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时间批判与数字资本权力的消解

薛天天

我们常常听到现代人说“没有时间”，并在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反思中表达自己的感受。人们“没有时间”就会去“赶时间”，这似乎表明人们的生命时间被精细切割和处置。生命政治学将之描述为人的生命被规训，福柯明确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定位在18—19 世纪，并认为，“‘时间’被导入了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和刑罚体系……权力通过管理时间从而控制时间的全部使用方式”。[1](p92)这种理论创见有助于激活马克思的时间批判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由于“马克思把不同的经济组织模式解释为不同的时间的经济，因而马克思把时间看作是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根本范畴”。[2](p47)关于经济组织模式，马克思有言，“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p537)通常，学界只是将之看作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典论述，而忽略了其时间批判视角。这同样是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命的自由时间的描述，换言之，时间是马克思用来表征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键概念。问题是，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式判定为“异化社会”，而资本被马克思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p707)在资本权力的作用下，时间反而引导人们走上了通向奴役之路，变成规训生命、引发生命深度异化的管控机制，这成为马克思时间批判的重要课题。

一、时间商品化的主客观内蕴

传统哲学专注于在超越“流俗时间”的意义上挖掘时间的先验特质。基础存在论指认了此在与时间的源始实践关系，“在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中都有‘时间因素’出现……但此在先于一切专题研究就已经‘计算时间’……它领先于所有适合于规定时间的测量用具的使用”。[5](p457)彼时，现代启蒙理性并未启动，人们恪守四时更替的自然法则，秉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存在本意，“把固定的生活程式理解为存在者存在的合法性理由”。[6](p229)概言之，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即是人们生活的源始境域。问题是，虽然海德格尔着重阐释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时间，反对人们对于时间的物性理解，但是，这种对时间问题的理解失却了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维度。事实上，现代人的计时观念和计时方式依靠的正是海氏所贬抑的钟表、日历之类的用具。人们还是得回到“流俗时间”中，去破解生命时间的秘密。马克思则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3](p520)“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p525)基于这种存在论的转变，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资本权力介入时间导致了时间商品化的发生，它“意味着时间进入作为每一种商品本质属性的‘双重存在’状态。作为生命的时间，作为生命绵延之体验内容（substance）的时间，与纯粹的、‘无形持续’的、可分离的时间维度携手同行”。[7](p132-133)这就把理解时间问题的前提置于对商品本质的探究，具体来说，时间商品化的发生需要勘察商品形式普遍化的社会的客观形成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主观性特征。

古典经济学发现，资产阶级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以现代大工业生产为基础构建了一种事物化的和客观化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关系。马克思找到的切入点是商品的普遍化。他认为，商品基于价值形式能够展示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作为一种物用性表现为使用价值，作为一种社会中介关系表现为价值。价值的获得必须通过交换来实现，即通过其他商品的一定量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交换遵循等价原则，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等同将是一个第三者的等同，即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意义上的等同。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等同是价值形式上的等同，而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商品是决不能等同的，因此，商品必须拥有一个价格，换言之，在商品自由流通的社会中，价值以价格的形式存在。这就是马克思描述的商品在“一般—个别”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即作为一个商品，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8](p79)换言之，基于价值形式的商品之间能够实现自由交换，进一步能够实现价值关系的普遍化，或直接说，商品普遍化。这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市场中“见物不见人”，即在普遍化的价值形式的支配下，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了物象化。马克思的追问是为什么商品的价值表现遮蔽了劳动所显示的真实的社会关系。我们知道，商品的具体生产由抽象劳动所支配，商品随之发生从质性向物性的转化，对商品的计量由此成为可能。马克思说，“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8](p51)这里的关键是，一旦劳动被时间所计量，时间就具备了商品的性质，而时间问题被资本主义社会转译为价值形式问题。由此，“时间就是金钱”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它告诉我们两个基本实情，一是，时间像货币一样，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努力追求和妄图支配的稀缺资源，二是，时间就像货币一样，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换和买卖，人们可以通过时间来占有货币，也可以通过货币来购置时间。那么，时间商品化所交换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重点发生转移，商品流通的公式“W-G-W”转化为资本总公式“G-W-G′”，货币由此成为交换的目标和客体，价值的无限增殖成为资本运动的唯一目的。这里的问题是，G-G′发生了价值增殖，那么这部分剩余价值从何而来？由于G-W与W-G的过程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因此，寻找剩余价值必须超出交换形式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出发。只有在那里，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才从生产要素剥离出来与作为物的因素的生产资料相对立而存在。劳动力也才被理解为是作为时间单位而存在的具体商品。这样，时间商品化就与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指出，在G-W 中隐含着货币价值变化的秘密，那就是货币占有者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8](p195)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之所以说货币占有者是幸运的，是因为封建的、行会的经营方式被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所拆解，市民社会打破了神圣形象的威权，产生了拥有双重身份的现代“经济人”——劳动者。一方面，它是个自由人，它拥有“神圣的”私有权利，能够自主支配自身的生命时间，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无产者”，它一无所有，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出卖自己的生命时间。作为自由人，它在市场上碰到了同样作为自由人的货币占有者，作为“无产者”，它在市场上幸运地碰到了作为“有产者”的货币占有者。在第一个意义上，它获得现代法律赋予的虚假平等，在第二个意义上，它的生命时间实质上从属于资本权力。结果就是，在观念中，货币与劳动时间实行等价交换，在现实中，货币支配劳动时间。时间被货币所支配的原因在于劳动力作为一般商品能够被等价交换。作为特殊商品，劳动者并未放弃自己对于劳动力的所有权，它出卖的只是一定时间的权力。但吊诡的一幕是，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8](p349)在这种所谓的纸面意义上的等价形式下，资本家获得了对劳动力的全面支配，理由是，既然劳动力作为一种能够进行买卖的自由商品，那么，它获得商品就同时获得了关于这个商品的全部，而由于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被凝结在商品中，那么，它卖出商品就同时卖出了这个商品的劳动时间。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家玩弄的诡计，劳动力商品化与时间商品化一体两面，时间作为商品能够被资本自由买卖，劳动实质上从属于资本。由于后者追求无限的自身增殖，它势必会将这种无限运动的秘密隐藏在劳动时间背后，而以现代社会所赋予的法律形式将对劳动时间的支配合法化，这体现在现代工厂制度中即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工作日”制度。

二、作为规训与惩罚的“工作日—时间表”

按照马克思批判的工艺史，从工场手工业进入机器大工业，人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凭靠天然力进行生产到凭借机器体系进行生产，劳动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他们对于气候和土壤拥有生命般的内在体认，是依寓于土地生活的“麦田守望者”，而进入工业社会，他们彻底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控制权，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中，成为一个寄居于工厂空间中的现代“工人”。马克思在谈到工人与机器的关系时说，工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8](p486)卢卡奇则进一步指明，“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9](p154)既然现代工厂基于时间问题建立起了商品化空间，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就是时间斗争问题。对时间的控制，特别是对他人时间的控制就成为了工厂斗争的焦点。因此，破解问题的关键就落在了对“工作日—时间表”的理解上。

在马克思看来，工作日是一个可变量，由于其长度变化与资本利润正相关，由此，最大范围延长工作日就成为资本活动的主要手段。那么，工作日长短的标准是什么呢？芒福德赋予时钟的发明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它标示了客观化的时间，从而为工业资本确立了生产规范化和产品标准化的参照物。时钟的发明使得时间表的制定成为可能，福柯考证说，时间表的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10](p169)从修道会传播而来，很快出现在工厂中。马克思为我们例示了19 世纪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下的时间表，仅以典型论，在壁纸工厂中，“生产的旺季是从10月初到第二年4月底。在这段时间内，劳动往往从早晨6 时一直持续到晚上10 时，甚至到深夜，中间几乎没有休息。”[8](p286)不难看出，对于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家来说，工作日的简单算法“就是一昼夜24 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8](p305)基于等价交换原则，资本根本不去考虑劳动者到底能够出让给资本家多少时间，也无暇关心后者的意愿。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关系。焦点转移到了时间的“剩余”问题。资本家们就发现，工作日的极限延长虽然带来了剩余价值的增量，但同时也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而且，想实现成熟劳动力的迅速补偿会增大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结果就是，工人的身体界限逼迫资本不得不为工作日确立一个正常的时间规范。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工人们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历史从积极的意义上表现为法的形式的确立，从消极的意义上则表现为工人受资本权力规训的进程。从前一个方面来说，“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8](p312)“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工作日的正常长度以工厂法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标志着自从14世纪以来贯穿19世纪的工作日斗争进入了全新历史分野。从后一个方面来说，工人承认了工作日的法的形式，同时就确证了其生命时间受到了资本权力的规训。因为，法的形式加固了以纪律规训为主导的现代工厂制度，其核心要素是将时间纪律的观念内化为人们的生活惯性，使人们在无反思的情况下按照这种被重新修改过的时间生活。换言之，在法的形式的掩盖下，人们被灌输了一种资本化的时间观念。其在工厂制度的重要表现即是工厂主们发明的换班制度，即资本主义生产为了保持固定资本的持续使用，采用的一种24 小时的工作日安排。之后还为其补充了夜班和倒班制。换班制度的滥用使得工人们的日常作息长期处于一种混乱的、颠倒的、不正常的状态，更为恶劣的后果是，它使得工人的生命时间二分化为劳动时间与补充劳动力的时间，除此之外，工人没有任何其他的“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8](p306)可见，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并不能阻挡资本家们支付工人们10 小时工资但却支配劳动力12 小时甚至更多。究其根本，在于现代工厂制定了兼具“规训与惩罚”作用的纪律机制。

作为一种规训机制，工厂纪律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制定一份合理合法的时间表，同时将价值的生产归结为时间性的生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时间规范的刚性机制。正如马克思所说，“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8](p326)资本家使用“时钟—时间表”来规定劳动的具体细节，不允许任何游弋时间表之外的活动。他们坚信，“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时间表就是用于消除这种危险的。而纪律则安排了一种积极的机制”。[10](p174)时间纪律强调时间被强化榨取的原则，它引导工人们以全身心的付出投入时间表所规定的每一个劳动细节。一句话，劳动时间禁止任何游惰行为。这样，时间表在工人们不断的重复性劳动中被强化，单位时间的概念和感觉随之被工人所接受。不难看出，资本化时间本质上是一种同一性的法则，它是一种秩序化的力量，能够对劳动力进行精准测算和规训。换句话说，“劳动时间的耗费被转化为一种时间规范，它不仅抽象于而且超越并规定个体的行动……时间的耗费也从行动的结果被转化为一种对行动的规范性尺度。”[11](p248-249)就是说，工厂的时间纪律使时间成为绝对尺度用以测定劳动耗费。任何一种劳动都由时间所规训，时间已然失去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凝固为一个可测定的抽象时间并主宰着工作日的实行。

作为一种惩罚机制，工厂纪律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是制定一份只适用于工厂内部的罚金制度，同时将罚金数额的大小归结为其偏离时间规范的多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罚金纪律看作是时间规范的一种弹性补偿机制。马克思指出，工厂制度拥有类似兵营式的纪律。简单来说，即是“绝对服从”，从反面来说，则是“不服从，即受罚”。按照这种规定，监督劳动制度被确立起来，工人们被区分为劳工和监工，而“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8](p488-489)这对工人来说是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也更能直观感受的问题。由资本化时间所支配的工资决定了劳动力的正常代谢，一旦工资部分被剥夺，将造成一种不同于暴力形式的震慑，它意味着生命体的再生产将受到直接破坏，更糟糕的是，若劳动力的补偿出现问题，一方面，它的生命时间将受到侵扰，它必须用更大的强度或是延长工作日的方法来保持工资的平衡，另一方面，即便它已经采用上述方法去补充工资量，但罚金簿已经成为它的黑暗印记，受处罚意味着它有可能再次破坏劳动的时间规范，这可能影响它是否能顺利地再次进入劳动过程中。一言蔽之，罚金制度从一种消极机制的意义上证实，工人受时间所支配意味着它将接受时间纪律的考核，时间经济学将成为工人们规避惩罚的必修课。

三、数字资本权力的生命时间管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对机器大工业社会图景的观察和透视将时间批判把握为一个资本权力规训劳动时间，显现为工作日制度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的分析启示我们，劳动时间与生命时间的对立是现代人最基本的时间意识。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分析的样本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工厂，其刻画的残酷时间表也永久停留在了19 世纪，而当资本主义走向当代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资本对人们的时间剥削将会得到有效控制，如现代互联网公司的弹性上下班制度就是例证之一。这种判断至多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即资本客观上创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现实技术世界。事实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的生命时间并没有得到相应释放，相反，它还有可能加速丧失。罗萨发现，现代社会的技术加速一方面“解放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因此对于同等数量的行为和体验来说，有更多的时间可供支配，因而可以去期待更慢的行为速度、更长的中间休息和行为之间较少的相互重叠”，[12](p155)另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快是对时间资源的紧缺的反应：用于一个单个的行为（或体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12](p156)人们也许会将这种同步出现的时间加速现状误认为技术本身蕴涵剥削本性。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只有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或者说技术与资本的融合，才会发生作为死劳动的机器统治作为活劳动的人、工人的生命时间从属于机器的生产时间的现象。按照这种理解，数字资本应用数字技术对人们的生命时间进行管控才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真实内涵。在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从工厂空间进入了虚拟的数字平台。随之，基于因特网、人工智能等发展起来的数字技术占据了主导地位，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原料品。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发生转变，传统产业中的一般物质劳动者转变为一般的数字劳动者，并且都成为了一般的数字用户，产业资本家也拥有了数字资本家的身份。

数字平台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市场秩序，“平台比互联网公司或科技公司要优越许多，因为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操作，无论数字交互发生在哪里。数字平台产生并依赖‘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13](p51)不难发现，数字平台打破了原有地理时空对生产的限制，将人们的现实生产生活的行为场景转化为数据，能够实现对数字劳动者生命时间的最大化占有。具体来说，数字劳动者越是长时间进行网络浏览等数字化活动，就越是为数字平台提供原始基础数据。数字资本家将数字技术与大数据紧密结合，前者在处理数据方面具有传统技术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它不但能够高速地将现实世界的各种事件转译为数字符码，迅速实现信息传递，还能够高效地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拣和清洗，充分挖掘数据价值。由此，数字劳动者提供的原始数据随之转变为数据商品。由此，在数字劳动者与数字资本家之间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相互关系，即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实质上却是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进行剥削。概括来说，数字资本有以下两种基本的获利方式，一是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提供充分的市场咨询服务，即通过精准的数据搜集和分析，预测市场上的最佳销售商品和投资行业，由此，在资本流通的“惊险的跳跃”中，数据商品占有者极大地避免了被摔坏的可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数字平台“投资”，它们通过进一步挖掘数据的价值指导数据商品的再生产，并将二次处理的数据产品卖给第三方公司从而更加有效地指导企业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形成一条完整的数字资本产业链。二是在数字平台上为各类企业和商户定向进行商品推送服务。即通过大数据的集成式计算，准确地推断出一般数字用户的兴趣爱好与消费倾向，引导其进行再次消费，进而培养其消费习惯，从而实现利润的增加。数字资本在数字平台的操作具有强大的“复制—粘贴”功能，它默认了其计算出的数字用户的消费惯性，从而一再推动数字用户们产生消费认同，例如，当人们进行网上购物且高频次地浏览某一类商品时，再次进入该平台就会发现它充斥着同类或是近似商品的推送。这样，数字资本的盈利在数字用户的消费端制造了两个基本命题，其一，“我消费故我在”，其二，“我在故我继续消费”。数字资本就是这样占有数字用户的所有交易数据和个人信息，甚至精确到一个点击和滑动这样标准化的互联网动作。反过来说，数字用户的任何数字化行为又构成了数字平台上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进行剥削的关键证据。

一般数据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重构了社会的现实运作方式。斯蒂格勒指出：“自动化和网络化的记忆留存的数字形式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而它已经对社会进行了重新组织。”[14](p33)可以说，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为基础的新型资本主义。数字资本家们就是凭此建立了庞大的数据流通和数据积累的体系，最终形成了数字寡头和数字工厂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劳动者被称为“网奴”和“数字佃农”。这是一个进步的悖论，人们正是在对抗现实世界中生命时间被压缩的情状时才进入虚拟世界，而虚拟世界却造成了人们无处可逃的时空境况。数字资本家并不会因此同情一般数字劳动者的数字化境遇，相反，为了牢牢占据平台主导权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会通过数字平台制定隐私条款、用户协议等契约性文件来推广自身的数据产品，而一般数字劳动者只能在平台的规则下进行数字劳动，更明目张胆的剥削在于，数字劳动者仅仅拥有数字平台的数据使用权，但他分明将自己的私人数据提交给了数字资本家，其产生的数据链被实时监控，直至形成数据档案和数据标签，而数字资本家并不需要随时在场，数字平台确立了一种缺场的时间支配关系，数字资本家只需隐匿在数据的终端，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免费劳役。相较之下，马克思所谓的传统工厂的时间权力制度更依赖资本家的在场监督。可以说，是数字劳动者亲自将自身的控制权递交给了数字资本家，但是他又不具有与数字公司之间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即人们不是作为个体参与到平台的时空关系中，“我们物理空间的肉身并不直接与我们在平台空间中的用户身份产生关联，我们可以将平台空间的主体称为‘虚体’”。[15](p1-11+111)在数字平台中生存的虚体不再依凭具体的身体，而是转化为数据，数据交换关系就是虚体的交往关系。在这种数字平台的交换关系中，资本积累已经从传统的地理时空走向了数字时空，在这种双重时空的扩张中，数字资本几乎能够垄断人们的公共时空，而被提供给普通数字用户的数据必然是有限的，不对称的相互关系造成了这样的现实后果，即数字资本在数字平台上指向哪里，数字用户们就能够去到哪里，数字资本能够指多远，数字用户们就能够在数字平台上走多远。这就是为什么数字用户能够感觉到自身需求24 小时被过问与满足，从而获得了虚假的自由时间。看来，即便人们以放弃生物性存在为代价，转化为虚体进入数字平台，仍然没有获得他的自由的生命时间。人们的生命时间仍然囿于数字资本的支配。

四、消解数字资本权力的路径与中国式方案

数字资本权力对生命时间的驯服似乎道出了一个生活实情，那就是，既然时间的资本化成为人们对现代社会的核心体验，那么，人们的生活时间是否还有剩余？人们是否还有机会重获自身的生命时间？答案是肯定的。马克思告诉我们“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6](p204)资本主义现实的历史发展即是操持资本权力为现代生命制造时间困境，用资本逻辑的幻象代替历史演化的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权力的目的即是让人们相信，时间的资本化乃是社会进步的终极表现，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看到“历史终结”后的“千年王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时间批判将开显为一条消解数字资本权力之路。

数字资本权力与人们的生命时间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结构和内在“互动”关系。数字资本权力试图最大化压缩人们的生命时间从而全面接管人们现代生活的行为，这反而为人们重获生命时间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向度看，资本权力的生成和发展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客观抽象，而数字资本权力是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进化的基本形象。鉴于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资本权力的时间管控是一种人们毋须担忧的现代性事实，它虽然造成人们受制于“异化”时间的窘境，但它同样内含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它将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再一次发挥颠覆性的力量，使现存的“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17](p403)对于这种观点来说，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资本权力的扩张速度还是太慢了。显然，这是一种对数字资本权力的隐蔽辩护。它用数字资本的客观发展掩盖了数字资本权力的生命时间管控。用客观的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替换了“异化”的数字资本与生命时间之间的关系。对此，一种反对观点是，人们之所以会进入数字资本权力制造的时间困境，正是因为人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制造的科学、技术、进步等现代性观念，挣脱数字资本权力的钳制需要人们废弃这种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想象，回到资本权力尚未启动之前的时空中。它认为，人们毋须对工业社会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感到可惜，后者也不过是人类深度功利性的一种表现，倘若沉溺其中，人们将永困于“生产之镜”中无法逃脱。这并非危言耸听，韩炳哲认为，时至今日“整个地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景监狱。没有所谓的‘监狱之外’……如今的监视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以侵犯自由为目的。与此相反，人们自愿地将自己交付给全景监视”。[18](p84-85)为此，韩炳哲希望人们能够破除数字技术的摆置，回到前数字社会中，在那里，社会的时空流动性未如当下数字社会这般无序开启。不难看出，这种对数字资本权力的解读试图经由生产力的批判将人类社会推入历史的虚空的做法本身带有一定的虚妄性。现实是，人们还是需要在数字平台进行数字劳动，以免与现实世界疏离。当然，它可以想象人们选择放弃进入数字平台做免费的劳役用以抵抗数字资本的规训，但是，这又存在同时放弃现代高度发达的技术生活的危险。

事实上，数字资本权力与人们生命时间之间的“悖论性”结构从未否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其不可逆性。问题的爆破点在于数字资本权力同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人们生命时间的管控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消解数字资本权力的生命时间管控又被歪曲地理解为找到与数字资本权力发展相和谐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一旦找到了与数字资本权力相协调的发展步调，就能够与后者的驯服保持一定的间距，并在这种适当的间距中寻觅到相对的时空平衡，敞开数字化的生产生活空间。罗萨明确指认，“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新的主体形式，而结果则是人类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抛入世界的方式产生转变了，而且人类在世界当中移动与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产生了转变。当然，这本身无所谓好坏。这只是一种发展现状，一种社会哲学至今完全忽略的发展现状。”[19](p63-64)拉合尔·耶齐同样表达了类似看法，在她的理论建构中，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克服异化并不意味着回到一个自我与世界的尚未分化的同一性状态，原初我们也是一种关系：适应关系”。[20](p1)在这种理论模式中，数字资本权力与人们生命时间的内在“悖论性”关系将再一次被转换，他们号召人们去承认数字资本社会的合理性，尝试从中构建一种人与数字资本权力的共在协调模式，这将使得数字资本权力的消解转换为数字社会发展的主体建构问题，而这种“和谐论”中的所谓全新主体的兴趣点并不在于拒斥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管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时间批判则开启了不同于二者的生产关系批判。在马克思时间批判的论域中，数字资本主义为我们超越其发展阶段锻造了颠覆性的物质基础和革命的新武器，即数字无产阶级，它不仅指称数字平台上的数字劳动者，还包括处于这一数字平台系统中的传统的物质劳动者。作为数字时代的革命主体，数字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抵抗数字资本和数字平台的测算和控制，它坚信“不论某些行动者能对他人实施多么广泛的控制，弱者总是具有使用某些资源来抵抗强者的能力，控制辩证法表明了能动性与权力之间的逻辑关系。一个不再有任何选择的行动者也就不再是行动者”。[7](p63)既然不能回避和无视数字平台的算法时空，那就充分发掘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生态是，数字资本依赖平台中数字劳动产生的海量数据以获利，同样，数字用户们也需要平台上的数字互动用以满足其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这样，内嵌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抗问题就生长为数字平台的领导权问题。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敏锐地把握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左派必须建立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又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21](p357)这都是基于数字平台已经显示出了其社会的物质超越性，或用齐泽克的话说，“数字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具有共产主义性”。[22](p352)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并不像资产阶级所设想的那样始终遵循经济决定论和线性的历史进步论逻辑，也不像数字资本主义所说的那样，数字社会已经消弭了阶级之分，变为开放的共享网络体系。这两种说法无非就是将生产关系问题兑换为数字技术的发展问题，其核心目的仍是维护基于私有制的数字资本权力和数字资本主义文明。事实上，数字平台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即它呈现出两种发展的势头，或者仍然发展为一个资本权力决定的更为复杂庞大的数字平台系统，进而继续产生各种变形的剥削，制造权利的不平等，掩盖阶级矛盾和文明的冲突。或者发展成一个由数字无产阶级创造和控制的互联网，而“基于公有的互联网将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媒介，它不同于企业互联网是由社会生产和私人拥有的，前者是共同生产、再生产和共同控制的”。[23](p346)那么，数字平台能够超越其资本主义属性和阶段发展为公有的共产主义系统吗？答案是肯定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数字中国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对此作了初步回答。

数字中国依托制度优势推动新时代大数据的共建和共享。“当代网络系统的发展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经济活动反应，它同样需要政治的干预。”[24](p49)不同于数字资本主义对数据和平台的私有化，数字中国的发展则是“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发展主战场，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环境”，[25]“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26]并且将平台的建设拓展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领域，如“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7](p34)“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27](p45)等，从地理空间上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从而更好地实现平台惠民、数字利民，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数字化建设和改革的成果。在具体的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数字中国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7](p30)在国际交往层面，数字中国依托数字贸易的发展推动构建共商共赢的数字世界新格局。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苦难，而基于数字贸易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能够有效地助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建设，进而深度地参与数字世界的产业与合作，在一种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中抵抗数字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中，数字中国的建设向现代世界演示了消解资本权力、驯服资本逻辑的具体可能性，它无疑构成了人们超越和消解资本权力制造的时间异化幻象通向共产主义的重要环节，同样，它也在马克思时间批判的视域中提示了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全新走向。