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就业：传导路径与结构变化

张慧智，孙茹峰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一、引言

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13年起相继推出《“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等文件，致力于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塑造国家发展新优势与打造国际竞争力数字产业集群。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指出：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网络强国，牢助国家网络安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强劲推力。中国政府至今已经启动三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逐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2014-2016年期间共有120个城市入选为“宽带中国”示范点，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截至2022 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民规模达10.67 亿人，5G 基站总数达231万个。

以网络基础建设为引领的新基建将重塑中国经济结构，赋能经济内生增长，对投资、生产以及流通等领域产生影响。而各城市和行业面临以新型网络技术为主导的生产结构，需在发展理念、经营模式以及技术工艺上做出调整与适应。与此同时，城市各行业的就业者将面对由此带来的岗位竞争。一个重要且亟待解答的问题是：中国在持续推进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是否影响了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镇就业数据，相较于2021 年，2022 年城镇就业人口下降842 万人。虽然就业人口数量下降是由于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但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其中一环是否对就业人数造成了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摩尔定律的存在使信息通讯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进而出现对劳动力大规模替代现象。［1］也有文献认为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减少职业选择的不对称性，催生新业态，创造新岗位。［2］但现有文献并未充分回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就业水平间的关系。

目前，除了在理论上需要回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对城市就业水平造成影响之外，还有以下问题有待解决：如果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就业，那么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城市区位、规模、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普及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在中国网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严谨地回答上述问题对深入了解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揭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效应具有理论价值，进一步对发展新基建过程中解决好民生问题，保障居民就业与稳定宏观经济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其边际贡献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相结合，丰富了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效应内容，为全面了解“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效果以及影响提供依据。第二，分析了“宽带中国”战略对城市就业水平影响的理论机制，实证检验了劳动配置扭曲与创业活跃度两种传导途径的存在。第三，本文就该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地理区位、城市规模、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的差异性进行了检验。第四，进一步分析考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些探索和检验有助于在理论上拓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认识。

二、文献梳理

本文研究涉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影响及“宽带中国”战略城市试点的评估。因此，通过梳理与分析现有相关文献，将与本文研究目标相关的文献划分为如下两部分：

（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就业的研究进展

促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稳定经济发展与保障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自“十二五”规划中首次谈及就业优先战略以来，党中央便对如何深化就业战略内容与强化就业战略实施这一问题进行不断调整。如何改变就业现状促进就业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多数学者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工资水平、教育结构以及宏观政策等视角研究其与就业水平间的关系。［3-6］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已在多个领域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对各行各业也带来了较大冲击。多数学者也展开了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系列研究，但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对就业的影响并未得出一致结论。

一些文献认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城市就业水平提升，如Yang在对比2011-2014年美国州级数据后得出宽带覆盖范围扩大和性能提升能促进就业率的增加。［7］Federico 和Martin 基于微观企业与中观产业数据，证明了电子商务、ICT 等信息网络技术的渗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替代现象。［8］得出同样结论的还有Smaranda 基于欧洲七国面板数据的分析。［9］与上述专家不同，也有学者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影响持消极态度。Virgillito 认为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的进步会对城市就业带来负向影响，引发失业现象的发生。［10］Graetz和Michaels表示偏向性技术进步会替代低技能劳动者的生产性任务，造成技术性失业。［11］王俊和苏立君也指出互联网的普及会加剧去工业化问题，引致就业岗位的减少。［12］方建国和尹丽波认为技术变革所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动会在短期内引起就业总量减少。［13］

（二）“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评估的研究进展

自2014 年第一批“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推行以来，学者们对该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内容集中评估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效应。

经济效应层面：刘传明和马青山评估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该政策可以通过缓解资源错配、促进技术创新渠道增加城市全要素生产率。［14］曹跃群等基于效率性、异质性和空间性视角探讨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间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具有倒“U”型关系，同时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值在西部最高，东部最低。［15］张杰和付奎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发现政策实施可以通过产业聚集与结构优化效应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16］环境效应层面：李广昊和周小亮基于2005-2018 年城市面板数据，发现“宽带中国”战略政策通过使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型和居民生活线上化转型两种方式促进城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降低，该效果具有“厚积薄发”的特征。［17］牛子恒和崔宝玉同样以城市数据为样本，探析了“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发现该政策可以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技术创新能力降低城市大气污染。［18］同样，陈波等得出“宽带中国”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程度，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结论。［19］社会效应层面：胡浩然和宋颜群以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得出“宽带中国”战略能够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促进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化。［20］王进等从产生信息、交际以及就业效应三个层面解释农户贫困脆弱性，并认为“宽带中国”战略可以通过提升社会资本、增加互联网使用度有效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21］温永林和张阿城基于2005-2019 年城市面板数据，得出“宽带中国”战略政策可以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结论。［22］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关于影响就业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考虑研究视角与内容的差别，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间的关系，学者们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在有关“宽带中国”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评估中，学者们讨论了政策实施对大气污染、低碳发展、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城市创新等方面的影响。关于该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研究较少，而缺乏“宽带中国”政策对就业的传导路径研究。因此，本文利用城市面板数据，重点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及传导路径。此外，本文还细致分析了不同地理区位、城市规模、传统基础设施及互联网普及程度方面的政策差异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水平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就业问题本质上是信息的一种“匹配”与“搜寻”问题，即劳动力买方与卖方在就业市场上相互寻找合意者并完成匹配的一个过程。若就业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劳动力买卖双方便可达成“最优”匹配。但现实问题是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双方“最优匹配”难以实现，进而对城市就业水平造成不利影响。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本身是一种信息交流的媒介，就业者对于岗位寻找以及就业匹配的信息沟通均离不开网络基础设施的作用。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就业市场模式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通过促使各行业顺利开展数字化转型而产生大量的职业需求，深度拓展了市场就业岗位与领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应用为新兴商业模式的运作提供平台基础，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传统行业知识以数据形式进行储存、连接与整合，挖掘了新的市场就业领域。第三，网络基础设施在替代传统劳动力执行任务时也会衍生出更为复杂的知识密集型生产任务，且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发展本身就会产生数据分析、编程以及传感技术等生产性任务。网络基础设施的应用也提升了运作的生产效率，进而扩大了传统性任务生产规模，拉动尚未实现智能化产业的工作岗位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就业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配置扭曲”是相对于“有效配置”而言的，劳动力的有效配置是指就业市场上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进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而劳动力配置扭曲是偏离劳动力自由流动状态下，未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劳动力配置方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息流动，求职者可以依据市场上所释放的工资、岗位供需等信息实现劳动力在低工资与高工资区域间的流动，劳动力的有效流动缓解了区域内的劳动力配置扭曲问题，也减少了区域内的摩擦性失业。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催生出如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商业模式，使劳动者在不改变空间位置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该模式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通过提升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来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另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知识溢出效应，强化了城市劳动力间的交流与学习，通过带动城市劳动力技能提升而缩小与周边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进一步通过优化劳动力结构来提升城市就业水平。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进而促进城市就业。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网络基础设施为创业者突破时空约束、打破信息不对称提供了高效的对话平台与交易工具，极大便利了创业者在获取外部经济环境、地方政府政策以及市场变化方面的信息，进而降低了创业者在信息获取与搜集层面所付出的成本，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创业意愿，同时节约的成本可以敦促创业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技术、产品研发等能够增加企业利润来源的环节中。第二，依托网络基础设施为平台的创新技术可以有效吸纳市场中更多的资金供给方，通过拓展传统市场金融服务来缓解创业企业的资金约束问题。此外，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金融、智能顾问供应链金融的重要载体，可以通过改善资金错配、提升资金配置效率，有效地将市场金融资源转换为资金供给。第三，宽带网络覆盖面积扩大，信息传递效率的提升可以加快整合产、学、研部门信息，通过便捷式的互动交流也增强了创业者的机会感知能力，提高了创业者将所掌握的新知识、新技术与创业岗位的匹配程度，良性的互动交流也极大提高了市场上的创业氛围。

以创业带动就业已然成为我国现阶段发展促进就业的一项核心战略。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增加创业活跃度进而促进城市就业。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截至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遴选出120 个城市作为“宽带中国”示范点。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三批次示范点通知时所侧重的阶段性任务不同，发展目标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增强宽带网络提速、扩大宽带用户规模、推进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是三批次示范点通知的基本目标。示范点城市在面临全方位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时，其城市劳动力就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同时考虑不同城市获批“宽带中国”战略示范点时间不同，参考王锋和葛星研究，［23］本研究构建多期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

被解释变量laborit为城市就业水平；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城市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treati×timet表示“宽带中国”战略政策虚拟变量，用以表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冲击，其含义是城市在样本期间内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同时观测时间在入选当年及之后，取值为1，否则为0。系数β反映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是否影响了城市就业水平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城市就业水平：参考王锋和葛星的做法，用城市在岗职工平均人数的对数值表示。［23］

2.解释变量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好反映“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城市就业水平的直接影响，本文根据城市在不同时间入选“宽带中国”示范点为外生冲击构建虚拟变量。同时李宏和乔越认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当年“宽带中国”专项行动意见会在次年公布城市入选名单，致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效应存有滞后性。［24］因此，在个体层面上，若该城市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则赋予treati为1，否则为0；在时间层面上，对战略实施当年及之后的年份赋予timet为1，否则为0，两者的交互项构成了网络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发展水平与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水平发展相关。因此，参考齐秀琳和江求川研究选取控制变量。［25］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表示；公共预算支出：用地区公共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用地区总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值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值表示。同时参考李磊等和孙伟增的研究，选取控制变量。［26-27］人口规模：用城市年末常住总人口数表示；城市工资水平：用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示；消费水平：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表示；城镇化率：用城镇常驻人口与地区常驻人口之比表示。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实验，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发布的2010-2020 年城市在岗职工平均人数考察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宽带中国”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发布的2014-2016 年“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入选名单。关于城市发展与城市就业水平层面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就业水平的均值为3.516，标准差为0.842，这一城市就业水平值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所选择的测度方法和提取的样本是合理的。同时，城市就业水平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6.649与1.099，说明城市就业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均值为0.226，表明城市样本中有22.6%的城市入选为“宽带中国”战略示范点。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3 124）

五、计量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多期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由表2 中列（1）结果可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系数为正，在逐步加入城市发展水平层面与城市就业水平层面相关系列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035 5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相较于非“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而言，“宽带中国”城市建设可以增加城市就业水平，提升幅度为3.55%，说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就业效应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就业市场的信息流动，缓解了就业岗位资源匹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其先进的网络技术也有利于打破就业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壁垒，通过降低求职者线下沟通成本与需求，为潜在就业者提供了机会识别与资源获取等优势。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能够催生出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集合，进而催生出更多的新职业与新岗位，伴随着的结果是城市就业选择范围的提升与就业规模的增加。

表2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影响（N=3 124）

（二）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宽带中国”示范点建设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须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即控制组与对照组中的结果变量应在无政策干预时表现出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因此，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估计模型如下：

式（2）中didit为一组虚拟变量，即城市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赋值方式与解释变量选取中的描述相一致，βt表示交互项系数的大小，该值反映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第t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就业水平差异。同时考虑“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前3 年与后3 年处理数据较少，本文将政策实施的前3 年汇总到-3 期，将政策实施的后3 年汇总到3 期，同时以2014 年（即政策实施当年）为基期（t=0），图1报告了平行趋势的检验结果。

图1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由图1 结果可知：在2014 年之前，虚拟变量的系数值所在的置信区间均与0 有交点，表明βt在“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之前3年时间均不显著，在“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之后的3 年时间中，就业水平的系数出现了分叉，表明政策实施对城市就业水平带来了显著影响。进一步观测可以发现估计系数在政策实施当期便通过了检验，表明以“宽带中国”战略所推进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就业的影响效果在政策实施前几年最为明显。该结果也表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结果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三）时间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时间差异引起的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就业程度差异，本文运用时间安慰剂检验法，将“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前1年和前2年的数据分别以treat×time-1与treat×time-2来表示，同时纳入回归模型（1）中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的列（1）与列（2），显示政策实施前1 年和前2 年的变量系数均不显著，即城市就业水平效应并非是由于政策实施的时间差异所引起。

表3 时间安慰剂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会对城市就业水平带来正向效应。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核心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又从异常值敏感性检验、剔除直辖市、政策排他性及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四个维度再次检验“宽带中国”战略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

1.异常值敏感性检验

考虑原始数据中存在部分数据厚尾性现象，为排除极端值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参考王锋等的做法，对全部原始连续数据进行1%与5%的双侧缩尾处理后对式（1）再次回归，［23］回归结果如表3列（3）和列（4）所示。城市就业水平系数分别为0.033 7 与0.018 8，且在1%与10%水平下显著，表明剔除极端值后，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2.剔除直辖市

鉴于直辖市城市属性及行政等级的特殊性，相比于其他城市而言，直辖市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吸引力层面都有较大优势，为避免其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北京、上海、重庆与天津四个直辖市样本，对式（1）再次回归。表3列（5）估计结果系数为0.032 3，t值为2.53，再次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倾向得分匹配

“宽带中国”政策分批次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使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间在网络化水平及就业资源间存在差异性。因此，为了加强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间的样本可比性，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对式（1）进一步分析，以缓解选择偏误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选取一系列控制变量为协变量，根据所得到的倾向得分，按照1∶1近邻匹配法将对照组样本和实验组样本进行逐年匹配，匹配结果见表4。匹配后各变量标准化偏差绝对值在10%以内，P值大于0.05，说明匹配效果较好，最后利用匹配后的样本对基准结果再次估计（见表5），结果显示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后，“宽带中国”战略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依然成立。

表4 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5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稳健性检验结果（N=3 124）

4.政策排他性

为避免样本期间内其他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产生影响，造成“宽带中国”政策实施影响的偏误。本文借鉴纪祥裕和顾乃华的做法，进一步控制智慧城市与国家创新城市试点政策，［28］在基准回归中加入该政策的虚拟变量（当年入选后为1，否则为0）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 列（1）、列（2）所示，控制两种政策后，“宽带中国”示范点建设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依旧显著。

（五）影响机制检验

1.劳动力配置扭曲效应检验

以提升互联网水平、加速数字信息传播为目标的“宽带中国”战略可以缓解就业市场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信息搜寻及迁移成本，消除城市劳动力流动的现实障碍，实现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所引起的产业聚集效应不仅可以扩大区域劳动力规模，增强区域劳动力竞争，竞争机制使生产效率低的劳动者不断迁移至周边区域，周边生产效率高的劳动者不断流入聚集区域，进而提高了劳动力配置效率。因此，本文围绕“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进而促进城市就业水平提升的影响机制研究。参考张慧智和孙茹峰的做法，［29］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ait表示劳动力配置扭曲，la×treati×timet表示劳动力配置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为β3。劳动力配置扭曲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的做法，用劳动力配置扭曲指数表示。［30］计算劳动力配置扭曲指数中的产出以城市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折旧率按照国内文献一般做法取值为9.6%，资本投入量参考张军等的做法，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度。［31］通过对模型（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 列（2）所示，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劳动力配置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能够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进而促进城市就业水平提升。

表6 劳动力配置与创业活跃度效应的检验结果（N=3 124）

2.城市创业活跃度效应检验

一方面，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可以通过高效的数据传输与信息匹配能力打破地理局限，实现创业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拓展城市创业市场边界，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水平提升能力。另一方面，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信贷资金错配与运行效率低下问题，通过缓解创业市场的融资约束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因此，将围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而提升就业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trpit表示城市创业活跃度，借鉴叶文平等的做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开系统为数据源的启信宝数据库中得到城市层面私营企业新建数目，进一步以城市劳动人口为标准化基数得到创业活跃度。［32］通过对式（4）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能够增强创业活跃度进而促进城市就业水平提升。

（六）异质性检验

城市区位、城市规模、传统基建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上具有较为明显区别，“宽带中国”战略政策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差别。基于此，下文将逐步对城市区位、城市规模、传统基建差异及互联网普及程度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探讨。

1.城市区位异质性

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人口分布等特征基础来看，均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因此区位条件差异可能会对“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的城市就业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基于此，将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城市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城市的“宽带中国”示范点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就业水平，其影响效果为东部最优、西部次之、中部最后。相较于中西部城市，东部城市凭借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优越的资源禀赋以及充裕的财政支持，有利于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宽带中国”示范点建设的就业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显著；西部城市在“一带一路”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下同样推动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2.城市规模异质性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参照《2020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将城市样本划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市，其中大城市主要包括一线（新一线）与二线城市，中等城市包含三线城市，小城市主要以四、五线城市为主。相较于与小城市而言，“宽带中国”对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中的就业提升效果更明显。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大城市互联网的配套设施更为完善、成熟，城市居民的网络意识相对超前，“宽带中国”政策的实施更容易在该环境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并加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就业水平的赋能效应。对于小城市而言，互联网发展起步阶段较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足，很难较快发挥“宽带中国”政策的红利效应，因此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水平的正向影响较小（见表7）。

表7 城市区位与城市规模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8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网普及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3.传统基础设施异质性

依靠网络技术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水平上取决于城市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而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在修建时也带来了就业规模的增加，同时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地区更容易打破内陆与沿海间的空间限制，［33］加速资源流动效率的提升及资源规模的聚集，更易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赋能效应。鉴于此，参考刘传明和马青山的做法，按照城市道路面积均值，将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划分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两组样本进行检验，［14］检验结果显示完善度高或完善度低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后均能促进城市就业水平，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度高的城市更易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赋能效应。

4.互联网普及程度异质性

基于互联网普及率视角，借鉴程明望和张家平的做法，采用互联网使用人数与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为互联网普及指数，［34］同时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实施之前（2014）的数据为样本，按照中位数法将样本数据分为高普及样本与低普及样本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高、低互联网普及城市的“宽带中国”示范点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就业水平，其影响效果为高互联网普及城市大于低互联网普及城市。

六、拓展研究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城市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那么“宽带中国”战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如何？从产业间视角来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产业部门间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水平的差异性，加快了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水平。第一、第二产业中，网络技术与智能技术的使用可以改变农业、低技术制造业等传统部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在我国，网络技术对第三产业的渗透率明显高于第一、第二产业，而服务业目前也正经历着产业内部的创新与完善，同时网络技术将催生大量新型服务产业。因此，从产业间视角来看，劳动力将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从“产业内”视角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具有高效低损的生产特征，能够与网络技术、智能技术形成互补，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与传统工业的交叉融合，进一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表现为高技术劳动力在制造业行业所占比重不断提升，高技术生产任务同时也逐渐实现扩容增产，这一扩产也将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并催生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不断转移至高技术部门。据此，本文将基于产业视角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构建如下检验模型：

被解释变量Empit为就业结构，分为“产业间”就业结构与“产业内”就业结构。“产业内”就业结构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用高技能与中低级能的劳动力比值加以表征。高技能劳动力包括拥有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文化程度，低技能劳动力为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中技能劳动力为高中和大学专科文化程度。“产业间”就业结构参考郭东杰等做法，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城市总就业人数之比，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之比两种方式进行表征。［35］μi为城市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treati×timet表示“宽带中国”战略的虚拟变量；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表9的列（1）至列（3）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结构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产业内”与“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升级，使就业人口由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间流动。同时，为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列（4）至列（6）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替换后的解释变量表征方式与稳健性中的一致。

表9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内”与“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影响（N=3 124）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研究样本，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实验，考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效应及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及传导路径，进一步揭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整体来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相比于非“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而言，“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入选可以提高就业水平3.55%。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时间安慰剂、异常值敏感、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与政策排他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城市区位、城市规模、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城市和大城市的促进效果强于中、西部及中小规模城市，在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城市，其网络基础设施促进就业的效果强于普及程度低、传统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的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就业水平的正向影响存在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和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两种作用路径，且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方式促进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效应大于城市就业活跃度的促就业效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具体表现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就业人口由低技术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流动，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

（二）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城市就业水平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效果不可忽视。我国可根据“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建设经验，不断推进宽带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其对社会效应特别是就业水平的驱动，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助力“数字强国”建设与居民就业保障。因此，加快筹建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打造智能化产业集群、支持试点城市及网络平台赋能城市就业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就业需要把握的基本方向。

第二，鉴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效应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为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发展，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需要重视不同城市的特质性差异，制定有倾斜的就业政策，提升中、西部地区对于东部地区的产业承接能力，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普及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特别是发挥以网络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在改善区域不平衡方面的普惠性优势，提升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的数字化技能，使劳动者充分掌握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及创业机会。

第三，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及矫正劳动力配置扭曲在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时代的就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不断推进城市宽带网络升级，拓大城市宽带网络覆盖面，充分利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及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积极作用，为城市就业提供有利的网络化与信息化条件。

第四，促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数字化在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的赋能影响，特别是加快推动农业、医疗等行业的新模式与新业态的发展，进一步增加城市就业岗位，拓宽城市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