间的实践耦合及其所凸显的人—技关系,以此为聚焦,思考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中国新闻业的转型与未来,并尝试为其提供应然价值导向。

一、研究缘起

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讲求对人的关注,要求重视人的本性、尊重人的价值;[4]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具有实现自我的潜能,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类的根本动机;[5]就新闻界的学理与业务实践而言,面对技术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人—技之间折衷互济的新闻生态观将是一种可供替代的选择;[6]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更是直接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认为“只有一种情感既能够满足人们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又能使人获得整体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情感就是爱”。[7]因而,“从人本主义出发,最后回归人本主义”成为弗洛姆传播思想对当下新闻生产模式变迁的重要启示,[8]即新闻业由人类社会兴起,其落脚点也应回到人的境况,强调人的主体性,新闻生产中人本精神的彰显主要在于以人与社会的福祉来体现新闻正义,人本主义的新闻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新闻应使权力归于人,而不是归于数据和机器。[9][10]

鉴于以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人本主义新闻生产是指在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凸显新闻生产过程中人类行动者相对于技术行动者的实践主体性与行为能动性。这里的新闻生产囊括了普通网民对新闻文本的接受与传播、新闻记者的新闻采集与写作、新闻编辑部对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三个阶段,是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整体化、关联性理解新闻生产过程的题中之义;而人本主义则意在强调新闻编辑、新闻记者、新闻用户等人类行动者在新闻生产中以人的主体意志对智能传播的技术要素(如大数据、自动化、算法等)所进行的人本实践与价值反思。

然而,与人本主义新闻生产的应然规范相对的是,当前,以AI、AR、算法、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传播技术正逐渐成为驱动中国新闻业转型的主导力量,新闻生产中的人本价值在实际操作层面正遭受强烈冲击与挑战,人本主义话语在近年来的新闻生产实践中日渐式微。[11]主流研究认为,新闻机构日趋失控的技术主义倾向遏制了“人性”在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12]AI新闻压缩人文情怀,[13]技术话语的价值中立与新闻伦理的人文范式更是出现直接冲突。[14]可以说,技术中心主义视角下的新闻生产模式对人本主义的系统性忽视与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新闻业转型的新面向。由此,在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厘清新闻生产各阶段中的人—技关系,并以此思考人本主义价值在塑造新闻生产方面的新可能与新实践便成为当务之急。

综上,本文的研究旨趣在于:智能传播时代的新闻生产是否可能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突破人—技关系中“重技术、轻人本”的既有倾向,并以此动态平衡新闻生产过程中技术理性与人本取向间的伦理冲突,甚或推动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在智能传播时代的凸显与强化。

二、研究问题与个案选择

本文基于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以新闻生产的“前台”(普通用户对新闻文本的接受)、“中台”(新闻的采集与写作)、“后台”(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三个阶段中的人—技关系为切入点,整体性检视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在理念与实践层面的存在状态,并以此管窥和分析中国新闻业在转型过程中对技术主义与人本主义间复杂关系的理解和构建。

根据当前中国新闻业界对智能传播技术的采纳现状,以及近年来国内新闻学界对相关智能新闻生产模式的持续聚焦,本文选择了三个典型示例,分别是新闻接受阶段的算法新闻聚合与分发、新闻采集阶段的机器人新闻采集与写作、新闻生产流程再造阶段的数据新闻创新实践。可以说,算法推荐、机器人新闻、數据新闻创新是以智能传播技术为驱动力,并已不同程度嵌入中国新闻业的典型示例。因此,经由这三个典型示例考察新闻生产中所凸显的人—技关系,进而分析人本主义价值在中国新闻业中的整体现状及其关系模式,是具有说服力的。基于以上,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人本主义价值偏向的新闻生产在理念与实践层面是如何可能的?即技术主义主导中国新闻业转型的当下,人本主义新闻生产的理论与实践空间何在?

第二,就人本主义在新闻生产中的实践方式而言,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人类主体性与技术理性间的张力关系如何显现?即在中国新闻生产场域的三个阶段中,技术主义与人本主义间的互动体现为怎样的人—技关系?这些关系模式所指向的人本主义价值有何差异?

三、新闻聚合与分发:算法推荐中人—技关系的深度接合

当前,经由算法推荐的新闻聚合与分发已然成为普通网民触知新闻信息的基本方式。其经由技术赋权成为新闻内容的产消者,但算法推荐作为新闻触知的中介变量,对新闻用户的主体性及其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人本价值造成冲击和挑战。作为技术行动者的算法推荐与作为人类行动者的新闻用户间的关系平衡,成为业学两界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在实践和学理层面,新闻聚合与分发过程中的人—技关系蕴含着一种人本主义悖论。

一方面,新闻聚合与分发平台(今日头条、一点资讯、ZAKER等)的出现,使得新闻产品基于“人”的属性(兴趣、偏好、特质等)进行传播和推送,算法推荐在较大程度上更好地满足了人类的信息需求,相较于大众媒介时代新闻传播的传者本位逻辑,作为新闻收受者的人,其主体性得以凸显。[15]且算法新闻推荐还以此推动了普通人的去受众化进程,使得新闻用户成为新闻内容生产的新主体。就这一意义而言,算法和人性间并非对立的零和关系,[16]而是人与技术的双赢和相互成就。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看,作为技术行动者的算法推荐因应了新闻用户在新闻生产中的主体位置。此外,就以人为本位的个体价值而言,算法推荐让人们从海量信息中解脱出来,减少了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挑选、寻找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17]另一方面,推荐算法主导了新闻聚合与分发的效果和价值导向,[18]作为人类行动者的新闻用户,难以避免地陷入人本价值淡漠进而主体性丧失的尴尬境地,这是算法推荐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的人本主义质疑。

不难理解,在推荐算法的定义下,新闻用户所接触的大都是符合自身内容偏好与情绪需求的信息,这是人类的某种天性使然。这些信息以被点击、评论、转发等方式不断获得大量关注,由此所形成的“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数字鸿沟”等传播现象成为近年来学术界拒斥算法推荐甚或质疑其人本价值的重要概念抓手。[19][20]此外,就算法推荐的技术形式而言,人和算法作为人—技混合体的复杂性,构成了实际存在的黑箱,作为使用者的“人”,在算法逻辑的影响下日渐被数据化。[21]因而,在算法推荐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用户不得不依赖新闻聚合与分发平台来被动获取信息,这既是智能技术对人类主体性的代理,同时也潜藏着异化人类主体的伦理风险。

笔者认为,新闻聚合与分发过程中的人—技关系之所以会在实践和学理层面表现为上述人本主义悖论,个中原因莫不在于智能传播语境下人—技关系的深度接合。这种深度接合,意味着作为人类行动者的新闻用户与作为技术行动者的算法推荐间表现为相互构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涉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元对立,也不主张人类主体对工具客体进行盲目抵抗,而是强调算法推荐既会使新闻用户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位置得到凸显,同时会对新闻用户的主体性与人文价值造成威胁,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算法推荐中这种深度接合的人—技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现代化过程中,技术之于人类所表现出的一种“自反性”,即技术在彰显人本价值的同时,也蕴含着消解人类自身理性的力量。基于此,当前对新闻聚合与分发实践中人本主义的思考需在深度接合的人—技关系中展开。具体而言,这种人—技关系包括三个维度。

1. 基于新闻文本的阅听体验

智能传播语境下,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创新新闻推送方式,以百秒速览等创意手段打造新颖活泼、弱知沟化的新闻触达方式,构建全新的传播场景,既强化了接受者的新闻参与感与体验感,也发展了其参与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主观意识及行为能动性。但与此同时,这种沉浸式的阅听体验所带来的浅阅读和猎奇意味,也可能会弱化新闻用户对新闻文本所指向的新闻真实及其社会关怀的体悟与感知,反过来冲击人类对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意义评估,这便是算法推荐过程中人—技关系深度接合的重要体现。简言之,这种关系模式可经由智能传播技术满足人类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又会威胁人类主体思考自身时理应具备的价值追问。因此,构建人本主义偏向的新闻聚合与分发实践,需在上述阅听体验的矛盾面向中求取平衡。

2. 基于新闻环境的信息认知

当前新闻聚合与分发平台的流量逻辑与算法歧视确实在信息认知层面扭曲了人类主体与智能传播技术间的实践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并未有足够证据表明“信息茧房”“过滤泡效应”等反人本价值的传播效果是由算法推荐直接造成的,[22]由此形成的误读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算法推荐过程中的人本主义悖论。人—技关系的深度接合要求新闻用户培养自身的算法知情并提升算法素养,主动熟悉算法推荐机制并有选择地进行算法屏蔽,即新闻用户基于人本价值的主动行为可以对算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驯化,通过移除不感兴趣的信息、取消关注他人等方式,主动对个体信息结构进行策展。[23]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的价值偏向可以在人类主体与技术行动者相互驯化的过程中,实现良性循环。

3. 基于生存方式的算法共生

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经由算法推荐的新闻触知是每个普通人与外在世界发生联结并获得自我与世界关系认知的基本方式。[24]当前,个性化新闻推荐已然成为人类行动与生存的拟态环境,且这种环境的生成过程表现为人类与智能技术间超越主客二分的深层互动,二者间的关系呈现为相互构成的实践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算法推荐与人类个体间的深度接合本身即人本主义偏向,这种深度接合的人—技关系关乎人类的基本生存境况。正因如此,与算法共生或许是智能传播时代凸显人本主义新闻聚合与分发实践的新思路。人类与算法间的深度接合所展现的共生能动性,[25]使得人本价值与智能技术彼此交光互影,这种共生关系消解了人类主体与技术理性的二元对立。个体与算法间的能动性是相互的,前者可通过人本主义价值形塑智能技术被实践和使用的具体方式,后者则以技术可供性来架构人类的信息环境,进而影响个体对自我与世界的感知。

四、自动化新闻采集:職业新闻生产场域中人—技关系的动态协商

近年来,自动化新闻采集(如机器人新闻写作)成为冲击、挑战甚至重构职业新闻生产场域的重要变量。2015年9月,国内第一条由机器人采写的新闻报道经腾讯网发布,旋即引起国内新闻业学两界的密切关注。彼时的主流研究大多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所驱动的写稿机器人是否会取代职业新闻工作者、自动化新闻生产对传统新闻业的流程再造,以及自动化新闻采集与写作对人类社会的伦理挑战等问题展开思考与追问。[26][27]可以说,国内新闻学界对写稿机器人与职业记者新闻采集间关系的界定和理解,从一开始就是充满张力并尽力凸显其复杂性的。换言之,职业记者在新闻生产采编流程中的人本主义,并未在智能传播技术的强烈渗透中逐渐失焦。相关研究从应然层面构建着传统新闻人的价值和职业记者的主体性在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的理论空间。

首先,就新闻生产流程的把关机制而言,作为人机联姻的主体,职业记者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把关人意识,在新闻选题、舆论导向及信源核查等方面,坚守人工审核的把关机制,在公共利益与社会关怀等方面,凸显人工把关机制的传统优势。[28][29]其次,就新闻文本的人文性与情感化而言,自动化新闻采集所生产的新闻作品更多是客观叙述,很难表达复杂感情,[1]而新闻作品本该有温度,笔触鲜明且情感丰富、能够唤醒人性深处强烈共鸣与共情的深度报道,始终是机器无法实现的。最后,就职业新闻生态的社会与哲学价值而言,虽然新闻业的自动化趋势与其他职业领域的自动化同样不可避免,但新闻业作为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是人性使我们区别于机器。[27]因此,就自动化新闻生产背后的人—技关系而言,人类行动者始终不应被遮蔽或淡化,因为在智能传播技术驱动的新闻生产中,其核心在于人与机器相互关系的伦理判断与价值权衡。

如果说上述观点与立场对于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人本主义的强调主要表现为一种应然的价值坚守,那么,随着职业记者对这种技术与实践语境的不断调适,以及智能传播技术对既定新闻生产流程的渐进式嵌入,新闻生产的人本主义价值在实践层面逐渐凸显为人—技关系的动态协商。在此,动态协商的侧重点是作为人类行动者的职业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能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能动性并非简单的、以人为本位加之于技术客体的主体性,而是由智能传播技术的在场所激发出的新型主体性。这种新型主体性有助于缓解主客认知范畴内智能传播技术消解人类主体意志的普遍焦虑,其更加接近于人与技术的主体间性,以及彼此在实践中的动态协商与调适。基于此,本文认为,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人—技关系的动态协商在两个维度上推进了新闻生产中人本主义的凸显与强化。

一方面,自动化新闻采集作为可以竞争的合作者,人类行动者将自动化新闻采集与写作视为对传统新闻采编规范的机动补充。对此,一个典型表现是,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新闻记者正经历着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职业要求变迁,且多技能化的趋势日渐明朗。作为技术行动者的写稿机器人与作为人类行动者的职业记者分别朝着人类可依赖与机器可理解的方面相向而行,这种互构式的、将智能技术当作合作者或好伙伴的人本主义新闻实践,使记者成为人—技关系的引导者,而非被动参与者。[30]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新闻生产对智能传播技术驱动的自动化新闻采集抱持一种欢迎而非拒斥的态度,因为写稿机器人能够帮助职业记者减少海量信息的机械化输出,使之将职业精力投入更有创新性、更能彰显主体性和独特性的内容生产中,作为人类行动者的职业记者,可借此摆脱“数字泰勒主义”式的海量内容劳动。由此,在当前的人本主义新闻生产过程中,职业记者与自动化技术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在彼此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互为补足,以动态协商的方式凸显人性。

另一方面,自动化新闻采集作为可以合作的竞争者,能够生发新闻生产的新常规,即把自动化新闻采集视为重构传统职业新闻采编流程与传播格局的机遇而非挑战,在此过程中,职业记者的主体性得以重塑。具体来看,因应传统新闻业在智能化技术语境下的结构性危机,职业新闻生产的变局已成共识。[31]这一由新闻业结构性危机所引發的变局,其中的技术行动者所促发的新型新闻生产模式再也无法纳入传统新闻业,而成为一种异己力量,演化出新的媒介逻辑,这一过程无疑为智能技术语境下新闻生产人本主义的凸显提供了新的机遇。因为正是有了写稿机器人等一系列非人类实体要素的融入,包括职业记者、信息用户在内的“复数的人”的理想化潜质才真正被激发出来,[32]“人”的重要性由此在新的技术语境下得以凸显。此外,虽以自动化新闻采集为代表的智能技术行动者不断生发新的新闻生产模式,并持续挤压职业新闻生产的生存空间,但作为一种可以合作的竞争者,这种持续的挤压并不意味着职业记者主体性的减弱。因以自动化新闻采集为代表的智能传播技术,倒逼着人类主体对新闻生产流程进行重构,这种主动创造的过程本身即体现了以人为主体对当前中国新闻业转型的整体把控。

五、新闻生产流程再造:新闻创新实践中人—技关系的相对区隔

在智能传播技术的持续冲击下,新闻生产流程再造——编辑部驱动下的新闻创新,成为新闻业在危机语境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寻求生存转型的必然选择。其中由智能传播技术牵引,被广泛引入国内职业媒体机构的数据新闻是中国新闻业创新探索的典型实践。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以技术决定论的态度讨论新闻业中的技术创新,认为其必然会自动带来相应的社会变迁。[33]然而,与技术主义的学理预设和旨趣不同,在编辑部场域中,数据新闻创新与采纳所遭遇到的障碍和挑战,不同程度地凸显了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在智能传播时代所表现出的职业惯性。

相较于自动化新闻采集与算法新闻推荐所体现的动态协商与深度接合的人—技关系,编辑部场域中的数据新闻创新实践及其嵌入新闻生产常规的具体过程,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人本主义理念与技术主义实践之间的清晰边界。诚然,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一再被普遍感知到的某种不确定性,促使编辑部以新闻创新推进变革,且这已然成为中国新闻业寻求脱困的某种共识。[34]但就人本主义新闻生产的视角而言,将新闻创新实践视作一种由人参与的动态过程并分析其内在机制的改变,将有助于避免陷入一种“仿佛(新闻)创新项目一旦搭建起来,媒体就自动转变为‘智媒,技术本身就能自动生成社会变革的迷思”,[35]因为作为技术行动者的数据新闻创新,需与传统新闻业的人本价值观,以及新闻文化相遇、碰撞并博弈。以人类行动者为实践主体的传统新闻业具有理念和实操层面的双重惯性,既定的职业新闻生态逐渐形成一种以人为本的制度逻辑,在新闻组织内部对新闻创新实践过程中人—技关系的辨析,相应成为反思并揭示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及其呈现方式的重要切入点。

由此,在中国新闻业积极拥抱包括数据新闻在内的各种新闻创新实践的同时,人本主义价值在新闻生产流程再造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凸显和坚守着,其表现为人—技关系的相对区隔。在描述和分析的维度上,本文将编辑部场域中的这一关系模式分为创新过程的相对区隔和创新结果的相对区隔。前者着重强调智能传播技术嵌入新闻生产流程的组织与常规时所遭遇的人本主义实践区隔,后者则侧重论述智能传播技术、工程师、编辑部场域内的人类主体(即新闻编辑)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本主义理念区隔。

1. 人—技关系在数据新闻创新过程中的相对区隔

这种相对区隔主要表现为编辑部的组织再造倾向于强化数据新闻生产流程与传统新闻报道范畴之间的区别,这在客观上强化人—技关系的实践边界。一方面,编辑部场域中,数据新闻技术大多独立于数据新闻团队,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技术工程师往往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并被分配到一个专门用玻璃隔断的房间中单独工作,这样的空间区隔意在承认非人类行动者主导的技术性工作与以人力为基础的传统新闻实践间的差异。[36]另一方面,从数据新闻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其时常以外包技术公司的身份参与数据新闻生产,并深知新闻媒体只是将技术作为应对新闻业危机并重构自身的资本,在目前国内各类新闻创新实践中,互动、人工智能、算法、VR和5G等新兴智能技术将技术行动者与无能力操作技术的人类主体间的分割线切得更深。[35]由此可见,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实践所主导的人与技术间的中心—边缘状态,典型地体现为技术行动者在编辑部场域中颇为踌躇而进展缓慢的嵌入过程。

2. 人—技关系在数据新闻创新结果上的相对区隔

这种相对区隔主要体现在新闻编辑对数据新闻创新实践所抱持的一种宿命论,即不管数据新闻创新实践的结果如何,都会倾向于弱化智能技术在编辑部场域中的位置。具体来看,不少新闻编辑认为新闻在本质上仍是关注人的生活的,而人的生活不可能被量化为程式化的数据,新闻业积极引入并采纳包括数据新闻在内的智能新闻生产模式,在他们看来是节约成本的务实选择,这体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强调人作为传媒经济核心生产要素的高度自觉。[37]且在数据新闻工程师就技术问题与新闻编辑的日常沟通中,这种人本主义价值所形成的理念区隔也是一种常态,编辑部强化内容人员在提出创意和协调全程方面的重要性,由此弱化技术行动者深层参与的可能性。[35]更为深刻的是,在新闻编辑部的组织文化中,数据新闻创新及其他智能技术的引入基本终结了新闻文化中记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既是传统新闻业向记者个体所许诺的心理报偿,也是一个人类个体在社会系统中生存交往的重要目的之一。[38]

综上,编辑部场域中,人—技关系在数据新闻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上的相对区隔,使人本主义价值能够在实践与理念的双重层面上,对智能传播技术的工具理性进行引导和纠偏。

结语

本文通过算法新闻的聚合分发、自动化新闻采集与写作、编辑部场域中的数据新闻创新三个典型示例,分别检视了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中国新闻生产不同阶段中人本主义价值在理念与实践层面的凸显和强化。就人本主义新闻生产视角下的人—技关系而言,本文总结并阐释了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三种差异化的人—技关系模式。

在新闻生产的“前台”,智能算法与新闻用户间呈现为深度接合的人—技关系,二者在新闻文本的阅听体验、新闻环境的信息认知、生存方式的算法共生三个维度,展现了新闻聚合与分发实践中的人本主义悖论。在新闻生产的“中台”,写稿机器人与职业记者间的人—技关系表现为既竞争又合作的动态协商,职业记者在坚守自身职业理念的过程中体现出灵活的人本主义偏向,自动化新闻采集及其所构建的智能新闻生产模式,激发并重塑了职业记者的行为能动性与实践主体性。在新闻生产的“后台”,基于智能传播技术的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体现出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职业惯习,数据新闻的创新实践中,新闻编辑与数据技术间的相对区隔,弱化了技术行动者在编辑部场域中的主体位置,以此凸显人本主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正当性。

由此可见,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新闻生产各阶段所呈现出的深度接合、动态协商、相对区隔的人—技关系,在不同程度上维系着人本主义价值在新闻生产中的实践偏向,展现了新闻生产所牵涉到的不同人类行动者(新闻用户、新闻记者、新闻编辑)与各种智能传播技术(算法、自动化、大数据)间颇具张力的复杂博弈。此外,这三种差异化的人—技关系模式还在整体上为人本主义价值的存续和坚守,提供了学理支撑与经验路径。因而,人本主义新闻生产在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的实践与理论空間是可能的,也是相对清晰的。

本文所提出的人本主义新闻生产,既不是对技术主义的应然拒斥,也不是对人本主义的盲目固守,而是在智能传播技术语境下,通过对新闻生产不同阶段人—技关系的思考与分析,重新发现“人”的位置以及当前中国新闻业在寻求整体转型过程中的人本价值。因而,“人”的回归或将成为中国新闻业新的底色,这意味着中国新闻业在面对智能传播技术冲击时所表现出的转型焦虑与实践困境,能够在人本主义新闻生产的承继和坚守中获得缓解,并由此为智能传播时代中国新闻业的未来锚定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导向。

参考文献

[1] 许向东,郭萌萌. 智媒时代的新闻生产:自动化新闻的实践与思考[J]. 国际新闻界,2017(5):29-41.

[2] 胡瑾. 技术不确定性下算法推荐新闻的伦理风险及其法律规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30-241.

[3] 万颖. 大数据新闻的创新与困境[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151-156.

[4] 李万军.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流变[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40-43.

[5] 舒跃育. 动机论对人性的阐发: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典范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209-213.

[6] 许加彪,韦文娟,高艳阳. 技术哲学视角下机器人新闻生产的伦理审视[J]. 当代传播,2019(1):89-91,99.

[7] 埃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蒋重跃,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34.

[8] 潘祥辉,王炜艺. 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及其启示[J]. 新闻大学,2020(1):72-85,127-128.

[9] 杜骏飞. 公正传播论(1):新闻人本主义的兴起[J]. 当代传播,2022(1):44-50.

[10] 杜骏飞. 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J]. 国际新闻界,2018(2): 22-29.

[11] 常江. 价值重建:新闻业的结构转型与数字新闻生产理论建构[J]. 编辑之友,2019(3):88-94.

[12] 常江. 规范重组: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建构[J]. 新闻记者,2019(8):37-45.

[13] 苗壮,方格格. 人工智能如何“人性化”:新闻伦理失范分析与对策[J]. 传媒,2021(23):94-96.

[14] 刘斌. 技术与伦理的冲突与融合——算法新闻时代新闻伦理重构及对策[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03):135-143.

[15] 杨保军. 新闻规律视野中的新闻受众变迁与实质[J]. 编辑之友,2019(2):5-9.

[16] 白红义,李拓. 算法的“迷思”:基于新闻分发平台“今日头条”的元新闻话语研究[J]. 新闻大学,2019(1):30-44,117.

[17] 喻国明,杜楠楠. 智能型算法分发的价值迭代:“边界调适”与合法性的提升——以“今日头条”的四次升级迭代为例[J]. 新闻记者,2019(11):15-20.

[18] 陈昌凤,师文. 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技术解读与价值探讨[J]. 中国编辑,2018(10):9-14.

[19] 晏齐宏. 技术控制担忧之争议及其价值冲突——算法新闻推荐与信息茧房关系的多元群体再阐释[J]. 现代传播,2020(3):59-65.

[20] 杨洸,佘佳玲. 算法新闻用户的数字鸿沟:表现及影响[J]. 现代传播,2020(4):145-154.

[21] 毛湛文,孙瞾闻. 从“算法神话”到“算法调节”:新闻透明性原则在算法分发平台的实践限度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20(7):6-25.

[22] 喻国明,曲慧. “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兼论内容分发中社会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27-133.

[23] 杨洸,佘佳玲. 新闻算法推荐的信息可见性、用户主动性与信息茧房效应:算法与用户互动的视角[J]. 新闻大学,2020(2):102-118,123.

[24] 杨保军,李泓江. 论算法新闻中的主体关系[J]. 编辑之友,2019(8):5-11.

[25] 张岩松,孙少晶. 人—算法共生主体:计算新闻生产网络中的主体创新[J]. 编辑之友,2022(3):55-61.

[26] 鄧建国. 机器人新闻:原理、风险和影响[J]. 新闻记者,2016(9):10-17.

[27] 胡泳. 自动化到来后,新闻人的价值何在?[J]. 新闻记者,2018(10):43-46.

[28] 谢梦君,张燕. 智媒时代自动化新闻生产伦理的挑战与应对[J]. 青年记者,2021(21):39-40.

[29] 姚建华. 自动化新闻与新闻劳动的重构:技能变迁的视角[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06-114,170-171.

[30] 姚建华. 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人机联姻及其实现路径[J]. 当代传播,2021(1):41-45.

[31] 王辰瑶. 新闻,新问:如何超越传统新闻学的“职业”取向?[J]. 新闻与写作,2021(11):13-19.

[32] 姜华,张涛甫. 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及其未来走向[J]. 中国社会科学,2021(8):185-203,208.

[33] 白红义. 从技术创新到新闻创新:重塑新闻业的探索性框架[J]. 南京社会科学,2016(10):104-112.

[34] 王辰瑶,喻贤璐. 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J]. 新闻记者,2016(3):10-20.

[35] 肖鳕桐,方洁. 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20(11):99-118.

[36] 钱进,周俊. 论数据新闻对新闻职业文化的改造——以M媒体的数据新闻生产作为考察对象[J]. 新闻记者,2016(5):38-44.

[37] 常江. 生成新闻:自动化新闻时代编辑群体心态考察[J]. 编辑之友,2018(4):76-82.

[38] 何瑛,胡翼青. 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J]. 新闻记者,2017(8):28-35.

Humanistic News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Practical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WU Jie, XU Xiang-do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humanistic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rough three typical examples: aggreg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lgorithmic news, automated news collection and write, and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data news in the newsroom field, taking the complex game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ra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s users and algorithms, news reporters and writing robots, news editors and data news technology in the foreground, on the stage and backstage of news production are respectively embodied as "deep integration", "dynamic negotiation" and "relative division". These three different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s reveal and construct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humanistic values can be recognized, understood and practiced in different stages of news production. In this way they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xperience approach for the survival and persistence of humanistic news production at present.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ocus and reflection on the humanistic news production and the human technology relationship mode will help to anchor the value core and open up new practical possibilities for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news production; humanism; dynamic negotiation; deep integration; relative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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