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时期艺术与科学研究实践对延安精神的理解

许瑞生

在中共中央延安时期，除军事和政治优秀精英云集外，也有一批在延河边以艺术服务大众、以科学精神奉献延安生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和工作态度在延安实践，留下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在此升华。研究延安时期艺术和科学界的优秀人物，将加深对党百年艰苦卓绝历程和延安精神的理解。

一、从珠江河畔到延河的艺术家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沟举行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是延安政治文化重大事件之一。毛泽东强调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总方针，由此在延安产生了一批影响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再一次阐述社会主义时期中国艺术创作的方向，强调文艺服务大众歌颂新时代的新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和导向。

杨家沟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旧址是现场考察学习的教学点。面对桥儿沟特殊的历史建筑，联想起在这里学习教学的两位来自珠江口的艺术家冼星海和古元的延安岁月。来自海边的两位年轻人共同之处是刚到延安喝小米粥是无味的，后来是香的。我理解是他们洋为中用创造的艺术作品以人民为中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具艺术感染力，所以感觉是“香”的。

1939年冼星海与夫人钱韵玲（钱亦石之女）一起抵达延安后，迎来音乐创作的高潮：创作了两部交响乐、多部大合唱和三百多首抗战歌曲。冼星海在延安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注重高层次的抗战文化，强调音乐创作要“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自己自觉制订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从不习惯开会慢慢地理解了开会解决问题的审慎态度，开会，大家发表意见，从不同争论到最后又相同。

1939年3月31日，冼星海完成具有永恒世界影响力的《黄河大合唱》创作，将中国特色、传统文化融入西方音乐曲式中。冼星海自己总结：“河边对唱”是用民歌方式写的山西音调；“黄河之水天上来”利用三弦伴奏表达的歌词是中国音乐的首创。

1940年3月21日，冼星海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到武汉后，常见到陕北公学、抗大招生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要打听延安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写信时是冼星海到延安一年后的春天，他充满感情地写道：“我住的地方是一条小溪流入一条河的山沟边，春天冰雪融化了，河水浓重地磅礴地向东奔流。在柳树枝头抹着苔绿的包围里，礼堂——从前是个教堂——的双塔尖插入明秀的天空，引起异国的回忆。”[1]

冼星海出生于珠江口的船上，自幼丧父，母亲在澳门、新加坡做佣工维持家计。在新加坡，母亲在养正中学当洗衣工，而在养正中学读书的冼星海，因学业优秀与十几名同学被选中回到广州岭南大学附中读书。他参加学校乐队并成为主力，熟悉小提琴并吹奏独箫，又担任乐队指挥。冼星海后赴北京、上海均得到中山籍名师萧友梅校长帮助，后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在广州赴巴黎准备音乐学习时，得到同为澳门成长的老师岭南才女冼玉清教授赞助；在巴黎困苦潦倒时得到马思聪帮助介绍自己导师并免去学费。《人民歌手冼星海》一书收录了马思聪1946年撰写的纪念冼星海的文章，回忆在巴黎到冼星海居住的简陋窄逼的住所，拉琴需要把身子伸出天窗外面，半个身子在外对着“上帝”拉琴。文章结尾马思聪深情地写道：“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都跟随你所示范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从你习得必胜的秘诀，那就是你所具有的所向无敌的坚韧。”[2]

至1935年秋天，7年之后回到上海见到仍然在做家佣的慈母。1937年积极参加救亡文化运动，来自底层困苦的生活奠定了冼星海要为劳苦大众而歌的音乐追求。

图1：冼星海首次指挥公演《黄河大合唱》演出的地点，中央党校大礼堂

图2：冼星海在东山窑洞所描写的桥儿沟教堂，1934年落成

1940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到，在法国冬天冷得没有办法，就到马路跑步取暖，现在则在温暖的窑洞埋头作曲。开始不习惯的是喝小米粥，“我也吃了小米饭，这饭不好吃，看起来金黄可爱，像炒饭，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开始感觉有点苦，后来有点甜味。“参加开垦种地，身体得到锻炼，吃小米饭也香了。”[3]冼星海领悟了艰苦奋斗的要领，以解放思想的政治态度向传统中国文化学习并洋为中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作品。

1940年5月13日， 冼星海与袁牧之一起出发赴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作曲配音，开始使用化名“黄训”。12月通过阿拉木图转机抵达莫斯科。在苏联音乐家座谈会上应众邀请弹奏《黄河大合唱》，获得高度评价。1942年9月，德军围袭莫斯科，在当局安排下，赴阿拉木图隐蔽。

1945年10月30日晚12时，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骨灰盒陈放在莫斯科郊外顿斯科伊古礼堂，骨灰盒上用俄文写下：“中国作曲家 爱国主义者 共产党员黄训”。1945年11月14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追悼会。1946年10月，从莫斯科运回冼星海的遗作，其中有一部《民族解放交响曲》，始作于1935年，最后完成于莫斯科。他的一生为中国民族新音乐道路奋斗到最后一刻。1983年冼星海骨灰由专机从莫斯科运回北京，先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85年11月28日，冼星海女儿护送父亲骨灰乘火车至广州；次日，冼星海骨灰安葬在新落成的星海园。

图3：冼星海离开延安后，钱韵玲从东山搬至桥儿沟教堂后面的鲁艺内居住

巧合的是来自珠江口的绘画艺术学子古元，父亲早年漂洋过海到南美洲巴拿马谋生后回到家乡。古元出生于珠江口唐家湾那州村，1932年就读广州省立广雅中学。当时，古元学习了绘画艺术，水彩画技巧在中学时代已经比较熟练。抗战初，时任代课老师的古元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参军。1938年秋，19岁的古元赴延安，以学生身份到鲁艺。鲁艺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最具有历史影响的，古元是其中之一。1939年进入鲁艺美术系第三期学习，从鲁艺仅有的四本美术图书中，欣赏到鲁迅先生编辑《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集》作品，受到视觉和精神冲击。鉴于绘画材料的局限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激励古元自制工具，开始创作木刻，8年中产生200多幅作品。

1982年4月，古元的回忆文章《摇篮》一文写道：“1940年夏天，我来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村，在乡政府担任文书工作。下乡之前，我是个青年学生，先在陕北公学学习政治，后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我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革命的文艺观，立志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4]《牛群》《羊群》《锄草》《家园》四幅版画，老百姓高度评价：“这条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放羊娃要带上一条麻袋，母牛在山上下羔，装进麻袋里背回来。”后来古元又创作了《离婚诉》，得到老乡肯定，但对于木刻表现方法不理解：“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古元再重新刻了一幅，改变刻法，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刻来表现物体，画面明快。改革开放后，古元培养的学生徐冰教授写道：“看他木刻中不过两寸大小的人物，就像读鲁迅精辟的文字，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5]古元参加了1942年5月的杨家沟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尽管在重庆展出作品时徐悲鸿大为赞叹，但他说自己的木刻作品是挂在老百姓的炕头上的。同样，古元刚到延安鲁艺时每日三餐都是小米饭，每星期可吃一两次柔肉面，这对来自海边吃米饭和鱼的年轻人需要较长时间适应。

回顾两位南方珠江口青年的延安经历，在革命时代用艺术为武器，在黄土高坡上鼓舞教育广大民众，鼓舞青年走向战场，取得民族救亡的最后胜利。他们的艺术源于生活，对大众民主平等的人生价值取向发挥启迪作用。他们的艺术，成为延安音乐形象和视觉符号，影响力长久深入人心。80年前他们已经探索出中西文化融合的艺术创作道路，这是真正响应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艺为大众服务，为时代而歌，所以小米粥喝起来是甜的，小米饭吃起来是香的。

二、森林调查报告与南泥湾大生产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南泥湾开垦与乐天宇的调查密切相关，而实际上调查目的除解决经济问题，还包括森林调查改善农业气候环境的问题。完整的报告一直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2012年《北京农业大学学报》才公开刊载。

乐天宇为湖南宁远人，1921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1925年毕业至抵延安前长期从事农学工作。他曾赴太行山采集植物标本，其中1935年5月16日在太行山黑松岭采集的松柏科马尾松和白松是主模式标本。1938年在河南大学农学院担任教授，1939年奔赴延安。

乐天宇以边区省份调查主持人，花了一个月准备，用47天进行森林调查。调查团由6人组成，包括两位来自自然科学研究院的采集员曹达和郝笑天。调查报告将陕甘宁边区划分为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和曲西七大林区。在调查报告中与南泥湾开垦有关的是“林垦工作”一节。在第一期林垦地一览表中，针对五个林区的荒地评价、使用荒地面积、农业环境、现有户数、可移户数、每里可容纳户数、耕作种类、林内气候和详细地址等九方面进行评估，五处荒地川道名是阳沟、槐庄川、南泥洼川、八张凹和塔石川，“九源区·南泥·洼川”评价结果在农业环境的子因素水利、土质和地质均是甚佳，也是最好的选择。[6]时李富春为财政工作领导，向朱徳汇报，朱徳又向毛泽东汇报。乐天宇又陪同朱徳等到现场考察，终于选择了南泥的川湾，也改称南泥湾。

实际上这份80年前的“调查报告”中，非常超前地使用森林改善农业环境条件、农林系统发展、农林制度设计和机构建设，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科学和具开创性。但后人研究甚少，实际上对延安地区生态历史、经济作物的培育、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1941年乐天宇任延安自然科学院设立的生物系系主任，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林务局长。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中，以乐天宇为采集者的植物标本589份，大部分是陕西省采集的，有10多份注明1944年采集。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收藏有两份特别珍贵的陕西植物标本：一是“角茴香”，说明标签注明“1941年采，No.5605，产地陕甘盆地”。采集记录标签也是完整的，采集地为洛河川之孟家湾，分布延河、洛河流域，采集者为生物采集团，鉴定者为徐纬英，下面注明植物分区分类为“陕甘盆地植物”；另一份植物标本是“榆树”，采集说明记录与上述标本相同，采集时间也是1941年7月，普遍分布于盆地。在采集记录标签用途栏写着：“木材优良，树皮供胶用。”鉴定者徐纬英，两份标本采集记录标签使用的是马兰纸。

中国植物标本馆藏陕西植物标本显示：从1941年至1944年均是围绕陕甘盆地进行植物采集活动，大部分标本没有采集确切的时间，但有共同点，采集分区写着：“陕甘盆地。”明显是乐天宇在延安岁月与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年轻师生共同采集的，其中初步鉴定者徐纬英是当时生物系的教师。徐纬英是江苏金坛人，1935年考入金陵大学植物系，学习林木遗传育种学。1940年至1946年，她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任教。南泥湾开垦她又投身于植物调查，将科学研究成果贡献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参加1940年森林调查和若干植物标本采集的，还有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副主任曹达。曹达是河北人，曾在北平中国大学求学，1938年进入延安，后来也参加《陕甘宁盆地植物志》的调查和编写。

乐天宇、徐纬英两位植物学家1957年出版了多年撰写的植物著作《陕甘宁盆地植物志》。该书出版前，书稿曾在《解放日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随后才整理成书出版。书中对延甘宁盆地的气候环境进行详细分析，特别有意义的是1938年和1941年的降水量，土壤分布及冲刷的状况进行准确的分析，对植物进行概括：“就树种来说，山杨、白桦、辽东栎等在区域分布颇广，为优势树种，而油松纯林于干生的侧柏纯林尚有残存的（经过人为的摧残）。林内的攀缘植物、附生植物愈北愈倾愈少。”书中还将盆地区域林区划为七分区。

在序中，乐天宇写道：1938年开始采集植物标本，采集了标本200多份，共得20多种。1940年春，陕甘宁边区组织森林考察团，共采集植物标本2000多份，共得300种。参加的包括郝笑天、曹达、林山、江心、王清华等。1941年在南泥湾开发考察中，采集标本100多份。同年夏，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及延安生物研究所联合进行陕甘宁盆地西南部的植物采集工作，共采集标本2000份，共得204种。参加者有杜芳、郝笑天、曹达等。1942年夏、秋和1944年夏，乐天宇和徐纬英参加采集植物标本8000多份（包括重复）。1946年夏进行初步记载和鉴定。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在延安大学自然研究院支持下，乐天宇携带重要标本500份，爬山越岭运至太行山，1949年这些标本运到了北京。

图4：乐天宇和徐纬英合著《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中关于陕甘宁盆地的森林分布图。1940年调查时有4万平方公里森林

1953年乐天宇除得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各专家支持进一步鉴定外，请求中山大学陈焕镛教授支持，学校派出陈少卿、侯宽昭等专家对部分标本做出鉴别。[7]

目前，这批植物标本均收藏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院标本馆，沉睡于库房。陕甘宁边区植物标本是延安注重调查研究精神实践的结果，是延安精神的见证者，关联延安时期科学研究建设边区，植物标本作为文化遗产活化，见证延安精神，将继续激励后代延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三、自力更生的延安红色建筑师

杨作材虽然是就读武汉大学法律系，但为延安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建筑设计和建设。他也许是拥有国家重点文物建筑名誉最多的建筑师。

杨作材出生于江西九江，祖父经营“杨荣猷漆匠铺”，1921年杨作材的父亲接管祖业并扩大为“杨荣猷营造厂”，民国时期庐山图书馆就是营造厂负责的工程。在家庭的影响下，杨作材学习了建筑设计和营造技术。1932年杨作材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1936年利用暑假考察日本，购回大量日本出版的建筑书籍。1938年杨作材抵达延安， 1939年5月1日，进入延安自然科学院筹备组负责基建工作。

第一个工程是生产马兰纸的晒纸房和纸浆池，开始建筑生涯。[8]1939年冬天，设计李家塔礼堂和300孔窑洞。其后又设计枣园礼堂。

1941年春，杨作材设计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楼，在一张图纸绘制了平面、立面和剖面，也包括重要节点。杨作材一直住在工地，边施工边设计。二、三层的天桥是在现场根据地形临时加建的，二楼天桥对着警卫排的住房，三层对着毛泽东的住处。建筑材料取自现场，石头采自现场山上。

人才缺乏和建筑材料的局限，需要杨作材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从设计、监工，到建材选择、购买，都要自己承担。

在杨家沟，杨作材还设计了十三孔窑洞，分析了半圆形和椭圆半形窑洞的优缺点，半圆形窑洞抗压性好，椭圆形的采光条件好，毛泽东、朱徳、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就住在这些窑洞里，在窑洞靠近山体一面设计了防空洞。

1941年冬，杨家沟一座容纳三百人的砖木礼堂不小心被烧毁。第三天李富春找来杨作材，要求马上设计，在烧掉的小礼堂原址建造一座大礼堂。杨作材回忆：“我把平面图、正立面图、侧面图和剖面图都画在一张大图纸上，订在我的办公桌上，供大家参阅。至于细部图，则是仍照老办法在施工现场临时画给工人们参看，或在木板上放个正式样子。”[9]延安可以制作大梁的木材缺乏，杨作材使用大石拱，自力更生制作一架土滑车进行施工装吊。舞台设计征求鲁艺的意见，符合演出要求。台口上方使用椭圆拱，为舞台的宽度提供最大限度。唯一西洋柱式爱奥尼是杨作材参考美国一本大学教科书而设计的。

图6：杨作材设计的枣园中共中央行政办公室遗址

图7：杨作材设计的枣园窑洞

在大礼堂侧面，平卧着一黑色大理石装饰的“说明牌”，介绍延安时期这位自力更生的红色建筑师。今天，人们可以在延安革命文化遗址缅怀这位谦逊的艺术和科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